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通则及其有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则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试图从个体和群体层面，运用心理学概念帮助人们理解文化及其差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相较其他众多心理学概念，价值观研究占有了极为重要的地位。Kroever和Kluckhohn最早于1952年便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Kroeber & Kluckhohn,1952）；而后Hofstedes等人的研究建构了四维度工作价值观（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权／女权主义），并通过相应的实证研究确立了价值观的文化理论（Hofstede,1980）；具有较大影响的研究还包括Schwartz的七维度价值观的文化比较研究（保守主义、思考自主性、情感自主性、等级、平等、控制、和谐）（Schwartz & Bilsky,1987）；Inglehart在对73个国家的研究基础上得到的两维价值观（传统／追求理性和生存／自我表达）（Inglehart,Basa
ez,& Moreno,1998）；House在对62个国家的领导行为价值观研究基础上，得到的9个维度的文化描述（权利距离、追求成就、执着、执行力、长期目标、人文关怀、机构团结、男女平等、家庭和睦、不确定性规避）（House,Hanges,Javidan,Dorfman,& Gupta,2003）。
但文化的心理学差异只能用价值观来描述吗？由于文化本身包含了丰富的心理学内涵，诸如认知、情感、行为等诸多方面，因此完全可能从其他人类心理的基本层面来探查文化的差异性。2002年，Bond和Leung等人对信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提出了社会通则这个一般化社会信念的概念，从而开创了研究个体行为以及文化差异的新视角。
2 社会通则
2.1 社会通则定义的内涵
为了理解社会通则的概念，首先需要对信念的概念有所理解。信念是人们内心对于两个实体或者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一种认识形式。两者间的关系既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可以是相关关系，但对其关系强度的感知则存在着个体或者文化差异（Leung et al.,2002），这种差异也正是通过研究信念从而更深刻认识文化差异的基本前提。信念可以分为一般性信念和特殊性信念，一般性信念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特殊性信念是在特定的情境下产生的；信念还可分成心理信念（Psychological Belief）、社会信念（Social Belief）和环境信念（Environment Belief）（Bond,1980）；另外，信念还分成个体内部的信念和人际间的信念。社会通则是一般化的稳定的社会信念，是个体对两个概念或者两个实体之间关系以及世界如何运作的认识，其中两个概念或者实体可以是他人、社会、物质或精神世界（Leung et al.,2002）。社会通则是人类在生存进化过程中自觉形成的，它具有如下几项基本功能：（1）方便人们实现目标（Instrumental）；（2）帮助人们对自我进行保护（Ego-defensive）；（3）体现人们的价值观体系（Value-expressive）；（4）帮助人们认识理解世界（Knowledge）（Kruglanski,1989）。因此，社会通则是指引人们在不同情境下行为的基本准则之一，对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Bond et al.,2004）。
2.2 社会通则定义的外延
社会通则区别于价值观、社会态度、人格特质等心理现象。
社会通则与价值观不同。首先，价值观是有关自我意识的动机系统，而社会通则是个体对于社会环境和外部世界的感知系统。其次，价值观和社会通则表现形式不同，价值观的表现形式是：A是重要的／好的；而社会通则表现形式则是：A和B相关（A和B可以指代任何事物、概念、内容或者特质），其中A和B的关系可以为因果或者相关关系。最后，价值观体现了对个体而言重要的或者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它不揭示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社会通则却帮助个体理解如何实现所追求的目标（Safdar,Lewis,& Daneshpour,2006; Kurman & Ronen-Eilon,2004），例如社会通则问卷的条目之一“工作努力的人最终会收获更多”，它向人们揭示如何才能在生活中收获更多。Bond等人在考察香港学生的价值观和社会通则后发现，两者在概念结构上只有部分重合（Bond,Leung,Au,Tong,& Chemonges-Nielson,2004）。
