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FDI对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_中国制造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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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伴随着各国服务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和跨国性服务业企业(如沃尔玛、思科系统公司等)的迅速崛起，全球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趋势已然成型。《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2011年间全球FDI流向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在多数年份内均高于制造业部门；特别是2008年，服务业直接吸收的外资总额高达11300亿美元，高出制造业约1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在服务业内部，交通运输、通信和金融等生产性服务部门吸收的外资总额也呈逐年增加趋势。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正逐渐成为全球FDI流入的重点领域。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流入国内的生产者服务业FDI由2005年的125.5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443.8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7.1％；生产者服务业FDI占全部FDI流入量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20.8％上升到2012年的39.73％。生产者服务业FDI在全球和中国的快速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日益广泛的关注。其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是生产者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服务业FDI能否像制造业FDI那样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进而促进东道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

       一、文献回顾

       自MacDougall(1960)首次提出“FDI技术溢出”概念以来，国外学者对FDI技术溢出问题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如Wang和Blomstr

m，1992；Feldman和Florida，1994；Blomstr

m和Kokko，1998；Fosfuri et al.，2001；Javorcik，2004；等等)。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一般或制造业FDI的，专门研究生产者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相对而言还比较少。Markusen(1989)基于比较静态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服务贸易开放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认为服务业FDI的自由化可以通过提高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而对东道国技术进步产生促进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Amiti和Wei(2005)对美国制造业的研究、Francois和Woerz(2008)对OECD国家的研究均发现，服务贸易开放或服务产业的跨国转移有助于提高东道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利用产业(Fernandes，2007)或企业(Javorcik和Li，2008；Fernandes和Paunov，2012)层面的数据，也都证明了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生产者服务业FDI与国内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刘艳(2011)基于Romer(1990)所提出的品种增长模型和1983～2008年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者服务业FDI的存量或流量均与国内制造业技术进步率(TFP)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韩德超(2011)利用2000～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上述文献均以索洛余值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张如庆等(2014)则运用Malmquist指数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生产者服务业FDI的进入有助于国内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相对于技术进步效应而言，技术效率效应更为明显。

       可见，目前关于生产者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者服务业FDI与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关系方面，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其一，采用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考察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国内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其二，考虑到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在面临FDI技术溢出时可能存在“技术门槛差异”，本文将制造业分为技术密集型和非技术密集型两大类，以考察生产者服务业FDI对两类行业创新能力的不同影响。

       二、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分析

       生产者服务业FDI可以像制造业FDI一样对东道国(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刘艳，2011；王新华，2007)；但由于服务业本身固有的不可交易性和边界性等特性，使得服务业FDI进入东道国市场所面临的限制要多于制造业FDI(杨仁发和刘纯彬，2012)。鉴于此，本部分试图把前期文献关于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渠道①的研究成果与生产者服务业FDI的独有个性有机联系起来，探讨生产者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

       一是竞争效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生产者服务业起步较晚，发展尚不成熟，尤其是相当多的生产性服务仍内化在制造业企业中(张如庆，2012)。在此背景下，来自发达国家的生产者服务业FDI有助于提升国内生产性服务的品质，降低生产性服务的价格，提高国内生产者服务行业的竞争强度(刘艳，2011)。本土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和内化在制造业中的生产性服务部门迫于外来竞争压力，将不得不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并通过为制造业提供性价比更高、种类更多的生产性服务而获得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此种作用机制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节约向外寻求生产性服务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Raff和Ruhr，2001)，从而可以腾出更多资金和人力投向内部研发部门，并最终带动制造业整体创新水平的提高。

       二是示范效应。在国外生产者服务业进入之前，由于缺乏相应的信息和技术支持，以及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本土生产者服务业或部门可能不愿意增加创新投入(杨仁发和刘纯彬，2012)。而当生产者服务业FDI进入之后，一方面外资企业的成功经验为本土生产者服务业或部门提供了创新活动的示范路径；另一方面，本土生产者服务业或部门在与外资企业交流中可以学习到有关产品创新的前沿信息以及先进的组织管理模式(汪俊，2010)。此种技术外溢有利于降低本土企业对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并在积极模仿中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更好地发挥本土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性作用，尤其是内化在制造业中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带动整体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增加。

       三是协同定位效应。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生产者服务业FDI和制造业FDI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两者在空间分布上的相互追随或集聚为技术创新和技术溢出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黄莉芳等，2011)。这主要表现在，由于前期信息不对称和服务转换成本的存在，生产者服务业FDI出于投资收益的考虑，通常在进入东道国时偏向于寻求制造业FDI的原有客户，通过追随下游制造业FDI流向东道国(Raff和Ruhr，2001；杨仁发和刘纯彬，2012)。当相关支撑性生产者服务业FDI成功进入东道国市场后，与制造业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制造业FDI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自身竞争力，吸引母国其他制造业FDI继续流入(张如庆，2012)。此时，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来自制造业FDI。

