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合的伤痕与重塑的记忆——从《桂林霜》看乾隆朝民族认同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乾隆论文,伤痕论文,记忆论文,民族论文,桂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戏剧家蒋士铨的剧作《桂林霜》，因其宣扬对封建王朝尽忠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但综观其所处历史语境，此剧对考察当时汉族人群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身份之转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桂林霜》缘起
1771年夏天，蒋士铨虽然疟疾初愈，精神尚未复原，但马雄镇事迹如芒角在胸，不吐不快，因此只花20天时间便完成了《桂林霜》。此剧写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乱中广西巡抚马雄镇阖家殉难事迹。
《清史稿》载马雄镇生平为：
汉军镶红旗人，鸣佩子……十二年，吴三桂反。十三年，孙延龄以广西叛应之，围雄镇廨，胁降。时巡抚无标兵，雄镇督家人拒守。密令守备易友亮赴柳州趣提督马雄来援，弗应。雄镇自经，为家人救免，以蜡丸驰疏请兵。延龄詗知之，幽雄镇，置家人别室。三桂使招降，雄镇不为屈。会傅弘烈劝延龄反正，延龄踌躇未决，雄镇得以间遣长子世济赍疏诣京师，友亮导之出，客杨启祥护行，至赣州，江西巡抚董卫国以闻。上遣使护入京，至，授世济四品京卿。居数月，雄镇又具疏陈粤西可复状，付长孙国桢，俾与客朱昉凿垣出。既，又遣州人唐守道、唐正发潜负次子世永出，次第诣京师。又为延龄知，系其孥於狱。雄镇愤自刭，复为贼所夺，幽之别室。十六年十月，三桂遣其从孙世琮杀延龄，拥雄镇至贼垒，迫使降，雄镇大呼曰：“吾义守封疆，不能寸斩汝以报国，死吾分也！”贼戕其幼子世洪、世泰怵之，骂益厉，贼杀之，时年四十有四。从者马云皋、唐进宝、诸兆元等九人同时死，妻李，妾顾、刘，女二人，世济妻董、妾苗，并殉。①
蒋士铨以编史入戏的手法，真实再现了马家事迹。而此剧和马家事迹最重大的意义在于马家对明清两朝认同的转变。
据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洪业》所载，按马氏家谱，马雄镇的祖父马与进曾是明朝辽阳训导。1621年后金攻辽阳，他积极投入了保卫战，当其防区惨遭蹂躏时，传说他已战死。其妻赵氏听到传言后，为表示对丈夫及其为之献身的明王朝的无限忠诚，带领全家老小和家奴40余人集体自杀。蒋士铨在《桂林霜》序中也做了相应记载。而马雄镇之父马鸣佩以明诸生的身份归降皇太极。《清史稿》记载：“以诸生来归，事太宗，值文馆。”②
五十多年后，马雄镇率家人共38口殉忠清朝满族王室。对此，魏斐德评价到：“当时记载这一事件的编年史和家族史，都将马氏家族的殉难描述为超越了而又具体体现出对特定的相互对立的正统王朝之忠诚的最佳象征。明朝有忠臣，清朝也有忠臣。但辽阳马氏却证明，一种始终保持单一门风的家族传统既能容纳在单一世界秩序下对特定王朝的忠诚，也能在统一的道德世界中把平时的理想主义与战时的清教主义结合为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更为重要的是，“马氏家族的殉难还激发了百姓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总结了天命从一个王朝转向另一个王朝的缓慢而又难以驾驭的进程：祖母是一个明朝忠臣；父亲归顺了满洲；儿子是一个清朝忠臣……在一种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马雄镇之死集中体现出在长期的军事征服之后，清朝的统治已稳定下来。”③
然而笔者以为，这一事件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此，50年来这一家族效忠对象的转变，不仅象征着王权更迭，国家合法性的承继，更代表了一部分汉族人民族认同的转变。
二、马家民族属性的转变
在清朝建国的同时，满族正经历着民族的形成过程，“满洲作为民族名称（简称满族），是在17世纪30年代才出现的。”④正是这一时段赋予了民族认同转变以重要契机。
据文献记录，马家隶属汉军镶红旗。汉军旗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史家常对其民族属性持争议，有的认为应归满族，有的认为应归汉族，笔者以为不应一概而论。
汉军旗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关外入旗的辽东汉军（俗称陈汉军）后裔满化程度最深，不但因为他们与满洲人相处时间最长，而且由于“从龙入关”的光荣经历，自有一种其他汉军所没有的优越感，反映在习俗上，“知满洲礼者十居六七，知汉军礼者十居三四”。连1742年乾隆为缓和“八旗生计”压力谕令在京汉军出旗为民时也特别宣布，“从龙人员子孙”因“旧有功勋，历年久远”，所以特别优待，不在出旗之列⑤。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亦指出，在清朝官方逻辑中，辽东汉军扮演了帝国开创者的角色，即便是明朝旧部的辽东人也与1644年后归降的关内汉人有着天壤之别。⑥
