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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1999）03-0113-06
“五四文学”作为特定的历史范畴，是在古今中外文化剧烈碰撞和激荡交汇中形成的，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辉煌开端。由于它的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从它诞生以来吸引着一代代学者和作家，以不同的眼光、态度、标准对它进行审视、评判和研究，似乎有道不尽的“五四神话”，有评不完的“五四学”。每个研究者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五四文学”，不同的阶级立场、政治观点和不同的审美倾向都过多地参与到五四文学研究史中，这不免更增加了“五四文学观”的复杂性和混乱性。梳理这一线索对重新观照和“重写”新文学史也许能够提供一种必要的参照系，从而引发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更深入的思考。以下试图从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三大层面对“五四文学研究”进行粗略考察和评述，因篇幅所限，其中创作形态及90年代中后期研究只作略述。总起来看，五四文学研究伴随着中国社会与文学变革的历史步伐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显示出三个既相联系又有差别的研究阶段，五四至4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4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
一、现代神话的诞生：在自由的阐释中
早在五四后期，一些文学先驱者就开始对刚刚发生的文学革命予以关注和评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的第十章从史的角度对1916年以来文学革命的背景和酝酿以及爆发过程作了论述，指出五四文学革命与历史上“无意的、随便的国语主张”相比，是一种“有意的主张”，而这个有意的主张便是文学革命的特点和成功的原因。同时根据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他断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必用之利器。尽管胡适未能从形式解放和思想解放相结合的角度全面地论述文学运动，但他却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有分寸地评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巨大功绩，其中不少见解都是相当中肯的，日后不少人都加以沿袭。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是对五四文学运动形态研究较早且颇有影响的著作。该书虽然也从新文学历史的渊源流变的角度探讨文学革命，但与胡文不同，周作人主要是从内容，即思想、精神等方面的变迁演化入手展开讨论的。同时他还针对胡适的白话文学观提出异议，如他不同意胡文关于文学“向来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文学一向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不过是“言志”与“载道”两种潮流的起伏。他也不同意“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这一提法，指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据此他又提出“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而胡适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五四文学运动其根本方面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其差异点无非是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多一种新近输入之科学思想罢了，所以他认为新文学的基本观念仍然是“言志”。有鉴于此，他还提出新文学运动的发端应从1894 年中日甲午战后算起， 这一观点似乎与80年代研究界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讨论极为接近。从追溯新文学运动的渊源、探讨五四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关系、考察文体形式随内容的变化而变化诸方面来说，该书确有独到之处，至少为研究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提出了一些富有启迪性的见解。但他机械地将文学革命纳入历史上所谓“总如此”的“言志”与“载道”两种潮流起伏变迁的轨道中，并认定五四文学是“言志”文学，不免抹杀了新文学运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质变性质，低估了这场运动在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中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伟大历史功绩。
1935年，十巨册《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每一集都有当时新文学界权威撰写的研究性的导言及蔡元培写的“总序”。这些“序言”是对五四文学的系统而较为全面的研究，是对其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的综合评述，将五四文学研究推到第一个高潮。本时期还出现了数本从史的角度研究新文学运动和文学发展的比较系统的专著，影响较大的有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学运动概观》，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评述》等。这些著作虽然不是专门论述五四文学的，但都涉及到对五四文学运动的评价，与“大系序言”一起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上：（1 ）关于五四文学运动的性质、理论观点和历史功绩等问题。胡适在《建设理论集·导言》中指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不过他把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仍落脚于“文学工具的革新”。王丰园从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将文学革命的口号概括为两个：一是反封建的贵族的文学，一是建设自由的、平民的文学。但他又认为这里的“自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自由，而“平民”也只是以新兴资产阶级的暴发户为代表。所以“他们标榜的自由的平民的文艺，不外是‘新封建的、新贵族的文艺’”，因而他们的成绩“只是扫除了代表封建意识的旧文学，却根本没有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这种观点显然受到当时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客观意义。