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数字技术——全球元进程与社会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环境论文,数字论文,社会变迁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有些涉及某个国家，有些关系到整个地球。在最新的历史发展中，几乎没有一个话题像“气候变化”那样，牵涉面如此之广，关联度如此之高。虽然很多国家相信自身并没有被波及，但是，2013年初德国灾难性的洪涝灾害，美国的火灾和飓风灾害以及发生在各大洲的洪灾和干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事实。
除了气候变化的影响波及全球外，现实中，还有一样事物带来了全球性的巨变：数字革命。就像为数不多的全球性变化一样，互联网改变了我们个人、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交流和行为方式。这一点，从媒体在不同的事件中所扮演的新角色就可以明显看出来。比如在2011年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变革中，无论是脸谱网还是推特网都对这些国家有影响。在这些国家中，互联网充分发挥了其网络化和即时通讯功能(Thimm/Bürger 2012)，又比如计算机游戏彻底改变了娱乐的结构和方式(Thimm 2009)或者维基解密让相关国家倍受压力(Sagar 2011)。这可以说是媒体多样性的一种整体表现，能最好地描述这个革命性时刻。这些不同形式的媒体手段决定了一代人的自我认识，这代人把互联网建立为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生活空间，在那里，作为一个人，是自然的，不受拘束，可以像在非数字空间一样行动。
这两个进程虽然发展的速度不一样，但是它们共同在全球范围中发生着。这是两者的一个共同点。此外，通过网络的各种结构和气候变化的后果，赋予公民以新的方式参与其中的能力并号召公民参与其中，这是两者另一共同之处。当老百姓在网络中联合起来，以多种形式参与、评论甚至构建政策的时候，他们在气候变化中的参与作用却并不是很明显。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政府都需要自己的百姓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为气候改善作贡献。在这方面，提高老百姓的兴趣和责任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这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网络社会利用多种手段实现。为此，重要的是要提高老百姓对环保话题的敏感度，激发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但是，这一切不一定只是为了解决气候问题本身，从经济上来讲，也是很明智的：因为这需要进一步推动绿色的技术革新来解决环境技术方面的许多问题。本文想要说明的是，环保必须同科学教育攻势紧密结合，因为它需要创造性的解决办法，需要高超的文化知识水平，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环境和经济——挑战
在德国，经济形势乍一看上去是好的。德国有许多知名的、技术过硬的企业，有高素质的从业人员以及许多有创造力的人才。首先，通过出口方面的成功，德国比其他国家更好地度过了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但是，仅仅这种经济上的成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现有的这种经济方式还是以破坏我们自然的生活环境为代价的。我们吃的东西、用的手机、开的汽车、穿的衣服以及使用的家具，这些物质的生产无不例外的和高排放和高能耗有关。地球的气候不断地升温，越来越热。对于这些，没有人去进行严肃的讨论。如今，气候灾害的后果已经有一部分波及到了我们，而不仅仅在澳大利亚和北极。现在，干旱、飓风、极热和极寒的现象日益增多。每年，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由于气候灾害的原因流离失所。气候变化发展的后果很快就会让我们更明显地感知。我们总是浪费地使用自然资源，可这些资源的储藏是有限的，开采这些资源，会毒化河流，污染土地、空气，并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驱赶出去。
正是那些高度发达的国家，比如德国，在国际上必须承担起责任，因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失去他们生存的基础。为了满足我们对肉类产品的消费欲望，很多国家的人们在自己的田地里种植饲料大豆，在危险的条件下生产廉价的服装。森林被砍伐，土地被过度开垦，物种的多样性在急速减少。所以，我们的富裕是以牺牲他们的生活根基为代价的。由于缺乏远见而对环境进行剥削性开采，其背面一定会隐藏着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爆发的风险。①