社会通则区别于社会态度。社会态度是评价性信念（Evaluative Belief），只有评价性的社会信念在特定的情景下表达了对两个具体实体的关系的认识，才是社会通则（Leung et al.,2002）。例如：“健康的身体是重要的”是一条评价性的信念；“健康的身体会带来成功”揭示了健康和成功之间的关系，因此符合社会通则的定义。
社会通则区别于人格特质。人格是态度、价值观、信念、情感和行为的综合体（Winter,1996），对人格的测量包括对态度、价值观、信念等的测量，因此，社会通则与人格具有相关性，但它们对个体行为的解释层面不同。Chen考察了社会通则量表和NEOPI（Costa & McCrae,1992）以及SAPPS（Yik & Bond,1993）两个人格测量工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社会通则的“付出有回报”维度和大五人格特质的“尽责心”维度上得分高的人，都倾向于相信“努力工作就会有所收获”；在社会通则的“社会多样性”和大五人格特质的“外向性”维度上得分高的人，都表现出认知灵活性以及更愿意接受挑战，并在解决问题过程中采取新异方法；另外，社会通则维度的“愤世嫉俗”和“神经质”人格特质正相关、与“宜人性”人格特质负相关，这意味着“愤世嫉俗”的人在人际交往中具有不合作倾向，更为内倾，其原因在于他们存在着对人类本性的偏见，所以远离社会（Chen,Bond,& Matsumoto,2006）。
3 社会通则的测量
3.1 社会通则量表（Social Axiom Scale,SAS）
2002年，Kwok Leung等人在回顾研究文献和理论思索的基础之上，编制了社会通则量表（SAS）。最初的量表包括了182个条目，采用Likert五点量表计分。并开发出英语、西班牙语和汉语三个版本。
3.2 社会通则量表在个体层面的初测结果
社会通则量表首先在香港（358人）和委内瑞拉（222人）施测。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两种文化被试群体中，5个因子结构均是最佳结果。将两个样本合在一起，采用因子结构元分析法（Metaanalysis of factor structure）（Becker,1996）再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经直交旋转筛选出高负载（＞0.25）条目。删除那些与该因子中其他条目相关较低、且与因子本意无关的高负载条目，最终得到包含60个条目、5个因子维度的社会通则量表，该5个维度及其含义如下（Leung et al.,2002）：
（1）愤世嫉俗（Social Cynicism）：在“愤世嫉俗”维度上得分高的个体相信人性本恶，他们对某些特定人群持有偏见，不信任社会机制，并且认同不择手段实现目的的处事原则。“愤世嫉俗”类似“马基雅维里主义”（认为操控他人是获得成功的有效通用策略），但比“马基雅维里主义”范围更广（Christie & Geis,1970）。条目例句如：“好心的人通常吃亏”。
（2）社会多样性（Social Complexity）：在“社会多样性”维度上得分高的个体相信世界上没有僵化的法则，有多种实现目标的手段，并且认为人们的行为常常会表现出前后不一致。“社会多样性”是在前人的研究中鲜有涉及的新颖概念。条目例句如：“人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相反的行为表现”。
（3）付出有回报（Reward for Application）：在“付出有回报”维度上得分高的个体相信知识、努力、周密的计划以及其他相关资源会带来正面效应，并有助于避免负面效应。“付出有回报”强调努力和回报的对应关系，具有“世界公正信念”的含义。条目例句如：“工作努力的人最终会收获更多”。
（4）宗教性（Religiosity）：在“宗教性”维度得分高的个体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认为信仰宗教是有益的。“宗教性”是人们对于超自然因素是否存在，以及宗教对人类生活是否存在影响的信念。条目例句如：“冥冥之中有一个主宰”。
（5）命运控制（Fate Control）：在“命运控制”维度上得分高的个体相信事件是预先注定的，但是人们却可以预测这些事件，并找到一些方法去影响结果。“命运控制”是有关人们能否掌控自身事件的信念。“命运控制”和“内外控”相关，但比“内外控”更广泛，它包括内外控、预测、宿命论等。条目例句如：“命运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
社会通则的5个维度在全球41个国家得到了比较一致的验证。社会通则的广泛一致性源于人类在生存进化过程中的基本需要（Bond et al.,2004）。“愤世嫉俗”体现了人类对欺骗行为的反应能力；“社会多样性”体现了人类对于问题解决过程的适应性，即是否依赖曾经适用的某一种方法，可以指导未来不同情境下的行为表现；“付出有回报”体现人类对努力和回报之间关系的评价，并根据评价关系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宗教性”体现了人类生存的意义和宇宙的基本秩序；“命运控制”体现人类对于负面结果的认知反应。
