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政党与欧洲一体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邦德国论文,基督教论文,欧洲论文,政党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基督教民主运动是19世纪中期及其后欧洲大陆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基督教融入近代西方国家政治生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产物。从其起源上来看，基督教民主在本质上是基督教（天主教）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一种政治反应、对富有战斗精神的非宗教主义的一种社会政治反应，以及对产业革命的一种经济反应而发展起来的。（注：[英]罗纳德·欧文：《西欧基督教民主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1—12页。）
究竟什么是基督教民主呢？
长期以来，尽管西方许多学者见仁见智，都企图按照各自的理解对这一概念作出界定，往往又难免失之偏颇。这使得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此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吉斯·凡·克尔斯本非常不满，他在论述“基督教民主的独特性”问题时写道，“什么是基督教民主？它是不是一种独特的政治运动？我主张给后者以肯定的答复……我将竭尽全力证明这一观点……”（注：Kees van Kersbergen,The Distinctiveness of Christian Democracy,see Christian Democracy in Europe: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ited by David Hanley,Pinter Publishers,London & New York,pp.31-45.）继而，克尔斯本通过对所罗列的三种主要错误观点的驳斥，对其论点进行了证明。（注：克尔斯本所列举的三种错误观点如下：（一）基督教民主不过是保守主义的一个变体；（二）基督教民主在根本上是一种中间派的运动，因而缺少独特性；（三）基督教民主的独特性由于其被奉为“全方位政党”而遭到破坏。 见Kees van Kersbergen,The Distinctiveness ofChristian Democracy。）在他看来，基督教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政党， 而且还是一种政治运动。在基督教民主运动之外，人们是无法对基督教民主党作出合理解释的。因为该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与社会组织制度相联系的政治代表或反对力量，基督教民主所面临的不仅仅是选举竞争的逻辑，同样也需要处理组织制度逻辑。与此同时，还必须对宗教在选举竞争中的作用进行合理而确切的解释。因为对于选民来说，有吸引力的宗教像一块真正的磁铁，既有吸引选民的一面，也有排斥选民的特点。由此看来，基督教民主有着自己的独特性，那么，这些独特性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基督教民主是一种社会保守主义。在基督教民主与保守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尽管梅尼更倾向于强调二者之间的一致性，但他却认为，对于基督教民主党人来说，“比物质和经济更为重要的精神（宗教）因素应该为人类服务。这种思想基于这样的基础之上，即基督教民主党人应该把自己同保守党人区别开来。对于后者来说，社会利益应从属于经济要求。”（注：Meny,Y,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WesternEurope,Oxford,1990,p.51.）格拉荷尔等人虽然把基督教民主看作是中右政党家族中的成员，但他们仍然声称，“由于基督教民主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人们很容易就能把它们与世俗的保守党区别开来。”（注：Gallagher,M,M.Laver and P.Mair,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in Western Europe,Mc Graw-Hill,New York,1992,pp.73.）很显然，基督教民主的独特性与社会教义有着某种联系。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所有基督教民主党人均拥有这样的信念，即按照天主教社会教义和通谕的精神，能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注：Von Beyme,K.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Gower,Aldershot,1985,p.94.）
其次，理解基督教民主的关键概念在于“一体化”、“（阶级）调和”、“宽容”和“多元主义”。将基督教民主理解为一种中间派运动、把它看作是实用主义的和机会主义的政党，是极其错误的。这种理解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之上，即中间派立场不可能成为明确的政治原则的产物。基督教民主中不但包含着依附于人权基本原则的基督教戒律，而且也就包含了对自由民主及其价值观的信奉。与此同时，一体化或社会包容是其独特性的主要组成部分。欧洲近代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不但非常灵活，而且拥有极强的能力来适应该运动在相互对立的利益间达成妥协的任务。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基督教民主是社会调和的体现，至少它渴望如此。因此，阶级调和与合作处于那些用来表明基督教民主独特性因素的核心位置。
第三，基督教民主的政策模式上奉行“社会资本主义”。勿庸置疑，基督教民主有自己的社会政策模式，这一模式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模式有着重大的、原则上的区别，也使该运动具备了区别于保守主义的独特性。在这里，哈特维希为我们提供对基督教民主的社会政策模式进行确切描述的概念——社会资本主义。（注：Hartwich,H.-H,Sozialstaatspostulat undgesells chaftlicher Status Quo ,Westdeutscher Verlag,K
