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和约论文,对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1—0066—10
对日和约与朝鲜战争一样，都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最重大的课题之一，它不仅涉及到美、苏、中等战胜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及其与日本的关系，而且标志着东亚冷战格局的最后形成。各国学者历来都很重视对日和约问题，不过，研究的角度大多是从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同盟国政策变化及政治思考出发的。① 从铁幕的另一边——社会主义阵营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原因主要在于缺乏相应的史料。冷战结束后，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公布，关于苏联、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政策已经渐渐露出全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涌现。②
与此同时，冷战国际史学界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随着史料的发掘，在原有课题——如战争起源、国际背景、核威慑以及战役进程等继续深入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对另一个重要问题——停战谈判越来越感兴趣。③ 的确，朝鲜战争历时3年多，其中大约2／3的时间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这种现象在国际战争史上是罕见的。④ 于是，许多研究者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既然交战双方认识到战争已经无法继续，而寻求以和谈方式结束冲突的途径，那么为什么又都迟迟不愿意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达成和解？
至于对日和约与朝鲜战争的关系，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最终下决心改变了对日和约的方针，⑤ 这个结论无疑是成立的。而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和约与战争之间还有一层关系，即美国改变对日和约方针以及对日媾和实现后，朝鲜战争双方相应地修改了自己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立场和对策。也就是说，对日和约签订的方式和结果，成为朝鲜停战谈判一再拖延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
1950年6月25 日朝鲜人民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的行动不仅促使美国全面改变了其亚洲政策，而且扫除了美国决策层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最后障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O.N.Bradley）于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向杜鲁门（H.Truman）总统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⑥ 于是，美国海空军和陆军在战争爆发3天后陆续参战； 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借机侵入中国台湾海峡。与此同时，日本问题也凸现出来。战争使日本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在远东军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装日本显得更加急迫。7月8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MacArthur）授权日本政府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队成员。几天后，他的专门委员会又提出计划，要求把警察预备队尽快编成4个步兵师， 并装备美制武器。⑦ 国务院顾问杜勒斯（J.F.Dulles）从东京回国不久便催促国务院加紧和约的准备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议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 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主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第二天又强调了早日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不可分割性。[1](P1243，1247—1248) 此时，美国军人同外交官的立场已经完全取得一致。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内，国务院和国防部不断商谈，对和约的先决条件达成协议，并签署了联合备忘录，于9月7日递交总统。就程序而言，备忘录已经撇开苏联，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与远东委员会中友好国家进行秘密的预备性谈判。就内容来看，备忘录强调美国应享有外国军队在日本驻留的批准权和指挥权，不否定日本拥有自卫权和保持必要规模军队的权利。该备忘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1号文件得到杜鲁门的批准，只待朝鲜战场处于有利情况便可实施媾和。[1](P1278—1282，1293—1296，1297—1304)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对日媾和问题立刻在华盛顿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一番秘密的串联和准备，10月26日晚杜勒斯约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Ia.A.Malik），向他转交了被称为“对日和约七原则”的美国备忘录。⑧ 在会谈中，杜勒斯强调了三点：如果苏联参加缔结对日和约，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将割让给苏联；即使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中某国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美国也要进行对日媾和谈判；台湾地位问题暂时冻结，建议由联合国重新加以考虑。马立克对美国的媾和方案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表示反对冻结台湾地位，更不同意将这一问题交付联合国，而是主张恪守有关的战时国际协议。马立克强调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⑨ 此时的朝鲜局势极其微妙，在斯大林（J.V.Stalin）和金日成（Kim Il-sung）的请求和催促下，毛泽东毅然决定派兵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求胜心切的美国人只管埋头北进，直到10月底与中国军队交火后仍然不相信中国已经介入战争，而躲在幕后的斯大林却是心中暗喜。对于美国提出的媾和建议，莫斯科没有急于答复，一方面是等待战局出现明显的转化，一方面也是为了听取北京的意见。
