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生选择大学的五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五十年论文,学生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9；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0)02-0113-06
在美国，选择大学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涉及诸多利益相关者——学生及其家庭，大学与公共政策制定者。一定程度上，选择就读哪一所大学对个人未来的职业生涯及人生道路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解学生选择大学的发展与变化，笔者根据一些重大事件或社会发展背景如军人权利法案、60年代的《民权法案》和《高等教育法》、80年代高中生人数的下降及90年代学生贷款份额的增加等将20世纪后半期分为四个阶段，讨论过去五十年，政府政策法规及大学招生策略对学生选择大学的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学生选择大学的过程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公共政策、大学政策制定者及学生等意味着什么。
一、1940-1950年代：学生选择大学的过程相对简单
1940年代以前，在美国上大学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大学的大门主要为那些中上阶层的白人男性敞开，大学这个“象牙塔”大多排斥黑人、女性和穷人，成了只为少数精英服务的机构。二战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要求解决数百万退伍军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高中毕业生的增加使叩击大学校门的人数日益增多；1947年杜鲁门总统委员会公布的研究报告《为了美国民主的高等教育》呼吁联邦政府增加对高等教育的资助以扫除所有的障碍，建议扩张社区学院，为大量民众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54年，废除种族隔离的标志性事件布朗起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为黑人学生创造了很多上大学的机会，所有这些使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开始发生变化：学校规模出现了大幅度扩张(在校生从1947年的234万增长到1957年的332万。[1])、学生构成多样化，追求机会均等开始被人们所关注。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高等教育对大学的招生工作提出了挑战。如何挑选优秀新生、怎样简化招生程序、如何应对学生申请多所大学的问题等成为大学招生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应付日益复杂的招生工作，使招生过程更加系统高效，各个大学开始扩大招生部门，增加招生人员。同时，50年代大学委员会(the College Board)要求成员大学开始使用SAT考试成绩作为选拔新生的手段之一。1959年，ACT考试诞生，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在更加多样化的大学当中做出更合理的抉择，同时也为大学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帮助它们将学生安置在合适的课程学习。另外，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尤其是国防教育法使得政府为大学从事科学研究及发放奖学金提供了大量的额外资助，对这些资助的管理与使用，促使助学金办公部门出现在大学校园。该部门的成立，在联邦政府和大学之间建立起了正式的关系，为以前放弃大学计划的学生打开了大门。在大学委员会及大学招生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大学的招生工作逐渐正规化，招生要求也趋于标准化。到50年代中期，大学入学有了相当统一的要求：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某科目最少上课时数、高中班级排名、推荐信、面试及能力测试成绩等。
这一时期，尽管在公共政策等的影响下，高等教育规模在扩张、机会在增加，废除种族隔离、追求教育机会均等成为社会关注的主题，但接受高等教育仍然主要是那些足够幸运的有支付能力的学生的选择。像以往一样，选择大学的过程相对简单明了，学生和父母一起从几个明确的、有限的学校中直截了当地挑选最终要就读的大学，很少有人认为选择大学是一个高风险过程。不过，这个时期除像以往一样主要考虑上学成本、离家远近外，更多的人在选择大学时开始关注大学的学术声誉，看重大学的培养质量。其次，50年代学生在选择大学时开始关注男女同校问题。男女分校制可使学生更专注于学业，而男女同校制则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这些观点对当时学生选择大学有着一定的影响。再者，在这个阶段，学生决定上大学的时间比以前有所推迟，多数学生一般是在高中最后一年或更迟一些才决定是否上大学、上哪所大学。为了给考生更多的机会去考虑最终选择哪所大学，大学委员会将考试时间提前到三、四月份。另外，1948年八所常春藤盟校一致同意将6月15号(即考生答复日期，是日后大学招生走向统一很重要的第一步)作为学生选择大学的最后日期，给考生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去考虑他们所有的选择。
二、1960-1970年代中期：学生选择大学的过程趋于复杂多变
