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哈教的世界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哈论文,世界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巴哈教（亦称“巴哈伊”、大同教）是当代新兴的世界性宗教。本文讨论该教宣扬的世界主义的基本内容以及信徒应予信仰和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与其他世界性宗教相比，它在教义上则有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在组织设置方面则有更为适应现代生活的灵活性；在社会生活中，则更为关注人们普遍关心的种种社会现实和伦理问题。这一切都与它的世界主义相适应。该教之所以强调其世界主义是与它的奠基者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阶级出身、个人经历密不可分的。他关于普世之爱的说教系该教建立的思想基础；而其思想渊源则是波斯伊斯兰教十叶派内的异端思想的引伸和发展。巴哈教的世界主义本身是宗教混合主义在社会政治思想的反映；而宗教混合主义不过是苏非泛神论思想在有关当代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应用和再现。
巴合教（Bahā＇ī，“巴哈伊”）是当代的新兴宗教。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教由十叶派伊斯兰教中衍生而出。它得名于奠基者、波斯人巴哈乌拉（Baha＇W＇llah，意为“主的荣耀”，1817—1892）。巴哈乌拉的著作和思想由阿布杜·巴哈(1844—1921)和沙基·爱芬迪(1897—1957)[1]阐释，并把它的宗教和社会主张传播到欧美各地。这对巴哈教发展为世界性宗教，起了重要作用。从它诞生迄今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建立起从地方到中央的巴哈社团。
本世纪30年代，它以“大同教”之名在中国活动，它的汉译著作一度在国内流传。[2]当前，在香港、澳门、台湾等地都有它的信众和机构。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对该教作一全面了解，是有必要的，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举行世界妇女北京论坛。巴哈教派出庞大的代表团与会。会议期间，它在会内会外积极宣传其社会主张。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它所宣传的世界主义。
一、什么是巴哈教的世界主义
人们可从巴哈乌拉、阿布拉·巴哈和沙基·爱芬迪的著作中，从巴哈教的出版物中，看到它所宣扬的世界主义的基本内容。例如，巴哈乌拉提出“全地球是一国，全人类是其公民”的主张，[3]就由该教“巴哈伊国际社团新闻社”出版的《天下一家》（中文版），在每期封面上刊载的“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的口号体现出来。[4]阿布杜·巴哈根据其父的遗著提出的“我们在寻求建立一个本质神圣的新世界秩序”，“这是一条联合全世界属于任何国家、宗教、和阶级的人类的大道”，[5]同样的，由“巴哈伊国际社团新闻处”出版的《人类之繁荣》（中、英文版）中，提出要“推动一个拥有立法、裁判和行政机构的世界联邦的形成”等等，[6]都明确地表述其世界主义主张。巴哈教不仅提出了上述主张，与此相应的，还规定教徒不论生活在何国、何地，不应通过暴力的或非法的手段来现实其社会主张。就是说，它主张“宗教不过问政治”、“教徒不得参加任何一个政治派系”，禁止教徒“从事任何可能有损于社会的活动”、“不能从事任何不忠或颠覆的活动”。“忠于政府是一种最主要的精神与社会的原则”，“为了建立较好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环境，必需拥护政府底法律与政策”。[7]只应通过积极的宣教布道和社会活动来实现上述主张。
概括起来，它所宣扬的世界主义以及为实现其世界主义的社会主张，巴哈教徒应信仰并遵循以下四条基本原则。即
（一）人类一体、天下一家；
（二）建立体现世界新秩序的国际裁判所；
（三）为实现其世界主义不能从事任何政治派系活动和颠覆活动；
（四）忠于所在国的政府、拥护其法律与政策。
可是，在当代国际斗争时紧时缓、国际形势变化多端的情况下，在世界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巴哈教所主张的建立新世界秩序，建立世界性政府——国际裁判所，推动世界联邦的形成等等，本身是一种超阶级的、理想主义的，或者说，是一些善良人们的空想。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剥削、奴役、屠杀、战争……从未中止，这为人们带来巨大灾难。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为建立正义、平等、和平、自由的理想社会，提出过种种世界大同的理想。可惜的是，这种种理想从来也没有变为现实。巴哈教要实现其世界主义主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同样是不可能的。