       四是产业关联效应。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高度的产业关联性。一方面，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生产者服务业提供与之相匹配的高级要素投入，后者迫于技术压力被动进行过程创新，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服务质量和专业化水平；另一方面，生产者服务业的中间投入同样包含了来自制造业的产出(黄莉芳等，2011)，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知识密集型生产者服务业需要高端制造业为其日常运营提供计算机、芯片和打印机等设备，这些设备的先进程度直接关系到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由此可见，先进生产者服务业FDI在引进高端生产者服务业的同时，也催生了对高端制造业的需求，进而引发了制造业内部的生产创新(梁军和周扬，2013)。

       此外，本土生产者服务业或部门与上游先进生产者服务业FDI间的联系效应，以及管理和技术人员的流动等，都有利于提升本土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顾乃华等，2006)，从而间接对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综上所述，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完成：一是与制造业FDI技术溢出类似，即通过竞争、示范、联系和人员流动等效应对制造业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但是此种技术溢出途径相对于制造业FDI更为迂回(张如庆，2012)，主要通过促进本土生产者服务业或部门加强技术创新，间接为制造业提供高质量、多种类的生产性服务，以及节约交易成本等方式带动制造业整体创新水平的上升；二是紧紧围绕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通过协同定位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直接作用于制造业(黄莉芳等，2011)，相继提高制造业的创新能力。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所谓创新，就是将各种创新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加以整合创造出新知识或新技术，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价值的一种创造活动。因此，本文以Griliches(1979)提出的知识生产函数为基础，并将生产者服务业FDI作为重点关注变量纳入到模型中以考察其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如下：

      

       (1)式中，inno表示内资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产出；rdk和rdl分别表示内资制造业企业的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力资源投入；psf表示生产者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额；control表示其他控制变量；i和t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

为行业个体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创新产出(inno)。对于创新产出的衡量，现有文献通常选用专利授权量(Groot et al.，2001)指标或新产品销售收入(Feldman & Florida，1994)指标。考虑到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创新活动的市场价值(沙文兵，2013)，本文选用经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内资企业真实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

       创新投入(rdk和rdl)。考虑到研发资本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具有延续性，本文借鉴王玲和Szirmai(2008)等文献的做法，采用永续盘存法(PIM)估算的内资企业研发资本存量作为研发资本投入(rdk)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为：

。其中，

表示i行业内资企业t年的R&D经费内部支出，采用R&D平减指数加以平减②；

表示i行业研发资本存量的折旧率，依据经验值统一设定为15％。研发人力资源投入(rdl)采用内资制造业企业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指标衡量。

       生产者服务业FDI(psf)。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生产者服务业FDI的进入可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直接或间接对中国内资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借鉴文献的通常做法，以各类生产者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生产者服务业FDI的衡量指标，并采用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转换为以人民币计价金额。

       其他控制变量(control)。大量研究表明，企业规模对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大企业由于拥有规模经济优势和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从而更有能力进行研发投资。本文借鉴沙文兵(2013)的做法，将企业平均规模(sca)作为控制变量引入计量模型之中，并以行业内资企业销售收入与企业数之比来衡量行业内资企业的平均规模。

       (三)数据来源

       由于2004年前后我国对国民经济行业的划分标准有所不同，基于统计口径一致和数据可得性考虑，本文将生产者服务业(PS)确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TS)，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IC)，金融业(FB)，房地产业(RE)，租赁和商业服务业(RB)，以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ST)等6大类行业，同时将样本期间确定为2005～2012年。有关内资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原始数据来自《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2006～2011)和《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2012、2013)；生产者服务业FDI、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相关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2005年=100)均由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在制造业的行业选择上，考虑到数据的连贯性，将“废弃资源和废旧资料回收加工业”予以剔除，最终选用29个行业、8年共232个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同时，为减轻异方差性，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形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经验结果与分析

