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构建”笔谈(上)
编者按： 2019年10月26日，《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举办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与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构建高端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构建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绩，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构建的原则、路径、方法。本刊将与会学者的观点以笔谈形式分上、下两期呈现，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的构建，进而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作出有益的贡献。
自主创新、守正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田敬诚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为完成这一历史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浩大文化工程，需要我们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成绩与问题，进一步明确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原则、基本路径和研究方法，完整准确地回答好构建什么、如何构建、为何构建这三大问题，做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顶层设计，奋力完成这一中国学术史乃至世界学术史上前无古人的鸿篇巨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初步构建了一个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二是研究成果丰硕，三是培养了一支数量庞大的研究队伍。以高校系统为例，截至2018年底，全国高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总数已达76.42万人，2018年产出科研成果40.29万件，其中著作1.72万部、论文36.37万篇、研究报告2.23万篇。从历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其中不乏可以传世的精品力作，如费孝通先生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戴逸先生的清史研究等等。当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质量和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的融合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从新中国70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开放性是创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大特征。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次，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建几乎是“全盘学苏”。第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经历了一次大规模、全方位引进西方学术理论的高潮。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我们对西方最前沿的学术理论已经有了相当全面深入的了解与把握。但是，经验与教训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要吸取“全盘学苏”的经验教训，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学术理论。要在学习借鉴、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创造自己的理论。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意味着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有自己原创性的自主创新。所谓原创性的自主创新，其实就是基础研究层面的原始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要明确我们要构建什么。首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科学，所以必须采用科学的方法，用科学的标准来评判它的研究成果，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本质的特征。其次，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的思想和人类社会的科学，它必须回答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什么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第三，它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换言之，它是中国人对于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什么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回答。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构建三大体系，即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何谓学术？学术就是理论与方法的简称。“学”就是理论。“术”就是方法。它与“科技”一词是相对应的。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与社会的一门科学，所谓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体系实际上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构建的一个关于人与社会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问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主要差异也在这里：西方文明更强调个人，而我们更强调社会。我们的逻辑是只有世界好，中国才能好；只有国家好，个人才能好。