（2）关于文学革命运动的起因。 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仍然从白话文学运动的角度加以探讨。陈子展在专著中将文学革命的原因归纳为四点，即文学发展上的新形势、外来文学的刺激、思想革命的影响、国语教育的需要。这个分析既符合历史实际，也较为全面正确。王哲甫则将新文学运动兴起的原因分为“近因”和“远因”两个方面。远因是民间文学的演进，佛教之传人，海禁开放后外来之刺激，废除科举四个方面；近因则是西洋文化之输入，国语运动，外国书籍之翻译，政治革命之影响四个方面。这一概括更为全面周详一些，但却不如陈子展的说法更能抓住要点。王丰园主要强调了文学革命运动的必然性的社会基础：一是封建制度的崩溃，生活上的竞争日益激烈，影响到文学上简单化、群众化、通俗化；一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总起来看，当时人们主要是从社会基础的变化和外来影响两个方面来论述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的。正如鲁迅所总结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需要，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注：《〈草鞋集〉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这与当时人们将五四文学运动视为一场欧化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是相一致的。（3）对五四文学运动后期，尤其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后的理论观点和文学创作的研究与评价。当时人们认为创造社较之文研会影响更大，吴文祺认为其原因有二：一是创造社提出的“表现自我”的口号正合了一般青年的胃口；二是青年往往富于热情，浪漫气息很重，又特别关心恋爱婚姻问题。王丰园认为鲁迅的作品大都描写封建社会，且多取材于农村，而城市的青年不明了农村景况，自然对之不感兴趣，这也是创造社影响最大的原因；他还指出创造社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其“反抗的精神与新鲜的作风”，而其“夸大、浪漫、颓废”的倾向对青年人则起到了坏的影响。研究者大都认识到，文研会和创造社尽管在表面上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流派，“其取径不同，但其反封建的文学则并无二致”。这与几年之后李何林的观点“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虽取径不同，其反封建和反不合理的现社会则是一致的”相吻合。
以上研究著述尽管也涉及对五四文学理论形态的考察，但主要侧重于对文学运动过程和文学流派的评述，未能对其理论思潮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1940年李何林编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使这一局面有了改变。该书从内容到结构上都有自己的特色，既能以社会的发展变化为基础，把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紧紧联系在一起，又注意到现代文学思潮从过去的传统中，特别从世界各国文艺思潮中所受的影响，从而比较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论述了从1917年到1937年现代文艺发展的过程。尤为突出的是，该书开始用阶级分析的眼光考察文艺思潮的演变。他指出，如以二十年文艺思潮发展的“阶级性”来讲，只有二种思想作为主要的潮流支配着这二十年的文艺界，即由1917年到1927年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萌芽的时代；由1927年到1937年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发展的时代。这样就把五四文学的主导思想同其后区别开来，较为客观地说明了五四文学运动的思想物质。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限上，李不同意有些研究者把1915年还在留美时胡适与朋友通信中讨论白话诗文的问题作为文学革命的开始，也不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作为文学革命的开始，而把胡适文章的发表作为文学革命开始的标志，因为它不但是最先公开发表的，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同时他把1917年到1925年即“五卅运动”前后定为“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运动”时期。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另外，在对五四文学流派的论述上，李与王丰园的观点有所不同，王认为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的观念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产生出来的”，至于创造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则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意识，而李何林则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而非小资产阶级意识。这一看法显然要客观得多。
在以上所述的对五四文学从理论到创作的评论和研究中，尽管存在着一些不成熟的或片面的见解，但基本上是沿着一个由浅入深，由微观到宏观的健康轨道向前发展的，对五四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五四文学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大都采取了充分肯定的客观正确的态度。但在20年代后期所兴起的“革命文学论争”及其后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过程中却出现了一股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倾向。一是对五四文学创作的否定，用一种简单化的阶级分析方法作为“棍子”来检视作家作品，把五四时期极为活跃的大部分作家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认为小资产阶级是没有任何革命性的。二是对五四文学思潮的否定。他们从提倡无产阶级写实主义着眼，既否定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又否定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同时又从机械论的阶级观点出发，否定了当时起到重大进步作用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潮。