至于它提出的所谓“宗教不过问政治”，这在实际上具有主张政教分离的味道。其实，巴哈教在当今世界上，并没有在哪个国家居于统治的或执政的地位。当前，除在个别国家受到迫害外，它在各国都取得了合法地位。这同该教明确表示忠于现政权、拥护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不从事政治派系活动、不从事颠覆活动的社会政治主张有关。巴哈教所坚持的四条基本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可以使它的信徒不致从事颠覆、破坏活动。与此同时，它则起着稳定社会、维护现存秩序，从而维护所在国当政者的统治利益的利用。这是它在世界各国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可能巴哈社团已认识到实现其世界主义的理想并非一蹴而就的。因而它在各国的社团当前积极参与的是种种社会性活动、尤其是世界性活动，在这类活动中宣传它的世界主义。
二、巴哈教世界主义的基本特征
巴哈教是当代最为活跃的世界性宗教之一。作为新兴宗教，它需要继承前人的宗教思想和传统，从事有关的宗教礼仪活动。同时，它也要有别于前人的宗教，以确立自身存在的价值。巴哈教在其世界主义思想指导下，很自然地要求在教义思想上，有比其他宗教更为广泛的包容性；在组织设置方面，有比其他宗教更为适应现代生活的灵活性；在现实生活中，有比其他宗教更为关注人们普遍关心的种种社会现实和伦理问题。
巴哈教在教义思想上的广泛的包容性，完全是以巴哈乌拉关于神灵、宗教和人类的思想而提出的。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巴哈教关于上帝独一、宗教同源的思想上。它的宗教主张的基本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宗教是一元的，人类是一体的。”[8]具体说来，它在教义上主张“一切宗教之基础相同”，[9]“大同教的信仰者相信各种宗教都来自同一神圣的根源。”[10]它认为，世界各种宗教信仰的神的名称尽管不同，可以是上帝、天主、真主、或其他名称，其实是同一个神明；神本身是统一的，只是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赋予他以不同的称谓罢了。“上帝所一次又一次地给予我们的，实际上，都只是一个宗教。”[11]同样的，它认为神明通过他的先知或使者向人类显示的宗教教义从未中止。各不同宗教的创始人或奠基者都是神于不同时期向人类先后派遣的、显示他的宗教教义的“显示者”（或“圣显”、先知、使者）。该教承认伊布拉欣（或亚伯拉罕）、克里希那（印度教）、摩西（犹太教）、琐罗亚斯德（琐罗亚斯德教）、释迦牟尼（佛教）、耶稣（基督教），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巴布（十叶派的巴布教派）和巴哈乌拉都是神明于不同时期派遣人间的“圣显”，他们的目的相同、地位相等。因此，巴哈教宣称，无论信仰什么宗教的人，他所信仰的神明也为巴哈教信奉；其他宗教的教徒为了做一名巴哈教徒，不需要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12]在它的布道活动中，为使宣教对象不致反感，它在信仰上持认同原则。“对基督教徒来说，巴哈教就是基督教；对佛教徒来说，巴哈教就是佛教；对福利的苏非来说，它则以苏非的神秘主义语言说话；对理性主义者来说，它则以逻辑的语言说话。”[13]与此相应的是，它允许巴哈教徒可以到任何一个宗教的寺院庙宇中过宗教生活。它的称为“灵曦堂”的礼拜场所，采用九边九门的建筑式样，以此“象征世上九个大宗教”，[14]可见，巴哈教宣扬的宗教混合主义，正是它的世界主义的思想基础。
巴哈教的组织章程，完全体现了它在机构设置方面的灵活性。而这种组织章程是传统宗教所没有的，这多少类似于现代的社团、党派组织。根据该教的组织章程，它不设立专职的教务人员（既无传教士，也没有传教机构）。在实际生活中，它的每个教徒都有传播巴哈教义和发展教徒的义务。该教通过基层组织——地方性的灵体会开展活动。地方灵体会每年改选一次，由教徒推选产生。其作用除组织教徒的宗教生活外，主要是领导教徒关心并开展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活动。[15]地方灵体会之上有国家（或地区）的总灵体会、以及它的中央教会机构——世界正义院。这种宗教设置，便于它把从事宗教和社会活动的精英推举到各级灵体会的领导机构中去，便于它推行其世界主义的社会、政治主张。
