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行为在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力论文,作用论文,政府论文,竞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国际竞争愈演愈烈之时，政府也愈来愈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甚至决定性因素，它在国力竞争中的作用也日益提高到一个显著的位置。在一些国家和一些时候，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起着积极、有效的保证和促进作用，而在另一些国家和另一些时候，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提高国际竞争力却起着消极和破坏作用。因此，重新思考政府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正是此意义上，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指出：“在世界各地，政府正式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1]
一、不同学派和理论对政府行为的定位
自“凯恩斯革命”以来，各个不同学派和理论对政府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见解和定论，而国际竞争力的各个研究模式和流派对政府作用亦有不同的定位，这些分歧反映出长期以来困扰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的一个问题——究竟如何认识政府作用？
1.凯恩斯学派对政府干预的定位
之所以要首先提到凯恩斯经济学派，是因为始自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的滥觞以及其他学派对这种思想的修正和反对对后来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也想藉此试图寻找到不同经济学派的论争和国际竞争力不同研究模式的分歧之间的一些必然联系。
本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大危机宣告了自动调节理论和放任主义的失败，同时，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公开否定以分析市场价格机制为主的传统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对国家经济实现总量分析、支持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说。
凯恩斯认为，市场机制中存在着一种固有的缺陷，即有效需求的不足，这一缺陷必须依靠政府政策加以解决，依靠国家干预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从而摆脱经济的困境。他认为，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财政政策，二是运用货币金融政策。主张以国家干预政策代替新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政策，成为凯恩斯“革命”的重要内容。其“革命”的核心意义也就是利用国家和政府力量来弥补市场力量不足，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利用国家力量代替市场力量来决定生产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的运转，更多地发挥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更多地依靠国家力量来同时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而此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流派虽然在理论上对凯恩斯作了不同的修正和发展，但都继承了他的政府干预的思想。
无论是凯恩斯理论本身，抑或是之后的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总之在凯恩斯学派这里，政府行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被看作是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传统古典经济学中，政府是没有位置的。而凯恩斯学派之后的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则也走到了凯恩斯学派的对立面，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和政府作用。但是，同属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虽然也反对国家干预的思想，但却注意到了政府对经济越来明显的影响和“政府增长”现象，并对政府效率低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提出提高政府运转效率的主张。
2.洛桑“国际竞争力”研究模式对政府作用的定位
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每年发表的《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将竞争力归纳为八大指标要素：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管理程度、科学技术、人口结构素质。
在洛桑研究模式中，政府作用被定位为第三大要素。该要素描述政府政策有益于竞争力的程度，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二法律与法律制度环境；三、货币与财政政策；四、受政府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性；五、政治制度的适应性。而政府作用这一要素所包括的典型性指标有：政府债务与储备、货币稳定标志、税收、利润与投资的自由分配、企业贷款的自由流动、经营不善的制裁等等。
该流派认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企业竞争的宏观环境。财政政策、立法等是政府发生直接影响的重要方面。在当今国际竞争极为激烈的世界中，政府也必须为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而竞争。而政府对改变经济条件的反应和在完全依法办事方面的自信，则表明了政府自身的效率。
按照洛桑研究模式，政府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竞争力的强弱。从历年《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的评估结果可以看出，国际竞争力排名前列的国家和地区，大凡其政府作用排名也靠前。这说明国际竞争力占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政府在其中是发挥了较大作用的。同时在该报告中还可以看到，亚洲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政府作用的排名都很前列，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竞争力，也反映出东亚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即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
3.波特“国家钻石论”对政府作用的定位
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国家钻石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是生产条件因素，第二是需求条件，第三个因素是相关支撑产业，第四个因素是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除这四个因素外，一国的机遇和政府的作用，对形成该国的国际竞争地位也起辅助作用。在波特看来，政府作用只是国家竞争力的辅因。在“国家钻石论”中，前四个基本因素之间的关系呈菱形状、钻石状分布，构成“国家钻石”，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政府作为辅助因素，它不能建立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产业的竞争力主要靠企业自身来创造。政府的作用只是建立外部环境并对企业的竞争趋向进行疏导。