三是从提倡文学大众化运动和“大众语”运动出发，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认为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不过是造成了“五四式的新文言的文学”，因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差不多对于劳动群众没有影响”（注：宋阳：《大众文艺问题》，《文艺自由论辩集》。）。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认为，新文学运动的内容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其媒质是与现实的语言相去甚远的语体，在形式上也不完备。这一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过于幼稚的革命文学运动的产物，有时甚至带有狂热的宗派情绪。在这期间茅盾也一度受到影响，在《“五四”运动的检讨》、《关于“创作”》等文章中，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以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全都看作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活动，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致使这些活动都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茅盾晚年在谈到这几篇文章时曾反思说，当时“立论就错了”。
纵观从五四到40年代初对于五四文学的研究和评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1.微观性的研究较为活跃，整体性的综合研究还相对薄弱，尽管出现了一些史论性的专著，已涉及到五四文学历史渊源、外来影响、社会根源、文学流派等问题，但对于五四文学发展过程的考察却侧重于史的描述，尤其侧重于对运动过程的评述，还未能将五四文学从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到创作形态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宏观的系统的研究与把握，特别对五四文学演变机制和发展规律的探讨更是欠缺。2.评论者和研究者大都亲身参加了五四文学运动，有的本身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和代表作家，这使他们的研究一方面因熟悉对象，易于做深入的剖析和评价，得出中肯的结论，不给人“隔岸观花”的感觉；但另一方面又因距离太近或者“身在此山”，研究对象未经过历史的沉淀，不易客观地观其全貌，也就难以在古今中外的文化大碰撞的交叉点上冷静地、全面地总结五四文学的历史意义和局限。3.研究视角的多样和观点立论的纷杂。如何看待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五四文学创作，这里有四种不同的价值角度：一是从某一角度采取充分肯定的态度，如胡适从白话文学的角度，周作人从“人的文学”的角度，蔡元培从“文艺复兴”的角度，还有不少人从“反封建”的角度，分别肯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二是在总体上肯定五四文学的巨大历史地位和意义，但对具体的文学创作采取了较为客观冷静的态度，历史地具体地加以评析。三是有些评论者往往从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的二元对立的立场出发来评价五四文学，还有的从自己的偏激理论出发片面地对不同流派的创作加以贬低，如成仿吾对《呐喊》的评论。这类研究文章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和主观化的色彩。四是全盘否定五四文学运动的历史功绩，如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独尊无产阶级文学，完全否定了五四新文学巨大的反封建意义，把五四新文学筚路蓝缕开创的宝贵的思想艺术传统人为地与无产阶级文学对立起来，这种对五四文学全盘否定的“左”的错误态度不仅在当时造成不良影响，也为后来的五四文学研究留下了隐患。4.从研究方法和主体思维方式来看，这阶段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研究格局。如周作人、胡适对五四文学运动的研究采取历史的文学进化论；鲁迅、茅盾对五四文学创作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批评原则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李何林对五四文艺思潮的研究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瞿秋白对五四一代作家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值得指出的是，还有不少的论者从文学现代化这一角度去评价五四文学运动和创作。如张定璜对鲁迅的评价，赵景深对浪漫派小说的研究，冯雪峰对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轮廓的勾勒。
二、“文学神话”抑或“政治神话”：解读的悖论
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关于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和与“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中，又引起了对五四文学的再认识和再评价，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向林冰、黄绳等“新国粹主义”者和陈铨等“战国策”派为代表。他们从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小农意识出发，否定五四新文艺的巨大成就，称之为“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适切的形式，“缺乏人民大众所习惯的口头告白性质”（注：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报》1940年3月24日。）。 陈铨等人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截然划分为三个阶段：从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文学到以阶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学，再到以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后两者是对前二者的发展与否定。把五四文学简单地以个人主义加以概括，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另一种以胡风为代表。他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市民社会突起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对于五四文学革命产生的新文艺，他进一步解释说“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底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底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底命运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这样的新文艺，“获得了和封建文艺截然异质的、崭新的姿态”（注：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海燕书店1940年版。）