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国共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走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事实表明：国共两党合则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分则相反。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主张国共合作，共兴中华，并在实践中成功地推动了两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对国共合作事业，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期，面对国共关系既将破裂的形势，邓小平在西北地区大胆推进国共合作事业。
邓小平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活动的第一个场所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该校隶属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1927年初创建。1923年冬，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冯玉祥要求派中共党员到国民联军中工作的请求，决定派一批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部队开展革命活动。时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小平就是被选派的20多人中的一个。1927年初，邓小平离苏回国后来到西安，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担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邓小平在国内从事革命实践活动一开始，便直接投身国共合作事业。
此时正是国共合作走向破裂的前夕，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怎样开展现阶段的国共合作工作，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存在争论。刚从国外回来第一次接触国内革命实际问题的邓小平，没有因时局不利而观然却步，而是和刘伯坚、史可轩、许权中等共产党员一起，以中山军事学校为基地，积极开展工作，促进了西北地区国共合作的发展。
首先，帮助冯玉祥改造国民联军取得了显著成效。当时，国民联军虽然在组织纪律、作战能力上比一般的北伐军要强，但士气普遍低落，斗志不高，要将其军阀部队改造成名符其实的革命军队，除了休整训练，还需要作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改造。邓小平等利用中山军事学校大力培养国民联军的营、连、排初级军官的机会在广大青年军官中宣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思想。学校开设了《社会主义概论》、 《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及《劳工神圣》、《新三民主义》等多门政治课，邓小平亲自为学生上政治课，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几个月时间，军校培养了3000余名有革命觉悟的初级军官和政治工作干部，并向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输送了一批毕业生，他们分散到各部队中，成为国民联军中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对于国民联军的改造起了重要作用。中山军事学校因在培养革命人才方面成绩卓著，一时享有“西北黄埔”、“第二黄埔”之誉。其次，在发展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武装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邓小平等组织中共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上党课，扩大党的队伍，培养革命骨干。同时，在建立革命武装方面也作了有益的尝试，组建了一支以军校学员军官和我党掌握的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为骨干的正规旅，共产党员许权中任旅长，部队的中坚力量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最早直接掌握军队的为数不多的事例，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邓小平等的努力，在国共关系即将破裂的前夕，西北地区出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好形势。冯玉祥公开接受了国共合作纲领并付诸行动，揭起了打倒军阀政府的旗帜，与南方国民革命相呼应。
二
在国共关系完全破裂的情况下，邓小平勇于探索，大胆开创国共局部合作的新局面。
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公开联系完全中断的情况下，邓小平于1929年7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 到广西开展统战活动并领导当地党的全面工作，与主政广西的国民党人建立了合作关系，开创了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国共局部合作的崭新局面。
1929年夏，第一次蒋桂战争以新桂系失败而告结束后，广西的军政大权为俞作柏、李明瑞所掌握。俞、李系广西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对中共有好感，同情工农革命。他们主政广西伊始，便表示愿与中共合作，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帮助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派邓小平等一批干部到广西开展革命活动。
邓小平到广西后，从对俞、李进行统战工作入手，取得俞、李对共产党员的公开容纳、任用，相继开展其他革命活动。但他的这一做法遭到了当时受大革命失败影响，“左”倾情绪滋长的中共中央的指责和怀疑。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多次来信指示：俞、李当局是军阀政府，“最多亦只是个急进的改良主义者”，广西党要“坚持作反改良主义斗争”，对广西政府的改良主张和一举一动，必须“加以无情的反对”。邓小平不囿于上级的错误指示，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俞、李及其带有民主革命色彩的广西新政权与国民党左派有很大区别，可以与之合作，推进革命。在他的领导下，国共在广西的合作取得很大成绩。
1、一批中共干部先后被安排到俞、李的军政部门任职， 改变了广西的政治局面。首先，邓小平利用社会关系，亲自在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活动，促使俞、李对于中共派入广西的一批党员在职务的安排上给予方便。陈豪人、龚鹤村、张运逸、徐冠英、史书元、石迟锋等中共干部分别在广西省府、南宁市府、广西警备大队和教导大队等军政要害部门中，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次，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俞、李释放了“四·一二”政变中被新桂系军阀监禁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步群众，起用他们到军、政部门工作。同时俞、李还破格任用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各县担任县长。广西的政治局面因此出现了反动势力受压制，革命势力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2、改造旧军队，建立革命军队。首先，邓小平利用俞、 李扩充实力，充实军事之机，向俞、李建议开办以培养初级军官为目标的广西教导总队，总活动由张云逸负责领导；又通过选送学员将一部分共产党员安排到教导总队所属3个营9个连中任干部和学员，掌握了教导总队很大一部分武装力量。其次，向广西警备大队驻南宁的第四、五大队派中共干部，使他们以合法的身份，有效地开展士兵民主运动和改造部队工作，使这两支军队很快便“带了红色”。广西的武装力量由此面貌一新，不仅部队中工农成分比重增加，共产党的影响扩大，而且共产党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
