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哲学思想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思想家。他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出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来分析中国的实际。周恩来是卓越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家和杰出的实践者，他的理论工作的特色，就是革命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相结合，从客观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事物，得出规律性的科学理论。
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
周恩来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和倡导调查研究的卓越代表。他指出：“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从延安整风到七大，到全国解放，我们发扬了这种精神，取得了全国胜利。”〔1〕他强调， 毛泽东的工作方法论就是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两者是一致的，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
第一，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是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周恩来在上海负责主持中央实际工作期间，就明确指出：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2〕。 为寻找中国革命道路，他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3〕正是坚持了这条道路，我们战胜了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力量， 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以后，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肩负着党和国家的繁重领导工作，仍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身体力行，认真做到实事求是。
建国伊始，在1950年8月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 他强调调查工作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4 〕他号召科学家们积极参加这项工作，首先帮助政府搞好调查统计，摸清情况，以便制定国家建设计划。1956年春天，当一部分地区和单位的负责人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刮起盲目盲进风，官僚主义作风也大有增长之时，他通过赞赏昆曲《十五贯》，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他认为，《十五贯》不仅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它颂扬了调查研究的作风，宣传了唯物主义思想，对于国家干部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有教育作用。1958年“大跃进”期间，针对当时刮起的“高指标”、“浮夸风”，周恩来指出：“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5〕说真话， 就是提倡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人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这是一个党风问题；鼓真劲，就是要踏踏实实地干，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做实事，就是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了实事，就有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周恩来不仅号召全党重视调查研究，而且身体力行，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做了大量的系统的和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有几次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如：1955年底到1956年初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调查；1958年春天关于长江三峡的勘察；1960年6月到1962年9月关于粮食问题的核查；1961年初夏的河北农村调查，等等。
第二，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调查研究是达到实事求的认识的途径，实事求是是调查研究获得正确认识的前提。周恩来在论述两者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6〕；另一方面， 他又反复指出：调查研究要存真，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要实事求是，不能乱搞。”〔7 〕周恩来要求作调查研究的同志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8〕他自己做调查研究， 就始终贯彻这种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周恩来的《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 是他1961年5月深入河北邯郸农村调查的记录， 他指出：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要求解散食堂、回家吃饭，不赞成供给制，要求恢复高级社的评工记分办法。他的这次调查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及地方负责同志的调查，对于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放宽农村政策，扭转农村困难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联系和发展地看问题，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周恩来指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对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9 〕周恩来对我国民主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分析，就不只分析直接侵略我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分析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揭露它们和我国人民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指出它们是“有分有合”，既勾结又斗争，从而把握其侵略成性的反动本质。对国内敌人——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分析，不仅指出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分析他们内部各派势力之间“有分有合”的复杂矛盾，并把中小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同他们区别开来。他对革命队伍的分析，首先指出：革命的“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接着，又指出：“无产阶级的觉悟高，本事大”，“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农民是“最可靠的同盟军”；“资产阶级有它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它的两面性”。〔10〕这就深刻地揭示了革命队伍中各阶级的不同特点和作用，通过这样透彻的分析，从而懂得了“怎样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作斗争。”〔11〕
第四，要搞好调查研究、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周恩来指出，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他告诫我们，如果脱离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然而，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又会放弃党的领导。博采众议的民主作风，从认识论上说，是帮助人们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手段，这是周恩来调查研究的重要特点。这就把实事求是同认识论和唯物史观高度统一了起来。他指出：“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是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分辩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教育和学习”。〔12〕
周恩来强调的上述几点，是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全党深入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周恩来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他的调查研究的实践，将会得到许多教益。
尊重唯物论 尊重辩证法
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哲学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周恩来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13〕他一贯遵循、运用和实践这种哲学思想，在分析、研究、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时，都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精神。
（一）从客观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周恩来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14〕他正是遵循这一思想路线，坚持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认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
第一，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15〕。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周恩来就指出：“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16〕，不能什么事情一下子统统解决，强调只有从当时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来制定全国财经计划，才是科学的、合理的。他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17〕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提出工业与农业之间的领导与基础的辩正关系，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城乡关系上的运用，也是对七届二中全会有关提法的进一步发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