ln and Opladen,1970.）在社会资本主义思想与基督教民主独特性的其他方面之间存在着一种明确的联系，那就是对一体化的调和、对甚至可能是利益对立的多元社会组织利益的不断追求。社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基督教民主试图用于建立跨阶级吸引力的模式，而宗教就是其工具。宗教的跨阶级分野，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起着纽带作用，对于社会资本主义的建立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因此，选举竞争的逻辑便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构成了基督教民主的本质和政策内容，它迫使作为一种“立场中立的政党”的基督教民主，企图通过使阶级（特别是在劳资之间）分裂温和化的方式，来吸引来自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来自工人阶级的选民。与此同时，基督教民主还竭力使宗教分裂以及那些似乎对该运动的支持具有有利影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尽量保持稳定。需要强调的是，基督教民主的策略是通过其具体政策来起作用的，因而，社会资本主义模式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企图在社会内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集团之间建立联系的模式”。与社会民主党所推崇的“福利国家”发展模式相比，社会资本主义模式并不是要创造普通团结的模式，而是一种“在强化社会集团及其身份的同时，使社会和阶级分裂温和化的途径”。（注：See Christian Democracy inEurope: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ited by David Handley,Pinter Publishers,London & New York,pp.41.）通过这一模式， 基督教民主在不削弱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前提下，努力把劳动阶级的要求整合到了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形成及其贯彻实施中。不仅如此，通过它，基督教民主也已尽力——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在社会内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集团之间搭起了桥梁。基督教民主的社会资本主义政策模式不但区别于社会民主模式，而且在“拒绝把个人看做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一点上，也与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因此可以说，社会资本主义模式是市场、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尽管战后的基督教民主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了分化，尽管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在80年代以后丧失了大量支持、90年代中期以后在各自国内又普遍遭遇挫折，但是，在持续不断的世俗化条件下，基督教民主不但没有彻底瓦解，反而成为战后西欧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成为推动战后西欧联合乃至欧洲一体化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究其原因，除以上所述外，恐怕与基督教民主的内涵还有着重要的关系。基督教民主的内涵实际上是由三个主要原则组成的，即“基督教原则”（从对个人权利的支持角度来讲）“民主”（对自由民主的明确支持）和“一体化”（主张建立有广泛基础的人民党，以支持阶级调和和国际和解，特别是对欧洲一体化的大力支持）。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像意识形态或世界观那样明确，但它们却是基督教民主党政治纲领的核心、也是其政治实践的核心。（注：[英]罗纳德·欧文《西欧基督教民主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4页。）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基督教民主这种特定的内涵决定了德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基督教民主党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态度。
二
从国家层面来看，德国是基督教民主运动最早起源的三个国家之一，但却比另外两个国家（意大利和法国）要晚得多，基本上是二战后的一种现象。诚然，自德意志独立国家形成后至二战以前的时间里，德国的确存在着一个以中央党（1870年成立）为核心的天主教政治运动，中央党也确实带有基督教性质，但从信奉基督教和民主原则的巨大的政治运动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却从来没有完全信守自由民主的原则，而只不过是“利用民主制度来支持和维护天主教徒的利益”罢了。 （注：参见J·罗凡《德国的天主教政治》。转引自前引书，第30页。）