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会主义阵营于危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中苏的同盟关系此时显得尤为紧密。开放不久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了此期中苏双方关于对日和约问题往来的大量文件，可以证实苏联驻华使馆一秘贾丕才（M.C.Kapitsa）在回忆录中所说：作为盟国，当时中苏就与对日媾和有关的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2](P123—124) 例如，1950年3月麦克阿瑟宣布提前释放正在日本执刑的主要战犯， 苏联在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前通知了中国。周恩来于5月12 日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起草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并于苏联声明发表的第二天见报。⑩ 又如，同年9月1日中国人向莫斯科通报了关于麦克阿瑟同蒋介石在台湾谈判的可靠情报。据情报说，美蒋就台湾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应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军司令部指挥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岛上将长期驻扎美军，由第七舰队负责封锁台湾海峡。[3](P49—50) 这次美国正式提出对日和约建议，苏联自然要与中国进行协商。
美苏代表会谈后，苏联即以备忘录的形式向中国通报了美国建议的内容，同时送来苏联的答复草案。在苏联备忘录中译本文件上有周恩来的批示：“下夜罗申（N.Roshchin）送来此件，系美政府交与苏联的。苏联尚未置答。请即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苏联的备忘录措辞委婉，口气缓和，没有直接针对美国的建议表示任何反对意见，而只是提出了6个问题“希望得到解释”。备忘录最后提出， “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将采取何种方法以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问题的观点。”(11) 对于苏联的答复，中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2)
11月20日，马立克就是本着上述态度去会见杜勒斯的。按照美国人的记述，马立克一开始就“谈笑风生，讲叙苏美两国间的友谊和理解”，与上次会谈公事公办的姿态不同，这次苏联人似乎是要营造一种友好气氛。例如当马立克问到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讨论持何立场时，杜勒斯回答说，“迄今的会谈是外交会谈，因此美国是与本国承认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举行讨论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本来是很明确的，但马立克对此未作反应，而是转移了话题。以致杜勒斯在会晤后感到，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代表权问题上，不必过于顾忌苏联。[1](P1352—1354) 按照贾丕才的说法，莫斯科这是有意对媾和问题不发表具体意见。[2](P124) 究其原因，显然与当时朝鲜战局的变化有关。斯大林不想过早地与美国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在马立克微笑的背后，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鲜战场传来进一步令人振奋的报告。
此时，中国军队已经取得了初战胜利。毛泽东对战争进程显得把握十足，他在12月3日会见金日成时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 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4](P135) 这与斯大林的主张不谋而合。12月4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A.Gromyko）在与中国大使王稼祥谈话时强调，中国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在的机会，并建议中国军队“趁热打铁”，越过三八线，继续乘胜追击。[5](P635—636) 第二天， 周恩来就美苏上述两项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地阐述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声明指出，北京“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关于台湾、澎湖列岛、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声明还谴责美国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6](P354—357) 这些意见自然是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
中国当然也考虑到利用朝鲜战争促进台湾和对日和约问题的解决。就在国际社会要求停战的一片呼吁声中，12月7日北京时间3时，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并告知：近来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等国不断问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于不利地位，并意在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提出以下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希望立刻得到苏联政府的看法。在当天的回电中，莫斯科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停战条件，而且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又不让中国马上宣布这些条件，而是要等到解放汉城之后，再“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5](P639，641) 看来，斯大林一定要等到完全掌握了朝鲜战场的主动权后，才肯认真与美国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因此，对于12月27日美国国务院的答复，莫斯科只是转抄了一份给北京，而没有做出任何公开反应。(13) 1950年11—12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战役把美国人打得溃不成军，五角大楼和白宫都沉浸在日益阴郁的气氛中，甚至讨论了全面撤退的问题。[7](P333)[8](P1324—1328) 随后志愿军便打过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此时，联合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呼声更加强烈，而且提出的条件也更加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得到苏联的同意后）接受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提案，进行停战谈判，不仅能够稳定住朝鲜战场的有利局面，也将对日本问题的处理产生极大影响。然而，在台前的中国和在幕后的苏联都没有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当1月17日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不久，美军即发起全面反攻，已是强弩之末的中国军队不得不败退三八线以北。(14) 朝鲜战局再次出现逆转，对日媾和问题的解决自然也就朝着与中苏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美国为实现对日媾和而拖延停战谈判
