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汉慧[1]2005年在《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与利益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20 世纪80 年代激烈争论后,在企业所有权配置问题上,股东至上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已从企业理论研究领域逐步分化成两大对立理论。股东至上理论占据了当今企业理论主流地位,在我国学术界表现尤为突出,但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已逐渐被西方企业界认识,讨论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是当今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研究重要领域之一。本文以资源型企业为案例,试图探讨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与利益取向及其所蕴含的公司治理方面的意义。在归纳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界定所进行的多种探索后,本文将核心利益相关者定义为:核心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高专用性投资,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并承担了高风险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直接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没有他们企业将无法生存与发展。在中国目前的企业运行背景下,核心利益相关者至少应包括企业核心股东、管理者和员工。在对利益相关者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以资源型企业为例,通过实地访谈、专家评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借用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评分法,从权利性、重要性、合法性三个维度将我国资源型企业十类利益相关者分成核心利益相关者、预期利益相关者、潜在利益相关者三大类。数据统计结果表明:股东、管理者、员工是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政府、债权人和消费者是企业预期利益相关者。特殊团体、社区、供应商和分销商是企业潜在利益相关者。利用问卷调查数据对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的内容和利益实现程度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与利益实现程度在统计意义上的排序, 所用的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性统计、均值比较、配对样本T 检验,并以紫金矿业集团作为研究案例,对基层管理者利益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因子分析,其研究结论表明; 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与利益实现程度都是复杂多样且存在差异。源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利益损失、核心利益相关者个体的有选择理性及其惰性区域、核心利益相关者行为个体博弈程度和劳动合同不完善,各种显性和隐性契约制约,在实现利益要求过程中核心利益相关者个体与企业之间存在着X 效率与心理契约调整。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之间存在冲突,而基于程序公正性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公司
段仕君[2]2018年在《单位制度变迁中的单位“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建立“单位”制度的初衷在于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整合。通过单位制度,国家完成了早期的工业积累,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因此“单位”是观察中国“社会”的透镜。早期的单位研究着重于分析单位体制对中国社会的形塑,看到的是一个整体性的“单位社会”。通过对“新传统主义”的反思,发现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在于:中国“社会”在被单位制度形塑的同时也将自身原有的一些特征融入到单位中,“社会”被“单位化”,“单位”亦被“社会化”。单位生产与生活合一的特点与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相契合,单位人通过自己的社会行动将传统“乡土”的纽带关系移植到现代的单位制度中,建构了自己在单位中的“家”——单位“社会”,形成了单位意识。这种意识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制约着单位制度的变革,尤其对于那些“单位”氛围深厚的国有企业而言,单位制度的变革必然伴随着单位“社会”的重构。本文以某大型煤炭企业LA为例,重点分析了单位“社会”的重组过程。国企改革的重点是从制度上改变企业办社会局面,这从根本上触动了早期单位“社会”形成的前提。在研究中发现,即使企业而今从制度上实现了生产与生活的分离,但是单位人原有的“关系”仍旧在企业的日常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生产中,关系维持着单位体制的动员;在行政中,关系保证了单位人行事的“便利”;在生活中,关系维护了单位人的社会交往,克服了生活中的孤立。与过往相比,“关系”向“制度”渗透的方式由普遍性的“结构”转为了更为私密的“行动”,从频繁的日常交往变为了私人化的“来往”,与此对应的是对交往中“人情”原则的强调。这种“人情”的源头是早期单位人因频繁交往而形成的“自己人”的“情感”,但是当“人情”原则成为交往的规范之时,这种“人情”便与“情感”彻底分离。LA的发展过程代表着单位人与单位“社会”关系的重构——单位“社会”的个体化。这一过程的实质是个体丧失了对整体单位的归属,但保留共同的单位“身份”,同时也继承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单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单位人之间的“关系”始终在不断调适着个体与国家、市场的关系。单位从出现到膨胀,再到转型式微的过程反映了不同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利益诉求。单位,作为新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其本身就是一部国家史、一部社会史。只是在其历史中,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并没有出现西方意义的对抗博弈,而是采取了互相融合的方式。LA个案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对现代化的制度始终保持着一种包容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伴随着传统“血缘”纽带的式微,恰恰相反,早期的单位体制正是得益于此才能够完成对城市社会的整合、控制与动员。如何在单位制度变迁的今天保持并发挥传统“社会”的包容性,将是单位“社会”重组中的难点所在。单位社会的终结并不必然意味着单位人的“原子化”,但是如何将“个体化”的关系网络整合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参考文献：
[1].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与利益取向研究[D]. 邓汉慧.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2]. 单位制度变迁中的单位“社会”[D]. 段仕君. 浙江大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