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研究二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二十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8-9853(2002)01-104-06
香港文学研究，其内涵系指香港地区的华文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社团、流派、文 学史研究及史料整理等项。就专题而言，则有“美元文化”研究、香港与台湾文学关系 研究、香港文化身份研究、文社潮研究、“三及第”文体研究、本土化运动研究、“南 来作家”研究、“无厘头”文化研究、“金学”研究、框框杂文研究、“九七”文学研 究，等等。至于香港新文学的时限，则依宽标准从20年代起算起。关于香港文学研究的 叙述空间，从理论上说应包括香港乃至台湾地区的研究，但限于篇幅，本文的叙述以内 地的研究现状为主。
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如果从1982年在广州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算起 ，已有20年发展的历程。在这20年间，香港文学在内地得到了空前普及，有关作家作品 研究和文学史的编撰，从思维方式到理论范式，从思想资源到学术背景，许多方面都出 现了与研究中国内地文学不同的风貌。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上，香港文学研究无疑 是特殊的一页，从过去无法接触当然也更谈不上研究香港文学，到现在把香港文学作为 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分支学科来建设，无不折射出内地新时期文学研究格局的一个重大变 化。很显然，从这20年历程可以发现，香港文学研究不仅在弥补内地的文学研究空白中 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而且它还承担着开拓内地学者研究视野和整合两岸三地文学这一 重任。
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我们完全有可能对过去20年来的研究历程作出理论的归纳和反 思。在某种意义上，对“九七”后的香港文学研究何去何从的回答，正取决于我们对香 港文学研究成绩的检视与把握。因为未来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新世纪的研究方向和我们 如何来面对自己所走过的脚印息息相关。
一
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大体上可分为20世纪80年代前期和后半期至世纪末这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虽然有连贯性，在总体上仍系初试啼声，但由于80年代后期的历史语境有所 不同，因而作为学科草创阶段的90年代的成果特别值得重视。
在改革开放前，内地读者知道的惟一香港作家是唐人，知道的惟一作品也是唐人写蒋 家王朝野史的《金陵春梦》。其余皆视为声色犬马之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文艺， 禁止进口和阅读。后来从旅客走私带回的武侠小说中，知道香港作家还有金庸和梁羽生 。窗口打开以后，香港作家的作品更是源源不断地涌进来，但这均经过严格的政治筛选 才跨过罗湖桥的。
80年代早期内地出版香港作品的政治标准是：作者必须是左派和进步作家。那怕像曹 聚仁这样的形中实左的资深作家，因他解放后“逃亡”香港，以前又受过鲁迅的批评， 这些被某些人称为“反动文人”[1]的作品在当时都不能重印。其次，作品的内容必须 是揭露香港阴暗面的。像首届台湾文学研讨会，内地学者提交的论文均是有关刘以鬯与 舒巷城的作品。之所以选中这两位作家，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和影响，而是这两位 作家在内地出版的是《天堂与地狱》[2]一类那样披露香港社会充满了千奇百怪阴影的 作品。第三，作品必须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就，因而这时期的研究虽谈到了刘以鬯主张 打破传统小说定义的小说观及其使用的意识流技巧，但多数研究者所持的仍是现实主义 的评判标准。对用现代派手法写的“怪异”作品，多半不敢碰，也“碰”不了，因为对 这类创作手法研究者倍感陌生，无从解读。