。尽管胡风过分强调了五四时期西方文艺“移植”的重要性，但他却充分肯定了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和“崭新”的艺术“姿态”，这对纠正“革命文学”论争中对五四文学评论上的“左”的过激情绪和机械论错误，以及批判向林冰等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否定论，是极为及时和有力的。随着抗日战争中反投降和反国民党专制统治斗争的深入发展，许多新文学家和研究者对五四文学的反对封建文化意识、争取民族解放的基本性质逐步有了新的认识。胡风在《文学上的五四》中还指出：“我们把五四的新文学叫做‘革命文学’，我们骄傲这个革命传统，正是因为它代言了一个伟大的精神：不但用被知识分子发动了的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意志和封建、买办的奴从帝国主义的意志相对立，而且要‘科学’和‘民主’把亚细亚的封建残余摧毁”。闻一多也在《新文艺和文学遗产》一文中大声疾呼：“五四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
40年代前后，这种对五四文学性质和五四传统“再认识”的各执一端的状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正常的；但从政治上考虑，当时正是国难当头，国共两党的斗争日趋激化，这必然要把“五四文学研究”纳入政治范畴，从此对五四文学的评述则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当时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文章，从政治革命的需要出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领导思想、阶级性质、历史功过等作出了权威性的评述。此前，有些论者就曾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五四文学进行评价，如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等。毛泽东以革命政治家的视野阐明了新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在关于五四新文学基本性质问题的认识上，本阶段出现了完全否定前人学术观点的倾向。1947年7月， 郭沫若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五四文学之所以具有彻底性和不妥协性”，“就是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学而奋斗》）；李何林也公开承认自己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的观点是错误的，并加以纠正，提出五四时代的中国新文学“是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注：《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5月4日。）。此后王乃昌、邵荃麟、林默涵、王瑶、刘绶松、张毕来等都阐明和坚持了这一观点，并批判了胡风把五四文学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文艺的一部分”的观点。
本阶段对五四文学综合性研究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建国初期出现的一批现代文学史专著中。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绪论”阐述了新文学肇始、性质、 领导思想和分期等问题。 他把新文学的开端定在1919年，并阐明了本书的基本观点：新文学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虽然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一贯是新文艺的领导思想，“但新文学的性质也不就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学”，“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该书第一编依次介绍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新诗的产生、内容和特点，新文学阵营的小说作家对“人生的探索”和“青年与爱情”的描绘，萌芽期的戏剧创作，“收获丰富”的散文等。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不作冗长的政治事件和历史背景的叙述，注重文学自身演变轨迹的考察和描述，因而文学发展的线索显得清晰爽目；著者的视野开阔，尽量展示了五四文学运动的全貌；各种体裁的述评，注意到内容和形式的差异，分门别类以求一格；资料翔实丰富，对作品感受深切，评述中肯。但对五四文学领导思想、性质的评价仍然只是对毛泽东关于五四论述的阐发，并没有新的拓展。继王瑶之后的五六年间，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相继问世，一时呈现出新文学史研究的繁荣局面。这几部史著在对五四文学指导思想的理解上基本与王著相同，但对五四文学运动的论述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上却各有自己的特色。其中张著主要描述了1918年至1928年十年间的文学运动，他认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流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分别以鲁迅和郭沫若为代表。著者把这十年间的文学视为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第一期。这一时期里的作品，主要部分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家们的富于革命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作品。而这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时期”，第二阶段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在第一阶段里，马克思主义在一般文化思想领域起了直接的影响和直接的领导作用，但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在文学领域直接地指导创作活动。在第二阶段里，马克思主义在文学领域起了更直接的领导作用。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阵营，在五四运动前主要是由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和资产阶级文学家所组成。五四运动后，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文学家组成新文学阵营的主导力量，成为这个阵营的左翼和领导者。在新文学史的第一期中，还没有工农兵出身的作家，还没有完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些观点自有其客观正确的地方。