根据巴哈教义，关心并服务社会不仅是教徒的社会义务，而且把它提高到宗教信条来对待，“工作就是崇拜！服务就是祈祷！”作为它的“完美的定则”，这就是为什么巴哈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参与国际会议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它积极从事宗教、社会活动的思想动力不是别的，正是世界主义。这既是它宣传、动员群众的活力所在，也是它关注小至家庭生活和个人的道德观念，大至世界所有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的基本原因。从其参与的活动来看，巴哈教主要关注的是以下问题：
——提倡教育、组织学术交流；
——关心环境保护、生态平衡；
——重视家庭生活、个人安全和保健；
——关心世界和平、反对战争；
——反对种族偏见、促进种族团结；
——从事社会公益服务；
——反对贫困、反对歧视；
——反对暴力、反对犯罪；
——关心人权、关心妇女、儿童的地位和权益；
——关心伦理道德。如此等等。
可见，这多少是有别于传统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与其说巴哈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团体，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的、有着明确社会、政治主张的、世界性的社团或政党。巴哈教正是依靠它的宗教主张，热衷于从事这些活动，得以从其他宗教中、尤其是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万物有灵论的信徒中吸收教徒，并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壮大的。[16]
三、巴哈教世界主义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巴哈教提出其世界主义，是与它的奠基者所处的生活环境、阶级出身和生活经历密不可分的。
19世纪初，英、法、俄等西方强国的势力开始渗入波斯社会。强加给波斯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给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原来就很落后的封建自给经济因欧洲列强势力的入侵遭到破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外国资本掠夺的加剧，国内的封建剥削也日趋严重。农民不得不忍受地租、高利贷的残酷剥削，城镇的手工业生产者和“巴扎”（集市）的小商人，在外来商品的倾销和冲击下也面临破产的威胁。这使得社会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巴布教派运动兴起。它得到城乡广大中下阶层的支持而澎渤发展起来。巴布教派作为波斯十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一个异端派别兴起于19世纪中叶。巴布教派运动失败后，其领导层产生意见分歧；从该教派中分化出巴哈教派。
巴哈乌拉是巴布教派的最早追随者之一。巴布教派运动遭到当局镇压后，运动转入低潮。与该教派的普通成员不同，他出身于波斯大臣之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这为他成为巴布后的领导成员以及提出新的宗教主张准备了有利条件。1852年，部分教派成员图谋刺杀国王纳希鲁丁（1848—1896年在位）未遂，巴哈乌拉涉嫌被捕并在德黑兰被监禁四个月；次车，他被释放时家产已被查抄，本人也被逐出波斯。
巴哈乌拉和家眷在少数忠实的信徒的陪同下，旅居奥斯曼帝国管辖下的巴格达。他在当地的隐居和精神修炼表明他所受的苏非主义的影响。这时，他的异母胞弟专程来巴格达与他争夺教权，教派内部发生激烈冲突，从而从中分化出巴哈教派；波斯当局也感到他对国内教徒的影响，要求奥斯曼政府使之远离巴格达。这导致奥斯曼政府“邀请”他定居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可是，在他迁居伊斯坦布尔后，他的胞弟又来到新居地，教争复起。1868年，奥斯曼政府再次干预，他的胞弟被逐往地中海的波尔岛；巴哈乌拉及其追随者也被逐并监禁在荒凉的阿卡（在海法附近，今以色列境内）。[17]
巴哈乌拉在被监禁和被驱逐的40年间，除接触少数家眷和追随者外，与世隔绝，远离社会和教徒，身受种种痛苦和磨难。他从事沉思和写作，以构思他的新信仰、新宗教的蓝图；他继巴布之后，简化宗教仪式（如改变伊斯兰教的一日五次礼拜为三次礼拜），使之适应更多的人的宗教生活；他向一些国家的君主或统治者写信宣传他的新使命，借以表明他所创立的新信仰、新宗教的普世主义。由于他出身于波斯显贵大臣之家，世代受王室的爵封厚禄。阶级出身的局限，使他在迫害和折磨面前，没有任何的反抗或不满。相反的，他却从巴布派运动失败中，消极地接受教训，甘愿逆来顺从，忍受屈辱，采取了妥协或忍让的态度，要教徒委曲求全，以德报怨。他从自我的体验出发，深感人间需要同情与温暖，需要和平、正义和统一。在他所撰写的著作（启示）中，充分反映了他为创立新信仰、新宗教而忍辱负重的思想。