80年代前期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香港作家小传、作家剪影、作品赏析的出版。有 学术品位的研究著作还未出现。此外，作品选编不少，最有代表性的是福建人民出版社 于1980年11月编选出版的《香港小说选》。这本书共收入30位香港作家的48篇作品，清 一色是如编者所说的“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香港的形形色色的描述，反映了摩天高 楼大厦背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酸和痛苦，同时揭露和鞭挞了上层社会的那些权贵们的虚 伪和丑恶。”从这段话可看到政治标准第一的狭窄性。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要求香 港作家，必然会有大批非写“辛酸和痛苦”、“虚伪和丑恶”的作品被排斥在外。香港 评论家李怡曾批评这本小说选远未能反映丰富多彩的香港小说全貌，由此引起与内地作 家的一场争论。京派作家苏叔阳在读这部小说选后评论道：“读这本书颇有啃一只酸果 的感觉，都让人觉得作家们仿佛灵魂上戴着沉重的枷锁，目光被浓重的雾所遮断，使他 们只能感慨于眼前的生活，或悲歌，或牢骚，或于苦涩中寻求小小的安忍与欢欣，或寄 情于不可捉摸的朦胧的未来，而不能把目光透射到这个小岛外面去，更不用说看见广阔 的世界和更加广阔的宇宙。于是在文风上就给人以晦涩、恍惚，甚至有那么点儿矫情的 味道。这难道是岛市生活的局限?地理文化所使然?[3]苏叔阳这种看法，显然是他的目 光被这部小说选所“散发的浓重的雾所遮断”，即他未能读到这部选集外大量的不受“ 岛市生活的局限”作品的缘故。以一部小说选去概括香港作家的创作特征，其本身就是 一种冒险行为。苏叔阳还说：“资本主义制度于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这句话其实只 说对了一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商风对严肃的文学创作是一种腐蚀，但它一般不搞行政干 预。以香港而论，它没有频繁的文学运动和斗争，至少不像内地把许多优秀作家打成“ 右派”、“反革命”，然后投入监牢或流放，这是它开明的一面。故笼统地说香港的社 会环境不利于文学发展或说香港文学是“被黄金霸占和奸污的诗神”，属“美丽的妓女 ”[4]不足以服人。苏叔阳的看法代表了当时内地主流作家和评论家的看法，很具典型 性。
二
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变，是在1984年9月，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 合声明》之后。这时，香港文艺界有的在赶制《九七与香港文艺》专辑，有的大专院校 在此之前还合办过《九七的启示——中国·香港文学的出路》座谈会。内地的创作界和 研究界也从各方面做迎好香港回归的准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香港不再被认为是“人 间地狱”，而是一颗闪闪发亮的“东方明珠”，人们对“香港文化沙漠”的看法也有了 重大的修正：那里不仅有文学，而且有精品，有金庸那样的通俗文学大师，有卫斯理那 样的科幻小说大家，有东方第一部意识流小说《酒徒》。曹聚仁这样的中间派作家也不 再被视为“反动”。从更深层次的背景看，曹聚仁这一类自由派作家受到重视，既是改 革开放带来的必然文化走向，也是结束殖民地耻辱历史所呼唤的历史趋向。因此，经过 观念调整后的研究，虽不能脱离政治，但其“政治”的涵义更宽广。为适应转型期这一 需要，研究者不能不将“革命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强调转向对中华民族的 认同和宣扬做香港的中国人的自豪感。一些研究著作强调血浓于水，突出香港文学与中 国文学的血缘关系。如在香港文学史编写中，强调鲁迅当年在香港演讲的重要影响—— 以至在世纪末的香港文学研究中，还有人说“文革”期间香港发生的“反英抗暴”是学 习鲁迅抗争精神的结果；[5](P276)突出“南来作家”的“领导”作用，显示出建立起 广泛的文学统一战线的意向：虽不是左翼但爱国，虽反共但写过有影响作品的作家，均 肯定其对香港文学的贡献。这就难怪香港文学史编写的内容激增：从“概观”到文学史 ，从文学史到分类史，从薄薄的小册子膨胀为像电话簿那样厚的专著。在香港文学资料 长期缺乏整理的情况下，包容面更广一些，材料更丰富一些，似无可非议，但从“文化 沙漠”一下跳到“文化绿洲”，使人感到走出“学术政治化”误区后又来到另一个误区 ，至少是过分夸大了香港文学的繁荣及其地位和贡献，难怪香港作家有受宠若惊之感。