遗憾的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左”倾思潮的泛滥，对五四文学的研究未能在此基础上深入下去，机械化、简单化、片面化的研究日趋严重。一是把五四文学也简单地纳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轨道，一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标准来评价五四运动及其创作。结果又带来两种倾向：其一是简单的否定，既否定了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思潮，也否定了五四时期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些人道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作家及其创作；1957年至1958年又提出了以所谓“文艺上的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作为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并把五四文学研究一次次地与政治运动挂钩，使这种片面否定的倾向更是走向了极端，而且学术研究越来越政治化。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五四文学先驱和作家，或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被简单地阶级定性而加以贬斥和否定，到“文革”时，则只能研究鲁迅一人了。其二是人为地夸大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文学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刻意挖掘五四文学创作的社会主义因素。胡、陈等倡导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被否定，而只能将李大钊和鲁迅等肯定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这个阶段的五四文学研究，与上一阶段相比，有几个重要特点：一是由多元化走向一元化，即对五四文学性质、指导思想、代表作家作品的研究导向和评价标准，几乎无不坚持毛泽东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述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随着政治斗争的日趋尖锐化和逐步扩大化，越来越重视从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来挖掘无产阶级思想因素或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从而说明五四文学是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是属于无产阶级性质或者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这从整体上模糊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本来面貌和基本性质。二是五四文学研究的学术色彩日益淡化，政治色彩日趋增强，特别到了50年代后期，左倾思想日趋泛滥，五四文学研究也被纳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体格局，文学研究完全失去独立的学术地位，地地道道地成为政治斗争的舆论工具。三是由于划阶级定性质，能够作为正面研究的作家作品越来越少，除了独尊鲁迅外，其他作家的评价也越来越低，甚至有些作家到了极左思潮猖獗时由正面推到反面，出现了“人妖颠倒是非淆”的局面。
三、回归·反思·超越五四文学精神
历史的曲折孕育着发展的种子。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清算了极左思潮的流毒，整个现代文学的研究开始全面复苏。在最初几年的“拨乱反正”中，对五四文学性质、指导思想、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成为引人注目的研究热点。不少研究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通过纠正“左”的错误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为五四文学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对五四文学的“再评价”起步较早也较集中地体现在朱德发的专论《五四文学初探》一书中。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著者不同意五四文学革命从1918年开始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来领导的说法，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呈现一种比较复杂的形态，它是各种‘新思潮’的混合体，但在构成这一复杂形态的带着各自不同色彩的新思想的诸方面中，民主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其主要方面，因之也占主导地位”。另外，著者还从白话文学主张的内容实质、白话文学主张的积极社会效果和胡适关于新文学创作原则的论述诸方面加以考察，充分肯定了他的白话文学主张的革命意义，并对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主张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作了具体分析。如何认识和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根本性质和指导思想，既是一个极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富有原则性的方法论问题，它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对五四文学在中外文学史上的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作出怎样的估价，而且直接影响到对整个五四文学流派思潮、作家作品作出怎样的评判。继《五四文学初探》后，许志英发表了《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再探讨》一文。朱德发和许志英的观点发表后，引起了关于这一问题的热烈争鸣。尽管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但在批评的同时，有些研究者也不得不部分地肯定并认同这一观点（注：争鸣观点可参见杨义：《应该如何认识五四文学革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4期）、 林志浩：《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问题的商榷》（《文艺研究》1984年第1期）、 魏洪丘：《也谈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文艺研究1984年第4期》）等。）。