在这方面，首先是对褐煤和石煤的使用。这两种煤的使用会引起大量对气候有害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并破坏大面积的环境。多年来，由于传统的生产方式，世界范围内石油的开采量就没能再提高。但同时，对石油的需求却在不停地上涨。就是所谓的液压破碎法，长期也无法抑制石油价格上涨的势头。在德国，现在集中讨论的解决办法是转变为使用可再生能源，因为未来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会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所以，能源政策在德国是中心话题之一，也决定着2013年德国大选的结果。
能源政策——社会未来发展的关键
大多数老百姓早就明白，我们必须爱惜我们的自然资源。多年以来，德国能源政策争论的焦点就是是否使用危险的核能。首先，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对于德国民众来说是一次印象深刻的事件，影响了一代人，也是如今非常成功的政党——联盟90/绿党建党的初衷。当今，一代人在目睹了切尔诺贝利和后来日本福岛两次核事故后，在德国大部分地区，退出核能已经成为事实，并成功实现了能源转型：1990年初东西部德国总共有在运行的核电站26家，如今只剩9家。联邦议会2011年6月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一项决议：到2022年最终全部退出核能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已经开始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从1998年的5％提高到现在的25％，成为第二重要的发电能源。
能源政策是一项关乎未来的政策，因为随着地球上人口的不断增加，对能源的需求也在不停地上升。面对能源稀缺和全球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产生的问题，德国的回答是大力推广使用可再生能源，并辅之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手段和节约能源的方法。德国愿意在能承担的责任之内为全世界做表率：在能源使用的转变方面，使用与环境发展相适应的可再生能源，并且愿意在解决能源稀缺问题方面成为值得信赖的伙伴。所以，首先必须解决大都市能源短缺的问题，同时针对农村区域发展采取地方性措施。德国能源使用的转型，是射向全球的一束光。如果成功，其他重要的国家也会效仿，这样就会为全球性气候政策注入新的活力。德国将把自己当作一项试验品，看看能否把气候保护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同经济的合理性与经济利润结合起来。但是，这种相互的结合和交叉只有在老百姓的共同努力下才能成功。
在工业化国家，两个多世纪以来日常的生活首先都是建立在对煤、油和气的使用之上。目前，在使用的电能中，将近25％来自可再生能源。虽然100％的能源供给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存在技术上的难题，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为此需要创造力，一种能带来技术革新的创造力，如今人们已能在许多企业、高校以及其他社会领域感受到它的存在。其他工业化发展的经验也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技术上的进步和飞跃是可能并可以实现的。比如，1885年前后德国只在柏林建立了一家火力发电厂，可短短五年后，到1900年，所有的城市就都有了电。1970年，计算机还只是在穿孔卡片的基础上运行并大到占据整个屋子空间，而25年后，许多家庭都有了自己的计算机。到1900年城市实现全部通电，或者说互联网的普及，需要的仅仅是短短的岁月。
在德国，最重要的调控机制之一是2000年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EEG)，它带来了技术上的高潮期，并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竞相模仿。《可再生能源法》在设备制造方面也引发了强度巨大的全球竞争，让太阳能发电的生产成本下降了80％，极大提高了风力发电装置的电能收益。但是，法规里面关于针对不同工业部门的与成本相关的特殊条款受到了联盟90/绿党的批评。联盟90/绿党在其最新的2013竞选纲领中宣布将继续大力扩大成本节约型生态电能的使用，促进与需求相适的能源供给，比如在沼气方面。②
此外，联盟90/绿党还将继续促进“效率革命”，在日益严重的反弹效应方面，会通过提高使用率，避免在获得效率的同时产生损失。在热能和交通领域，愿意更好地利用节能趋势。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扩大其他创新型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比如建立沼气发电厂，启用压力管理模式，研发新的储存装置和电池，热能和电动汽车开发相结合，以及长期使用风电和太阳能电生产的煤气(“电力煤气”)。对于德国来说，能源的运输是一个中心问题。电厂生产出来的电并不总是有用武之地，要保持其生产能力，就必须使电力市场与之相适应。对于可再生能源来说，恰恰是需求对生产和消费进行聪明的分配。所以，对德国来说，“智能系统”(智能电网)是一个核心话题，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有一点我们必须知道，在德国，可再生能源目前繁荣发展的局面，90％以上是依靠私人和城市取得的，而不是通过四大能源供应商。但是，未来能源的供给也可以以分地区和更方便老百姓的方式进行，正如《可再生能源法》在供给优先、利益保障方面所成功展示的那样。特别是城镇，自身可以构建地方的气候和能源方案，帮助保障地区的能源供给。这也会带来经济效应：可以加强当地手工业发展，创造工作岗位，并且可以保证本地区人们的能源支出保留在当地。