3.3 社会通则量表的信、效度
研究者们采用了多种方法验证了SAS五因子结构的效度。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SAS在日本（信仰佛教的集体主义国家）以及美国、德国（信仰基督教的个体主义国家）的结构效度，结果表明五因子模型在两类不同地区的数据拟和良好（Leung et al.,2002）。此外，采用Procrustes旋转技术（Van de Vijver & Leung,1997），比较香港和委内瑞拉因素结果与合成因子结构的一致性系数（Congruence coefficients），结果显示，香港因素结构的一致性系数是0.88～0.98，委内瑞拉是0.90～0.97，该系数值从统计学意义上是可接受的（Leung et al.,2002）。在41个国家施测的结果也验证了社会通则的五维结构在广泛区域都存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Bond et al.,2004）。
3.4 社会通则在国家层面的结构
社会通则的5个维度在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背景下都适用，这是从个体层面进行的研究，证明了社会通则具有文化普适性。然而，以往的大量研究证明，研究所考察的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没有必然的联系（Leung & Bond,1989; Robinson,1950），例如Schwartz的价值观研究在个体层面得到了10个维度，而在群体层面得到7个维度，他们之间不完全相同（Schwartz & Bilsky,1987）。
遵循Schwartz从个体、国家两个层面的研究方法，Leung对41个国家在社会通则5个维度上的得分平均分进行了社会生态学因素分析（Ecological factor analysis）（Robinson,1950），得到了社会通则在群体层面上的两个维度：动态外部性（Dynamic Externality）和社会愤世嫉俗（Societal Cynicism）。（Bond et al.,2004）
“动态外部性”包括21个条目，来自个体层面的以下四个维度：“付出有回报”（10条），“宗教性”（8条），“命运控制”（2条），“社会多样性”（1条）。动态外部性一方面体现人们对神和命运的信奉，认为世界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另一方面它也强调个体的作用，即个体通过努力，一定程度上可以找到改变命运的途径。“社会愤世嫉俗”包括11个条目，全部来源于个体层面的“愤世嫉俗”维度。
研究者根据41个国家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将它们划分出了6种类型（Leung et al.,2002），并从社会经济指标和心理学指标等角度对6类国家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的结论（Bond et al.,2004）：
“动态外部性”维度与国家政治经济指数相关研究显示：高“动态外部性”国家与更长的周工作时间、更高的人口增长速度、更低的政治权利、更低的就业率等相关，因此，在“动态外部性”维度上得分低的国家具有较低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个体在安全、物资能源和医疗保障等基本需要方面更为强烈。“动态外部性”和心理指数相关显示：高“动态外部性”与更低的生活质量、更多的正性情感、更低的神经质倾向、更少的助人行为、更高的宜人性等相关，因此，在“动态外部性”维度上得分高的国家的人际关系更为融洽，人们追求社会地位，更具有竞争动机，关注社会现象，具有主人翁意识，信仰科学进步。
而将“社会愤世嫉俗”维度与国家政治经济指数相关显示：“社会愤世嫉俗”与更高的竞争压力、更低的投票率、更低的职业满意度、更低生活满意度、更快的生活节奏、更低的尽责心、更少参加教堂活动等相关。高“社会愤世嫉俗”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竞争压力，但是人们内在工作动机和工作满意度低，工作也许只是生计所必须，因此工作闲散，体现为更低的尽责心。高“社会愤世嫉俗”国家的人认为世界上处处是恶行，被暴力、小人、强权机构所欺压。
4 社会通则的作用
4.1 预测人类行为
价值观、态度、人格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预测个体行为。前人的研究发现，通过价值观来预测人类行为往往不尽如人意，两者之间仅有中度（Leung,Bond,& Schwartz,1995）甚至微弱的相关（Feather & O'Brien,1987）；同样在态度和人格研究领域，一般化态度和人格特质也不能够很好预测特定行为（Fishbein & Ajzen,1975; Mischel,1968）。有研究者认为，采用信念分析文化差异下的个体行为比价值观更为有效（Schwartz & Sagiv,1995），因此社会通则作为一般化稳定的社会信念，或许能够更为有效的预测文化差异下的个体行为。Bond研究了价值观、社会通则、孝顺态度和孝顺行为的关系，发现社会通则的“付出有回报”维度在孝顺态度之上预测了孝顺行为（Chen,Bond,& Tang,2007）。Safdar等人在伊朗的研究也得到，“付出有回报”维度和积极的应对策略相关（Safdar,Lewis,& Daneshpour,2006）。Neto对葡萄牙人群体的研究表明，社会愤世嫉俗和歧视老龄人显著相关（Neto,2006）。