70年代末80年代初，五四文学的研究既是热点又是重点。除了上面提到的代表性观点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等一直受到贬低乃至完全否定的作家及其文学主张和创作进行再评价，以恢复他们本来的历史面目。二是打破禁区，对五四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个性主义思潮及其与五四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三是对五四时期有过一定影响，人们也比较熟悉，但过去很少提到的作家作品，如台静农、徐玉诺、废名等的小说创作，刘半农、俞平伯、李金发等的诗歌创作，甚至陈西滢等文人的创作与观点，都进行认真梳理和评判，扩大了研究视野。四是注重对五四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不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得到更深入的探讨，“新潮”社、浅草社、“湖畔”诗派、“新青年”派、“鸳鸯蝴蝶”派、“乡土小说”派等也得到了全面考察与评价。
研究视野的拓展与研究领域的扩大还不止于上述诸方面，许多研究者极为注重对五四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与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以及与世界文学的总体的种种联系进行考察，这使得本阶段对五四文学的比较研究蔚为大观，成果累累。首先是纵向的比较研究。有些研究者把探索的目光引向了五四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实际联系上，力求从历史的渊源上进一步弄清这两者在深层的承续与超越的关系，以及从传统文学到五四现代文学转换的内在机制。中外比较研究既是一种重要的视角，又是一种深化文学研究的思维方法，尤其对于五四这样一个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匆匆走过了西方二三百年文艺思潮的特殊的文学时期，这种研究似乎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涌现出一大批中外比较方面的文章。其中的一些力作都能够通过比较分析，既揭示出中西文学在某一层面上的相似、相同和相通之处，又能够从相似的表面现象背后，挖掘出本质的差别来，这对于人们认识五四文学对西方文学、文化思潮的融合与分离、接纳与超越颇有启示意义。
综观新时期的五四文学研究，如果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重评”的初探阶段，那么80年代中期以后则进入了更为全面深入的突破阶段。8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以上提到的五四文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外，还有一系列更为显著的变化。首先是系统性、宏观性的研究五四文学的专史专论日益增多。1986年出现了第一部史著，即朱德发的《中国五四文学史》，此后接连问世的有刘纳的《论“五四”新文学》，许志英的《五四文学精神》，许志英、倪婷婷的《五四·人的文学》等等。其次，有些研究者试图超越对五四文学的分门别类的支解研究，而把五四文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精神实体”，极力探求其之所以为“五四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和价值特征，探求那富有独特魅力的根源之所在。第三，学者们再也不满足于单纯用社会——历史学的方法研究五四文学，在追求思维方式的超越、弘扬研究主体的个性，增强研究的当代性诸方面大大深化。不少研究者将五四文学置于古今中外文化大碰撞的大背景下，借助文化——心理学的批评方法，通过对五四文学独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的剖析，深入探求深层的文化结构和审美结构，并力求从中总结出文学现代化的客观规律和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启示意义。如怎样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外国文化的态度，王富仁在《在广泛的世界性联系中开辟民族文学发展的新道路》中论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总体上的正确态度”。王瑶的《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一文认为，用新的价值尺度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重新估价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价值重估的重要尺度是“人”的觉醒和解放，而这种“重新估价”绝不是简单的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是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学进行再认识、再估价与再发现，“使其在新的文学变革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在对五四文学流派和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文化学、人类学的理论视角也被广泛使用，出现了一批相当可观的创作论、作家论、流派论专著。
新的研究方法带来的显著突破也体现在对五四文学的本体研究上。五四文学既是思想解放的表现，也是文体大解放的产物，以往研究者较少从形式方面研究五四文学，即使涉及到语言、文体形式等方面的问题，也往往以“形式服务于内容”为准则，或者主要从体裁的开拓、形式的新颖等表层的变化上去研究。80年代中期以来，有些研究者力求回归文学本身，着重探讨了五四文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的审美特征。近年来还有些研究者借助西方现代文论中的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探讨五四文学文体建构的规律，以及在审美上的深层特征。这些新视角、新方法的尝试极大地深化了对五四文学的研究，也预示了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向。
五四文学研究的起步几乎是与五四文学的形成是同时的，如果从研究视角、价值取向来看，近80年的五四文学研究走过了一条“多元化——单一化——多元化”的道路，有明艳也有黯淡，有成功更有曲折，有经验也有教训，有前进也有倒退，但总的研究趋势却是越来越深化，越来越辉煌；特别到了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五四文学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多元发展的崭新局面，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研究都富有开创性和超越性，把五四文学研究推上一个新阶段。虽然在新儒学热中也流露出一些不利于在更高、更深层次上研究五四文学的令人担忧的苗头，但从主导倾向来审视，五四文学研究的发展前景定会是光辉灿烂的。
收稿日期：1999—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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