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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软力量”(Soft Power)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逐渐突出，世界主要大国日益重视本国软力量的发展和运用。尤其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超级大国正在加大利用其“软力量”对别国和世界事务施加影响的力度。国际政治领域中也由此出现了“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信息霸权”(Information Hegemony)、“制度霸权”(System Hegemony)等名词，或统称为“软霸权”。对于美国为何在冷战后日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美国“软力量”的主要内容有哪些，美国的“软霸权”实质又是什么，本文在此作一初探。
一、“软力量”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国家力量，泛指一国拥有的全部力量的综合，包括硬力量(物质力)和软力量(精神力)。其中，硬力量的强弱与占有资源数量和能力有关，它包括地理环境、人口、能源状况、经济规模、科技水平、军事能力等等。软力量则指一国的民族和社会凝聚力、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传播力，以及制订、推行和控制国际规则与机制的能力。[约瑟夫·奈认为软力量(Soft Power)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三个方面(参阅Joseph S.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 BasicBooks,1990)]。在国家力量中，软力量与硬力量是相辅相成的：一定的硬力量是软力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软力量的强弱又会影响硬力量作用的发挥，两种力量形式都反映了通过影响和控制他国的行为以达到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标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两极体制的崩溃，军事力量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有所下降，各国更加重视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尤其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除了确保其在经济、军事领域的超强地位外，也开始逐渐强调其软力量的作用，即开始在全球倡导美式的民主自由体制、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美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曾在《外交》上发表的《美国的信息优势》一文中指出：“美国……更微妙的比较优势是包括文化、民主政体、自由市场吸引力和信息优势等等的软力量”，[1](P.20)美国必须调整防务和对外政策，以充分发挥这种优势。美国前总统布什早在1992年9月公布的《美国复兴日程》计划中就提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的联
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2]
美国日益重视在对外事务中发挥软力量的作用，原因有两点：
首先，硬力量的发挥逐渐受到限制。随着20世纪70年代第4次技术革命即新技术革命的展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军事领域中，各国更加重视质量建军和武器的高科技化，以“零和博弈”(Zero—Sum)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观发生改变，军事实力的较量不再是国际竞争与对抗的制高点，由军事强国进而成为世界强国的传统路子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在经济方面，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强化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国与国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利益的共同点在增多、扩大。此外，近些年一些全球性问题如人口剧增、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等也日渐突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猖獗，跨国犯罪日益严重，也引起各国重视。正是基于国际社会的这些现实状况，美国为保持其“一超”地位，主导建立它所期望的世界新秩序，在确保其军事、经济优势的同时，更加强调其政治经济模式、文化体系等软性优势。
其次，软力量确有不容小视的影响力。软力量作为一种依靠吸引力、传播力而不是依靠强制力在国际事务中达到预想结果的能力，与军事等硬性的“命令式力量”形成鲜明对照。加强软力量建设，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整合内部关系来增强本国凝聚力及公民对自身文化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另一方面又使国家能够利用自身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来影响、左右其他国家，使别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或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这不失为一种利用“非暴力的”“文明的”方式取得和维护霸权的途径。在美国人看来，霸权不仅仅是展示和运用金钱、市场规模和武力，更是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力量的综合运用，其中自然包括“使一个民族受到赞美和尊重的无形的东西”。约瑟夫·奈曾这样写到：“美国应利用自己庞大的软力量工具，把观念、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投射出去”[3](P.39)，在以军事、经济力量压服人的同时，也要用自己的说法去让人信服、心服。
二、美国“软力量”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外运用
“软力量”概念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它们显示出一个国家(民族)的现有状况和发展潜力，而如何运用这些“力量”则显示出一国对内对外的政策倾向，具体到美国，我们选取其软力量中的三个方面来进行介绍，并逐一分析它们是如何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发挥作用的：
(一)世界理念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早期移民大多是欧洲各国的清教徒，他们认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天赋使命”。他们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经常以“拯救国家”自居，有着将这一“年轻”、“纯洁”的国度的“圣光”射向仍处于“黑暗之中的荒蛮之地”的理想。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的最高希望，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有义务为其他国家树立“民主自由”的榜样，向全世界传播代表优秀美利坚民族精神的“美国模式”。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使得美国人很重视个人的自由、平等，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民主和人权等等。这些思想渗透到对外政策中则表现为极力推崇自己的文化价值传统。伴随着美国的日益强大，利益的日益全球化，这些思想理念的外倾性也越来越明显，形成了所谓的“强权政治”和“霸权扩张”。从1921年的门罗主义到1946年的杜鲁门主义，可以看出美国对外扩张的历史轨迹。