为进一步验证社会通则对行为的预测作用，将社会通则和自我报告的行为进行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社会通则个体层面的5个维度和行为显著相关，其中社会通则的“命运控制”维度和相信精神伴侣、占星、幸运数字正相关；“付出有回报”维度和失败后更加努力付出、勤奋工作、维持和他人良好关系正相关；“笃信宗教”维度和遵神谕、祷告、去教堂、读圣经正相关；“社会多样性”和与陌生人交谈感到愉悦、表露内心想法正相关。（Singelis et al.,2003）
社会通则还可以提供不同文化下个体行为差异的新的预测力。例如，不同文化下的人群在人际冲突解决策略、应对策略和职业选择兴趣（Vocational Choices）方面有所差异，这种差异通常被归因为不同文化下价值观的相异性（Leung & Bond,1998; Morris et al.,1998）。将人际冲突解决策略、应对策略和职业选择兴趣和价值观、社会通则结合研究发现，社会通则在价值观之外，对于职业选择、冲突解决策略、应对策略具有新的预测作用（Bond,Leung,Au,Tong,& Chemonges-Nielson,2004），不同维度特有的预测作用在不同的文化和人群中都得到较好的验证（Safdar,Lewis,& Daneshpour,2006; 陈丽娜，张建新，2004）。
此外，社会通则还可以预测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在社会通则的“愤世嫉俗”维度得分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情绪抑制（Suppression）倾向，“命运控制”维度得分高的个体具有情绪沉思（Rumination）倾向（Chen,Cheung,Bond,& Leung,2005）。个体层面的“愤世嫉俗”维度和低生活满意度相关（Bond et al.,2004）；“愤世嫉俗”维度得分高以及“命运控制”维度得分更接近国家平均数的个体具有更低的生活满意度（Chen,Cheung,Bond,& Leung,2006）。群体层面的“社会愤世嫉俗”维度能够预测移民群体的生活满意度（Safdar,Lewis,& Daneshpour,2006）。
4.2 理解和区别文化
社会通则在41个国家的测量结果表明，社会通则在个体层面具有普遍的5个维度，但是不同国家在5个维度上的得分具有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文化的差异（Leung et al.,2002; Kurman & Ronen-Eilon,2004）。依据不同国家在这两个维度上得分的高低得到6个类别的国家群体，目前还很难依据心理相似性、文化传统、经济政治水平以及宗教信仰等对这6个类别给予合理的分析解释，但这为人们深入理解文化提供了新线索。那么，社会通则群体层面的“动态外部性”和“社会愤世嫉俗”维度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区别文化的新标准呢？众所周知，Hofstede的四维价值观理论在心理学研究中非常经典，其中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常常被作为验证其他文化维度的效标。社会通则的“动态外部性”和价值观文化维度中的集体主义、等级制度、权利距离、保守主义等均存在相关，这说明“动态外部性”和基于价值观的文化维度具有相似性。“社会愤世嫉俗”和前人文化维度的相关较低，它或许揭示了前人研究中被忽视了的领域，代表一种新的文化范畴（Bond et al.,2004）。
从社会通则和文化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社会通则对于预测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缺乏移入文化的社会通则可以预测移民群体的适应困难和情绪表达（Chen,Cheung,Bond,& Leung,2005），此外，缺乏移入文化的社会通则，比移入文化和原有文化之间本身的差异，更能预测移民的适应困难（Kurman & Ronen-Eilon,2004）。社会通则不仅仅能预测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还能预测对移民群体的接纳，例如，Safdar等人用社会通则考察了加拿大人对移民群体的接纳程度，发现加拿大人更接纳与其文化相近的英国移民，而不是文化差异较大的阿拉伯穆斯林人，其中，社会通则的“宗教性”维度尤能预测加拿大人对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的排斥（Safdar,Dupuis,Lewis,El-Geledi,& Bourhis,2008）。