3、推动工农革命运动发展，邓小平对俞、 李进行统战的另一有利结果，是劝说俞、李开放工农运动，各地农民协会和工会组织中都派了中共干部，有的还建立了党支部，在农民协会恢复发展的基础上，1929年8月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明确了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工农革命运动在广西又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好势头。
4、恢复和发展中共广西地方组织。 针对广西党组织屡遭破坏非常零乱的情况，邓小平指示广西特委加紧开展恢复工作。在他的指导下，1929年9月10日至14日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了新形势下广西党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努力下，广西党组织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29年全省有健全的中共特支和县委9 个，党员420人，团员130人。比“四·一二”政变后的党团员人数有很大增加。
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第一次独立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就使广西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对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共合作在广西的形成和发展，虽然时间不长（1929年10月，俞、李不听邓小平劝告，贸然反蒋失败，国共在广西合作的局面遂因新桂系的卷土重来而告结束）但却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为后来举行著名的百色、龙州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由此影响和推动了全国的革命形势，而且表明这样一个道理：即使在国共关系破裂的情况下，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区，利用国民党派系之间的矛盾，建立国共局部合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是邓小平对国共合作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三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两个在阶级基础、政治纲领、奋斗目标等方面截然不同的对立的政党之间的合作，它必然自始至终都存在矛盾和斗争。但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反对外来侵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两党关系又始终以联合为主要方面。邓小平在这一阶段处理国共合作问题时，始终以大局为重，模范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制定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巩固了他所领导的辖区内的国共合作。
1、在山西与阎锡山部的联合和斗争。
抗战爆发后， 邓小平曾飞赴南京参与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工作。1937年8月25日，西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 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调任一二九师政委。从此， 作为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在抗战初期率部战斗在阎锡山任司令官的第二战区的山西抗日战场上。其时，华北战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正规战争正在进行，阎锡山抗日的态度比较积极，亲自指挥晋绥抗战。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采取配合、支援阎锡山部抗战的方针，在联合和斗争两个方面，以联合为主。
首先，在政权问题上，邓小平、刘伯承指示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人薄一波、戎子和等，采取因势利导顺水推舟的办法，用合法程序，改造阎锡山的旧政权，为抗日创造有利的政治局面。具体办法有三种：一是在日军进攻前旧县长逃亡的县，即报阎锡山任命“牺盟会”干部补充；二是旧县长虽未逃跑但不积极抗日，即发动群众检举告状，由阎锡山调换；三是对少数极反动的旧县长，利用阎锡山的反对坏官绅的办法撤换。经过这些改造，晋东南的各级旧政权都成了抗日民主政权。
其次，从建立“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或“战委会”）入手，在晋东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支援正面战场，“动委会”是周恩来提出、征得阎锡山同意于1937年9月20 日在太原正式成立的，它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下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统一战线革命组织，邓小平任“动委会”的八路军代表，实际主持工作，他遵照中央关于在晋东北民运工作中“只动员群众，不干涉（阎锡山）县政”的指示精神，提出第一步是抓紧区村两级“动委会”的建立，做好组织和武装群众工作。在邓小平的亲自部署和带领下，八路军总政治部和动委会的同志们，分散到各村子中去开展宣传、动员、组织工作，两个多星期便在大部分乡村镇建立了动委会，并组织起一支支人数不等的游击队、义勇军。他们在平型关战役和忻口战役中给予了极大支援，令原认为共产党起码要三个月才能发动起群众的阎锡山大叹“八路军做事太快了”。
第三，支持和发展晋军中的进步力量，抵制妥协投降势力。邓小平指示八路军干部，凡在八路军驻地及附近地区有晋军的决死队，教导团驻扎，不管他们中有无中共党组织的关系，都要积极争取和影响他们，同他们合作；有时用他们的名义帮助他们发展。〔3〕在日军缓进， 阎锡山继续留在山西的情况下，邓小平等仍然认为“巩固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工作的中心与方针，在山西方面的地方工作中，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与山西当局及地方政府、民众团体与附近友军的协同与合作”。〔4〕但是， 对于晋军中的投降妥协势力， 邓小平主张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日军南犯平遥， 平遥国民党县长如惊弓之鸟，携大小官员慌忙逃离，并将枪支弹药收起带走，不留给游击队。邓小平闻讯召见平遥县牺盟会特派员李文炯。要他带领武装回平遥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找平遥县长谈话，陈明弃城逃跑的利害关系，要求将武器归还游击队。随后邓小平又向阎锡山揭露了平遥县长擅离职守的逃跑行为，反逃亡斗争取得了胜利，平遥游击队在邓小平派去的八路军干部的培训下，成长为中共所掌握的一支新型人民抗日武装。
2、在太行、冀南地区打击破坏国共合作的顽固派。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把矛头转向共产党和八路军，不断制造磨擦，直至掀起反共高潮。1938年1 月邓小平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后，率部转战晋鲁豫地区，这一带正是顽固派制造磨擦最集中的地区。邓小平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对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朱怀冰、张荫梧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8年8 月上旬，他和刘伯承召集有关同志研究对付顽固派的办法，邓小平指出：这些磨擦专家欺人太甚了，应该教训他们。没有斗争，抗日统一战线就巩固不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都叫人家搞垮了，哪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可言，就只剩下国民党一家独裁了，我们还是政治的、军事的双管齐下。〔5 〕此后，邓小平与石友三举行了几次谈判，目的在消除磨擦，但石友三没有住手，反而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联合朱怀冰等“磨擦专家”向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对此邓小平指示全体干部群众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随时准备打击来犯之敌。1940年2月，邓小平， 刘伯承本着“不打则已，打则务胜”的原则，下达了重点打击石友山的命令。2月中旬冀南战役取得胜利。3月，保卫太行南区根据地、反击朱怀冰的战役，在邓小平的亲自指挥下取得全面胜利。这些斗争和其它战场上反敌顽斗争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坐下来与中共谈判，暂时收敛反共行为，继续抗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在这种双方既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中得以坚持下去的。