人类为推展文明之不断前进而生……。适切于人类崇高品格的德行是对全人类对大地众生的慈悲、同情、自制与仁爱。
作非份之想或躐等之求是不智的。应该个安其份。换言之，每一个生物都要顺乎受命于天的状态。[18]
如果苦难不在我的道里降临于你，你怎能跟那些满足于我的喜悦者走在一起？如果试炼不在你追求我的历程里折磨你，你怎能在欣慕我的圣美中获见光明？[19]
我降给你的苦难便是我的赐福，表面上它是火焰与复仇；实际上它是光明与怜悯！[20]
这种关于社会、伦理方面的普世之爱的说教，为他建立超阶级的新信仰、新宗教奠定了思想基础。除了阶级的局限外，巴哈乌拉在被放逐、被监禁的切身经历以及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也不允许他在社会和政治诸方面提出更为激进的主张来。巴哈教派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酝酿和发展，逐渐抛弃其宗派立场，终于演变为独立的世界性宗教，即巴哈教。
四、巴哈教世界主义的思想渊源
巴哈教在形成其世界主义思想过程中，巴哈乌拉以前所受的宗教教育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根据伊斯兰教的教义，在穆罕默德之后不再有先知或使者；根据十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支派的教义，第十二世伊玛目于874年隐遁。在此期间，隐遁伊玛目（即马赫迪或救世主）通过“萨夫尔”（意为使节）或“巴布”（意为门）的“纳伊布”（代理人）与教徒取得联系，这位代理人在隐遁伊玛目与教徒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据称，此即有四任“纳伊布”主持教务的小隐遁时期，941年，第四任代理人根据隐遁伊玛目的旨意不再指定新的代理人，从此开始没有代理人的大隐遁时期（从941年迄今）。[21]1502年，波斯沙法维王朝(1502—1736)建立，奉十叶派教义为国教。这时的十叶派教义中，夹杂着浓厚的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影响。17世纪中叶起，十叶派内兴起反苏非神秘主义的宗教改革思潮。它将十叶派内一度具有重要影响的苏非主义，排斥在该派正统教义之外。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神秘主义通常成为各种“异端”反官方教义采取的最方便的形式，这在十叶派随后的发展中充分显示出来。
在伊斯兰教中，人们通常认为关于真主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表义的知识，它可通过他人传授和个人勤奋学习获得；另一类是隐秘的知识，它唯有经过掌握奥秘者的密传方可获得。在十叶派内，人们则进而深信，穆罕默德是真主的“知识之城”，阿里是进入真主“知识之城”的门。18世纪中叶，波斯的谢赫·阿赫德·阿沙伊(1741—1826)竭力抬高阿里及其家族成员的地位，主张他们不同于常人，而是真主的德性在现世的化身。[22]他强调以阿里为首的、直至伊玛目马赫迪的十二位伊玛目都是人们获得真主知识的知识之门。他关于获得真主知识手段的主张，吸引了大批信众，从而在十叶派内形成“异端”派别——谢赫教派。它的教义主张通过继承人哈吉·赛义德·卡西姆(?—1843)的布道活动在波斯得到广泛传播。据说仅在伊拉克一地就有10万信徒。该教派关于达到真主知识可以通过伊玛目之门，但这对渴望得到真主知识的普通信徒来说，仍是高不可攀的。由于在卡西姆去世后没有确定继承人，它的信徒才失去新领袖。[23]
然而，这却为巴布教派的兴起和发展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深受谢赫教派思想影响的米尔扎·阿里·穆罕默德（通称巴布，1820—1850）进一步发展了谢赫教派关于“知识之门”的思想。他提出，他本人就是人们达到伊玛目马赫迪的知识之“门”（巴布）。其真实含义在于：人们可通过他这座可闻可见的“门”，达到伊玛目马赫迪，由此往上可至阿里进而达到真主的知识。[24]这对教徒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以“巴布”为名的新教派诞生后，不仅得到迅速发展，而且有大批谢赫教派教徒转而追随他的门下。随后，他又宣称他本人就是马赫迪，追随者日众。这引起当局的惊恐和正统派教士的愤怒。最终他被逮捕、监禁并成为信仰的牺牲品。
巴哈教派在承继谢赫教派思想的基础上，承认巴布为“知识之门”，人们可通过他达到伊玛目马赫迪的知识，进而可达到真主的知识。它在教义思想方面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强调先知显现的持续性和统一性。每一位先知都不过是上帝赋予的使命的显现，巴哈乌拉不过是继巴布后的新时代的先知和使者。这为其世界主义寻求了宗教上的论证。