关于马家如何改忠清朝，说法有二：一是《洪业》引《马氏家谱》指出马与进投降后金；⑦而《中国通史》则指马与进死，马鸣佩为奴，但未见文献出处。⑧然而不管马与进是死是降，马家身份转变的关键都在1621年后金对明的辽阳之战。其时，努尔哈赤尚在汗位，后金还未改国号为清，满洲之名也未出现，离1644年清军从龙入关还有23年。《清史稿》记载天聪五年，《东华录》作天聪六年，即1631或1632年，马雄镇之父马鸣佩已成为工部启心郎。所以，无论1621年马家经历的真相是什么，至少从马鸣佩始，马家就已在后金及清朝的荫蔽之下，是“从龙入关”前入旗的陈汉军，因此他们的族属认同已经偏向满族。甚至按照王钟翰旗人即满洲的划分标准，他们已成为了满族人。
1673年，三藩之乱检验了汉族臣民对满族王朝的忠诚和认同；马氏一家阖门殉难的表现令王朝相当满意。康熙21年，康熙帝亲自为马雄镇撰写碑文，赐谥文毅，并鼓励臣工效法：“朕惟臣子之谊，大节为重。然居平无事之时，人人侈谈忠义，一旦临事而为国捐躯，确乎不夺者盖寡。则所称成仁取义之士，国家得之宜如何褒崇焉……特考彝宪，赐谥文毅，跻以崇阶，爰勒贞珉，昭示来世，几属臣僚，闻风兴起，咸思自励，尔之为功世道岂浅欤。”⑨
三、建立忠臣谱系构筑共同记忆
然而，1728年，三藩平定50年后，清朝国家合法性再次受到汉族认同的威胁和挑衅——曾静案发。雍正借审讯此案，颁布《大义觉迷录》，以官方形式对国家合法性进行公开辩驳。⑩但是，继任的乾隆对此案的处理并不满意，不仅严厉追究了父亲宽大处理的一干人犯，还收回所有《大义觉迷录》，甚至对各种文字保持高度警惕。《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中就记载了乾隆一道口谕：“因思演戏曲本内，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至南宋与金朝关涉词曲，外间剧本，往往有扮演过甚，以致失实者。流传久远，无识之徒，或至转以剧本为真，殊有关系，亦当一体饬查……但须不动声色，不可稍涉张皇。”(11)由此以及乾隆时期大肆的毁书删书之举，说明清朝官方对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对抗以及打着如此旗号出现的各种阶级矛盾一直保持着相当清醒的认识。
清王朝的政治任务是建立一个多族群的统一帝国，放在现代语境就是形成一种国家民族主义意识，而清朝王室又担当着满族文化的传承任务；然而，这个年轻的民族与古老的汉族之间的对抗使两大族群内部都存在着类似族群民族主义的意识，分裂的威胁使得历代清帝在民族问题上如履薄冰。有一种政治人类学观点认为：作为统治集团，不应有族群性的存在，只有被边缘化的集团才存在着族群性。(12)但在清帝国，这是一个悖论。满洲相对汉族而言在政治上是精英集团，然而在文化、经济、人口等方面都是边缘集团。所以，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仍无法忘记自己的族群性；同时，在汉族当政时已消融于无形的汉族族群性也在失去政治优势时浮出水面。
基于这种认识，终乾隆一朝都有着特别强烈的效忠要求，此时的“忠”已由努尔哈赤时期的奴隶式强迫服从转变为蕴涵儒家道义的身份认同。(13)要使一国之民产生共同认同，最好方法是创造共同记忆，但对满族王朝而言，认同一种共同记忆——儒家文化传统、正统与天命——比创造共同记忆容易得多。在中国，“前一帝国留下的制度与意识形态遗产，是后一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后者能够借之宣称自己是前者的合法继承者”。(14)故此，对于前帝国明朝，清人虽从未否认其曾取得过正统地位，但对其何时失去正统地位却一度歧义纷呈。因为明代正统的终结与清代正统的确立密切相关。
清朝官方在乾隆31年(1766)前持崇祯朝明亡说，将弘光以后都视为伪政权，但此后，清廷将南明弘光政权定为明朝正统，将唐、桂二王政权定为明室遗绪，为表彰南明忠烈扫清了障碍。乾隆帝此后多次指出，以往将忠于明朝的人“斥之以伪”，是为了“一耳目而齐心志”，(15)如今已承平百年，对他们应“平情而论”了。于是他对明季忠臣重作评价，称史可法、黄道周等人与宋末文天祥、陆秀夫“实相仿佛”，是“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的“一代完人”。(16)
从此，乾隆大力宣传自宋明理学以来儒家强调的“忠义”要求。追谥前明阵亡将领，并尽谥以“忠”，就是该意图最明显的表现。如乾隆四十一年春，议定得“专谥”者明总兵官26人，各得“忠壮”、“忠果”、“忠肃”等谥号；“通谥”忠烈者113人；通谥忠节者108人；通谥忠愍者572人。(17)清廷反复强调，专谥与通谥是为了“崇奖忠贞，风励臣节”。与此同时，还严厉批判了降清或隐遁的文人，以此昭示清廷对于气节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若辈果能死节，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犹假语言文字以图自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魄。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使天下万世，共知朕准情理而公好恶，以是植纲常，即以是示彰阐。”(18)