从学科体系来讲，哲学社会科学又称人文社会科学，它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组成。人文学科主要由语言、历史和哲学这三大学科所组成，这三大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语言是记录历史的工具，也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历史就是事实，它主要是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变迁的记录。哲学是思想的精华，它涵盖自然科学乃至艺术，是人文社会科学这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科学则主要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或称中国外交)和军事学这四大支柱性学科。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经济增长；没有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长缓慢也会危及政治稳定；处理好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有助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而不断增强军事力量，则是维护政治稳定和世界和平的根本保障。在社会科学这四大学科中，政治学尤为重要，堪称是群龙之首。而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研究如何保持政治稳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定要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一个党、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要大得多，它研究许多党、许多国家的指导思想。但就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而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所谓指导思想，意味着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主要分支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不能与之相悖，否则它就不是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别于其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性标志。它既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最基本的原则，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表不可逾越的底线。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尤其要关注这几个问题：其一，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由此就会不断涌现出许多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问题为导向，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挖掘新材料、新内容，提出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提炼出有学理见解的新理论、新学说，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其二，在注重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研究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自身的建设，不断探索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学习用科学语言总结和概括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做法，真正使建言献策与述学立论达到内在统一。其三，虽然哲学有为现实服务的要求，即对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做理论论证，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哲学降低为一门实用学科，而是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深刻地反思社会现实，以思想的深邃和理论的凝练来回答我们时代的根本性问题，最终为人民群众提供精神支撑，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指明方向。
但是，创立社会制度的前提是指导思想的确立。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同样，没有由冯·米塞斯等人于上世纪20年代创立的新自由主义，也不会有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也有不小的差异，但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大体上是一致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亿万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贫困，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以至于引发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集体焦虑。由此进一步证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思想与制度的关系。
话语体系建设也很重要。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质就是提炼概括几个关键性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归纳概括基本原理，构建理论体系。正如牛顿用一个引力的概念和一个简单的方程式便解释了宇宙的运行一样，概念和定理的创新至关重要。所谓原始创新，很大一部分都是概念创新和原理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创新，首先是概念术语和原理表述的创新。由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主要是汉语写作，因此我们的概念术语和理论表述肯定有别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表述。当然，为了便于与国际同行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要尽可能用清晰准确的英语来表达我们的概念及原理。虽然语言不同，但是思想交流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也是一次新的长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打通文理、打通古今中外、打通理论与实践、打通学术与政治，其难度可想而知。能否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关键在于能否选拔和培养一批既懂政治、又懂学术的各学科领军人才和骨干力量，并为其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只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一新时代标志性的伟大文化工程。