作为战败国，在二战后最初的岁月里，德国是一个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因此恢复德国的主权，就成为战后初期德国政治家们的一大政治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借助于一个联合起来的西欧。在战后德国重建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基督教民主性质的政党，即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它们均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联邦德国建立以后近50年的时间里，由于这两个政党执政的时间加起来长达36年（1949—1969、1982—1998），因而就可能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对欧洲一体化的贡献，与两个重要人物密不可分，即康拉德·阿登纳和赫尔穆特·科尔。正是由于这两个人的杰出表现，使得我们对德国基督教民主党与欧洲一体化关系的研究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线条。
阿登纳（1949—1963任联邦德国总理）不仅是40和50年代欧洲联合体的最为重要的建筑师之一，（注：参见J·罗凡《德国的天主教政治》。转引自前引书，第30页。）而且具有莱茵兰人的世界主义观点。他曾经声称，“我现在是德国人，将来还是德国人，但是，我也是欧洲人，我始终认为自己是欧洲人。 ”（注：《康拉德·阿登纳……讲话》， 1946年3月24日，第3页。转引自罗纳德·欧文《西欧基督教民主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456页。）的确，联邦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迫使它必须在两大国家集团之间作出选择，而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为了使西德尽快恢复主权，为了防止纳粹的重新出现，“对我们来说，拯救我们的政治自由，我们的个人自由，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在许多世纪中形成的以基督教人道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唯一道路是：“坚决同……对国家、个人、自由和所有制方面与我们一致的”民族和国家站在一起，“坚定和顽强地抵抗来自东方的任何压力。”（注：《阿登纳回忆录（1945—1953）》，第98—99页。转引自周琪、王国明《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英、法、德、意）1945—1988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276页。）这一点意义重大，它不但标志着德国要回到西方社会、要力争创造一个德国能以平等伙伴身份加入的欧洲联盟，而且将增强联邦德国的吸引力，从而扩大德国统一的前景。同时还意味着，将扩大基民盟和基社盟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因此，阿登纳的主张得到两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其实，确切地说，阿登纳关于欧洲联合的思想只是一种西欧联合的思想，他曾经使用了许多名词来表述欧洲的联合，如“欧洲一体化”、“欧洲联邦”、“统一的欧洲”以及“西欧国家的联合”等，实际上都是指西欧的联合。这说明，阿登纳关于欧洲联合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对苏联的敌视以及对美国的不完全信任，而后者在50年代中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其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与法国的和解和联合。因为对于西德来说，欧洲两个有分量的盟国就是法国和英国，尽管在阿登纳的眼中，这两个国家的分量也大有区别。在对法和解问题上，阿登纳作出了巨大让步。例如，在1950年想加入欧洲委员会，西德冒着承认萨尔区自治的风险；1954年又为了巴黎协定的签署，而同意萨尔地区在政治上实行自治，等等。但是，阿登纳在竭力同法国实现和解并进行合作的同时，并没有完全由法国牵着鼻子走。他充分意识到，德国的统一及西欧的联合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也离不开英国对法国的遏制。因而，在1963年同法国签订德法友好条约时，成功地加上了一段序言，强调同时也要促进与其他盟国的关系，“特别是欧洲同美国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实现在由欧洲共同体开创的道路上的欧洲联合，把英国也吸引进来。”（注：阿尔弗雷德·格罗寒尔《法国及其对外政策，1945年至今》，哈恩泽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转引自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 ）阿登纳担任联邦总理长达14年之久，在西欧联合问题上为德国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
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失势，这一段时期内，基督教民主党虽然围绕“东方政策”花费了不少精力，但他们仍然是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支持者。此后，科尔使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也给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科尔自1982年10月就任总理起，就把欧洲一体化问题提到了基督教民主联盟议事日程的中心。勿庸置疑，科尔的欧洲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阿登纳主张的翻版。他在为纪念阿登纳诞辰100 周年而写的一篇随感中这样写道：“公正地评价阿登纳遗产的唯一方式，就是把它当作一项指示并坚定不移地执行它。”（注：William