5 小结和展望
以往心理学对于文化的研究多以价值观为基础，社会通则是一个新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它帮助人们从新的视角探讨了文化及其差异，更好地理解心理机制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社会通则概念被提出以来，已经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问题：对社会通则的测量主要采用的是自陈式心理问卷法，其中有一些条目的信效度不佳，可能无法准确的反映待测目标的内容，某些维度的测量属性也不够稳定；社会通则虽然可以为行为预测提供新的指导，但是最高仅为28％的预测效力说明，他们对行为的预测力依然有限（Bond,Leung,Au,Tong,& Chemonges-Nielson,2004）；社会通则在群体层面的两个维度，可能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范畴，但是以现有知识水平，人们难以对它给予合理解释。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5.1 完善对社会通则的测量，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目前对社会通则的测量采用的是自陈式心理问卷法，一方面需要完善社会通则量表（SAS），提高其信效度和维度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未来可以考虑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例如投射法，实验法和访谈法等。
5.2 进一步探讨社会通则和行为的作用机制
虽然社会通则和价值观的结合对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但是其预测力有限，所以在社会通则、价值观、态度之外，可能存在其他影响行为的人格变量。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发现社会通则与其他的心理现象（如价值观、态度、动机、需要、自我等）之间关系，揭示社会通则与行为的具体关系。
人类的行为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产生，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社会通则和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并非显而易见的。社会通则是外显的一般化社会信念，在外显和内隐出现分离的情况下，社会通则对行为的预测机制将会如何？例如，社会通则的“愤世嫉俗”维度中有3条有关对富裕人群的态度的条目，中国内地的被试在这3个条目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虽然较高的得分体现了对富有人群的负面外显态度，但是对富有人群的内隐态度却出现了和外显态度的分离，即人们在行为上是向往成为富有阶层的（Zhou & Wang,2007）。今后可以借鉴内隐社会认知、内隐动机的研究方法，屏蔽一些外部因素（如社会赞许性）的影响，考察社会通则的其他维度和各种行为指标的关系。
5.3 运用社会通则加深对文化的理解
首先，在个体层面上，社会通则在不同国家文化下都具有相似的5个维度，但是在有些文化背景下呈现出特异性，出现有违人们经验知识的测量结果，例如，在对以色列移民适应的研究中发现，以色列人以偏好创新和启发性的问题解决方案著称（Almog,2007），因此，在“社会多样性”这个维度上应该具有较高的得分，但是测量结果却发现以色列人在“社会多样性”这个维度上的得分不高（Kurman & Ronen-Eilon,2004），这背后的原因有待人们去思考。在国家层面上，为了发现社会通则在国家层面的两个维度以及六个类别潜在的文化含义，未来需要丰富完善国家政治经济、心理等综合指数。其次，中国是一个有着广袤地域的多民族国家，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考察，社会通则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人群中的情况，借此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中国本土的文化及其差异。最后，社会通则和价值观类似，也应该是一个发展的心理范畴，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有所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进行纵向研究分析，帮助我们在转型时期更深刻的理解中国人的信念。
收稿日期：2008-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