在波特这里，政府对确立一国具有竞争力的合理的主导产业并由此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所可能发挥的积极的干预作用被否定，而仅仅是在生产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和国内企业竞争四者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中去分析和寻找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途径。波特这种对政府作用的忽视和排斥，使其理论带上了一些新自由主义学派的色彩。
4.其他理论对政府行为的定位
①汉斯·摩根索的要素划分：摩根索最初将国家综合国力的组成要素（摩根索将其称为“国家强权的要素”）划分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备状况、人口、民族特性、国民士气和外交质量。后来又加上一项——政府的素质，并且认为“政府的素质”是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这表明摩根索不仅认识到政府的作用，而且认识到政府的质量高下所起的作用亦有不同。他指出，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看，“好的政府”必须做到：第一，要使人力、物力资源与政策协调一致；第二，要在资源之间进行平衡，一国并不能拥有一切资源，它应该扬长避短；第三，获得公众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
摩根索作为经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他对国家强权要素的划分，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肯定了政府行为在国力竞争中的作用。
②黄硕风“综合国力论”的观点：在黄硕风的理论中，他使用了一个将“政府行为”囊括在内的概念——政治力，它与经济力、科技力、国际力、文教力、外交力和资源力一起构成国家的综合国力。黄硕风认为政治力在综合国力构成中具有核心的重要地位，它包括国家政权性质、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政治目的，政治思想、内外方针政策、政府素质与领导组织、决策能力、国民凝聚力以及国际政治环境等。
二、不同体制国家政府的不同作用
无论各种理论和流派对政府作用怎样定位，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政府行为都在事实上发挥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只是在不同体制、不同类型的国家，政府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情况都不尽相同：
1.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干预
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干预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 第一次转折是在30年代大危机后，以凯恩斯主义的滥觞为标志。这次转折宣告了经济放任主义的失败，说明了市场力量的极大局限性和国家干预的绝对必要性。而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国家干预的政策也的确帮助世界经济摆脱了危机的阴影。因此，在战后，当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经济恢复和发展之时，为防止重蹈30年代大危机的困境，差不多先后都把凯恩斯主义奉为国策。国家干预成为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国家干预的第二次转折发生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次转折的内容是从更多地强调国家干预作用转化为更多地强调市场力量的作用。因为在西方发达国家盛行了几十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带来了“滞胀”的局面，使这些国家开始考虑重新调整国家干预与市场力量的关系。所以这次转折也可看作是一次对国家干预和市场力量旧的平衡的改变和新的平衡的建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转折并非对放任主义的恢复，而是在国家干预主义范围内的干预形式的变化。在这次转折中，政府行为依然起作用。典型的例子是里根政府在克服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时，虽然标榜实行供给学派政策，但实际上依然是靠着凯恩斯主义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可以说“里根经济学”是从背离凯恩斯主义的方向向凯恩斯主义的回归。这种向国家干预的回归使里根政府得以在80年代初实现了“重振美国国威”，使美国国力远远超过了其竞争对手——苏联。
但毕竟国家干预是有其局限的。在国家干预对西方经济具有缓和经济波动、刺激经济迅速增长、促进竞争、保持经济活力、抑制通胀等作用的同时，又具有潜在的危机。因为国家干预凭借着两大杠杆：一个是国家占有的不断扩大的国民生产，一个是信用。国家干预使信用杠杆的作用倍增，但信用无限制的膨胀却积累着金融危机的潜在危险，而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这种潜在危机。例如80年代下半期美国股市的暴跌以及储蓄贷款机构和商业银行的大量破产便是政府行为推进潜在的金融危机的结果。
2.前苏联的政府作用
苏联，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还是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衰落，政府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谓“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的计划经济体制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与国力的强盛，使之成为世界上唯一可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但又恰恰是政府权力的无所不在压抑了市场力量，同时政府自身又效率低下和失去生机，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衰落。80年代后，苏联的国际竞争力便一落千丈，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80年的4.3%跌至1989年的2.7%[3]。在政府的强大压力下，苏联实行着指令性的经济运行方式， 并承受着经济封闭所导致的巨大困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之时，新技术能很快在西方开放经济的国家间传递，而经济封闭的苏联的技术常常比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落后几十年。这无疑大大降低了苏联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政府盲目追求霸权的政策使苏联背上了为加强国防而造成的巨大负担，并使苏联最终成为帝国霸权的牺牲品。冷战时期，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约相当于北约的1/7，要使双方军事力量保持均衡意味着苏联将其国民收入用于国防的比例要比西方高7倍。西方将其4%的国民收入用于国防，苏联则要为此耗费其25%以上的收入[4]。 如此沉重的负担自然会加快苏联崩溃的速度。所以说，政府作用的过于强大以及它对市场的压制和政策的失误是苏联的致命伤，是帝国衰落的最终原因。
3.东亚模式中的政府
随着东亚的崛起和发展，它成为一个越来越使人产生兴趣的地区。在这一具有独特发展模式的地区中，就有多个国家和地区曾在国际竞争力排行榜上名列前，如新加坡、香港以及日本[5]。
众所周知，在东亚发展模式中，政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后发展国家，东亚国家运用政府行为来弥补市场发育不周全和市场力量的欠缺，通过政府对经济的主导和干预来实现其经济赶超战略，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几乎使所有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得益。战后，除了日本飞速地挤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亚洲“四小龙”也纷纷实现了经济腾飞，之后还有“亚洲虎”的崛起，一系列的成就令世界对东亚刮目相看。如果目光仅仅及此，可以说政府行为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是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的。