新时代与哲学的使命
谢地坤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我们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在新时代，如何履行哲学启迪思想、为我国的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的使命，是每一个哲学人理应解答的问题。
何谓哲学？每一位哲学家对此的回答或许不同，但从哲学的起源和研究对象上来看，哲学家们可以得出大致一样的答案：哲学是对世界的本原和存在形式、人的本质、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的思维和认识能力、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等问题的考察和探讨，随着这种考察和探讨的知识化、系统化，就形成了哲学这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所以说，哲学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必然发生的一种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自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及其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学问。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发展，哲学又包含着信仰信念、知行关系、道德伦理、审美思维和实践等诸多内容，所以，哲学也是教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学问。
虽然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哲学的基本问题亘古未变，但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对问题认识的不同，他们对相同问题的解答也不相同。由此就产生了不同的哲学理论，催生了许多观点相左的哲学流派。这也证明了，任何一门哲学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虽然哲学的阐述方式通常都比较曲折和深奥，与经济活动、法律制度、行政管理、日常生活等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但归根到底，哲学是以其思想的深邃和理论的凝练之特长来集中地表达时代内容，所以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从现实来看，哲学要为一个社会的存在提供理论和精神支撑，从历史来看，哲学还要为其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
这里当然还有时代性的问题。如何看待我们的时代，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费希特曾经说，德国与美国在物理上处于同一个时代，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比美国落后几百年。德国人意识到这种落后，就为改变这种落后奋斗了将近一百年！
黑格尔曾说，哲学是时代的精神，并且是正在思维着的精神。这就告诉我们，哲学的建构必须具有时代性这个基本特点。但另一方面，哲学与其他学科的最本质的区别，就是哲学是一门百科全书式的学问，以人类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一切成果为基础，把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的反思当作自己的职责。这样，与其他门类的学科相比，在知识的演进中，哲学就只能退居于黑格尔所说的“密纳尔瓦的猫头鹰”的地位。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变化之大、各门具体科学和知识的日新月异，人们实践能力的错综复杂，都是以往时代无法相比拟的，这就使得哲学在鼎新革故的创造能力上相形见绌，哲学研究的成果往往表现出“新瓶旧酒”的效果，出现了与鲜活的生活相对立的所谓“灰色理论”现象。
做法：姜去皮，剁成蓉用纱布包起来，挤出姜汁备用。室温软化的黄油加入白糖、盐混合搅拌，再用打蛋器打发至糖融化。加入鸡蛋打至充分融合。筛入面粉、泡打粉、姜汁搅拌成光滑面团，然后盖上保鲜膜室温静置20分钟。面团擀成薄片，用模具压出喜欢的形状后，用小刀将压好的形状移到烤盘，有距离地摆放，注意不要变形。放入预热160度的烤箱中，中层烤15-30分钟至表面金黄色即可（具体时间根据自家烤箱性能和擀面的厚度来决定，要多多观察表面颜色变化）。
在哲学陷入如此尴尬的窘境时，最近一些年来，我们的哲学不是直面社会现实，而是退回到学术的象牙塔里面。在哲学的研究和教育中，我们注重的仍然是文本研究、概念分析、语句诠释和意义钩沉，把哲学研究的成果最终交给历史来判定。在这里，最深刻然而也最为悖论的问题，就是把理性分析与历史和现实割裂开来，哲学家不是现实生活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而是所谓历史的仲裁者和诠释者。这样，当代哲学就表现出明显的与社会现实相背离的倾向，它被社会边缘化也就是必然而然的事了。实际上，我们是忘记了黑格尔那句话的后半句，即哲学是正在思维的精神！
我们在这里要向马克思学习，看看马克思是如何克服黑格尔对于哲学论述的悖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精神的本质就是在自身之内争取获得摆脱自然的非依赖性，是对外在性、异己性的克服和扬弃；同时，精神或精神自由的实现需要在普鲁士这样一个合乎道德、并由法律管辖的国家中来实现。黑格尔的伟大和渺小在这里都暴露无遗。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即一方面强调精神是对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希望寄托于某种国家制度。马克思作为一个争取全人类解放的哲学家，他以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方式处理了国家、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差异，突出了精神的本质在于“现实的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这样，人就不是精神借以实现自身的工具，而是反过来，精神就是人获得自己的自我意识和觉悟。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概念的这一颠倒，不仅显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狭隘民族性的批判精神，而且还彰显出他对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关系、共同体与全人类关系的辩证认识，突出了精神的伟大只有在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中才能实现的这一崇高思想。