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决策者认为，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战胜了在政治上实行极权主义，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立志在全世界维护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使其成为“改造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标准”。为此，美国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与策略。1992年，克林顿总统在布什“超越遏制战略”的基础上加入了经济方面的内容，发展为“扩展战略”，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巩固业已实行市场制的民主国家的合作与团结；大力支持正在建立市场制民主国家的新生力量，主要指俄罗斯、中东欧国家等；从外交、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孤立对市场民主制持敌对态度的国家；对天灾人祸最深重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促其发展市场民主体制。1994年7月，美国发表《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指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扩大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并遏制对“美及其盟国的利益的一系列威胁”的基础之上的。此报告还提出了美国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三个主要途径，即“保持强大防务力量，开辟国外市场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促进国外民主”。[4](P.248)1997年5月，克林顿政府又制定了面向新世纪的“塑造—反应—准备”战略，力求使国际战略环境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使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机遇期”尽可能地延长。1998年年底，即科索沃战争之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提到：为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与有关国家达成协议。我们必须创造先例，让全世界聚集在民主主义、开放的市场、法律与和平的秩序的周围。
冷战后，美国的政界在不断充实着这些世界理念，学术界也涌现出许多宣扬西方文明包括西方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的理论。如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将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从而宣告“历史的终结”。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则阐述了冷战后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西方文明的内在对抗者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暗示要保证西方文明的持续昌盛发展，就必须警惕其他文明的崛起。科索沃战争前后出笼的“克林顿主义”、“新干涉主义”及包含其中的“民主繁荣论”(美国在1994年的《参与和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西方或美国式的)“民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对美国具有地理战略意义的国家里越牢固地扎下根，我们就可能越安全，我们的人民就可能越富裕”，这就是所谓的“民主繁荣论”。)和“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间较少以暴力方式解决相互间的争端，所谓“民主、宽容和尊重人权”的大同世界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所有国家都应朝着这个方向推进“民主化”进程，并且认为美式的民主政体是最好的。)则宣扬可以“为在世界范围内停止民族清洗而进行人道主义”，认为扩展民主无国界，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能以主权来掩盖其暴行，“如果冲突和难民、犯罪和恐怖主义任意越过国界，那么任何国家都不会安全，任何繁荣都不会稳固”。[5](P.12)因此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侵害人权的行为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为了贯彻这些思想理念，美国在近几年的实践中注意加强与民主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打压“不服管教”的其它国家，坚持推进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强化美日安全同盟，着手TMD和NMD计划，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军事打击，这可以说是“新干涉主义”的一次典型实践。打击的前提就是南斯拉夫不服从美国安排下的世界秩序，拒不接受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政治经济运行模式，而打击的目的就是在“大棒”的压力下迫使对方接受其“胡萝卜”，身不由己地走向美国引导的民主轨道。在打击民族分离主义的行动中，美国也完全以意识形态划线，欢迎和鼓励俄国的车臣分离主义者、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分离活动，南斯拉夫的各种分离势力，而对西方文明范围内的分离主义则予以坚决谴责，如反对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闹独立。
(二)大众文化与传媒
美国的大众文化主要体现在美国的产品和传播媒介中，其中渗透着美国人坚定乐观的个人主义思想、崇尚平等自由的竞争意识、相信通过勤奋努力终能成功的美国式梦想，当然也有着强烈的唯我独尊的优越意识和输出倾向。美国的决策者历来认为，美国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通过对外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使美国的文化成为世界的“主流文化”，美国就能在任何时候比任何国家更加强大，就能建立由美国的价值观念支配的国际政治秩序，从而使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确，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日益有限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现代战争无法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侵略”、“价值观渗透”不失为一种超越障碍对他国进行影响的强大工具。
为在社会文化市场上推销自己，美国在对发展中国家筑起文化壁垒的同时，大力开拓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在各种贸易谈判中，美国总是要以“贸易自由”为由，千方百计迫使他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开放文化市场。据1998年《华盛顿邮报》题为《美国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的文章介绍，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包括电影、音乐、电视节目、书籍和电脑软件等。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各地的新市场向美国开放，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额由此上升了近94%，还不包括盗版的部分。1999年11月，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双边协议，其中就规定中方向美方放开音像、电影等文化市场。[6](P.20)美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就随着这些大众文化的传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其他国家的人们。当你吃着麦当劳，用着Crest牙膏，看着NBA的比赛和好莱坞的新片，你能说你与美国文化毫无瓜葛?美语正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语言，而接受一种语言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化思想，你能不承认这一点?你可能是个民族主义者，会举出美式东西在一些国家遭到严厉抵制的例子，但你周围美式东西的存在本身就是美国文化无孔不入仍有市场的证据。