内地香港文学研究逐步走向学术语境，和两地文学界的频繁交流分不开。随着香港中 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计划的实施和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众多内地学 者受邀请赴港研究香港文学。这些内地学者，在阅读无禁区的自由港，看到了大批过去 无法读到的书刊，并听到了学术界许多不同于内地主流话语的声音，这对改变他们的学 术观念，改进其研究方法，尤其是从价值取向上的政治判断转向艺术多元的审美评价， 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香港在特殊政治环境下所形成的资讯全方位开 放的特点，使赴港的内地学者在资料占有上不再像过去那么困难，不再依赖研究对象提 供资料，在选择研究视角和态度上有了一定的主体性。
正是社会的改革带动了学术的开放。世界华文文学范围内的多向交流尤其是内地文学 界与香港文学界的双向交流，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过，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学 术背景、文学观念的不同，内地与香港学者交流中产生了一些碰撞。1986年底，香港文 学国际研讨会在沙田中文大学举行。内地学者首次大规模派员参加，提交的论文有16篇 之多。其中来自广州的三位学者写的论文，几乎成了香港学者的众矢之的。戴天发表《 梦或者其他》[6]开头一句直呼“潘亚暾之流”，猛烈抨击潘氏在研讨会上提出的“南 来作家”在香港文坛占主导地位的论断。另一场争论是金庸该不该坐“小说大师”的第 四把交椅，茅盾是否应从大师中“除名”。第三场争论是如何评价内地掀起的“梁凤仪 旋风”。内地从商业利益出发推销梁氏作品，与此“配套”的是阵容强大的梁氏作品研 讨会在京召开，不少论者拔高梁氏作品，这引起香港作家反感也是情理中的事。但由此 说这是内地学者在“堕落”[7]则言重了，便难免引起对方的反弹。这几场争论——包 括汉闻对大陆研究台港文学有关人情因素干扰的批评[8]，虽然是自发的，远不具论战 的规模，但通过这零星的交锋，促使内地学者反省自己，至少研究时应力求客观公正， 不应为了一时的功利需要对香港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的评价陷入另一种盲目性。
从香港社会和文坛的发展趋势看，回归的过渡时期的文坛较80年代前期也有了巨大的 变化。这时期的香港文学在转折中勃兴，在过渡中繁荣。这转折首先是指殖民色彩的逐 步清除及随之而来的左右翼界限走向模糊。而错综复杂的文学内容及其品种的存在，均 使研究者感到过渡时期的香港文学，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两大 类，或是西化/乡土、严肃/通俗的二元对立，而是众声喧哗，朝多样化发展。
如果将80年代前期与后来的香港文学研究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过渡时期的香港文学 研究出现了新貌，如1986年底在深圳召开的第三届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所提 交的香港文学论文多达17篇，比上届研讨会多出一倍，而且质量有所提高。其中带宏观 性的论文有5篇，所论作家的范围也有所扩大，说明研究领域在走向深化。后来还有大 陆、香港、台湾三地文学比较研究、关于香港文学史分期及思潮、流派、社团研究，乃 至研究之研究。至于作家研究的对象，最集中的便是金庸。对他的武侠小说的评价，成 为多年持续不断的兴奋点，这使人觉得严肃文学研究跟不上，至少是研究面不够宽，对 某些文学现象(如“艺术发展局”扶助文学出版的功能和作用)和社团(如“素叶”)的研 究仍属未开垦的处女地。
三
在研究布局上，80年代后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最初进入香港文学研究领域的大都是 有海外关系的学者。像潘亚暾家在香港，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成为首批研究香港 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成果最多的一位学者。随着内地开放程度的加大，人际关系和地利 逐渐不成为决定因素，因而从80年代后期起，除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及京沪两地的学 者仍拥有学术资源的优势外，内陆学者也通过各种渠道取得各不相同的香港文学研究资 料，故在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研究，和台湾文学研究一样，在全国遍地开花：四川、江 苏、湖南、湖北、江西、海南、云南、贵州、山西……都有人从事香港文学的教学与研 究工作。有人认为，“遍地开花”不是好事，因有的研究者限于客观条件，研究起来难 免力不从心。其实，研究条件系相对而言。香港文学研究的先行者开始时所得到的资料 也极有限，后来才逐渐由少到多，由纯是个人的偶然行为转为有计划有组织的自觉的学 术行为。在老一辈研究者或退隐，或淡出的时候，“遍地开花”所开的花也许只有少数 能结出硕果，但如无“遍地”作肥沃的土壤，新的研究花朵就无法绽放出来。