1954年在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明确宣告：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地位，“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8〕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庄严宣告，它说明我们党在建国头几年已经实现了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由农村到城市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只有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对于生活和生产、消费和积累、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周恩来提出，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来解决这些矛盾。他说：“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19〕“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20〕。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对于兼顾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问题，周恩来在总结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它们“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21〕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必须正确恰当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兼顾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兼顾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第二，坚持辩证法的两点论，正确认识和处理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周恩来早在1949年12月22日、23日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钢铁业是占第一位的，但它也不是重工业的全部。农业方面，要水利与农业生产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22〕他多次强调在经济建设中，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指出只注意重点建设，忽视非重点建设，必然会犯错误。周恩来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经验时指出：“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23〕重点和非重点是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的，片面强调重点的作用，忽视非重点的作用，单打一，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一点论。周恩来强调要全面辩证地处理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24〕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全面估计和具体分析各种条件。周恩来指出，在制定计划时，“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25〕在有利的情况下，注意到当前和以后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在不利的情况下，又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只有辩证地看待国内外的各种条件，进行全面规划，计划才可能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第三，主张建立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人所有制为补充的经济结构。周恩来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一方面要发展公有制经济，另方面也应当允许少量的个体私营经济存在，使它成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他在“八大”的报告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经验时指出：“有些手工业可以在手工业合作组织的领导下，继续独立生产，也可以让他们完全自产自销，不必勉强组织起来”。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务，他提出，“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方式。”〔26〕在1957年4月国务院第44次全体会议上， 周恩来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思想，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工农商学兵，除兵以外，各行各业都可以允许有一些私营的，这样活一点有好处，如三轮车夫、摊贩等均可采取自负盈亏办法。1961年9月， 他在接见一位外国使节时，再次指出，现在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将来的前途是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结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还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如小商小贩，手工业和个人诊所。在这次谈话中，他还说：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一切为了有利于生产关系的改善，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如果收不到以上效果，那就应该予以纠正。周恩来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多种经济形式的初步认识，开始改变着某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表现了他的非凡的胆识和创新精神。
第四，培养技术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是国家建设的关键。早在1950年，周恩来就要求全国的科学工作者群策群力，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出力，“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27〕1954年，周恩来在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同时，指出科学技术是关键，没有现代化的技术，就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强调必须更加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和提高现有的技术人才，加强技术组织工作和企业中培养技术人才的工作。他说：“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28〕“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29〕1956年1、2月间，他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亲自抓了1956—1967年的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周恩来具体指导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并选定了原子能、喷汽技术、半导体、计算技术、 电子学、 自动化技术等57项重点任务，这对于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国现代科学和一系列新的产业，如宇航工业、原子能工业、无线电工业、计算机工业，等等，都是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辛勤培育下发展起来的。
1963年1月28日， 周恩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专门讲了四个现代化问题，其中把195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中的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月29日， 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30〕周恩来的这个光辉论断，一方面表明我们党经过艰难和曲折，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更深刻和前进了；另一方面，也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获得了新的丰富和发展。
第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经验和长处。周恩来说：新中国在“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32〕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经济。同时，他又指出，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的思想，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学习世界各国建设的经验和长处，无论在革命斗争还是在建设中，中国人民都一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周恩来强调，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有自信心的，也是有自尊心的，也是能够自强的民族。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在中苏关系中断后的60年代里，我国仅从日、英、法等国家就引进和进口了84项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达2.7亿美元，主要是石油化工以及冶金矿山、 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国内短缺的先进技术及装备，填补了我国的空白。
（二）以“哲学的精神，科学的能力”分析和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早在五四时期，周恩来就指出，审察的工具有两种：一种是哲学的精神，一种是科学的能力。他认为，只有运用这两种方法，认识才不致发生大的谬误，所得出的结果才能合乎研究的意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周恩来一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运用于自己的全部工作，以“哲学的精神，科学的能力”去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丰富了唯物辩证法。