美国的大众媒体(情报、杂志、电台、电视、因特网等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视听产品)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不断扩大和强化着美国文化在全世界传播的范围和力度。目前传播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80—90%的新闻是由美等西方国家垄断的。日本新闻协会研究所1985年曾发表一项对亚洲14个国家29家主要报纸的“国际报道”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国际新闻的主要提供者是西方信源，其中美联社占22.6%，路透社占21.9%，法新社占9.3%，合众国际社占8.6%，四大通讯社占了60%以上，而各报的“本报讯”总计只有21.2%。[7](P.254)美国新闻署早在80年代就已在128个国家设立了211个新闻处和2000个宣传活动点，在83个国家建立了图书馆；VOA每天以48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拥有几亿听众；《读者文摘》以19种语言48种国际版本在100多个国家发行；美国还控制了世界上75%的电视节目，其电影产量虽然仅占世界的67%，却占去了世界电影放映时间的50%以上[8](P.14)，INTERNET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把全世界连接起来，美国的网络信息已遍及全球……媒体在抢占左右公众舆论的“战斗”中，不仅迎合、强化美国的价值观念，还能起到政府所起不到的作用。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舆论轰炸总是先于军事轰炸。仅以科索沃战争为例：早在科索沃危机时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等就对科索沃的民族问题进行倾向性的报道，给西方公众的印象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倍受塞族当局的歧视和迫害，阿族解放军是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奋起反抗的。因此，北约援助阿族解放军，轰炸南联盟，就是捍卫民主人权，就是人道的、正义的。及至北约开战，西方媒体更是开足了马力，除了炫耀北约的胜利外，还拍摄下许多阿族人迁离家园的悲惨照片，录制大批难民涌入邻国的节目，在南联盟上空用飞机大批量丢撒传单，短时期内的确迷惑了大众，为北约轰炸这个“集权的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最后堡垒”赢得了舆论支持。
(三)制度霸权
美国一贯重视在国际上制订有形或无形的法律法规，确立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力图操纵现存的国际组织。美国按其国内认可的一套系统的规则为其它国家制订行为规范，并向其它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力求它们遵循这些行为规范。[9](P.39)由此形成的“制度霸权”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的运行机制、所循规则、赏罚措施等等都为制订者提供了一定的“特权”。如美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曾多次运用否决权以利于实现自己的目的。50年代曾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朝鲜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的决议，并以联合国的名义派出了由美、英、法、土、加、澳等15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在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指挥下，开赴朝鲜帮助南朝鲜作战。自80年代起，美国开始拖欠联合国会费，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联合国财库匮乏，美国把缴纳会费与联合国改革联系起来，企图以“资金”来压制联合国使其服从美国的意志。进入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也日趋强硬，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都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展开武装行动。联合国被“架空”的危险倾向已引起各国关注，而21世纪联合国能否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为绝大多数国家谋取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联合国能否不受美国的控制，又能制止美国的强权行为。
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国也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来干预他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及金融政策的制定。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位设置、运行规则等都有利于美国。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其资金来源由各成员国认缴，认缴份额与投票权挂钩，美国所缴份额最大，这就决定于美国在基金组织各类活动中的投票权也最多。这样一来，美国就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基金组织的贷款活动，把经济关系与政治改革挂钩。在苏联解体前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进行经济援助时就不断提出政治条件：如1991年6月6日在北约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克就援苏问题代表西方国家提出苏联建立市场经济、建立自由选举社会、放弃对革命斗争的坚持、允许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等的五项政治要求。[10](P.14)8·19事件后，西方国家又摆出援助姿态，准备构筑所谓“现代马歇尔计划”，条件包括政治生活民主化，引进西方市场机制等。1997年，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随后波及日本、韩国等，美国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向泰国、韩国提供贷款时就附加泰、韩两国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条件，要求它们进一步开放市场，实行自由化政策等。美等西方国家在对贫穷国家进行援助或减免其债务时，也不忘要求其依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来进行国内改革，受援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急需资金或实在无法还债，只好接受西方国家的要求。美式的“制度霸权”不断证明实力强大的国家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只消晓之以利害，严格“按程序办事”，就可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还通过左右WTO，推动贸易自由化等，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化自由贸易体系，保证美国的资本畅通无阻。WTO监督执行的乌拉圭协议中的政策大都对美国经济有利，如该协议在对电脑和电话设备进行全球性降低关税的同时，加强了对电脑软件和其他高技术产品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美国打开别国市场和发挥竞争优势。
由于美国在国际组织中处于主导地位，拥有一定规则制定权，它必然会为自己谋利益，维护对其有利的规则制度。其他国家虽不满美国的做法，却又难有大作为，因为要加强他们与美国抗衡的力量，需改变现存的规则制度，而目前能否改变那些规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美国说了算。这种矛盾的情况可用一个简单的图示表示如下：