巴哈乌拉关于上帝的普世之爱的神学思想为巴哈教的世界主义定下了基调。阿布杜·巴哈对其父的思想作了如下阐释。他说：
上帝的爱好像一盏灯，它照在人类的心中，使他们的心地光明起来。……因为他的爱是灵魂的生命，是永远的博爱。……总之，人世间的爱，是由上帝的光照耀着的。
所以我们必须把各种不同的人类互相联络起来，以促进世界和平。这是很明显的，人世中最大的力量，是上帝的爱。它能把各色的人民，用爱的方法去使他们互相结合着，成就他们的国家和家庭。[25]
在先前我们早已说过，神的本身也需要一切生物的存在……造物主倘使没有造物，是绝对不可能的！……没有天地万物，便不知神的万能。如果我们说，在某一个时代并无生物的存在，这种论调，就是否认上帝的存在。……上帝是永生不灭的，换句话说，他没有起源，也没有终止。正同世界的存在一样的无始无终。……宇宙是永久不灭的。[26]
巴哈乌拉关于上帝显现的观点、阿布杜·巴哈关于上帝与宇宙同为永恒的观点，表明了巴哈教宣扬的是宗教混合主义；而宗教混合主义不过是苏非神秘主义的泛神论思想的体现。巴哈教的世界主义正是苏非泛神论思想在它所处时代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应用。
（巴哈教，国内有人译称Bahā’ī为“巴哈伊教”，但作者坚持“巴哈教”这种译称，理由是：该教名称源自其奠基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在波斯通称为巴哈·安拉(Bahā’Allāh)或巴哈乌拉(Bahā’Wllāh)，故译“巴哈伊”(Bahā’ī)为巴哈教，“巴哈伊”的译音本身含有巴哈的追随者、巴哈的主义、巴哈的宗教……之意。译称“巴哈伊教”有累赘之感。是否妥当，请学界同仁讨论——责任编辑 李富华）
注释：
[1]巴哈乌拉在临终前，指定他的长子阿布杜·巴哈为他的著作和思想的阐释者，从而为巴哈社团确立了新领袖。沙基·爱芬迪是阿布杜·巴哈的长女之子。他临终前指定沙基·爱芬迪为巴哈社团的继承人和巴哈教义的阐释者。
[2]曹云祥以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译巴哈教为大同教。曹曾任北洋政府驻伦敦总领事。1922—1927年，他任清华大学校长。离职以后寓居上海。他可能是最早向国内读者介绍巴哈教著作的人。
[3]曹开敏译：《新园》，台湾大同教出版社，1977年，第9页。
[4]巴哈伊国际社团新闻社：《天下一家》。
[5]《新时代之大同教》，台湾大同教出版社，1973年，第16页；阿布杜·巴哈：《已答之问题》序（曹云祥、孙颐庆译），台湾大同教出版社，1975年。
[6]巴哈伊国际社团新闻处：《人类之繁荣》，1995年，第8页。
[7]曹开敏译：《新园》，台湾大同教出版社，1977年，第112，113页。
[8]曹开敏译：《新园》，台湾大同教出版社，1977年，第45页。
[9]同上，第60页。
[10]同上，第5页。
[11]同上，第5页。
[12]《新园》，第5页。
[13]卡诺塞尔：《巴哈教》，伦敦，1912年，第48页。
[14]曹开敏译：《新园》，台湾大同教出版社，1977年，第94页。巴哈教所说的九大宗教指前述九位“先知”所创立的宗教。
[15]巴哈教的地方灵体会由当地教徒推选九名委员组成；它的总灵体会（九名委员）和世界正义院则分别由地方灵体会和国家的总灵体会推选代表选举产生。它在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和儿童基金会中拥有顾问地位，它与世界卫生组织、环境规划组织有合作关系。表明它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16]巴哈教的发展极其迅速。1963年，估计教徒数为40.8万，地方灵体会为3555个。到了1992年，其教徒数已达500万，地方灵体会为20435个。总灵体会由分布于56个国家或地区发展到165个国家或地区。见TheBaha＇iWorld,1992—93,Baha＇i World Centre,Haifa,1993,P.305.
[17]Wendi Momen,A Basic Baha＇i Dictionary,George Ronald Oxford,1991,P.39—41.
[18]曹开敏《新园》，第63页。
[19]曹开敏译：《大同教隐言经》(50)，台湾大同教出版社，1973年，第13页。
[20]《大同教隐言经》(51)，第13页。
[21]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83—188页。
[22]卡诺·塞尔：《巴哈教》，伦敦，1912年，第4—5页。
[23]同上，第5页。
[24]同上，第9页。
[25]阿布杜·巴哈：《已答之问题》序（曹云祥、孙颐庆译），台湾大同教出版社，1975年，第162—163页。
[26]同上，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