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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物、人力资本流动的角度认识广义流动性
中国的货币政策即便再宽松，本国投资者还得关注美国经济的前景；富人的钱再多，在投资买房时，也得考虑周边穷人的未来收入预期。在全球经济的关联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密切的今天，仅仅去解决体现资产变现能力的流动性问题还远远不够。
为此，不妨把流动性的外延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货币的流动性之外，还加上货物的流动性（也包含无形贸易）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性。我们同样可以从流动性的定义——“转换为支付清偿手段或者说变现的难易程度”对二者加以诠释：货物的流动性可以用销售率来表示，销售率的高低反映流动性的充足与不足，比如，商品领域的流动性过剩就意味着商品供不应求，反之，流动性不足表现为供过于求；而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则可以用就业率和人力资本效率来体现。单纯从实现就业的角度来反映流动性还不充分，比如，员工的跳槽和被解雇，就是为了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本效率。如果从更广义的角度来定义流动性，就可以发现，有不少案例能够证明流动性的充分与不足甚至与国力强盛与否、经济发展水平高低都密切相关。
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先后通过航海探险、掠夺财物和侵犯别国领土并使之成为殖民地而崛起，当然，其间也伴随着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那时，谁赢得了海上控制权，谁就可以主导贸易活动并获取暴利，其中，最后成为海上霸主的英国，一个国土面积只有24万平方公里的小国，称霸全球的时间长达两个世纪。虽然全球性的货物流动最初是通过这种极其野蛮的方式开展起来的，但这客观上也大大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而最大的得益者，无疑是这些欧洲沿海国家，他们用从美洲开采或掠夺的黄金和白银，与中国的丝绸、瓷器做交换；又从马尔代夫等一些岛屿获得了贝壳，用贝壳去换非洲的奴隶（17～18世纪非洲大部分地区把贝壳作为钱币），解决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通过这些活动，终于使得原本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比中国落后很多的欧洲小国迅速富裕起来，成为世界强国。欧洲人口不多，却在全球五大洲中独占三大洲，这就是人力资本流动和货物流动带来的惊人一跃。
再来看历史上中国版图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中国版图缩小时，往往有游牧民族入侵，如南宋与明朝；而当中国版图面积增大时，又是游牧民族全面占领中国及周边地区、改朝换代的时候，如元朝和清朝时中国的国土面积分别达到2100和1300万平方公里左右。可见，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扩张能力）大大好于农耕民族。这种侵略使得入侵民族的“就业率”和人力资本效率得到极大改善，也就是人力资本的流动性变得非常充分，虽然短期内对被入侵国家的生产力是一种破坏，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使得全球的生产要素配置趋于合理化。如今，假定中国农民可以自由进入美国从事农业劳动，那一定可以彻底解决全球的粮食问题，这应该是未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方向。
由于人口的膨胀，中国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也比较早，从元代就开始了，从近代史看，海外华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不容忽视。目前，中国在海外的移民大约是3500万，他们每年向国内汇款的总额排名全球第二，这也是衡量人力资本流动性充足与否的重要指标。而每年汇款额排名第一的是海外移民总规模为2000万左右的印度，这或许可以说明，中国海外移民的流动性（人力资本的效率）不如印度，原因也许是印度移民的英语能力要大大好于中国移民。
在中国的海外移民中，温州人占了一定比重，尤其在欧洲，应该有25万左右温州移民。实际上，温州人在国内的流动性也非常好，哪怕在最偏远的地区，如新疆的喀什，都有温州商会。温州人均只拥有0.3亩耕地（中国人均也仅为1.4亩），所以，选择外出谋生或许是环境所迫吧。中国共有地级市、直辖市287个，为何独有温州的民间资本力量如此强大呢？从流动性的角度看不难找到答案。资本的流动、货物的流动与人口的流动融合在一起，影响着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
流动创造机会，流动创造价值，流动可以致富。有人把温州人比喻为中国的犹太人，看来二者都具有流动的特性。而通过商业贸易创造流动性神话的国家非日本莫属，日本人均拥有耕地面积不足1亩，又无多少矿产资源，却通过原材料和能源的大量进口，始终保持先进的制造业，建立庞大的贸易和物流体系，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至今仍是GDP规模全球第二的国家。
从增加就业和扩大消费入手应对流动性困境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就是充分利用流动性的结果。如引进外资是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也就是解决流动性不足问题；通过建立沿海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带动了出口加工业和出口贸易的迅猛发展，从而使中国进入一个大进大出、接纳国际产业转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之中，并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这就是所谓的货物流动性。同时，沿海经济的腾飞引发农村人口流向沿海地区，1.3亿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也是非常壮观的人力资本流动，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然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国际大循环速度放慢了，货物流动性变差。制造业的订单减少，工人失业，有人估计农民工的失业率会达到15%以上，人力资本的流动性也变差了。由于担心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企业不愿投资、银行不愿贷款，因此，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同样也变差了。从广义的流动性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面临着30年来最严重的流动性困境。政府的对策是什么呢？两年4万亿元公共投资是最大的经济刺激政策，而其中的2.5万亿元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这部分投资对于拉动GDP的作用明显，但对于改善流动性却不是最明显的，因为只有刺激消费和拉动出口才是改善流动性最好的手段。而且，中国目前的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已经处于供过于求状态，这方面投资的未来效益令人担忧。
当然，4万亿元的投资对于改善融资领域的流动性作用非常明显，这表现为目前信贷规模的增加，如今年1月新增贷款规模高达1.6万亿元；但其中的水分也很明显，即票据融资占比接近40%，而且，大部分贷款流向国家项目和大企业，M[,2]上升，M[,1]却下降，说明企业投资还是缺乏信心。中小企业和没有拿到公共投资项目的企业还是存在融资难的问题，FDI流入也大幅减少。同时，出口订单减少、内需不振和失业率上升问题并不能通过信贷扩张来解决。因此，财政支出还是应该从改善“广义流动性”，即增加就业和扩大消费等方面入手。
2009年中国的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于新增农民工和大学生毕业生，还有就是失业问题，估计国内的实际失业率要超过10%，远高于目前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4.5%左右的水平，相信政府部门已经有了很多相应的对策，但关键在于财政支出在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比例要大幅提高。如果能够将4万亿中的部分转为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虽然会减少些GDP增长，却能缓解2009年中国最大的矛盾。
期望通过内需来拉动中国经济，目前看还是远水不解近渴的良好愿望，但政府应该还是有可为之处，因为中国老百姓的负债率总体比较低，可以鼓励银行积极开展消费信贷业务，财政可以划出专项基金作为银行的坏账风险准备金。除了家电下乡之外，鼓励消费倾向较低的中高收入阶层消费也是一种途径，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可以考虑用退消费税的方式鼓励他们购买国产高档商品以替代国外奢侈品。但是，提高货物流动性的关键还在于坚持出口导向模式，这是国际产业分工的合理结果，中国应该对西方国家推行的贸易保护政策予以坚决的回击，尤其是美国民主党上台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实际上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倒退。
总之，财政支出应该用在刀刃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生，而不应该用在与老百姓生活关系不大的GDP数据的增长上。究竟是以充分就业、缩小贫富差距，还是以GDP增长率作为政府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值得商榷。有个成语叫流水不腐，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是依靠资金流、物流和民工流来拉动的，通过三者的流动创造了价值，今后，我们的财政投入也应该用于维持和激励这些领域的流动性，而不是再去投资稀有车跑的高速公路、稀有船舶停靠的码头、稀有飞机起降的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