三、美国软力量的局限性
真正意义上强大的国家，其硬力量和软力量都该是强大的，富有感召力的。利用硬力量强行对它国施加影响如军事入侵或对其实行军事制裁，会付出高昂的军事、经济代价，还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影响本国国际声誉。而利用软力量则可以潜移默化地来感染他国，在不露声色中确立起使他国以己为榜样来发展的政治导向能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软力量生效缓慢，需长期经营，而时间一长，国内、国际环境变数增多，会削弱软力量的实际效力。尤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国在借鉴外国的同时也开始注意自身民族特性的保持与强化，对外来文化的抵触心理增强。这些都表明，软力量在国家力量中所起的作用虽日益重要，但实际操作中会受到很多限制。因此，美国要利用软力量主导、称霸世界必然会遇到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美国实施全球干预，必然会影响软力量的发挥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总体运行态势良好。1999年，美国的GDP达到9256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总量到28%(同期英、法、德、韩GDP为1.4695、1.4334、2.1066、0.4067万亿美元)。[11]到2000年4月份，经济持续增长109个月，打破了20世纪60年代持续增长106个月(1961.2—1969.12)的记录。虽然从去年下半年起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今年发生的9·11事件又对其国内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综合其国内状况来看，经济也不致大幅衰退，自此一蹶不振。况且美国的军事力量仍是无以匹敌的。但是让一个人口2亿多的国家去管全球60多亿人的事情，必然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它在对外行动中除了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外，也不忽视多边主义的可利用之处，要求盟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协助”。这一方面反映了其他国家及国际组织作用的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无法独自顺利行事。就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美国密切注意着被视为2015年之前的潜在对手的中、俄两国的情况；煞费苦心地与盟国维持着以团结为主又不失争斗的关系；时刻关心着“胡作非为”国家的内政外交；现在又要进行一场“反恐怖主义”的长期战争。此外，四方会谈需要美国的参与，巴以和谈少不了美国政要的身影，后院拉美的稳定与否与美国息息相关，非洲国家的天灾人祸美国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美国的触角几乎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谁让这是个有着“全球利益”的国家呢。美国东奔西突，充当着维持世界秩序的警察的角色，而偌大世界只有一个警察，“维持秩序”的个中滋味恐怕也只有美国一家最清楚：索马里维和行动的失败；驻非洲使馆的被炸；日本、菲律宾等国要求美军撤离其国度的游行；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改选中的接连落选；最近国内又惨遭恐怖主义的袭击……美国对世界事务表现出的过分“热心”，不但分散了自己的实力，还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与警惕。美国势力所及之处，正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和抵制。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也很严重：暴力枪击事件接连发生，种族歧视依旧严重，犯罪率高居不下……这都使普通百姓的人身安全难以得到保证，9·11恐怖事件更使得人心惶惶。而2000年美国大选中总统难产的闹剧还让国内外人士对这个自我标榜为“民主”“自由”国家的民主自由程度认识深刻，所有这些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着美国的吸引力、感召力。
(二)各国民族意识增强，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软力量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深入人心，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大量出现，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深化、扩展，各国开始强调本国的“综合安全”，这就涉及保护本国的文化安全、舆论安全等，使本国在文化精神领域不受外来文化干扰、控制和同化，能够保持本国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保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民族性和独特性。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软力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硬力量的合法性、吸引力和号召力。“如果一国能使它的权力在别人眼中是合法的，它的愿望就较少遇到抵抗；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有吸引力的，他人就会自动追随；如果一个国家能建立与它的内部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它就没必要改变自己；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支持一个国际制度，其他国家均愿意通过这个体制来协调他们的活动，它就没有必要使用代价高昂的硬权力。”[12](P.356)相反，一个在文化发展上缺乏贡献能力和创新精神，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民族，它在政治上一般也处于依附和追随地位。总之，二流的民族精神不可能创造出一流的政治大国。惟有保持本国文化的民族特性，才有可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近些年来各国的文化意识日益复苏，而美国大肆向他国推广美式文化的行为，更是引起他国民族特性的强烈反弹。这样的例子既发生在民主价值观与美国相近的西方国家内(如加拿大因担心美国的文化兼并，竭力反对1998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尽管此协定对加拿大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也发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之中，包括实行民主体制的新加坡，它在推行了二十多年英语教育后，掀起了讲华语运动，而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越南、古巴等捍卫自己文化价值体系的意向更加强烈，在阿拉伯地区兴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奉行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更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世界各国民族意识的增强，有力地打击了美国利用软力量“软化”“西化”他国的气焰。
综上所述，美国为维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在“文明”“合法”的外衣下由软力量形成的“软霸权”与凭借军事等硬力量推行的扩张政策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在坚决抵制美国软霸权的同时更应注重捍卫、弘扬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加强自身的软硬力量建设，来有效地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综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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