Paterson, The GermanChristian Democrats,see Political Parites and the EuropeanUnion,edited by John Gaffney,London & New York,1996,p.53—70.）尽管科尔在其任期早期的欧洲政策大多是宣言式的，但回归阿登纳政策重心的线条仍然是十分清楚的。他继续强调把法德关系作为欧洲一体化的中心动力，并与弗朗索瓦·密特朗建立了一种持久的亲密关系。从欧洲共同体发展的历程来看，欧共体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新进展大都是在他们二人的倡议下进行的。例如，长期悬而未决的英国在共同体预算中的摊款问题、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共同体的问题以及1984年底围绕着有关葡萄酒的联合农业政策问题等等。因为在他们二人看来，法德关系才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真正发动机。
80年代早期，欧洲共同体还带有政府间合作的特点，因而最初在一体化方面的进展是非常缓慢的。不过，这一时期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是“根舍—科伦坡计划”及其结晶《神圣宣言》。在1985年6 月举行的米兰高层会议上，法德两国建议起草《建立欧洲联盟条约草案》。这一草案使用的标题看起来似乎是雄心勃勃的，但实际上，在扩大欧洲政治合作方面进展并不大。80年代后半期，进一步实现一体化的条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86年签署的《单一欧洲法令》（1987年7 月生效）成为第一个催化剂，（注：Ibid.）其主要影响就是在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中引进了“多数表决机制”，不但削弱了单个国家（例如英国）阻止一体化发展的能力，而且标志着欧洲议会在扩权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果说《单一欧洲法令》为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潜力的话，那么，正是德国的统一为这种发展铺平了道路。两德统一不仅增强了德国的实力，提高了德国的政治地位，而且大大改善了德国的外交环境。因此，“实现欧洲统一，建立欧洲联盟”便成为德国统一后喊得最响的口号，也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1991年12月中旬，以科尔为主席的基民盟在德累斯顿举行的党代会上通过的《德累斯顿宣言》明确指出，对统一的德国来说，不存在一条独立于欧共体和大西洋联盟之外的特殊道路，德国的前途在于“统一的欧洲”。当然，德国对欧洲联合以及统一的鼓吹，并不是为了消极地应付欧洲其他国家的疑惧之心，它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动因，那就是借此来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德国的地位。
1991年12月，欧盟各成员国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市召开首脑会议，通过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次年2月该条约正式签署，1993年11 月正式生效。此即所谓“欧洲联盟条约”，它的诞生，不但将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在外交事务上的合作机制升格为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且标志着欧洲议会权限的再度扩大，这正是科尔和基民盟所希望看到的。尽管德国其他政党或多或少都支持欧洲议会权限的扩大，但只有基民盟在更大程度上将其作为该党政策的中心部分之一。科尔以及当时担任欧洲议会议长的德国基民盟欧洲议会议员埃贡·克莱普施等人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不过，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科尔却宣称，“为了巩固联盟的欧洲支柱，为了在共同体内扩大安全范围，利用西欧联盟是合乎逻辑的。为了确保不产生误解，与我们的美国朋友和伙伴保持密切接触和友好对话则是至关重要的。”（注：H.Kohl,Our Future in Europe(Edinburgh,Europa Institute/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1991),p.15.）这表明， 科尔和他所领导的基民盟更为优先考虑的是在防务上保持与美国的联系。但是，《马约》的实施多少使科尔和基民盟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在政治联盟、主要是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1992年10月25—28日，基民盟在杜塞尔多夫召开会议，所通过的有关欧洲政策的决议中，仍然保留了对民族主义理念和理解的忠诚。这种做法虽有点过分，但却是基民盟党内观点的极好写照。（注：see Resolutions of the Congress of the CDU,Dusseldorf,
25-28 October 1992,Resolution Al.4.）在1994年欧洲议会选举期间， 基民盟在选举纲领中提出加强德国和欧洲关系的“九点纲领”，因此而被称为“德国的欧洲党”。总之，在科尔执政的16年（1982—1998）间，正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使得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有可能成为对欧洲一体化发展贡献最突出的党。可以说，在后阿登纳时代的联邦德国，正是科尔将德国基督教民主党的追求融入到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之中，来实现其欧洲使命的。
与基民盟相比，联邦德国另一个基督教民主性质的政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则可能是联邦德国最初几十年最“欧洲化”的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它得到了德国天主教对欧洲一体化思想的支持。长期以来，虽然该党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巴伐利亚州，但由于该党在联邦议院里与基民盟组成一个议会党团、推举共同的总理候选人，因此，人们习惯上一直把它看作是基民盟的姊妹党。该党的“欧洲主义”在联邦德国最初30年里最为引人注目，到了80年代则多少有点降温。该党的领导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明显成为欧洲议会的批评者，与科尔相比，施特劳斯更注重与英国保守党发展关系，他和撒切尔夫人一样，对欧洲议会充满了厌恶，并称之为“闲谈店”。