在如此背景下，马雄镇一家的事迹就有了极特殊的意义。《桂林霜》又名《赐衣记》，剧中马雄镇出任广西巡抚前，康熙亲赐龙袍，以示鼓励；而马在殉节前怕反贼玷污龙袍，派人冒死携带逃出；后龙袍辗转回到其子马世济手中，由其还归王庭，而康熙帝再赐以表彰其满门忠烈。在这一赐一还再赐的情节中，象征天命所归的龙袍成了效忠和认同的符号。《桂林霜》的结构和涵义也因此显得独特并诡异。这个家族的祖母一代是汉族抵制夷狄的优秀代表，孙辈却誓死效忠当初的敌人。但这一敌人，现在竟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这六十年之转变，可谓天翻地覆。
在剧中，作者刻意将吴三桂作为反面形象站在马家的对立面，并且由马骂吴叛国叛族叛父，这一安排，意义显得尤为深远。在该剧第十五出《诛叛》中，作者安排先由吴三桂之孙吴世倧骂立场暧昧的孙延龄道：“巧作两家之叛贼，究为谁国之忠诚？”虚骂他人，实为自骂；再由马雄镇在第十七出《完忠》骂吴世倧：“尔祖乃败军庸将，亡国大夫，匍匐关东，哀求帐下，乞王师以诛流寇，仗天威而复国仇……不思报再造之洪恩，转欲肆中山之反噬。我马雄镇，但识尽忠，焉能作贼。”“尔祖乃先朝一武夫，骤分茅土，既事二君，复萌异志，死无面目以见先皇，生丧天良以干重典，尚敢借延揽英雄之说，诱人作贼乎！”(19)这一骂，先朝亡国大夫与王师尽忠之臣壁垒分明，将从龙入关的马家与入关后依附满族的吴家清楚地划分界限，并且公然拒绝了以汉族名义的延揽，不谈同族同朝为官之先世只谈“但识尽忠”。
更为重要的是，剧中马雄镇殉难不仅仅被看作了家族荣耀史的延续，更被与殉难汉族宋室之文天祥（文山）、抗金之岳飞，忠明殉难之杨继盛（椒山）等人相提并论。此剧刊序和友人题诗写道：“天教公死同文信，更作燕山正气诗。”(20)在第十四出《释帖》中，又赞道“长歌激楚，正气文山节。高吟跌宕，浩气椒山血”，作者更借侍妾顾氏之口赞道：“我老爷耿耿孤忠，迟迟一死。岂郝经之返国无期，实天祥之捐躯有待。”(21)
更甚者，蒋士铨既作《桂林霜》又作歌颂文天祥之《冬青树》，由此可知，在他看来，文天祥之忠于宋与马雄镇之忠于清，并无不同。除此之外，蒋的诗歌也常歌咏历代忠臣，如《谢文节祠》赞颂谢枋得，《岳鄂王墓》称誉岳飞精忠报国而死的忠义。而他吟咏忠臣的代表作当属《梅花岭吊史阁部》，史可法是抗清名将，也是“扬州十日”惨案的记忆符号，蒋士铨对他的推崇就此显得诡异。然而这种推崇，在“忠”的要求下，得到了清王朝的肯定。乾隆三十九年，蒋将珍藏十年的史氏遗像与家书进于乾隆皇帝，帝命内廷诸臣属和，并泐石扬州史可法祠。蒋54岁过扬州，再次凭吊梅花岭祠，写下《梅花岭谒史忠正祠墓》。1773年，他乞修史可法墓又再次获准。1776年，在扬州为史可法建立祠堂，乾隆亲自为史可法札稿题诗说：“经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字芳（谥忠正）；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可不慎君纲！”(22)
就此，在蒋士铨而言，汉族与满族的族别意识渐渐消融在“忠义”的统一国家意识形态体系之中。而满族王朝对于原敌国将领的褒奖，是“崇奖忠贞，风励臣节”的措施，也由此宣告，无论朝野都已认为“天命已移”，清朝合法性已然得到承认，成为了正统的中原王朝。
蒋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也曾驻扬州，但与孔尚任等前辈相比，上世纪中叶兵戎相见、残酷血腥的民族镇压已不复记忆，对于历史上忠臣义士的景仰也仅仅是出于儒士文人的个人道德要求，因此其淡化族别意识，将众多效忠不同民族朝廷的忠臣包含在一个“忠义”的体系下也就不难理解。
所有这些都说明为汉族宗室殉难之忠臣和为满族王朝殉难之忠臣，两者的忠贞已经完全相称了，民族分野被模糊和消解，这是令乾隆和满族统治者非常欣慰的。而下令作《贰臣传》，大肆挞伐明朝降官不忠不节的乾隆，似乎已经忘记马家曾在明朝为官的事实。通观清朝文献，如马家、佟家以及范家这样实为明臣后裔却为清朝忠臣的重要官吏，竟然模糊了其先世经历。而马雄镇们也并未将祖母殉难解读为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仇恨，而是将之作为一种始终保持单一门风的家族传统，一种为个人名誉的纯粹的献身精神。就此，民族伤痕被轻易抚平，而这种家族传统却创造出为新国家效忠的记忆。
从此，无论在乾隆的玉笔朱批之下还是在蒋士铨们的心中，从宋末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岳飞到明末的史可法、黄道周，一个忠臣的谱系得以构建完成，并且还正在延续，三藩乱中殉忠的范成谟马雄镇等人就已经融入这个共同的记忆中。蒋士铨在《桂林霜》最后一出交代康熙年间因“三逆之乱”波及“云、贵、楚、粤四省”，而且“死事忠臣共有若干人”，(23)足以说明这忠臣谱系即便在非汉族正统的清朝也得以大大扩充。更有意义的是，蒋在剧中刻画了从知识分子到贩夫走卒甘为忠臣的群像，其中透露出的是民间人士从上到下对此忠臣谱系的推崇，更重要的是对清朝正统的承认和新的集体身份的确立。