3、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 制定处理华北地区国共合作问题的有关方针。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和北方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北方局，邓小平任代理书记，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充分显示了他统揽全局、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领导能力。对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他总结以往从事国共合作事业的的丰富经验，在1944年7月20日中共北方局委员会麻田会议上， 提出了一套较为全面的方针。
首先，总的方针是，在国民党开放党禁、实行民主与团结的基础上，我党始终愿同他们抗日，合作的目的是抗战。
其次，在当前国共合作仍然存在，但国民党搞“曲线救国”甚至“配合敌人搞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处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是：
⑴在政治宣传上，为了争取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对国民党采取善意诚恳的批评态度，以免树敌太多，对我不利。
⑵对国民党的地方政府，总的来说要去联系，但又要区别对待。对于有武装作依靠，坚决同我们作对的，一面讲理，一面暴露他，宣传我们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主张；对于没有武装依靠，主动与我们联系的，我们当然要与他们联系，要采取积极步骤，提出某些主张，促使他们去实现。
⑶对于国民党的军队一律采取联合抗日的方针，但一要防止他们袭击我军或在合作中把我军推上与敌人对立以消耗我们的阴谋；二要区别对待，对于愿同我们联合的，我们也提出积极的建议，如开联欢会、参观（当然我们要有戒备），以达到争取的目的；对同我们尖锐对立的，我们要暴露他，但绝不先进攻他，如他来进攻我，则坚决打击他，取胜以后，还可以再交涉。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这些方针和原则，北方局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前沿之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联合友军，打击顽军，争取多数，巩固抗战，为战略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4、指挥上党战役获胜，关键时刻促成国共和谈取得实际结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与中共争取和平的诚意和努力，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重新恢复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蒋介石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也为其调遣军队争取时间，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在谈判伊始蒋介石就电令阎锡山在上党地区向刘邓大军进攻，妄图从战场上得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邓小平、刘伯承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毅然反击来犯之敌。上党战役从1945年9月10日始至10月12日结束， 刘邓大军歼灭国民党13个师3.5万余人。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上党战役的胜利， 他说：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倒如在山西的上党区，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6〕上党战役的胜利在政治上有力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直接促成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的签订，从而推迟了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的时间，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短暂却来之不易的和平时间。
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从此国共关系陷入长时期的对抗状态。
四
邓小平不仅在实践上建立巩固了国共合作关系，而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思想。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在民主革命时期从事国共合作事业的实践和思想，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1、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是邓小平处理国共关系的一贯准则，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后期，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国共合作已步入尾声，时局对于邓小平在西北地区开展国共合作事业是不利的。但他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工作环境出发，仍然致力于发展国共合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当时党内有不少人认为国共合作已经没有希望的情况下，邓小平能够在西北地区推进国共合作，靠的就是实事求是。
2、不拘一格，大胆创新， 是邓小平在从事国共合作事业时所表现出来的非凡胆识，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由于民族利益的一致性走向联合，又由于阶级利益的对立性而产生斗争。而由于这两种利益的始终并存，党联合时有斗争，分裂中有联合。邓小平在从事国共合作事业中，善于把握国共关系变化的这一特点，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在全国范围内国共两党中央之间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邓小平不为时势所挟，亦不唯上级错误指示而是从，正确分析形势，在广西开创了当时全国鲜见的国共局部合作的新局面。这种开拓、创新精神，表现了邓小平非凡的胆识。
3、从全局着眼，从长远着想， 是邓小平处理国共合作问题的一个鲜明特点，在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邓小平处理有关问题总是紧紧抓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个主题和大局，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追求民族解放这个长远目标着想，时时以维护团结为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也是为了以斗争求团结，达到御侮图存的目的。
注释：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页。
〔2〕〔3〕〔4〕杨国宇等编：《二十八年间续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344页。
〔5〕岳宗、辛之：《邓小平生平与理论研究汇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页。
〔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 1157 —1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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