在德国，许多对于电力运输十分必要的新路线遭到了各种反对。老百姓不愿意直接在他们居住的周边架设高压电线杆，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对此表示抗议。许多政党纷纷保证制定亲民的新规划，增加规划的透明度，并同环保机构以及相关的乡镇和居民共同规划。
德国民众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反对核能的态度。但是，边界上的核发电站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经常遭到批评。那些经历上百万年还会存在辐射的核废料让德国人忧心忡忡，因此，对于这些核废料最后如何存放的问题，被看成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把这些核废料放入终极存储地。但德国是一个面积不大而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有潜在的社会冲突风险。政府最终也愿意在联邦范围内，通过广大公民广泛参与，依据科学的判断标准，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寻找一个最合适的终极存储地。
提供所有人支付得起的热能和电能
对于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中心话题——能源是生活的仙丹。如今，一所暖和的房屋和一种安全的电能供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基本的。所以，能源政策也有其社会性。2011年和2012年，每桶原油的价格为107美元，是历史上原油价格最高的两年，同时，煤和气的进口价格也显著提高。对此，热能成本超过电能成本成为主因。
在这方面，德国就不同的应对措施进行了讨论。比如，对所有房屋进行修缮，在降低房屋能耗的同时，利用可再生能源弥补热能的需求(Programm Bündnis90/Die Grünen)。为此，对于新建的能源盈余性住宅，国家给予资金资助；给贫困人群发放补贴，用于购买节能型电器和供暖设备。通过降低电耗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减少自身的用电成本。在某些欧洲国家，比如丹麦，为了促使工业部门、商业部门和家庭采取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进行了立法工作，目标是到2010年节约15％的电能消耗。尤其在经济领域，在降低能源消耗方面存在巨大的提升潜力。比如，在这方面可以采取更严格的标准。仅通过美国经济领域里通行的电动摩托车标准就可以节约50％的电力成本。这样，企业就可以大大降低其能源成本，也不会加重消费者的负担。③
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节约能源，就要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整个社会就我们使用能源的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讨论。
推进欧洲和全球气候保护
日益严重的气候灾害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态话题，而是和全球都相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对气候变化负有最小责任的国家，同样可能最先、最强烈地受到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恶果。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气候变化对于工业化国家和它们的经济来说也存在巨大的危险和威胁。这些变化的始作俑者未来也会受到极端气候现象比如飓风、干旱和暴雨的袭击。如果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用，全球温度继续上升两度的话，那么结果将会是产生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景象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会威胁到我们生存的基础和人类的文明。
为此，人们以“不同速度下的气候政策”为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讨论。在这方面，不管是在联合国内部，还是外部，在一个由充满理想和抱负的先行者组成的联盟里，德国都应当走在最前面，把气候政策和能源转型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参见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Technologie 2012)。现有的这些气候保护联盟，比如跨大西洋气候桥，就是气候政策实施的一步。此外，气候政策的先锋国家也会很快成为这个重要的新的经济领域——绿色技术经济领域内的技术领先者。