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个时期，在约翰逊总统倡导的“伟大社会”、“向贫穷宣战”运动的影响下，《民权法案》、妇女权利运动及立法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美国民众尤其女性、少数民族及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为此，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旨在继续提高民众参与高等教育机会的政策法规：出台了“肯定性行动”计划，要求大学在招生时平等地对待女性和少数民族，不得因种族、性别等实行歧视政策，对违犯规定的学校，联邦政府将取消财政资助；1965年，国会颁布了《高等教育法》，要求增加大学的教育资源，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资助，1968年的第一次修正案设立了旨在帮助弱势群体的TRIO项目；1972年颁布的《联邦教育修正案》确立了联邦教育资助尤其是学生资助的基本模式，其中第九章取缔了性别歧视，形成了促进教育机会平等的法律机制。另外，1973年关于亚当斯和理查森案件(the Adams v.Richardson)的司法决定要求各州及公立大学落实《民权法案》第六章关于禁止歧视的规定，招收不同肤色的学生，增加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上述系列法规及联邦资助项目的推动下，1966年至70年代后期，黑人大学生几乎增长了三倍。[2]
联邦政府越来越多地卷入高等教育，加之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儿童陆续进入大学引起的新一轮大学生入学浪潮，扩张主义政策导致社区学院数量剧增、地方公立大学迅猛发展，“开放入学”政策在社区学院和其他四年制公立大学陆续实施，70年代早期劳动力市场对大学毕业生需求下降使得更多的学生进入社区学院的职业课程学习，所有这些促使大学为了实现招生目标，改革和调整招生工作，展开生源竞争：很多大学通过招收少数民族及成人学生等来保持在校生数量，另一些大学尤其精英大学则通过推行男女同校制增加入学人数；大学开始扩大生源的地理分布；1958年后，大学委员会开始向考生公布个人成绩，便于申请者更好地了解自己被大学录取的机会或被拒绝的理由。1961年，考生答复截止日期提前到5月1号，同时大学委员会开始向所有申请大学的学生公布SAT的平均分数，以便让学生比较他们的分数，估计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大学委员会在1970年建立了学生搜寻服务(Student Search Service)项目，有助于大学缩小搜寻范围、锁定招生对象，直接邮递很快成为当时大学招生的主要方式。
这个阶段，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大学文凭是获得白领工作及过上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必要条件，因而更多的父母开始鼓励孩子上大学，加上联邦资助力度的加大、大学招生工作的逐渐市场化运作及更加多样化的大学生，选择大学的过程开始变得复杂多变。
首先，考试成绩的公布及答复截止日期的提前，使考生在选择大学时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减少了来自父母及辅导老师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了解自己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此外，60年代后，一些大学录取标准的变化使个人的、环境的及非智力因素在学生申请大学过程中开始占有一定的权重。其次，与50年代相比，该时期学生决定上大学的时间有所提前。克尔对爱荷华州高中毕业生的研究发现，约80％的学生在最后一年之前就决定上大学，75％的在最后一年选定了要上哪所大学。[3]提早准备申请大学，是由于在这个时期，各个大学都在竞争生源，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有关大学的信息，学生要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筛选这些信息，以便做出更好的选择。
在此之前，很少有人关注黑人学生是如何选择大学的。60年代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招收黑人学生，有学者开始研究黑人学生选择大学的过程。德雷珀的研究发现，黑人家庭孩子数量及兄弟姊妹所上的大学对黑人学生选择何种类型的大学有一定影响，孩子越多，他们越有可能上州内大学。同时，超过45％的学生认为经济资助是他们选择大学时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4]另外，黑人和白人学生选择大学的行为有所差异。白人学生比黑人学生更期望父母或亲属资助他们上大学，而黑人学生对如何支付他们上学的费用更加不确定，他们选择大学要考虑的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为离家远近、学费、学校声誉及规模。[5]很明显，黑人学生在选择大学时考虑更多的是上学费用问题。
其他一些研究也揭示了选择大学的复杂性。1976年ACT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大部分学生选择了收费较低的大学，费用和学生选择之间的关系比预料的要小。上学费用只是对处在收入分配两端的学生有重要影响，富裕的学生更可能选择收费较高的大学，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更可能选择收费较低的大学。另外，该报告发现，学生倾向于选择那些那里的大学生和他们比较相似的大学。[6]慕德尔总结了该时期影响学生选择大学的几个主要因素：学生个人能力、成绩、动机和兴趣；上大学的费用；家庭因素如收入、父母教育水平。其中，上学费用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对低收入家庭学生而言。[7]
这段时间，联邦政府通过各种资助，扩大了教育机会，促进了教育公平，更多的女性、黑人及低收入家庭学生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学的整体参与率大大提高。不过，当更多的学生尤其低收入家庭学生决定上大学时，上学费用和经济资助在他们选择大学过程中的作用开始上升。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大学的各种资助项目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生是否有机会上大学以及上何种类型的大学。
三、1970年代中期—1980年代：学生选择大学的过程发生了重要变化
