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科学的人本范式与中国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中国论文,人本论文,民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与科学作为主导人类近代历史的实践理性范式，从中世纪的“神本”和“君本”范式中脱胎出来之后，经过了几百年的“物本”发展，于20—21世纪之交，开始转向以崭新的人性科学和人性平等观念为基础的“人本”范式。这种转向无疑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巨大的影响。本文谨以人本范式对此作点新的思考。
一、民主与科学的物本范式及其危机
我们知道，经典的民主与科学范式可称之为物本范式（注：关于文明、文化或实践理性的物本范式和人本范式，参见拙文《近代西方主流思潮的人学考察》（载于《晋阳学刊》2000年第5期）。 关于经典民主与科学的物本范式和人本范式的具体内容，参见拙文《试论民主与科学范式的人学转向》（待发）。），是主客二分、以物为本的机械论世界观和分析理性支配下的还原主义方法论的有机统一体，具体说，就是“唯物主义”、物质主义、原子主义的世界观和拜物（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及将多数人的统治蜕变为“少数物的统治”的“物主”（或“钱主”）的社会历史观。历史实践表明，这种以人这部机器同时与自然和社会这两部机器相对立、对抗的机械物性科技，和以“物主”取代“人主”的“民主”，确实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创造了足以满足人类大多数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财富（注：参见译者黄风祝在[巴西]何赛·卢岑贝格著《自然不可改良》（三联书店1999年 6月版，第98页）一书附录中所说：“要保障第三世界人民的基本生活，相对说来只需要……减少工业国家每年用于购买狗食和香烟消费的数额”（即大约 670亿美元）。），足以使每个人随时进行世界性交往的通讯和交通手段，足以使人们摆脱专制和愚昧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发展机制，等等。但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20世纪前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又半个世纪的东西对抗和南北对峙，不仅导致了深重的全球性政治危机，而且出现了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同样无情地威胁着人类的自然生存。这就是所谓的“全球性问题”或“人类困境”。
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以物为本的民主与科学的实践本身，造成了自然客体世界的分解和破碎，导致了人类主体世界的分裂和对抗。分析性的物性科学和拆解性的物化技术在维护和建构自然整体性和生命力方面回天乏术（注：吴国盛在《世纪之交话转折》（载于1999年第3 期《科学》）中质疑：“未来科学的方向是否仍然沿着还原论的线性走向发展，继续要求越来越高的能量，越来越大的资源消耗，越来越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呢？”苗东升在《霍甘错在哪里？——评〈科学的终结〉》（载于 1999年第3期《自然辩证法研究》）中说：“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创立机械论科学及其相应的技术，……却把全世界推入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困窘境地。”并呼吁实现“科学转型”，发展“新型科学”。），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或大私有制，即由少数个人以高效的拆解技术，有组织大规模地将大自然扯成碎片，再变成各有其主的大宗商品交易牟利）框架内被开启的“理性人”的无限物欲及相应的无止境的财富积累模式、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在解构、破坏乃至毁灭自然系统方面则表现出卓越的能力，当然是全球性生态灾难的重要根源。西方“民主国家”对内以“全民民主”的虚幻形式推动每个公民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统治集团的物质利益，对外以“民主”、“人权”、“自由”的旗号向全球推行他们的价值观，取消别国的独立和自由，抢掠其自然资源，搜刮其民脂民膏，致使南北差距日趋加大。总之，物本的民主与科学实践无法建构这样的社会运作机制，使得经典科技的优势与民主政治的长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反而使它们的诸多局限性相互促进，直接造成了空前的人类困境（注：笔者有一种观点，经典的物性科学和物化技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造成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结合，造成全球核战或最新电子信息战的巨大威胁。但尚缺乏系统论证，急需要更深入广泛的研究。）。
二、中国人难以解脱的困惑
其实，在世界近代历史中，随着经典民主与科学范式的逐步完善及其历史实践的全球展开，其各种消极方面也早就暴露出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震撼资本主义统治者的社会主义运动便是针锋相对的否定和超越。但中国人却有着自己的特殊遭遇。还在19世纪，沉睡已久的中国人一俟被西方的洋枪大炮轰醒，便站在无数同胞的尸体堆中，面对西洋文明的狂飚突进和自己几千年文明财富及资源的毁灭、抢掠，而一面深感自己的落后和愚昧，同时又不禁对这种文明的残酷和野蛮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强烈的拒斥。还在五四以前，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乃至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等，都透露出这种烦乱、厌恶和超越的心绪。