其一是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知行合一，儒家文化关注的重点就是对人们的道德品行的教化和培养。20世纪初以来，西方文化的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中国人也看到自己文化的不足，积极学习包括哲学在内的西方文化。我们不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把它当作主导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很大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社会性的这个明显特点，而这一点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合之处。我们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哲学是一门科学，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就会抹杀哲学的理论特色；反过来，如果我们过于突出哲学的思辨，而不注意哲学与实践的关系，就会被社会边缘化。如何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确实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2.2.4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样品1.0 g，研成细粉，过65目筛，精密称取0.5 g，置于25 mL量瓶中，加“2.2.3”项下内标溶液1 mL，加甲醇20 mL，超声（功率：600 W，频率：40 kHz）处理30 min，放冷，加甲醇定容，摇匀，经0.45 μm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其次，中文“信仰”概念在内涵上能够涵盖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从而是一个更具有一般性和普遍化的信仰概念。
马克思对德意志精神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确立中国哲学的精神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既要考虑继承性、民族性的中国特色，同时也要注意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结合的问题；既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的创造发展，也要兼顾哲学学科的系统性、专业性的特点。
其二是东西方哲学相互学习和汇通的问题。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哲学对我们影响很大很深，在一定意义上讲，当下中国的哲学就是在外部文化的刺激下而发展起来的。但西方哲学与我们东方哲学之间毕竟还有一个文化间性的问题、甚至不相容的问题。反过来说，西方哲学在当下的发展中也遇到一些问题，海德格尔曾经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器”来丰富自己的哲学主张；德里达也说过，西方哲学的问题就在于语音文字的那个“罗格斯”，而中国的象形文字或许会帮助我们克服这些问题。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学习和继承东西方两大文明中的精华，用我们创造性的劳动来推动中国哲学的发展，并以此来影响世界哲学，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使命和挑战。
青春期的女孩子应注重养肝疏肝，规律生活，避免紧张劳累和情绪激动，否则容易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中年男性工作繁忙，应酬多而运动少，应该控制饮食，加强运动，注意健脾养肾，否则易出现糖尿病和痛风等病；中老年女性雌激素水平下降，易出现烘热、自汗盗汗、抑郁易怒，应注重滋补肝肾、养阴清热。
中国古老的《诗经》曾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虽然中国哲学在现代有很多困难，受到各方面的冲击，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出现了一定危机，但我们相信，只要人类还在，人的精神追求就会存在下去，哲学因此就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只要我们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不断勉励自己，我们就一定会为人类的精神生活作出贡献。
基于对哲学学科性质和当下中国哲学现状的这一分析，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换句话说，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新时代的创造性，就不是语言表述问题那么简单，而是要在思想创造、学科建设、学术体系等各方面有所继承、有所突破、有所创造。
考虑目标加速及转弯影响，目标运动模型选择三维协同转弯模型(3DCSCT)、扩维匀速直线运动模型(CV)，3DCSCT相应的过程噪声Q(ω)参见文献[10]。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正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初心和使命，不仅是正确地认识人与社会，更重要是如何创立一种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为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这才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世致用的具体体现。因此，对于社会制度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始终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中国学者在信仰研究中的话语优势
刘建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现实生活中信仰问题的凸显，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信仰研究的热潮，并取得了一些可观的学术成果。把这种现象放到世界视野来观察，就会发现中国学者的研究具有独有的特点并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学者的信仰研究具有自己的话语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许多方面，尤其在“信仰”这一核心概念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首先，中文中的“信仰”一词专一、明确，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术理论概念。
“信仰”一词由“信”与“仰”两个有独立含义的汉字组成，前者指内心的相信和确认，后者指态度和行为的敬仰。将二者合在一起而形成“信仰”一词，内涵完整，形式和谐，生动传神。而且从这两个字的构造上看，它们都是人字偏旁，清晰地标明了信仰的属人特性，也体现了中国人对信仰的人文理解。