曾经和现在对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和公民团体，首先有责任向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人民提供帮助和支持。这就是气候公平原则。无论是德国、中国还是美国排放二氧化碳，对于大气层来说，是无所谓的。在这方面，欧洲可以成为一个可再生能源和能效联盟。
以气候保护为目的的碳排放谈判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想的效果，作用不明显。对此，减少污染排放权、采取更高环保标准以及给二氧化碳排放制定最低价格应该是重要的措施。
为了给我们的子孙留下一个有生活价值的世界，我们必须比现在做得更多来保护环境、保护气候。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解决措施都还不够，气候变化所引起的全球性后果却越来越明显。生态思维转换对经济领域也将是有益的。
德国、欧洲和世界工业的转型
我们目前的经济模式，由于对能源和原材料巨大的需求，已经走到了尽头。可再生能源，可再生材料，废品的回收利用，产品更好的可维修性，以及可持续性的资源使用方式，是生态转型的基础。以化石能源做原材料，虽然可以持续使用，也有储备，但不再是能源供应商的首选。
“用绿色理念盈利”——这是联盟90/绿党的口号，这个经济方案也是该党长期执行的一项政策。他们认为，在创造价值与保护生态以及社会责任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他们的出发点是，我们需要一场“绿色的工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人、环境和气候都处于核心地位。高效而有竞争力的工业、适应未来发展的工作岗位以及适度利用资源的生产方式相携而行。但是，这种转变不会自己产生。为此，需要一种积极的政策，通过使用符合法规的措施和相应的市场机制，促使企业的创造力和革新力向生态转型转移。
企业是这场转型的主体。没有各种各样企业的参与，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生态现代化，因为这需要创造性、灵活性和投资能力。这个转型战略需要使用不同的手段。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框架能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吸引力，公共投资可以建设基础设施。与此同时，绿色的工业政策可以使个别行业温和地进行转型。通过目标明确的资助方案和研究方案、目标具体的生态保护措施或需求刺激，可以为企业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必要时可以推动活力转型。绿色环保政策涵盖了所有的行业。所有企业必须进行这种结构转型，这样未来才能在市场上成功立足。这些刺激可以来自能源和可再生材料、废品回收再利用、更好的产品维修性领域和可持续资源利用等领域。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德国已经创造了成百上千的新工作岗位。而还有更多的领域具备这种潜力，比如设计、生产、安装和维护风力发电设备、太阳能和光伏设备、能源储存设备。此外，必须建立新的、覆盖面广的智能电网。同时，必须快速开发、执行最高的安全标准。房屋需进行保温处理，房屋建筑技术需要现代化，生产的流程需进行节能型改造。新的工作不仅仅存在于可再生能源工业，在机械制造、手工业、建筑业以及工程事务所方面也产生了新的工作。向资源节约型转型的经济以及封闭的材料循环流程不仅有益于环境，也可以加强德国经济的竞争力，保障工作岗位的供给。到目前为止，对于企业来说，其义务仅仅是提供财务数据报告。但是，根据联盟90/绿党的观点，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还应有义务提供其生态和社会数据报告。目前，全球报告倡议根据自愿标准收集的经验构成了导向框架。现在，关于有法律作用的、目标远大的废物回收利用率，更长的产品使用寿命以及生产商的回收义务等话题，还在进一步讨论。
在德国，千千万万个工作岗位与交通运输业相关，特别是与汽车工业相关。在国际市场上，谁能执行与环境发展相匹配的方案，制造环保型汽车，谁的经济在未来就有发展前景，就能保持竞争力。所以，很重要的一点是，未来从生产线上能驶下最具创新力和最有效率的汽车。但是面对气候变化问题，牵涉到的不是生产越来越多环保型的汽车，而是要进行交通方式的转变，要尽可能地减少个人驾车出行的交通方式。同时，在社会和生态革新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交通理念。比如，在汽车共享模式下，“使用”代替了“所有”。即使化工行业也有解决紧急问题的巨大潜能，比如在原材料政策方面。化学可在减轻建筑物重量、太阳能发电和净化交通等方面起到辅助作用。电动汽车只有配备了高能效的蓄电池才能在市场上立足。为此，化学工业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成为解决问题的一分子，自身也应在产品开发方面面对生态方面的各种挑战。
建立能源效率联盟这个点子，最基本的思路就是不要再消费我们地球上有限的物质，不要再利用这些物质的收益来生活。