的确，那时的生态危机还没有达到目前的全球规模，但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已充分暴露了西方民主中以人的兽性物欲所推动的战争机器运用现代科技对人类的巨大毁灭作用。中国人正是在这两次大战的夹缝中作为其牺牲品，以一种极度痛苦和矛盾的心态面对和接受西方文明的。伴随着中华民族存亡危机的加深，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国人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悄然展开，这直接导向了爱国救亡运动。如果是平平静静的启蒙，如同17—18世纪的欧洲，中国人很可能会在经典的民主与科学范式中实现“全盘西化”；但正是西洋文明日益进逼所造成的亡国事实，使当时的中国人立即被救亡的紧迫使命所召唤。启蒙进一步渗透于救亡之中，这使中国人或者接受已超越经典范式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救亡，或者立足中国雄厚的传统，试图借西洋之长，改善“国粹”，以“现代新儒学”拯救中国，或者将经典范式推向极端，而在西洋人的庇护下从事奴性建国活动（注：参阅[美]纪文勋《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版）。），等等。无论如何，那时的大多数中国人表现出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困惑和强烈不满。
诚然，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开辟了中华民族重造历史的新纪元。但当我们全力以赴地从事独立建设的时候，过去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愚昧迷信的积习、占绝大多数的小农经济等等都使我们难以踏上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轻便快车。新中国50余年来，五四时期提出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愈加显示出其价值，也曾无数次地激起学者专家和青年学生们的探讨热情；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感情再次达到难以言表的二难之境。我们虽然确立了本质上超越西方经典民主范式的新型民主制度，但现实较低的民主程度、国人较低的民主素质和法制意识及严重的官僚腐败现象等，都令人不满。我们虽然高举科教兴国大旗，科学技术也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事实上日益加深的生态危机，国人物质生活的水平和质量之间的尖锐矛盾，又使我们对科学技术爱恨交加。理智告诉我们，民主和科学都是好的，是历史进步的两驾马车：而感性却警告我们，民主和科学都有“测不准”的陷阱！那么，我们的希冀究竟是什么呢？
三、人性系统的演进与民主和科学的人本范式
笔者曾论证过，“人本”范式就是指以人为本或以人为根基和归宿的那样一种理性态度、价值取向和实践理念，它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运用整体性的人性科学和建设性的人化技术，实现人类文明的人本发展；并寻求人类精神世界独立于物质财富增长之外的自在价值，以使人充分发挥其作为自然物质性、社会历史性和精神意识性“三位一体”的完整而现实的人的全部意识和实践能力，实现其人性自我的全面性、丰富性和自由自觉性，达到自我的内在和谐和人性的升华（注：参见本文第30页注释①。）。显然，人或人性作为一个现实、具体而完整的超巨系统，是由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三个复杂的子系统以某种物性科学尚未认知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方式有机地耦合起来，并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演变着。
人的自然性子系统是人的身内自然和身外自然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所构成，这是人的整体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基本的是人的身内自然与身外自然的关系，人只有遵循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与大自然发生全面的关系，才能持续存在。另一方面，就维持身内自然生存所必需的资源来说，无限的物欲和人之内在自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限的客观需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前者的主观任意性以虚幻的形式反映后者，并从总体上诱导着人与外在自然关系的恶化，这又反过来破坏着人之内在自然固有的秩序和规律，从而导致各种身心疾病的发生。因此，人之内外自然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及其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和规律应该成为自然科学的重要对象。它应从本质上说明，无论对身外自然的生态系统，还是对身内自然的生命系统，人的内外自然的统一与和谐都应成为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新的科学技术应以营造一个与人之身内自然的持续生存相一致的外部自然环境为己任。这要求现代自然科学范式和物质技术价值取向的根本转变，应转向一种普遍联系、复杂作用、永恒运动、辩证发展的有机整体的科学世界观，及以建构自然、维护整体、系统观照、博爱万物、珍惜生命、完美自我和升华人性为基本价值观的技术体系。这就是人性科学和人化技术（即人性科技（注：参见拙作《科学技术应该成为上帝吗？》（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11期），及《试论科学技术的人本走向（待发）。））。
人的社会性子系统呈现出全球性和世界性的发展态势，这使每个个人也日益具有人类的普遍性，根据复杂性科学的“蝴蝶效应”，很可能某个具体个人的某一自然或社会活动在人——自然——社会大系统演化的某个临界点上造成不可预测的全球性社会——生态后果。这无疑昭示着一种全新的民主观念，即“人性平等的世界人”的观念：每个人，无论他属于哪个阶级、民族、种族、国家，都是人类的、世界的、地球的人，无论其所属群体的贫富、大小、强弱，都一律平等，这不仅要求人人都应承担起自己对所属群体和人类及其地球家园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要求我们努力建构全新的民主制度，以切实保障这种最深层的人性平等，并使之成为人的社会性子系统中诸要素优化组合和协同演进的内在机制，以实现人的社会性本质的完善和发展。