与研究布局相关的是研究队伍的变化。总体说来，香港文学研究者，大都来自高等院 校的现当代文学教师、各地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另一部分来自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部门。最早加入这一领域的，像广东的许翼心、潘亚暾、谢常青，上海的陆 士清，四川的易明善，福建的林承璜以及后来“插队”的广州的王剑丛、北京的袁良骏 、福建的刘登翰、上海的施建伟，他们均已年过花甲。可喜的是有一小批生力军加盟， 其研究视野比老一辈宽广，他们吸取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重要思想成果，以活跃的思维 方式，深化了香港文学审美特征的研究，改变了过去研究中过于单一和封闭的状态。正 是在观念变革的洗礼下，批评个性得到充分的张扬。像赵园对施叔青“香港三部曲”小 说的扎实研究，艾晓明对西西小说的探讨，吴义勤对陶然小说的文本分析，均极为到位 。
在检视20年来的香港文学研究成绩时，还不能忽视媒体在推动香港文学研究中所起的 重要作用。正因为有众多的报刊，如内地的《台港文学选刊》、《世界华文文学》、《 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及香港的《香港文学》、《香港作家》、《当代文 艺》发表内地学者的研究文章，香港文学研究才活跃起来。至于文学论争，更是离不开 传媒的推动，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内地传媒并非是主流话语的一统天下，它们在不同程 度上带有商业炒作性质。传媒的商业化使论争走出学院大门，也使香港作家有了更多面 对大众的机会，但应指出这里也有闹剧，如王朔在《我看金庸》[9]一文中对金庸的猛 烈抨击。
由王朔开骂金庸到金大侠所作的“八风不动”式的佛家反应，可看出世纪末香港文学 研究的两个另类特色：一是“亲评”与“酷评”并存。如果说，冯其庸、严家炎等人对 金庸作品作全盘肯定为“亲评”的话，那何满子说“没有吸毒贩毒的人照样可以批判吸 毒贩毒，没看过金庸小说的人照样可以批判这种精神鸦片”(大意)(注：参看何满子： 《为武侠小说亮底，刊《文汇报》；《破“新武侠小说”之新》，刊《中华读书报》。 )则属“酷评”乃至“恶评”。但有些批判者并不属于当下流行的那种无知无畏、满口 胡言的“酷评”，而是出于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文精神的张扬。如王彬彬对北 京某些著名学者无限崇拜金庸的态度提出纯学理的批评，指出他们加入拜“金”主义的 行列时一再犯的常识性错误，均体现了以理服人的原则[11]。二是文学研究的载体不再 是书刊一枝独秀，新浪网上有“金迷”总舵的“金庸客栈”，他们不在报刊而在网上形 成与王朔论战的热潮。
四
香港文学研究的成果，比较引人瞩目的是属“初写”、“试写”性质的“香港文学史 ”(注：这类著作主要有：王剑丛：《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潘 亚暾、汪义生著：《香港文学史》，鹭江出版社1997年版。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 》，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施建伟等：《香港文学简史》，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 版。)及《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古远清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香港小说 史》(袁良骏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著作与内地文学史写作相比，有下列不同 ：一是它探讨的是一个特定地区的文学现象。在前港英政府统治下，香港华文文学并非 是主流文化。文学史涉及的作家作品数量少，可背景十分复杂。二是作为与内地文学分 流出去的香港文学，其历史很短，史的线索少且不明显，况且对何时才有真正的香港文 学乃至什么叫香港文学，学术界仍有争议。黄子平说：“何谓‘香港文学’?南来北往 东去西迁土生土长留港建港移民回流的作家，左右逢源左右为难中间独立有自由无民主 的政治倾向和文学经费，松散联谊宗旨含混聚散无常的文学社团与协会，自生自灭停刊 复刊再停刊风云流散的文学杂志，现代后现代殖民后殖民过渡后过渡的文学思潮和语境 ，雅俗对峙雅俗杂错雅即俗俗即雅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界定之难，真个是只好称为一 种‘不明写作物’(unknown writing object,uwo)罢?”