对于这些项目和点子来说，需要的仅仅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比如德国获得多数人赞同，在政治上达成共识。有些项目只能通过立法措施解决问题，对某些行为进行积极或消极的制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德国在这方面将起到中心作用，并且通过这种先行者的形象提高自身的“软实力”。一个重视自然法则的国家，一个为全球气候保护目标全力以赴的国家，将会极大提高自身的正面形象。
这些过程中，许多方面不仅仅需要通过法律调控来实现，也需要民众的协助，需要在民众中展开积极的讨论。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通过数字革命，德国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这些政策过程以及与之相关协议的达成情况在互联网上都能找到。
为此，就像下面所要解释清楚的那样，不管是全球化，还是数字媒体化，都可以看作是所谓的“元进程”。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只有全球共同努力，才能找到解决方案，才能战胜。同样，数字革命，也是一个全球化的、各大洲都参与的过程。所以，中国和德国都面临着这两个有着巨大影响的变化过程，不仅影响经济和政治，也会改变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互联网生存空间——社会变迁的全球元进程
在今天的德国，互联网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将近80％的德国人经常访问互联网。首先，互联网转变为一种充满活力的参与式媒介。一种由“用户自传内容”(Bruns 2008; Gerhards/Klingler/Trump 2008)构成并被命名为Web2.0的网络，被认为是在使用者授权方面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开始阶段，大家访问互联网的目的大多是浏览信息。而现在，网民的兴趣不仅仅固定在这一个方面。在当今“社会媒体”时代，数字网络主要用于社交目的。而在此当中，人际交往和由这种交往产生出来的网络占据核心地位。这些网络将自己标榜为“数字共同体”。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网络以“群智慧”和特别知识团体的形式，已发展成一种知识建构的新方式，这是讨论总结出的“发展后继过程”的一种(Surowiecki 2005)。这里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形象地说明这些特别团体的力量。在2011年出现的网站“Guttenplag－Wiki”上，可以详细地搜索到前国防部长冯·古藤伯格的博士论文中抄袭的内容。④
互联网使用者从原来被动的接受者变成了积极的生产者。这种角色的转变改变了互联网的内容和使用形式。2008年，布伦斯(Bruns)提出了“产品使用”模型。该模型试图从使用者的角度分析这些结构性变化。在Web2.0中，内容持续地进行更新，生产和使用是一个共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使用者的相互性行为、分散性行为和无限的活力，内容不断得以改变。使用者行为从来都不是一维的——使用自动与生产连接在一起。
这些变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世界上大部分公民的日常生活可以由随时随地可获取的、几乎不受监控的媒体产品以某种方式决定，这种方式在媒体发展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发展的特点就是媒体的无所不在：它体现为同时性、空间上的普遍存在性、移动性和多媒体性这几个方面。数字媒体的使用不再是只有少数人能做的事情，而是日常生活的普通行为。青年人在同自己女朋友打电话的同时，用ICQ与自己的男性朋友聊天；通过在线学习完成家庭作业，下载音乐作品。不同年龄段的单身男女在“单身用户网”上可以认识新朋友，甚至可以找到生活中的另一半；悲伤的人可以通过“虚拟公墓”为自己死去的亲朋好友设立纪念碑，同在线牧师简述他们的悲伤和忧愁；大家给以在全球范围内通过邮件或推特网发送照片；作为远程经理可以管理一支虚拟的队伍，这支队伍可以散布在地球的任意角落。这种瞬间性时刻的捕捉，正是现在真实的媒体发展的特点。这种发展如今已贯穿在千百万人和不同媒介打交道的日常生活中。
毫无疑问，以上描绘的网络发展成就为提高整个社会的活力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网络使用的界限和限制。2013年最核心的就是互联网接口的问题。最新的(N)onliner Atlas网站数据⑤指出，在14岁以上的德国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75.6％)经常访问互联网，网络在许多方面已成为一种大众现象。但是即使在德国，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互联网接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与技术准入有关，有的是技术配置问题，也有的与经济因素有关。同时，住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很长时间以来，在德国，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上网。在一些特殊社会群体那里，表现得尤为不平衡。特别是在那些年纪偏大的女性或移民者中，互联网使用者的数量明显要低。⑥除了教育水平之外，年龄高低也是区别网民和非网民的一个重要标准(Thimm 2012)。即使把其他因素如收入、教育、性别和出生地考虑在内，年龄依然是一个突出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年龄差异和不同的移民背景因素结合在一块的时候，这个区别特别明显：60岁以上并有移民背景的妇女中，只有3.8％的人可以访问互联网。