第一，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注意从整体上分析问题。辩证法就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最重要的是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联系，因而，整体观念是普遍联系的分析方法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周恩来十分注意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开国之初，他就分析了当时的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等六种关系，指出只有辩证地、全面地、正确地解决这六种关系，才不会犯本位主义，才能有全局观念，才能使本部门的生产在统一计划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才能使各方面的计划掌握重心，准确地加以实施。他指示政府各部委要掌握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的方针，要求“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33〕随着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他更加强调整体观念，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既要保证重点，又要照顾全局。他指出“大跃进”的主要错误之一，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忽视了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的方针。1962年3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为了纠正“大跃进”造成的比例失调，今后几年的任务就是进行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大幅度地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使其协调发展。 1962年3月，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曾经说过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联是“综合平衡”。周恩来这种基于整体观念的综合平衡思想，对促进国民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二，运用全面发展的观点，注意从事物的变化上分析问题。强调要“找出此时此地的特点”〔34〕，深入把握事物的本质。由于事物不仅是有结构的，而且是分层次的，又是相互转化的。周恩来不仅通观全局，全面分析，了解事物的全貌；还具体分析，层层深入，由现象认识本质；注意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转化，把握矛盾转化的规律。他尤其注意事物矛盾双方的联系和转化，好中见坏，坏中见好；难中察易，易中察难；胜利中警惕失败，失败中预见胜利；伟大中见平凡，平凡中见伟大；从小看大，从旧看新，等等，预见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前途，做矛盾转化的促进工作。周恩来一贯强调“必须全面地发展地考虑问题”。〔35〕他不仅毕生实践了这一要求，而且从实践到理论大大地发挥了这一思想，这也是他的认识能够顺应历史、顺应时代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我国原是一个经济和科学文化非常不发达的国家，知识分子显得十分缺乏。革命需要知识分子，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周恩来坚持用发展的观点，全面正确地评价知识分子。
他认为，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到1956年时，已经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之一。“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6〕1962年3月，周恩来在总结了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必须解决好以下六个问题：（一）信任他们；（二）帮助他们；（三）改善关系；（四）要解决问题；（五）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六）承认了错误还要改。〔37〕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系列光辉论述，指导了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为我们党今天的知识分子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注意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矛盾关系，周恩来特别强调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他在分析国际形势和处理外交关系时，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他把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三种势力：一是动不动就发动战争的好战势力；二是主张维持现状的势力；三是主张维护和平的势力。根据这个分析，他在处理外交关系中，针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针政策，提出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从而破除了外交阵线简单划分为“两大营垒”的僵硬做法，打开了我国外交工作的局面。1953年底，为改善中印两国关系，他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同时，为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奠定了基础，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1964年1月，他在亚、非、 欧三洲十四国之行期间，提出了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这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与第三世界的交往，提高了我国在第三世界中的威望和在全世界的地位。周恩来执行的灵活外交政策，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他为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第四，坚持矛盾的同一性观点，注意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周恩来认为，矛盾是多侧面的，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既要把握各侧面的对立关系，又要把握各侧面的统一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全面的认识。周恩来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38〕认清这个辩证关系，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关键。1950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期间，党内有人主张对资产阶级要“斗争为主”，要“排挤私营”、“搞垮资本”。周恩来在报告中对这种“左”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教育，指出：“今天我们中心的问题，不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39〕“同资产阶级有团结还要有斗争，但以团结为主，斗争是为了团结。而今天的团结，又是为了明天实现社会主义。 ”〔40 〕1955年底，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前夕，他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俄国、东欧资产阶级的不同特点，指出：“我们中国今天所处的条件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同我们有过合作的历史，又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因而有和平转变的可能。”〔41〕他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是理有固然、势所必至；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一定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要分地区、分行业、有步骤、有秩序地加以安排”。〔42〕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工商界进步人士的配合下，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达到了消灭资产阶级并把资本家改造过来的战略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批原工商业者以社会主义劳动者新的精神面貌，积极投身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献计出力。这生动地说明周恩来当年关于“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
周恩来出色地运用哲学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无比丰富、生动的应用哲学领域，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大力开展当代中国哲学的应用研究，都将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注释：
〔1〕〔4〕〔5〕〔6〕〔7〕〔8〕〔9〕〔12〕〔13〕〔14 〕〔15〕〔17〕〔18〕〔19〕〔20〕〔21〕〔22〕〔23〕〔24〕〔25〕〔27〕〔28〕〔29〕〔30〕〔32〕〔33〕〔35〕〔3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3、24、350、350、346、313、313—314、103、413、413、133、10、132、144、159、230、7、219、221、219、30、181、182、412、10、7、54、162页。
〔2〕〔10〕〔11〕〔16〕〔34〕《周恩来选集》上卷， 第36 、211—213、211、370、129页。
〔3〕《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37〕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6—367页。
〔26〕参见《八大文献》第14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
〔38〕〔39〕〔40〕〔41〕〔42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第222、169、167、267、270—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