战场上的优势地位使美国在媾和问题上的态度强硬起来。3月12日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指出：根据雅尔塔协定，“日本应当将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让给苏联”。华盛顿的回答是：“美国认为准确地界定千岛群岛的边界应当是日本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的双边协议的议题或者应当由国际法庭来作出法律裁定”。[9](P58) 在3月30日美国再次递交给苏联大使馆的照书中，不仅重复了有关托管日本几个岛屿及承认日本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等条款，而且强调，不参加本条约的国家，将不给予任何法律基础上的权力和利益。特别是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只提日本放弃这些领土，但未提其归属。尽管对于雅尔塔协议所规定给予苏联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表面上仍采取承认的立场，但条件是“这一规定只有在苏联签订和批准条约的情况下才会生效”。(15) 有学者认为，这表明美国曾努力促使苏联参加对日和约的谈判进程，因为这符合西方国家在远东地区的长远利益。[10](P89) 这种观点是缺乏说服力的。还在递交照会之前，杜勒斯在3月21日国务院讨论和约时就指出：“如果苏联拒绝条约的规定，我们考虑从和约中完全删除有关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条款”。对此，4月24日杜勒斯与蒋介石的驻美大使顾维钧谈话时说得更加透彻：条约草案中关于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条款“套用了雅尔塔协定的字句”，是因为美国“知道苏联不会参加对日媾和条约，所以不想改变雅尔塔协定的原文，给苏联以拒绝参加对日媾和条约的借口。”[11](P942—943)[12](P199) 由此看出，美国实际上知道苏联不愿就范，甚至希望如此。苏联确实不愿意在这种状况下签署对日和约。朝鲜战局的再次变化使斯大林颇为失望，随即对美国的媾和方案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明确立场。不过，此时莫斯科能够指望的只有日共和中共。
首先，斯大林要求日本共产党坚决抵制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和驻军政策，并接受暴力革命的路线。1951年4月，因受迫害而移居中国的德田秋一（Kyuichi Tokuda）和野板参三（Sanzo Nozaka）等日共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16) 在斯大林的帮助和催促下，德田秋一等人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检讨了过去的看法，承认“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日本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并制定了新的革命纲领。(17) 6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为日共的新计划提供1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并委托苏联情报委员会转交日本共产党。(18)
同时，苏联开始与中国磋商如何抵制美国的媾和方案。5月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苏联对媾和问题的立场：指责美国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要求条约草案中应明确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反对把琉球群岛及日本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必须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苏联政府建议在7—8月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起草对日和约，其内容应规定：日本不得结盟以反对曾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和约签订后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任何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等。毛泽东当天回电表示完全赞同。[5](P755—756，757)[13](P274) 5月7日，苏联外交部将“苏联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交给美国驻苏大使。5月22日，周恩来正式向罗申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对日和约的具体建议。(19) 5月24日苏联全文发表了一个措辞强硬的文件。(20) 6月10日，苏联政府再次照会美国，指责美国和约草案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并重申必须于1951年7月或8月召开包括所有参加对日作战国家代表出席的和会。(21) 6月25日，朝鲜外务省也向苏联递交了照会，声称“无论是在准备条约的程序方面，还是在条约的目的和实质方面”，朝鲜“完全赞同和支持苏联政府对日和约的立场”。(22)
就在华盛顿急于实现媾和而苏联明确表示抵制美国方案的时候，朝鲜战场的形势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陷入了僵局，双方都表现出和谈的意愿。(23) 6月5日，重返国务院担任顾问的凯南（G.Kennan）与马立克讨论了停战谈判的可能性，苏联表示了急切进行停战谈判的意图。引起凯南注意的是，马立克在会面时根本没有提到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远东国际事务问题。凯南判断，这也许表明苏联政府渴望停火，即使不解决这些更为广泛的远东问题。[14](P629—630) 美国人猜测的不错，苏联确实希望先实现朝鲜停战，再解决对日和约问题，这样会对中苏一方更为有利。而美国的策略则是针锋相对——先实现对日媾和，再谈朝鲜停战问题。
军事上占有优势，自然就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利用1951年春夏季的军事优势，美国不仅迫使日本政府承诺不与新中国缔约，而且逼迫英国政府接受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参加多边和会”的立场，从而结束了英美围绕中国签约权的纷争。(24) 7月3日美英制定出对日和约的共同草案。不过，在敦促尽快召开和会的同时，美国还必须采取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拖延停战谈判。显然，如果此时朝鲜停战达成协议，远东地区出现和平局面，而中国和苏联成为“和平功臣”，美国就很难拒绝北京参加对日媾和，也无法说服其盟国同意继续在日本驻军和重新武装日本。(25) 于是，7月10日开城谈判开始不久，美方代表就不断为和谈制造难题。尽管中朝方面步步退让，在确定谈判程序和划分停火线等问题上都大体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方案，但美国仍然不断制造事端，如8月18日联合国军发动夏季攻势，8月19日停战谈判中朝方军警遭到武装袭击，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来凤庄中朝代表团驻地等等。(26) 结果，开城谈判不得不于23日中断，而这正是美国要达到的目的。如此，当美国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把美英共同草案交给苏联代表时，莫斯科已经被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美国政府于7月6日递交给苏联的（共同草案）备忘录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指出，这个经过修改的草案已经“体现了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盟国基本上能够接受的条件”，并将于7月20日左右分发给所有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因此，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苏联政府的意见。更使莫斯科感到气愤的是新草案在领土条款中所做的重要修改：3月30日草案还提到日本应该向苏联归还南库页岛及其毗邻岛屿，移交千岛群岛，而在7月3日的草案中只谈日本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和要求，却丝毫没有提到其归属问题。不等苏联答复，7月20日，美英两国大使同时拜访苏联外交部，递交了美英联合照会、关于参加1951年9月4日旧金山对日和约国际代表会议的邀请函、和约草案正式文本及其他一切有关文件。照会指出，这次会议是在美英共同草案的基础上召开的，美英政府请求告知，苏联政府是否接受这个邀请。尽管在照会中建议对和约草案提出意见，但同时又声称，不管有何意见，最终文本都将在8月13日予以公布。美国大使柯克（A.G.Kirk）还在口头声明中强调，召开国际会议不是为了制定条约，而只是为了签署8月13日公布的草案。[10](P89—91)