在中文中，“信仰”一词具有单一性和独立性，它不易与其他相近词汇相混淆。它与“相信”“信念”“信奉”等在字面上不同，很明显是不同的概念。相比之下，在西方语言中，“信仰”往往有不同的语词表达，比如英文中有两个不同的词表达“信仰”，一是faith，二是belief。前者更多是在宗教信仰的含义上用，后者则多是在一般信念的含义上用，但又都不绝对，二者实际上是经常混用的。这就容易造成概念使用上的不统一，以及概念理解上的歧义和困难。
在中文里，“信仰”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而且其作为名词是来自动词，即动名词。这种动词与名词的完全统一，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在语言表达中具有极大适用性，而且语义保持不变。相比之下，英文中最有代表性的“信仰”语词faith只是名词，不能成为动词，而且也没有另一个与之完全相匹配的动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加拿大比较宗教学家史密斯曾谈到并分析过这一问题：“晚近西方处境当中的另一个因素或者说是另一个症状就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不论是拉丁语还是现代西方各种语言都没有一个可以与‘信仰’(faith; fides,foi,…)这个术语相匹配的动词，而只能勉强用一些词语来表示‘相信’(believe; credo,croire,…)的意思。……这种暧昧含糊性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混淆，因为它意味着这两者即信条教义式的‘信念’(‘belief’)与‘信仰’(‘faith’)是同一的，而不是它的一种表达。”(1) 威尔弗雷德·坎特韦尔·史密斯：《宗教的意义与终结》，董江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 在中文里，除了“信仰”一词，还有一系列相近用语，如信念、信任、信赖、信奉、信从、信守等，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补充的概念群，十分有利于表达人类复杂多样的信仰现象。“在现代汉语中，与‘信’字相关的有一系列的双音词，如相信、置信、确信、自信、迷信、盲信、狂信、崇信、信念、信仰、信赖、信任、信奉、信心、信托、信守、信服……这使得‘信’字带上了极为丰富的含义。相比之下，西文就要单调得多。例如英文就是一个词belief或believe，代表汉语中的相信、信任、信赖、信条、信仰、信念等等；由此看来，如果要对与‘信’相关的词汇进行一番更细致的分类，采用现代汉语要比西文方便得多，更有利于我们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信仰’，信仰和其他那些相邻词汇的区别究竟何在。而要从西文来处理好这个问题则几乎是不可能的。”(2) 邓晓芒：《信仰三题：概念、历史和现实》，《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7期。
这里，我们要注意处理好如下两种关系：
在西方语境中，“信仰”通常指的是宗教信仰。即使作者所指并非如此，但读者通常还是作如此理解。这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中，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宗教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虽然近代以来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不断侵蚀着宗教的影响，因而人们有时也在另外的含义上比如哲学和政治含义上谈论信仰，但由于宗教文化已经融入人们的社会心理，并对人们的思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人们通常还是以宗教为基础来理解信仰。这样一种用法虽然有利于对宗教信仰的研究，却不利于对人类一般信仰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文化中似乎缺少一个能够涵盖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的最一般层面的“信仰”概念。
相比之下，在中国社会中宗教信仰并不具有全面性影响，因而在中国文化中，“信仰”一词并不特指或主要指称宗教信仰，而是一个超越于宗教信仰概念之上的总概念。它既可以用来表示宗教信仰或空想性的信奉，同时也可以用来指称对科学信念和社会政治理想的信奉。这样，在中国语境中，“信仰”概念一开始就能超出“宗教信仰”的范畴，成为一般性的概念。这就有利于在信仰研究中摆脱宗教的干扰，一方面有利于摆脱特定宗教的立场来进行客观的观察和研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打开思路，形成比宗教学更广的视野。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特别是用中国话语来研究信仰，有助于对人类信仰形成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表达宗教信仰的含义上，中国文化对信仰概念的理解也是与西方有所不同的。因为东方与西方的宗教本身有差别。如果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绝对化地以西方宗教比如基督教作为宗教的标准，就有可能忽略东方宗教比如佛教、道教信仰的特征，从而影响到宗教信仰研究的全面性。总之，在中国开展信仰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信仰理解纳入其中，这将有利于克服信仰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欧洲中心论。
再次，中国学者在研究信仰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可以借用中国共产党关于理想信念建设的丰富话语资源。
腐败分子涉嫌多种犯罪是近来跨国腐败犯罪的一个突出特点，由于腐败分子外逃大多涉及巨额的赃款转移，因此其犯罪行为就触犯了多个法律，除了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外，还有洗钱、诈骗、偷越国边境甚至有组织犯罪等。有观点认为:“腐败犯罪具有多资源性的特征，一方面权力是腐败犯罪的筹码，另一方面腐败犯罪者以权力为筹码，在权力之外的各个领域能够建立起为其所用的资源网络，正是这种多资源性，使得腐败犯罪和有组织犯罪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资源共享’，两者的交织成为必然。”［4］在司法实践中，数罪并存造成案情复杂，涉案人数众多，取证工作量增加，增加了国际协作的难度，追逃、追赃的成本十分巨大。
政治信仰是除宗教信仰之外最突出的信仰形式。在现代的信仰研究中，必须把政治信仰纳入考察对象。而政治信仰现象最典型的应该是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建设。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共产党是信仰要求最明确、最彻底的政党，它要求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允许信奉宗教。这样，就保持了政治信仰现象的典型性，而这当然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对象和例证材料。关注和研究这样的信仰现象，对于中国学界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话语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信仰建设或理想信念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丰富的探索和系统性建构，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有关信仰的思想理论和话语系统。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有着十分丰富的论述。以此为依据和引领，中国学者开展了大规模的关于信仰、信念、信心，以及共同理想、远大理想等的相关研究，将许多政治性概念引入学术领域，成为重要的学术概念。