       (一)对制造业全行业的估计

       首先，利用制造业全行业数据估计生产者服务业及其6类细分行业FDI的进入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作为本文的重点关注变量，生产者服务业FDI与中国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生产者服务业FDI每增加1％，将导致国内制造业的创新产出增加0.34％。从细分行业看(见表2)，6类生产者服务业FDI均对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回归系数的大小来看，促进作用最大的是租赁和商业服务业FDI，该行业主要通过提供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广告和法律咨询等优质高效服务为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活动节约大量资金；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FDI，由于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第三方物流难以满足制造业的高端物流服务需求，因此这类FDI的引入在改善制造业物流效率的同时，还可以通过节约时间和交易成本、提高技术水平等相应带动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而为制造业企业提供证券、保险和财务咨询以及投资管理等服务的金融业FDI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最小，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我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程度还不高，金融体系尚不完善，使得外商投资难以渗透并充分发挥其积极影响。其他三类生产者服务业FDI的弹性系数均在0.2％以上，表明它们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此外，创新活动投入(包括研发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力资源投入)、内资企业平均规模均对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正面效应，这与王然等(2010)、沙文兵(2013)等文献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二)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估计

       为进一步考察生产者服务业FDI对不同类型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我们借鉴毛日昇和魏浩(2007)的做法，通过估算各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将所选29个行业划分为技术密集型和非技术密集型两大类。具体做法如下：首先，计算出2005～2012年所选行业各年的人力资本密集度和研发资本密集度③，再将两者相乘后取年平均值得到各行业在样本期内的技术密集度，最后将技术密集度排名靠前的10个行业确定为技术密集型行业④，其余行业为非技术密集型行业。

      

       表3列出了生产者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FDI对两种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情况⑤。从中可以看出，在1％或5％的显著性水平下，整体生产者服务业FDI无论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还是对非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者服务业FDI每增加1％，将导致两种类型制造业的创新产出分别增加0.2％和0.39％。细分行业的估计结果也大体相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FDI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存在滞后效应，主要表现在它对当期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会增加次年的创新活动产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技术密集型行业往往出于节约成本考虑而拥有自己的物流体系，再加上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具有轻型、附加值大等特性，使得该行业对于外在基础交通运输的依赖性相对于非技术密集型行业要小得多。

       虽然整体和4类细分行业的生产者服务业FDI对两种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创新能力都具有正面效应，但是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如表3所示，4类生产者服务业FDI对非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弹性系数按大小排序分别为0.55％、0.41％、0.3％和0.26％，而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弹性系数依次为0.36％、0.27％、0.16％和0.13％。对此，可以用行业间的“技术门槛差异”加以解释，即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本身拥有的技术水平要低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当两者同时面临FDI技术溢出时，较低的技术门槛使得非技术密集型行业更容易“引进—吸收—消化”先进技术，从而提高了溢出效应的强度(黄莉芳等，2011)。因此，相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生产者服务业FDI更有利于提升非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创新能力。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知识生产函数，选择2005～2012年中国制造业29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整体和6类细分行业的生产者服务业FDI均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中租赁和商业服务业FDI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FDI；受行业开放程度的限制，金融业FDI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最小。第二，相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整体和细分行业的生产者服务业FDI更有利于提升非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创新能力，这可能是由行业间的“技术门槛差异”造成的。第三，与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各行业研发资本投入、人力资源投入和企业规模等同样是其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依据行业特点努力转变引进外资的传统方式，通过“招商选资”有选择、有重点地扩大生产者服务业的引资规模，尤其对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生产者服务业的引资活动应该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并努力消除行业间的“技术门槛差异”，积极促进生产者服务业FDI通过示范、竞争、联系和人力资本流动等效应对制造业的创新活动发挥积极影响。第二，进一步提高金融、电信等领域的开放程度，努力打破行业垄断，降低行业进入门槛，充分发挥生产者服务业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三，对于内资制造业企业而言，除了继续提高自身“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能力外，加大研发资金投入，培养高科技复合型人才，以及通过企业并购、重组等方式扩大企业规模等，都是提升其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一般认为，FDI对东道国(地区)的技术溢出渠道主要包括示范效应(Blomstr

m和Kokko，1998)、竞争效应(Wang和Blomstr

m，1992)、联系效应(Javorcik，2004)和人力资本流动效应(Fosfuri et al.，2001)等。

       ②R&D平减指数的设定参照王玲和Szirmai(2008)的做法，选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加权平均值，权重分别设为0.45和0.55。

       ③人力资本密集度用各行业科技活动人员数与全部从业人员数的比值表示；研发资本密集度用各行业的研发支出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表示。原始数据来自《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资料汇编》(2006-2011)和《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2012、2013)。

       ④10个技术密集型行业分别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⑤由于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这四类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造业整体创新能力的影响力度最大(见表2)，同时也是与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联系最为密切的几类行业，因此表3和表4仅列出了这4类生产者服务业FDI对两种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对于其他两类行业，笔者也做了相应回归，由于受篇幅限制，并未在表中列出。其中，房地产业FDI对两种类型行业均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而金融业FDI对两种类型行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均存在滞后效应，即当年影响不显著，次年会促进两种类型行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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