人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版第42卷，第96页。），是被自己意识到了的肉体存在，人自体是一个在肉体生命活动基础上的意识活动和在它支配下的肉体生命活动的复杂的有机统一体，这不仅要求人内在的身心和谐、灵肉统一，而且要求人自体之外的大自然和社会环境能够有利于并推动人性内在的和谐与统一；显然，如果没有完整而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和民主、平等、自由而不失秩序的社会环境，人的身心必然一直处于分化、物化和异化状态，极大地阻碍人的发展。
综上可知，人性系统自身的客观发展要求民主与科学必须转向人本范式，将“人性平等的世界人”的民主制度与人性科技的优势和长处有机融合，从而真正地服务于人性自我的完美与升华。这样的民主与科学范式必然是，主客统一、以人为本的有机论世界观和辩证理性支配下的整体论的方法论（注：参见本文第30页注释①。）。这就要求我们将任何事物都放到与之联系的整体之中，并以整体的性质来确定此事物的性质，以整体内诸要素相互作用的非线性、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来把握其在整体之中的发展状态和趋势，以人性平等的“终极”价值观来创造和规范世界上所有人的基本生存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以人性的系统存在和全面发展为科学创造和技术发明的内在规约，以自我之内灵肉一体、身心和谐及完美升华来发展人性的丰富性，来挖掘自我的全部潜能。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考察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全新视角。
四、重新审视中国的现代化
显然，由于20世纪世界历史的原因和中国社会的特殊境遇，处于困惑和痛苦之中的中国人，五四时期对民主与科学的梦想既富有浪漫主义情调，又深含现实主义期盼。中国人正是在一种无以选择而又不得不选择的情势下，通过30年浴血奋战被迫做出了并未使日后轻松飘逸的选择：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独立自主地走现代化之路。池田大作曾说：“在日本，所谓现代化，主要是指如何引进起源于欧罗巴世界的发达的科学技术。”（注：[日]池田大作、[德]狄尔鲍拉夫《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寻求新的人性》，宋成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9月版，第42页。）我们的“现代化”虽与此有很大区别，但仍是指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终归都属于物质层面的，只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磨砺之后，才逐渐在党的基本路线里明确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即一个包含科学技术在内的全面的人与社会发展的目标。笔者以为，可以做这样三个层次的理解：其一，就人性系统的结构而言，富裕（“富强”与“富裕”的关系下文有说明）、民主、文明分别对应着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表明每个人都要过一个富裕的物质生活，以使人在内外自然的协调统一中维持健康的生存；都要生活在一个以民主为核心规范组织起来、有序运营的社会关系之中，以不断纯化和升华人的社会本质；都要在积极、浩阔的精神生活中以科学的意识活动方式挖掘潜能、修养情操，达到文明的精神境界。其二，就社会系统的结构而言，富裕、民主、文明分别对应着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标志它们的发展目标。其三，就人类文明的结构来说，三者则分别对应着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成为它们的核心标志。这表明，我们的现代化在内容上的系统性和丰富性，是迥异于世界历史上已经完成或许多正在进行的片面畸形的现代化的。下面就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富强。建国伊始，我们曾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榜样，不仅希望有他们强大的科技力量，有他们甚高的物质消费和享乐水平，而且要有他们同样或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但由于我们底子太薄，虽经几次“大跃进”和“大革命”，最终也未能如愿。而在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致力于“深挖洞，广积粮”的同时，整个世界经济的资本化进程及科技与军事、科技与经济的互动推进，逐渐使核战和生态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凸现出来，我们以发达工业国为样板的富强目标受到了自身生态和全球生态承载力和恢复力的严峻挑战，于是我们响应、接受并着手实施为多数国家所赞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际上修正了富强的内容。强者，强大之谓也，其义主要在科技与国防，要使我们的科技事业在国际社会占一席之地，重振几百年前持续两三千年的中华科技文明的雄风；要使我们的国防实力强大到足以捍卫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不使五四之后浴血奋战得来的最根本成果——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条件和机会付之东流。而富裕则应做有别于西方“豪富”的相对性的理解，即区分“绝对富裕”和“相对富裕”的概念。“绝对富裕”就是指个人现实地占有和消耗的物质财富在数量上的绝对增加，这与传统的“理性经济人”（“物性之人”）的无限物欲相对应；实践中，以每个人在某段时间里对可回收和重复利用率极低的即时消费品的耗费总量和更新换代率为指标，无限多而快地消费是他们不懈追求的生活理想。