80年代上半期，施特劳斯对欧洲共同体的反对主要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随着《单一欧洲法令》的签署和欧洲共同体的迅速发展，基社盟将政策重心转向确保巴伐利亚州以一种积极姿态出现在联邦和欧洲舞台上。由于《单一欧洲法令》要想在德国获得批准，必须得到各州的同意，基社盟不过是带头将欧洲事务作为调整州与联邦关系的手段加以利用罢了。从传统上看，基民盟的巴伐利亚伙伴基社盟要比基民盟更为欧洲化，而且，基社盟有关欧洲联盟的政策在某些方面与英国的保守党、而不是与基民盟更为接近。施特劳斯后来的继任者埃德蒙德·施托伊贝尔始终是站在基社盟右翼一边的。1993年9月3日，施托伊贝尔在写给科尔的一封公开信中，首次公开阐述了他对欧洲问题的观点。他指出，欧盟体制中缺少透明度和清晰度，这将会导致其缺乏广泛的认可。一个月以后，他又在州政府宣言中，把问题焦点集中到了欧洲问题上，他希望赋予欧盟委员会一个更为清晰的政府轮廓。同时他暗示，应将对一个一体化了的欧洲的支持，与德国分裂的事实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联系起来。与施特劳斯相比，施托伊贝尔并不是一个在全联邦共和国范围内广受欢迎的政治家，他在欧洲问题上走得越来越远，直至陷入欧洲怀疑论者的地步。因而，其对欧洲联合的批评言论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德国政治精英的谴责。不过，他的言论却得到巴伐利亚州政府环境部长佩特·高韦勒尔的同情性支持。后者曾将欧洲单一货币称为“世界语式的货币”，他在此问题上走得更远。由于施托伊贝尔等人的怀疑性论调，基社盟对《马约》奉行一条民粹主义的怀疑路线，（注：William Paterson,TheGerman Christian Democrats.）也就不足为奇了。除此之外， 基社盟将欧洲一体化发展目标理解为建立一个国家联盟，而不是像基民盟所表述的那样，是一个“联邦的欧洲”。然而，基社盟在1994年欧洲议会宣言中，却不得不减少怀疑的论调，因为人们希望看到的并不是两个基督教民主党相互指责、分歧不断，而是希望它们能为全德国人的共同利益贡献点什么。这至少表明，冷战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基社盟的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有利于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利于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在欧洲事务上形成共同的意志。
结论
截止目前为止，欧共体已经扩大了四次，而且其外扩的势头越来越盛。但是，欧盟在迅速东扩和意欲南下的同时，也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结构问题，主要是东扩问题；二是机构（机制）问题，也就是欧盟政策与各成员国政策如何协调的问题。与此同时，包括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在内的、曾经为欧洲一体化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欧洲基督教民主党（除英国和西班牙外，欧盟其他13国均有或大或小的基督教民主党）也面临着众多挑战。 正如戴维·翰雷所指出的， （注：David Hanley,TheFuture of Christian Democracy in Europe, see
ChristianDemocracy in Eurpe: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ited by David Hanley,Pinter Publishers,London & New York,pp.212-214.）它们所面临的首先是战略和策略上的挑战。很显然，基督教民主党必须尽快选择其合作伙伴，扩大其“门户开放”的程度，吸收愿意加入欧洲人民党党团的保守党，而不是将它们拒之门外；其次，必须重视欧洲委员会的发展，以利用这一机构来发展与北欧和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从而削弱该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再次，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和影响，基督教民主党还必须在众多的政策选择中作出艰难抉择，必须承担起主持社会公正的义务。此外，基督教民主党还面临着一系列对其影响超过其他政党的问题，主要是社会福利和私人道德问题。最终，基督教民主党还必须面对世俗化不断发展、选民越来越成熟这一现实等等……。
笔者不敢妄言，欧洲基督教民主党在90年代中期以后在各国政治舞台上普遍失势与欧洲一体化目前所面临的困境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联系，更不敢断言，正是因为德国这个欧洲大国中基督教民主党的下台才导致这些困境。或许，这纯属一种巧合。但在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基督教民主党所面临着这些困境必定会对一体化进程产生不利的影响。因而，探讨基督教民主党的未来问题不是徒劳无益的工作，恰恰相反，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来说，尽管他们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者和倡导者，尽管他们在第五届欧洲议会选举以及刚刚结束的国内几个州选举中成绩斐然，但是，如果它还想在下一个世纪在本国乃至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想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就不得不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不但关系到该党自身的前途，也关系着欧洲一体化未来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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