70年代中期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个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联邦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的力度开始下降。在学生资助项目中，联邦政府开始调整资助政策，增加学生贷款，减少奖学金。另外，80年代初，大量研究成果表明，美国学生数理学科及其他学科成绩令人遗憾，学业水准明显下降，促使《处于危险中的国家》这一报告的问世，该报告指出所有教育层级的学业水平都在下降，呼吁采取措施改进学校工作、加强各级教育问责制。另外，这一时期公众对大学排行榜的普遍接受增加了对高等教育的审查力度。
联邦学生资助方式的调整，大学面临的预算约束、高涨的问责要求，加上预期的大学适龄人口的减少及不断上涨的学费使大学更想招收有支付能力的学生，生源竞争变得日趋激烈。为了招到更多、更好的学生，许多大学加大了招生力度，采取了积极的市场策略，通过直接邮递、电话、邀请校园参观或通过各种广告招收学生。很多大学还通过制作更专业的杂志、出版物，突出他们大学的优势以吸引学生。同时，一些大学通过增加招生人员、加大资金投入、雇佣营销和咨询公司等以支持招生工作，提高招生效率。为了保证生源，大学开始招收少数民族学生、经济困难学生、成人、非全日制学生、运动员以及州外的学生，并慎重地使用各种资助项目如调整后的助学金(资助比例高、贷款比例低)、基于需要的和基于学业成就的奖学金以吸引有前途的学生；一些私立大学采用“学费打折扣”(tuition-discounting)的方法去吸引那些最好的、最聪明的学生。
联邦资助力度的下降、对高等教育问责的关注、大学招生方式的日益市场化及对选择一所合适大学重视程度的提高使这一阶段学生选择大学的过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变化一，学生要求更多更具体的有关大学的信息。随着1976年国会将学生消费者信息部分写入《高等教育法》，学生认为自己作为购买大学服务的消费者，有权要求大学提供有关费用和资助方面更为具体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影响着他们选择大学的行为。
变化二，不同性别、种族及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选择大学的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由于教育期望和自我评价的不同，男女学生选择大学的过程存在很大差异，女生更易受父母、地理位置、资金和大学环境的影响，同时她们更有可能提早递交申请书、申请提前录取。
另外，虽然TRIO项目、《高等教育法》及197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诉巴基(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Bakke)案件扩大了教育机会、促进了学生群体的多样化，但黑人等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仍然很低，同时，大学招生方式的日趋复杂将他们置于很不利的位置，他们较少申请高选择性的大学，且在申请时更多地考虑大学费用和资助情况。
与种族地位相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决定上大学的影响更大。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拥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的可能性更低，同时与其他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接触较少，因而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学生相比，他们拥有很少的有关大学的信息资源，这会妨碍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变化三，提早准备申请大学。80年代以后，学生开始提早准备选择大学。有研究发现，这个阶段41％的学生早在6年级就决定上大学，到9年级时，61％的学生已经确定了自己上大学的决定。[8]另一项关于密西根州立大学学生的回溯研究发现，80％的学生在高中第三年结束就已经决定上大学了。[9]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高中第四年的秋季就开始申请学校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等到第二年的一月份。此外，许多学生在高中三年级参加PSAT考试，这促使学生开始挑选要申请的大学，在三年级末和四年级的前几个月，很多学生已将候选大学锁定到四五所甚至更少。
变化四，寻找合适的大学需要更多的投入，申请精英大学的竞争更加激烈。就学成本的不断上升、大学文凭与职业成功间的关系增加了选择大学的风险。为了选择到合适的大学，学生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越来越通过“大学指导手册”、“校园参观”、“校园刊物”等途径搜集学校信息、筛选大学，一些人则通过私人大学指导服务来获得相关的咨询及帮助。另外，大学文凭重要性的提高使申请大学的人数持续增长，1980至1987年间，尽管18岁适龄青年的人数实际上在下降，但申请四年制大学的人数却平均增长了16％，[10]这直接导致申请名校的竞争加剧，很多学生被大学拒录，而几年前他们可能被这些大学录取。
四、1990年代以后：学生选择大学日益成为一个复杂的高风险过程
90年代以后，不断高涨的要求资助K-12教育及医疗保健的呼声使联邦及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继续减少。政府支持的下降，加上这一时期对高等教育监督、评估和问责力度的加大，使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1996年，著名的“霍普伍德诉德克萨斯州案”(Hopwood v.Texas)要求德克萨斯州的公立大学终止种族优惠待遇，在招生中停止使用“肯定性行动计划”，建议使用种族中立政策来决定招生、经济援助及奖学金等，迫使大学招生人员重新考虑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作用，对旨在扩大少数族裔学生入学机会的政策造成一定的威胁。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对“格鲁特诉伯林杰”案(Grutter v.Bollinger)的判决认为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招生政策并没有违反宪法赋予白人学生的平等权利，支持法学院基于种族的招生政策。然而，该案件对日后大学的招生政策如种族优惠政策及学生选择大学还是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保证生源，尽早招收到高素质的学生，一些大学加大了“提前申请”、“提前录取”的力度(这两种招生方式早在70年代就开始实施，但直到90年代才开始凸显其重要性)。结果，很多精英大学招收的新生中有40％是提前申请者，到2002年，25％的私立大学提供“提前录取”，公立大学的这一比例为10％。[11]另外，除直接邮递、校园参观等外，各个大学开始利用英特网、电子邮件等进行招生。电子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大学的招生方式，技术在大学招生管理中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