全球网络化的一个本质的问题也就是它的分化性。这指的是由于社会地位、教育、年龄和机会平等这些因素而出现的一种“数字分化”。人和人被分成网民和非网民两类，而我们一般相应地把这种区分称为数字鸿沟或数字分化。这个划分方式的理论根源来自“知识鸿沟”假设的一些早期研究(Tichenor/Donohue/Olien 1970)。这个假设的出发点是源自知识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由于接触各媒介的通道存在不同的阻碍。该论点认为，媒介使用是个人信息水平的必要前提，而这个前提直接导致了日益扩大的知识鸿沟。这在全世界是一个大家讨论的问题，因为只有互联网提供了获取信息化社会资源的渠道。
在考虑到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关系的前提下，从获取途径和信息获取方面以及利用发达国家的媒介功能分类来研究上面简述的新媒体的隔离和分化效应，已成为研究课题(Marr/Zillien 2010)。如果知识就是力量，那么，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来说，通向新型知识媒介的渠道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这方面，不同的研究证明，新技术一方面制造出了不同社会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一方面是由经济和基础设施条件决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那些传统世袭制的社会中尤为明显(Couldry 2004)。在这一背景下，新技术的使用加强了这种业已存在的不平衡和监管结构及权力结构。同时，另一方面也证明，新技术能够成为改善生活状况的要素。先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首先是对于那些文化少数群体而言(Sriniavasan 2006)。除了技术渠道方面的阻碍，还存在社会和智力方面的差异，这让使用计算机、手机以及互联网变得困难。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多维的数字分化，这种分化发展的走向在不同种族的社会群体中不会完全是线性的。
因此，在这方面，关于数字分化的辩论在涉及新媒介渠道方面不会局限于由于技术而产生的差别即“第一层分化”，而是还要考虑到个人不同的使用形式。对于应用者来说，不同的使用形式将导致不同规模的利润，它也被称为“第二层分化”。从这方面来看，在涉及到数字媒介作为社会层次划分的一个新类别方面，不仅仅渠道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使用者的能力水平也是需要考虑的(Wilhelm 2004)。
信息系统的“社会化”使用，意味着信息共享及对用以交流和共同体组建的共享空间的构建，这对于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护有着积极的影响。通过互联网，以及使用率慢慢上升的移动互联网和手机，各种各样的共同体里的任务能够进行交流沟通，比如，人际间的信息交换，创建属于自己的记忆文化以及实现集体的政治和社会声望。在线媒体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数字社会空间地理。这种数字社会空间决定了人际交往的新形式，这在社交网络中，比如从脸谱网到推特网，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公共空间、社区里的咖啡屋以及保龄球馆，传统的西方社会中所有这些群众约会的地点在网络空间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是一种虚拟地点，正如当代现代化社会成为包罗万象的社会那样。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谁会出现在这种数字化的地点中。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会提及这么一个问题：来自不同国家，背景极不相同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弄清楚网络上日益增长的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能够好好利用那些交流的功能。在这个问题上，这种观察包含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数字比较，而更多的是能指出有更大影响的社会政治问题。与此相关，不由得产生出一幅加快发展的社会图像—— 一个两个阶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根据“富人和穷人”标准划分，要么成为媒体社会的一部分，要么由于其自身缺乏媒体交流能力而被排除在这个社会之外。这个能力在使用互联网的过程中，对于其参与媒体社会具有重要作用，也会对社会信息和交流的过程产生影响。