斯大林确实为难了：参加会议无疑意味着向美国低头，拒绝出席又将处于外交上的孤立境地。面对这个难题，苏联政府显得有些不知所措。7月21 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建议苏联应该出席旧金山会议，但在8月1日重新起草的照会中，又说明了苏联不能参加这次会议的理由。经过反复考虑，8月10日联共（布）中央做出了决定。与1947年出席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的方针如出一辙，苏联的立场是：出席旧金山国际代表会议，同时批评和修改美英草案，特别是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参加会议，争取通过这些修改意见，否则将拒绝签署条约。随后，苏联于8月12日向中国通报了这一立场，并解释说，苏联很难拒绝参加上述会议，但保证将在会议上提出必须邀请中国代表的问题。[10](P91—93，95) 不久，苏联又向中国政府通报了关于日本赔偿和限制其武器规模的建议。(27) 对于苏联的决定，中国显然是理解的。8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说，印度政府是否出席旧金山会议，当然由印度自己决定。如果印度参加会议而能始终坚持原来主张，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28)
旧金山和约与中苏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立场
旧金山会议的过程十分简单，正像预想的那样，苏联代表葛罗米柯首先发表了关于对日和约建议的演说，提出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就不能讨论对日和约。遭到拒绝后，苏联代表又提出了关于修改和约草案的建议，美国同样不予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波兰、捷克等国代表表示只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9) 中国人似乎早已预见到和会的结果，并事先准备了关于旧金山和约的声明。9月3日旧金山会议尚未召开，周恩来就在一次报告中宣称，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会议。[15](P178) 差不多与旧金山签约仪式同时，北京时间9月7日晚，中国外交部就把拒绝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声明文本交给了苏联使馆。[2](P130)
就在旧金山和约缔结5个小时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Acheson）和日本首相吉田茂（Yoshida Shigero）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签署了已经准备就绪的日美安全条约。12月24日，吉田茂又在杜勒斯的压力下致函蒋介石，建议缔结和约。此后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双方于1952年4月28日，即旧金山和约生效前7个半小时，签订了“日华和约”。(30) 至此，美国人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其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接下来便要着手解决朝鲜停战的问题了。然而，在远东外交舞台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苏联和中国，却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表现出异常强硬的立场。
由于拒绝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苏联的对日政策以及在日本的地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首先面临的就是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问题。还在和约生效前，苏联外交部已经估计到这方面可能出现麻烦，但没有可以采取的积极措施，只能等待。1952年2月21 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报告说：对日和约在各国相继获得批准后，美国将公开宣布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为此，苏联驻东京的代表建议，“我方应主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撤销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同时要求尽快从日本领土上撤走一切占领军队，将所有主权交还给日本人民”。但外交部认为现在发表这样一个正式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难以对社会舆论说清，为什么不承认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的苏联，现在却建议撤销1945年12月由盟国决定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因此，苏联只能在美国采取行动后，发表一个谴责性声明。葛罗米柯还提出，由于“现在尚无可能建立苏日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应“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苏联驻日本代表处能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存在”。又建议，应事先向中国通报此事，说明这并不改变苏联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立场。(31) 但即使在建立贸易代表团的问题上，从策略考虑，外交部也感到不能表现得过于积极，而要等待日本方面采取主动。(32)
1952年4月23日，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 宣布停止活动。美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也致函秘书长，提出在和约生效后解散远东委员会。无可奈何的苏联代表除了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谴责美国外，没有任何举动。[16](P485)[17] 同日，日本政府代表发表声明声称，“由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解散，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驻日美军司令部则通告苏联代表处，自和约生效时起，苏联外交使团即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利。为此，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赶快停止使用无线电台，“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在此之前，为防止可能的意外，苏联外交部和军事部已经指示代表处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33) 后来苏联人发现，“日本当局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实业界都希望“妥善地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一方面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方面，期待着苏方的倡议，一方面通过日本实业界进行了非正式探测。苏联外交部感到有机可乘，便提出苏联代表基斯连科（Kislenko）不应急于回国，而必须保持与日方的接触。(34) 5月2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35) 然而，苏联的意图再次受挫。或许是受到美国的压力，5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由于和约生效，代表团已经丧失其合法地位。尽管提出了抗议，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6月27日，基斯连科及其大多数随员不得不离开东京。[16](P486—487)