政府财政支持的持续下降、“提前录取”等招生方式的广泛实施、申请好大学竞争的加剧以及大学文凭所能够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使得90年代以来，申请大学对学生造成很大的压力，有时对一些学生及家庭而言几乎成了一项全职工作，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需要很多精力，选择一所大学越来越成为一项复杂的高风险过程。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在申请大学，为了提高上大学的机会，学生比以前申请的学校多了，同时加入“提前申请”和“提前录取”的学生也增多了。意识到申请过程的竞争性以及想投递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申请迫使这些提早申请者在高中二年级一开始就着手准备选择大学。
随着大学招生工作的市场化运作及电子技术的运用，有关大学的信息铺天盖地，学生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也更加方便了。不过这并没有减轻学生选择大学的负担，浏览、筛选、评价这些信息反而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这种情况直接推动了私人大学咨询业的诞生与发展，一些学生雇用私人大学顾问，帮助他们选择、申请大学。
这个阶段，影响学生选择大学的因素早在中学就开始发挥作用了。7到9年级，父母的鼓励及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学校经历及学生能力等影响着学生有关上大学的态度；高中二年级后，教育及职业期望、社会经济地位、能力、大学特征及资助等是影响学生选择大学最重要的因素，其中，学生个人的学习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尤为关键。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往往申请高选择性大学或州外大学，而学习能力低的学生则往往上州内低选择性大学；低收入家庭学生对不断上涨的学费更敏感，考虑到高昂的就学成本，他们很少选择私立或四年制大学。
此外，政府资助中贷款比例的上升及不断上涨的学费，使得这个时期助学金的获得成为学生选择大学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学生根据资助情况做出选择大学的决定。虽然贷款可以增加入学机会，但对低收入家庭学生来说却是一个阻碍，将近一半的来自最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高中毕业生因此而未去上大学，这一比例几乎是来自最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学生的五倍。[12]在一个依赖计算机进行信息分享、要求学生及其家人收集、分析日益增多的资料的环境下，加上不断上升的学费和对贷款依赖程度的提高，低收入家庭学生选择大学的机会越发受到限制。
五、结语
从以上论述来看，二战后至90年代，每个阶段，美国政府法规、大学招生政策的调整变化，都会对学生选择大学造成一定甚至更大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最初的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到后来的一系列变化，学生选择大学的过程变得逐渐复杂起来。9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招生方式的日益市场化，学生越来越意识到选择大学有可能成为一个影响他们以后生活轨迹的关键决定。
过去的五十年，学生选择大学过程的很多方面像获取信息的途径、申请的时间与方式等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有些重要的方面却未曾有变。上学成本、父母期望及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及社会经济地位、学校离家距离等始终是影响学生选择大学的重要因素。从近些年公共政策的发展趋势来看，美国政府不可能再像五十年代那样出台一些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法规，政府拨款持续下降，贷款将是学生选择大学过程中保证机会和选择自由的主要方式；为了增加学生人数、提高质量和保证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很多大学尤其四年制大学仍将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招生策略，提高学费以弥补经费短缺，强调使用基于学业成就的奖学金和学费打折扣的方法吸引好学生，使得很多学生感到决策过程及获得必要资助的压力日益加大。这些都会对选择大学的公平性造成威胁，加剧已有之不平等。
当大家为过去在提高女性、低收入家庭学生及黑人学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欢呼时，未来若干年，美国学生选择大学的过程却将呈现出两个明显的趋势：中高收入家庭学生更多地进入四年制大学，而越来越多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则主要集中在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大学选择的经济分层现象将日益明显，低收入家庭学生、黑人学生等弱势群体在选择大学过程中越发处于不利位置，这将成为未来数十年美国公共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