但是，政府作用的过分发挥、政府过于干预经济总是会蕴藏着一些潜在危机的，这一规律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适用，对东亚国家亦同样适用。也就是说，东亚国家终难摆脱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而导致“泡沫经济”的破产和金融危机的命运。这种命运从80年代末期日本“泡沫经济”破产开始应验，去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悲剧上演到高潮，从被誉为“四洲虎”的东亚后起之秀——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直到被看作有强劲经济实力的韩国、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都没逃脱这种悲剧遭遇，使东亚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蒙上了厚厚的阴霾，也使东亚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元气大伤。
三、政府行为和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终于得以抛弃政府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排名趋势也在前移。1995年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世界排名还在31位，1996年就上升到第26位，1997年排名第27位，1998年再上升到第24位，而且国际竞争力排名一直列经济转型国家之首[6]
市场体制的实行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活力，使其冲破了僵化模式的束缚，开始了高速的增长。但是，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行为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多年持续的高增长产生了经济过热现象后，政府于1993年实施宏观调控，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另外国有企业改革、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等，政府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角。因此，如何把握好政府行为，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以及降低政府干预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应是当前中国发展经济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课题。
也就是说，要发展经济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政府应做些什么？
首先，应提供一种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环境。近年来，政府控制企业程度在减少，市场竞争环境正在逐渐形成，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抑制不正当竞争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总的来说，目前转型中的中国市场发育是不成熟和有所欠缺的，经济运行的双轨制为不平等竞争以及一些社会流弊的产生敞开缺口。因此，尽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环境，便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而政府在这一点上发挥干预作用的具体措施包括价格改革、创造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加快市场经济立法、制定实施有关公平交易、公平竞争及限制不正当竞争的基本政策和法规等等。
其次，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有效的产业政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实现经济赶超和提高国际竞争力。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展国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而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方面。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很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还属于以投资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对国际竞争力优势的争取。因此，政府目前应做的是：一、选择和扶值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并以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二、通过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尽快改变我国比较落后的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对一些国际竞争力弱的关键性新生产业进行适度支持和保护，但又要防止因过度保护而使该产业丧失竞争能力。四、增加教育投资，提高全社会技术创新的能力，通过知识的提升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加国际竞争的实力。
再次，政府应提高自身的效率。从1996年《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中可以看出，在政府作用要素的各项指标中，“政府效率和透明度”一项指标的排名最低，列世界第40位，虽然到1998年，政府效率竞争力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仍排在第20位。[7] 政府效率的低下对我国竞争力的提高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可见，正处在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职能有许多方面是有待完善和加强的。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提高自身效率的重要性，并于今年初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削减和机构改革，这些改革举措是否真正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效率并促进经济发展尚需一段时间的观察，但至少中国政府已经在提高效率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在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同时，反腐败、反官僚的制度机制的建立，也当成为政府提高自身效率的一个追求目标。
另外，“约束政府的随意干预”[8]，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这句忠告也应该写进中国政府的警示录中。对于刚刚摆脱计划体制的中国来说，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政府过度干预的负面影响，我们已经从苏联和东亚国家那里得到例证，甚至也从我国几十年计划经济的实践中得到例证，因此中国政府目前在对经济进行干预时，当以人为鉴，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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