更令莫斯科头疼的是日本为美军生产武器的问题。随着对日和约生效，盟军总司令部将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有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武器研究所25个。朝鲜战争期间， 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为美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价值1.1亿美元。[18](P100) 这不能不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但苏联对此却无能为力。3月20日苏联外交部报告，盟军司令部3月12日批准日本政府可以生产武器弹药及军舰和飞机。为此，基斯连科认为应对上述行为提出抗议。但外交部认为，基于以下理由不宜提出抗议：第一，苏联曾声明日本可以拥有仅限于自我防御的陆、海、空军部队，并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第二，针对美国人提出的抗议，非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可能被利用攻击苏联企图禁止日本拥有武装力量。(36) 两天后，联共（布）中央按照外交部的意见批准了给基斯连科的指示。(37) 至此，除了在联合国使用否决权，苏联对远东问题的影响力已经彻底丧失。在9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以十票对一票支持日本要求成为会员国的申请后，马立克使用了否决权。[16](P487) 对于台湾问题， 中苏所能做的也只是延长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38) 在外交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苏联和中国决定奋起反击，而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只有朝鲜战场。在那里，中国和美国毕竟还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斯大林唯一的希望就是拖延和谈，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
旧金山会议结束后，美国立即转而推动朝鲜的和谈，1951年10月5 日美国大使柯克约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A.Ia.Vyshinskii），在递交的声明中华盛顿强调，“朝鲜问题是当前需要立刻解决的最尖锐和最危险的国际问题”，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美苏关系而言，“朝鲜停战谈判具有重大的意义”。[5](P1058—1061) 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启，并且很快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以致毛泽东和金日成乐观地给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19](P181) 但此后不久，中方的立场便发生了明显变化。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坐镇板门店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15](P207) 过了几天，周恩来在致李克农、乔冠华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了不怕拖的思想。[20](P265—266) 1952年1月14日和15日，毛泽东又指示李克农，一定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并“主动积极反击敌人”。[21](P49，54—55) 当谈判双方在第三项议程中争执不休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准备在是否允许中方修复机场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并提议与中朝方面进行高层会谈。(39) 而中方的态度却更加强硬。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李克农：“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15](P220)
中国的谈判立场从急于达成协议到不怕拖延的转变，前后不到两个月，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军事实力由于部队轮换及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到位而得到加强，或许完全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待于中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强硬立场得到了在远东外交舞台处于被动地位的莫斯科的鼓励和支持。当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V.H.Razuvaev）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中方的强硬态度和拖延策略时，(40) 斯大林颇为赞赏，他2月3日致电毛泽东说，“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5](P1151)
4月28日，即对日和约生效的当天，停战谈判双方举行了“秘密”会议。 美方在会上提出：以中朝方面在战俘问题上接受美方“自愿遣返”主张和不提名苏联为中立国为条件，美方放弃对修建机场的限制。在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后，中朝方面应同意撤回提名苏联为中立国的要求。5月2日，中朝方面对应地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以全部遣返战俘和在机场修建问题上美方放弃干涉朝鲜内政为条件，同意只提双方均能接受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为中立国。至此，使第三项议程谈判拖延不决的最后两点分歧实际上已得到解决。由于在此之前进行第五项议程谈判的小组已经就政治会议问题达成协议，所以，只要第四项议程，即战俘问题得到解决，朝鲜和谈就可以结束了。[22](P227—230)[19](P203) 然而，就在双方起初认为最容易达成协议的战俘问题上，停战谈判却进入了死胡同。
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项议程的谈判开始后，中美双方的交锋逐渐展现出一幅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画面，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无限期休会。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异，既有出于心理战的考虑，也有影响国际舆论的意图。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中苏有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以扭转在远东由于对日媾和完成而出现的被动局面。