[12](P228)这些特点，给香港 文学史的编撰带来相当的难度。但内地学者不畏困难，拿出史家的气魄与史识，对各种 史料进行初步的爬罗梳理，尽可能加以学科化与系统化的整合，为后人“重写”香港文 学史打下了基础。这里应强调的是，内地学者写史得到香港学者的启发帮助和文艺界的 支持。像黄维梁的《香港文学初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及卢玮銮、黄继持、 郑树森编的众多史料集及相关论述，成了内地学者案头的必备参考书。刘登翰主编的《 香港文学史》，则由香港作家联会一手策划。这种用大兵团作战方式写出的文学史，在 观点上无法做到像私家治史那样前后统一，而且只花了一年多就写成，未免匆忙了些， 但它集思广益，体例新颖，在各章中大体上做到了史论结合，这是港内外较多人肯定的 同类书中有特色的一部。在香港文学研究中，还出现了一种整合性的研究，如陈辽、曹 惠民主编的《百年中华文学史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从人文精神、世间 情怀、现代化转型、传播与消费等更广大的范畴内审视百年台港澳文学。
与文学史写作相关的是个案研究。在这方面，李勇的《曹聚仁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吴义勤的《漂泊的都市之魂》(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周伟民与唐玲 玲的《论东方诗化意识流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起陆续推出)……均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专著所折射的香港 文学演变，均不是线性推进式，而是表明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香港作家出现，有不同的 文学风格形成。而对这些作家艺术成就的肯定，又往往是通过不同地区的内地学者批评 经验的积累和探索去完成的。如果我们只有宏观研究而没有这些个案研究，那宏观研究 就会建立在沙滩上。一些以20世纪为名的中国文学史和通史，其香港文学部分之所以写 得比大陆文学乃至台湾文学差，除把香港文学作为聊备一格加以处理的方法失误外，还 与缺乏扎实的微观研究有关。
比起内地的台湾文学研究来，香港文学研究成绩要逊色。再加上香港文学成就比不上 台湾与内地，因而香港文学被某些人认为是“学问”很浅的学科，甚至对于它能否单独 形成一门学科，有人还提出疑问。不能说这种看法全属偏见。重要原因之一是对香港文 学史料的整理，内地学者做得远比香港差。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如有人 就瞧不起史料整理工作。有些香港文学史著作之所以引起香港学界不满，除史料错得离 谱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以内地的评判标准去套香港文学，这自然会削足适履。要解决这 个问题，除有条件者应多赴香港考察外，还应运用内地研究当代文学学者所倡导的历史 还原法，即在占有充分的史料基础上去还原，尽可能把问题放在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另 一方面，还应把制约香港文学发展的种种因素置于学术解剖刀下。在阐明香港创作和评 论高度自主化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应揭示前港英政府对华文创作任其自生自灭的负 作用。此外，对各种背景作家的文化处境和流行作家文化性格的解剖，对因圈子多引起 党同伐异现象的分析，均应鞭辟入里。这样，才能显示史家从政治层面延伸到历史视域 乃至哲学层面的通透眼光和不为贤者讳、不为人情所囿的学术风格。
近几年，内地学术界在探讨全球化问题。其实，全球化并不等于同一化，并不意味着 反对各民族、各地区文学保持各自的特征和品格。香港文学同样不会因为全球化失却自 己的特色，更不会因回归与内地的特区文学一体化。在一国两制的大背景下，新世纪的 香港文学研究必将通过两地文学的密切交流和理论对话，形成新的研究秩序。这不是说 否认全球化给作为弱势的世界华文文学带来了威胁——尤其是在精致的大中华文化空间 内，香港文学会继续受到内地文学、台湾文学的挤压，我们要强调的是全球化给香港文 学及其研究所带来的挑战。对内地学者来说，全球化可继续改变自身长期形成的自我封 闭和禁锢，这是扩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视野和从分流走向整合的一次机遇。内地的香港 文学研究者在吸纳世界思想文化优秀成果的同时，必将发掘中国文学研究固有的宝贵资 源，把香港文学研究更推进一步。
收稿日期：200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