西方“消费主义”社会即是典型范例，其弊害已如前述。“相对富裕”就是指在物质财富方面，每个人能够不断地获得相对于自己过去（纵向）、相对于他人现状（横向）及相对于自己生存与发展适度需要的富裕，这与完整的“人性之人”的有限物质需要和符合人性内在本质的精神欲求相对应；实践中，以每个人在某段时间里对有较高回收和重复利用率的耐久消费品的消费总量和更新换代率为指标，少的消耗和慢的更新是人们理应追求的生活方式。当然，这需要一种全新的消费价值观的导引。我认为，这种“相对富裕”的经济或物质文明的发展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致的，因而是我们应该设法付诸实践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实现经济价值观的人本转向，从而建立自然——科技——经济——物质文明的良性循环。
民主。尽管国人对西方的民主程度评价甚高，但我们也清楚，那是与他们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密切联系的，而对其民主的基本方面则是否定的。因为，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以物本范式的民主为国家制度的西方列强怎样将人类大多数包括中华民族置于水深火热的奴隶境地。如果我们也将这种国家制度照搬过来，是否也要步西方后尘，与之争霸全球，抑或永做列强之附庸，或如某些人所言“再做三百年殖民地”，尚不得而知。但无论哪种结果，最终遭殃的都是中国最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因此，我们对超越物本范式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追求，无论其过程多么曲折，其程度和成绩还多么地不能令人满意，我认为都是正确的、合理的，并应坚持不懈的。只是在市场经济的自觉建构中，我们一方面要尽快摆脱几千年君主（“官主”、“权主”）及“神主”的封建传统，又要力免陷入“物主”、“钱主”（有人将这种扭曲了的“民主”调侃为“人民币作主”）的西化陷阱，而朝着一个真正是“人性平等”的“人主”的民主目标努力。在不动摇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全部权力属于人民的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应该使广大人民在有秩序的民主活动中形成对各级官员的选举、监督、检查和罢免等全方位的调控，并以严格执行的法律制度，确保每个公民各种民主权利的充分发挥及他们的自由全面发展。这里，既有广阔的个人自由，又有高度的个人责任，既有个人权利的充分行使，又有个人义务的完满履行，使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保持一种适当的张力和平衡。尤其是有关官员行为的法律制度，要保证将每个官员的言行置于广大人民的公开、透明的及时监督之下，使人民能够依法制和他们教导于人民的言论来衡量和裁决其行为，从根本上杜绝像成克杰那样长达七八年的巨大腐败犯罪活动不但不被察觉反而步步高升的政治险象的发生，真正将巴黎公社的原则落到实处。
文明。这是我们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它主要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彩和精神生活的健康向上。对此我的想法是：中国目前面临着大好的机遇，唯有中国才有资格、有能力、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将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萌芽中的马克思主义文明体系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中西马”合一的全新文明。这里，我以前述的人性结构和理性意识方式（注：“理性意识方式”在这里是从意识系统中理性意识子系统的思维方式的类别上说的，大致分为形式逻辑理性，辩证逻辑理性和直觉理性。“理性”和其它分类方法参见韩震著《重建理性主义信念》，北京出版社1998处5月版。）的不同，分别将中、西、 马三种文明体系的特点简述如下：（1 ）中华文明主要是运用人的意识系统中的直觉理性和朴素的辩证逻辑理性，来考察人的意识与人的内在自然和意识本身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观照人与外部自然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气一元论、素朴的有机整体论的身心统一、天人合一和道德至上的文化传统。（2 ）西方文明突出地运用了人的意识性中的形式逻辑理性（及相应的外求实验方法）来考察人与外在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成果来观照人与人或社会、人与内在自然的关系，从而形成高度发达的分析科学体系和人天对立的机械化技术，身心二元对立及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和民主政治价值观念等。（3 ）马克思主义着重运用人的意识性中的辩证逻辑理性来考察人与社会、人与外在自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观照人与内在自然、人与自身意识的关系，从而形成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和相应的辩证自然观，为一种建立在主客对立而统一基础上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和谐统一的新文化奠定了实践的、历史的、唯物的和辩证的原则（注：对三种文明体系的这种观点还需深入研究和广泛论证，将另文论述。）。当然，这三种文明体系各有其侧重点，也各有其超越其它文明的长处。我们要建设全新的文化，就应将它们的特长和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有利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改善人的生存发展环境，进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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