美国倚仗其军事优势，试图通过狂轰滥炸及核讹诈逼迫中朝方面让步。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金日成倾向于接受美国的条件，因为在朝鲜看来，通过谈判争回的战俘人数，远远不及美国空军轰炸造成的伤亡人数。为此，金日成在1952年春指示朝鲜谈判代表南日（Nam Il）提出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 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了“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42) 毛泽东则竭力劝说金日成，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战争也将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使其不断蒙受损失，这保证了苏联的建设和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5](P1187—1189) 毛泽东的这番话自然表达了斯大林的心声，在对日和约问题失利以后，鼓动和支持中国人在朝鲜战场坚持下去，是苏联在远东唯一可以对抗美国的手段。8月20日，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满口答应给予中国全面的经济、军事援助。在战俘问题上，斯大林也支持中国的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而且，他非常赞同毛泽东看法：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还极力主张，“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5](P1200—1204) 在9月4日与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强调：不要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也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5](P1216) 在此期间， 美国参联会与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M.Clark）之间电报来往频繁，商讨试图解决战俘问题的种种方案。(43) 但是，无论美国人想出什么花样，只要不放弃自愿遣返原则，全部释放战俘，特别是志愿军战俘，那么，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15](P248—249)[20](P289—290)克拉克以及白宫和五角大楼再也无法忍受中国的僵硬立场，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以表现出“联合国和美国立场的坚定性和尊严”。(44) 10月8日联合国代表团宣布，板门店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45) 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约新方针，并且期待战局好转而实现对日媾和；尽管已经感到必须结束战争，而且中方也一再做出让步，但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采取了拖延谈判的策略；旧金山会议后美国急于停战，这时因对日和约在远东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的苏联和中国却决心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以便在朝鲜战场吸引和消耗美国的力量。这就是在冷战大背景下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之间的微妙关系。
收稿日期：2006—01—07
注释：
① 就笔者所见，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英文专著有Michael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1985；中文专著有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其他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Michael Yoshitsu,Japan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Settlemen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Howard Schonberger,Peacemaking in Asia:the United States,Great Britain,and the Japanese Decision to Recognize Nationalist China,1951—1952,Diplomatic History,10:1(Winter 1986)；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淑雅：《杜勒斯与对日媾和中的台湾问题（1950—1952）》，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1996年；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以及崔丕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新作《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
② 这方面的研究自然是从俄国学者开始的：Б.Н.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51г.по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1994,№ 1; С.Л.Тихвинский:
，
,Москва,ПИМ,1996; С.Л.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ъ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процесс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и КНВ с японией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提交“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1997年）论文。使用俄国档案材料参与讨论的还有：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张盛发：《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③ 关于停战的问题，1996年1月在“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上，有3位学者提交了相关的论文，即Chen Jian,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 K.Weathersby,Stal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1950—53; F.Orlandi,The Alliance:Beijing,Moscow,the Korean War and its End。其后，还有一些研究涉及这个问题，如Conrad C.Crane,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3,№ 2,June 2000; А.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2000，№ 2；柴成文：《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轨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2期，牛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停战谈判决策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④ 关于越南战争停战的巴黎和谈进行了不足4年（1969—1973），而整个战争长达9年（1964—1973），相对而言，还是朝鲜停战的谈判过程显得特别漫长。
⑤ 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刘维开：《蒋中正与中日和约的签订》，提交“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上海，2004年）论文；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
⑥ CCS 381，Formosa(11—8—48),sec.3,JCS Records,RG 218,in Schaller,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pp.283—284.