尽管有如此多的积极发展成果，但是一如既往，还是能够发现有一种明显的行动需求。使用者所使用的硬件和软件虽然可以实现一条通向技术的无障碍通道，但不能解决结构、社会和心理障碍。那些受到歧视的个体和群体如何能够获得必要的能力和手段进入数字空间，这个问题从政治方面来看需要国家和私人制定相应的方案，以解决数字分化及其影响。数字一体化不仅意味着通过提供人们参与信息社会的可能性来消除数字分化，也包含了数字技术使用的效用和结果。
作为“元进程”的全球化和媒体化
在不同的研究构想中都已经描述到，媒体已经挤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特别要提到的是克罗茨的观点，他谈到了社会的媒体化(Krotz 2007)。克罗茨把社会的发展描述为一种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元进程。他使用了“元进程”(Metaprozess)这个概念，是为了清楚地说明，这是“一种长期持续性的并蔓延到文化领域的变化，是长期影响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的进程”(Krotz 2007,p.27)。在德语学界，慢慢地，也在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学界中，媒体化(“mediatization”,Lundby 2009)被看作是一个与全球化和个体化类似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展过程，经过媒体交流，具有日渐增长的文化和社会特征。这种元进程不会被其他的平行发展进程(如个体化或全球化)隔离开来，在其复杂体系中缩减成单个的局部进程，而是会影响所有社会进程。就这一点而言，媒体化显示出各种媒体对于工作、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意义日益增大。
媒体化的蓝图包含了行动领域和社会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社会活动和文化的意义建构同媒体是不可分的。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该蓝图中，不仅仅指的是媒体对个人或群体单方面的作用或他(它)们之间相互的影响，而且也指，公众、政治和(工作)组织，以及日常生活、认知、社会关系、工作、消费、社会机构和性别关系的结构、流程和进程，这些元素共同与媒体以及与媒体相关的传播一直继续发展。从这个方面来说，如今，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要像各自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那样，只有与媒体联系在一起才能进行理论概括并理解。
对于媒体技术和通讯技术前景的预测，符合即将进一步发生的社会变化。受无处不在的智能及联网技术的迅速扩张的推动，这些新技术的供应商和生产商在相互连成网络的家庭中看到了一种“数字革命”。因为技术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和传播速度继续加快，因此可以假设这些变化的速度也是在上升的。这样，技术的快速进步会同时带来一种加速的信息潮。这种信息潮也让我们这个社会面临新的挑战。同时，在社会进程参与性方面，数字传媒技术也会获得新的分量。我们社会的所有系统和分领域都会受到这种媒体技术更新的影响，因此，在其中活动的个体，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要做好准备，并具备一定的能力，去适应新的技术发展。这对于参与信息和媒体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把网络接口的广泛性看作是社会参与性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对于政界来说，在关于数字公民权利和数字社会的辩论中，也必须考虑到这个方面。现在，就连政治也越来越靠近网络，并面临“数字公民”的新要求。把这些理解为自己的任务，应该被看作是未来政治家们需要面对的一项挑战。
注释：
①参见http://www.bmwi.de/Dateien/BMWi/PDF/energiewende-in-deutschland,property=pdf,bereich=bmwi2012,sprache=de,rwb=true.pdf.
②③Bündnis90/Die Grünen(2013):http://www.bundestagswahlbw.de/wahlprogramm_die_gruenen.html.
④参见http://de.guttenplag.wikia.com/wiki/Plagiate.
⑤http://new.initiatived21.de/portfolio/nonliner-atlas.
⑥Non-liner Atlas,http://new.initiatived21.de/portfolio/nonliner-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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