但“A了(嘞)个B”格式还主要是用于表情绪的语气词和副词等词语。如“我去”“我晕”“原来”“果然”等。
头孢菌素类是临床另一类广泛使用的抗菌药物。本研究中，无论是ICU还是普通病房，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菌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药。但两种病房中，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曲松的耐药率均低于文献[10]报道，可能与本研究中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所占比例较低有关。本研究中，大肠埃希菌ESBLs在两种病房的检出率约为60%，与王启等[12]研究一致。ESBLs阳性可导致大肠埃希菌对所有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均耐药，而酶抑制剂合剂如头孢哌酮/舒巴坦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对阴性杆菌均有较好的敏感性，可作为产ESBLs肠杆菌科细菌感染的经验用药[13]。
除了信仰的相关概念，还有许多中国式的信仰论断和表达，也体现了中国话语的特点。比如，理想信念是精神上的钙；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成功的精神动力；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越来；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等等。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学者的信仰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话语资源。
在承包方施工现场造价管理过程中，工程量清单对于施工方案数量、招标文件信息的记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竞标公平性的保障。因此在承包方工程造价控制环节，应将列表定价信息、投标文件信息统一规划。依据造价编制依据及各分部项目分配理念进行相关注释的记录。需要注意的是，工程投标阶段合理的出价非常重要。而为了保证出价的合理性，相关工程项目承包人员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进行预算的合理编制。同时清除不合理报价，保证承包方中标概率。
回归古典实践哲学的伦理学研究
邓安庆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新中国70年来的伦理学研究走过了从“恢复”到“重建”再到“发展”的艰难历程。之所以需要“恢复”，是因为在1952年实行的高等院校系科调整和学科改造中，“伦理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取消了，伦理学的研究也就因此被迫中断，于是在我国的知识体系中也就没有了伦理学这一学科。一直到1960年代初，才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建立研究伦理学的机构，并开展相应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但在当时，它也只是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称谓得以立足，其中的观念与范畴也只是从苏联相关教科书中“移植”过来的，而不是讲授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著作中相关的“伦理学思想”。1989年，罗国杰教授把他之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改编为《伦理学》出版，标志着“伦理学”正式成为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的完成。
这一“恢复”的进程当然伴随着“重建”，但“重建”首先经历的是学习过程，特别是向西方哲学学习。随着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被源源不断地引进、翻译和介绍进来，“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的哲学性质和在哲学体系中的定位，越来越清晰。但是，由于1980年代哲学研究的重点在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上，因此伦理学研究一直未能成为研究的重心。对于外国哲学的研究，伦理学是附着于本体论、认识论之后附带提及的现象。当时甚至这一明显极端的观点——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史就是人类的认识史——也基本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当然，这也与当时热门的哲学史著作——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陈述哲学思想的格式相一致。但是，随着哲学界把“实践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根本标志，哲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了从认识论向实践哲学的位移，从真理问题的探讨开始向价值哲学过渡，认识论的哲学范式式微了，伦理学真正进入哲学思考中心的脚步声越来越响。
诊断糖尿病是以静脉血浆血糖作为标准的，便携式血糖仪测出的血糖不能作为诊断糖尿病的依据。根据静脉血浆血糖水平诊断糖尿病也是有一定前提条件的，比如，要空腹至少8小时以上，要排除喝茶及咖啡、吸烟、剧烈运动对血糖的影响，等到应激状态去除2周后再评估血糖，停用能影响血糖的药物1周后再评估，排除其他影响血糖的因素等。
只有当伦理学真正进入哲学思考的中心，“哲学伦理学”的学科建设才真正开始。因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伦理学问题，无论我们把哲学界定为追问存在的意义，还是追求安身立命之智慧，最终都得靠伦理学才能回答。因为哲学是对“家园”的追寻，而“伦理”的本义就是“安居之家”。因此，在中国，伦理学真正回归哲学本身来“建设”或曰“重建”，是从1990年代之后才开始的。因为这时，现代西方哲学“走马灯式”的引进热潮达到了顶峰而后降温，随着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哲学界发生了精神氛围上的一个急剧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热潮(“国学热”)慢慢超过甚至完全淹没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热潮。同时，西方伦理学的经典著作不断被翻译出版，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各种应急问题的出现，如环境问题、克隆人问题、基因技术、医患关系问题等等，又大大促进了各种“应用伦理学”被引进介绍到国内。于是，整个1990年代可以定位为是对中西哲学史中的道德哲学或伦理思想的学习、消化和积累学养的过程。