⑦ 详见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第126—127页；刘同舜、 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第93页。
⑧ Тихвинский：
,c,43；另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的报道。
⑨ FRUS,1950,Vol.6,pp.1332—1336;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p.108；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77页。
⑩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22—01，第1—8页。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11)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1，第1—10页。
(12) 除了翻译的措辞，后来公开发表的文件与中国当时得到的草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
(13) 见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13—20页。
(14)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42—368页。
(15)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6,Asia and the Pacific,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p.908; 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ция,c.84.
(16) 日共和日本劳工运动遭到镇压的情况见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第123—125页。
(17) 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1945—1953，提交“冷战在亚洲”学术讨论会（香港，1996年）论文。关于斯大林与日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还可参见有关的回忆录，Н.Адырхаев,Встреча Ｃталина с японским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Глазами очневидца,,1990,№ 2,c.140—144。
(18) ЦХСД（现代史料保管中心），ф.89,оп,50,д.3,л.1。
(19) 《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58、360、361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3，第86—87页。
(20) 《人民日报》1951年5月25日。英文本见XG0187,MF2527245—0990,Main Library,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1) 参见人民出版社辑：《对日和约问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95、100、107页；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ция,c.87.
(22)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2,оп.7,д.25，д.2,л.26—31。
(23) 相关的俄国档案见《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777—786、804—811、835—840页。
(24) 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第78—81页；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第32—35页；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第162—171页。
(25) 这一点，就连当时的美国报刊都看得十分清楚。见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6页。
(26) 参见《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941—1007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44—155页。
(27)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6—7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62—364、366—367页。印度和缅甸最后因不赞成美英条约文本而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见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c.9。
(29) 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68—386页；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c.98; 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c.9。
(30) 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93—394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第105—110页。
(31) 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2月21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9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第2118—2127页。
(32) 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2月23日，沈志华收集和整理：《苏联历史：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以下简称《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2004年，第131—132页。
(33)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4月26日，《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第137—139页。
(34) 详见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5月17日，《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第143—145页。
(35) 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5月20日，《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第146页。
(36) 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3月20日，《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第133—134页。
(37)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1952年3月22日，《苏联历史文件》第27卷，第135页。
(38) 斯大林在1952年9月与周恩来会谈时明确指出，苏联延长租用旅顺口，是因为“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同时强调，只要日蒋和约存在，“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222、1227—1232页。
(39) JCS 91600,From JCS to Ridgway,10 Jan.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Tuman Library；沃尔特·赫姆斯：《美国兵在朝鲜（第一卷）：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1—182页。
(40) 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158,А.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н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2000г.,№ 2,c,104.
(41) 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15—7158,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2000г.,№ 2,c,104；《朝鲜战争文件》，第1152—1153页。
(42) C51562,From Clark to JCS,8 July 1952; 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Truman Library；《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第831—835页。
(43) 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1952; JCS 919368,From JCS to Clark,25 Sep.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Truman Library；《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一卷，第831—835页。
(44) 朝鲜停战谈判的僵局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开始解冻。详见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