四、文学书写与国家记忆
当文学书写的对象从文天祥、史可法转移到马雄镇，汉族效忠对象悄然转变，但共同的文化记忆——对正统王朝尽“忠”——使这种转变隐于无形，从而形成了统一的评价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族群对抗的伤痕被掩盖，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共同记忆——忠臣谱系。
虽然我们透过历史文献可以看到马家60年经历的不仅仅是国家层级的认同变化，还经历了族属变化，但是他们的“记忆”在此过程中“选择性遗忘”和重新阐释了这种变化，并将之合理地解释为效忠国家的单一家族传统。同时，蒋士铨一代人的“选择性遗忘”，成功铸造了对国家效忠的模型，从而抹去民族伤痕，将“史可法”模式与“马雄镇”模式融于一炉。而在国家层面上，朝廷的效忠要求在此忠臣谱系中得到了最好的落实，因此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新的共同记忆，并将之书写入官方正史。就此，《桂林霜》使我们从中窥见了中国民族认同流变的一角缩影。
注释：
①赵尔巽：《清史稿》卷二百五十二列传三十九，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赵尔巽：《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九列传二十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③〔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第390-391页，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王钟翰：《王钟翰学术论著自选集》，第121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第7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⑥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Oing Imperial Id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55.
⑦〔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⑧蔡美彪：《中国通史》第九册，第7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⑨张廷玉：《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一十九，四库全书本。
⑩详见笔者论文《王朝效忠与民族认同》，载《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1)《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一八，乾隆四十五年。
(12)Lewellen.Ted C.Political Anthropology.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2003.p.168.
(13)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4)〔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第82页—89页，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5)《清高宗实录》卷七六一，乾隆三十一年五月甲午。
(16)《清高宗实录》卷九九六，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癸未。
(17)嵇璜：《清朝通志》卷五十五，四库全书本。
(19)嵇璜：《清朝通志》卷五十四，四库全书本。
(19)蒋士铨：《蒋士铨戏曲集》，第125-13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20)《桂林霜》题诗，见蒋士辁《蒋士铨戏曲集》，第89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21)《桂林霜》第十四出《释帖》，见蒋士铨《蒋士铨戏曲集》，第124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22)《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
(23)《桂林霜》第二十四出，见蒋士铨《蒋士铨戏曲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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