随着这一哲学学养的积累，伦理学的研究可以说是我国现代学术中进步最快的一个领域，学术成果斐然，学术话语与世界接轨。伦理学得以以道德哲学的理论形态展开研究、讨论与论证，德性论(德行论、美德伦理)、道义论(义务论)、功利论(效益主义、功利主义、公益论)作为“规范伦理学”的三种形态得以成立，于是有了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描述伦理学之区分；义务论的动机论；功利主义的后果论，自然主义伦理学；非自然主义伦理学；目的论的伦理学；行为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心理功利主义等等成为思想论证的核心概念与范式。
伦理学话语的这种焕然一新的变化，带来了伦理学强劲的学术回归，伦理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回到了其原有的经典地位——实践哲学。作为实践哲学，伦理学不是研究具体的“行动”或生产活动，而是研究“应该如何行动”。“应该”尚不是“事实”，因此它就不能是关于“道德的科学”。我们现在的专业词典和教科书中，依然还是如此定义，显然带有那个旧的革命时代对伦理学的误解痕迹，它比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moral science概念狭窄得太多了，况且这个近代的moral science概念早就被学术的进步精致地改造了，其中的财经政法、社会人文、历史与心理都各自从伦理学中退出而回到它们自身的科学位置上了。那么，伦理学作为经典的实践哲学研究什么呢？康德给了它一个现代的经典定位：与研究自然因果律的“物理学”相对，伦理学研究“自由的因果律”。
玛吉的母亲在她10岁时就已过世,此后她便与父亲相依为命。实际上,他们的亲密已经超越了父女关系,而更像夫妻关系。这一点玛吉自己也意识到了,她曾对父亲说:“好像我和你要是结婚了,你就不能在婚姻市场找机会了,倒不如说,好像因为我和你结婚了,其他人因为我都不敢接近你了,我并非故意的。”[3]101也正因此亚当一直没能续弦。但此时两人的关系就像天平的两端处于平衡稳定的关系。
后来，平静美满的生活被命运敲碎，打击和变故接踵而至：先是赵明诚有了纳妾之举，“天台之遇”使易安孤寂失落；后是金兵入主中原，丈夫病逝，无奈南渡，金石字画散失，李清照的境遇更加流离凄苦。遭遇了生活剧变的李清照，词作风格也有了极大转变——不复昔日的明快妍丽，更多的是怀旧之感、故国之思、悼亡之情，沉郁凄怆。
3）加大滹沱河生态保护力度。启动全流域生态修复工程，按照“山水林田湖系统治理”的思路，坚持“综合治理、系统修复”的原则，开展全流域生态修复，涵养河流水源。
这就既与近代以来要求什么学科都具有“科学性”的思维相对应，“伦理学”也是“科学”的一种，但伦理学同时还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科学，它不颁布“道德规范”，而是探讨“道德规范”的“道德性”标准。如果说“道德规范”是对于人们“应该如何行动”的回答，那么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的任务，是进一步超越“科学”的限度之外，把“科学”研究所不予考虑的“道德规范”的“规范性根据”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任何伦理和道德，它不仅涉及行动者知道他“应该做的行动”是善的，而且更为本质地是行动者要“自愿地”行此善。“孝敬父母”是道德规范，是应该行的善，但只有当我们自愿地履行了孝敬父母的义务，它才成为了“道德”。知道“正义”地生活，是伦理，但只有把“正义”作为我们社会与国家的规范基础落实于各自制度之中，自觉地按照正义的规范原理规范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的权利边界，才能说正义成为了我们自愿履行的伦理原理。知道了“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但只有自愿地落实于法律、道德和伦理的制度中，使它获得“定在”，才变成了伦理与道德的规范基础。
因此，伦理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一种“规范性学科”，但它不是“科学地”颁布“道德规范”，而是“哲学地”审思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科学规范的道德性依据，探寻各种现实规范的“规范有效性”基础。没有规范效力的伦理与道德的规范，造成“伪善”；只有“自由自愿”履行的规范，才具有“自律”/“自治”的有效性和道德性。孔夫子提出“为仁由己”，亚里士多德提出“自愿”理论，都表明了伦理的善作为“因其自身”而善的独立不依的自由本性，“德性”于是成为“因其自身”而“是其所是”地造就人性自身的卓越之能力和品质。
脑白质区的血液供应源头血管是蛛网膜动脉，蛛网膜动脉再发出软脑膜动脉，而后软脑膜动脉的长穿支动脉垂直穿过脑皮质区的有髓纤维进入脑白质，随即发出短支动脉供应脑白质血流。而在与侧脑室壁毗邻的白质区域的血液供应来源于室管膜下动脉的脉络膜动脉以及纹状体动脉的终末支，此两支血管与来源于脑表面的皮层血管间缺少足够的交通支。这使脑室周围的区域成为血液供应的薄弱区，也即分水岭区。此外，由于老年性动脉硬化斑块形成，血管变脆迂曲，进一步减少脑室周围白质区的血流灌注［2］。
只有伦理学回归到经典的实践哲学位置，“伦理”原义中的“安宅”“居家”之意，才在自由与正义作为伦理理念的实存之中得到体现。孔夫子把“周礼”的伦理规范阐释为“仁”，把“仁”阐释为“爱人”，孟子把“仁”阐释为“仁者，安宅也”，把“义”阐释为“义者，正路也”，都是要为世俗的、现实的伦理规范寻找其道德性的根据。“释礼归仁”、释“仁”为“安宅”、“义”为“正路”，最终依然强调“为仁由己”，这种中国古典实践哲学的伦理本义与现代西方实践哲学以自由与正义作为人类安居之家园的伦理原则就完全相通相应起来了。
这样的实践哲学是自由的哲学，它为外部实践的合法性提供了伦理性基础。我国的伦理学取得了这样的理论自觉，一方面固然要感激西方哲学的成果，使我们能在学科的意义上，也即在学术的意义上思考伦理问题，同时也要特别感激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学术进步。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一大进步，就是发现了“实践”的意义。“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但是，我们过去只简单地从“科学”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的“实践”，从而把它只理解为生产实践、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不是人类伦理生活本原的“实践”，没有从人的感性的伦理生活去理解。如果从后者去理解，“实践”就是人类的感性的活动，就是伦理生活，就是人性从各种受剥削和压迫的“异化劳动”中的解放。社会解放的本质就是人性从被“异化”为“非人”而向人的本质的回归：自由的个人和自由人的社会联合体。因此，哲学的实践最终都是回归人性本身的自由实践，这才是人类思想必须守护的存在家园，伦理本原的安宅与正路。
收稿日期： 2019-10-30
[责任编辑：赵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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