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大哲-安乐哲论文

学术动态

儒林大哲
——安乐哲

□郭 静 田 耀

安乐哲(Roger T. Ames),1947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父亲是一位侦探小说家。他本人有着颇为丰富的求学经历。他最初在香港新亚学院接触到唐君毅和牟宗三的讲座,继而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师从劳思光研究《孟子》。为更好地研究中国哲学,他兼修了汉语和哲学两个本科学位;此后问学于方东美先生,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完成研究生的学习;后师从著名的汉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刘殿爵获得博士学位。

野葡萄树长在右边园里。树干比大拇指粗点不多,又黑又干又硬,看上去一点生机都没有,春天的到来,他却来了精神,没几天长出新枝叶。新发出的枝叶向旁边的樟松树,没皮没脸地攀援着,青青的黄豆大的果实不知道啥时候长了出来,偶尔看到喜鹊在叶子里偷吃果子,当人接近时,发出嘎嘎叫声,似乎在向人们说:这是我的领地,不许靠近。

安乐哲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哲学思想卓有成效的著名学者之一。在理雅格、陈荣捷等人大量译介中国哲学经典到西方的基础上,他重新翻译了《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老子》(Daodejing )、《中庸》(Zhongyong )、《孙子兵法》(The Art of Warfare )、《孝经》(The Chinese Classic of Family Reverence )等大批中国经典。20世纪80年代,安乐哲与郝大维(David L. Hall)合作完成的《孔子哲学思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期望中国:对中西文化的哲学思考》(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a and Western Culture )和《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 ),被誉为“中西哲学比较三部曲”。这三部作品层层递进地进行了中西哲学的比较分析,总的宗旨是要还原一种被西方学界漠视的中国哲学,进而试图在中西两种文化中找到一种沟通。

服务员不好呆在客人的房间里。于是,两人只好去天台上,风刺啦啦地吹,徐东跺着脚教方玫用电脑,他问方玫想学什么。

安乐哲钟情儒家文化,研究范围集中在先秦儒家。他的儒学研究根本方法是在中西方哲学结构差异的基础上阐述儒家思想,在中西会通的理论视野中展现出儒家思想的独特价值。他经常应邀在全球著名学府、学术研究机构进行学术演讲。他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有广泛影响, 2013年,安乐哲获第六届“孔子文化奖”;2016年,荣获第二届“会林文化奖”。

一、安乐哲的比较哲学方法论

1966年,作为交换生的安乐哲初次进入香港新亚书院,室友送的一本《四书》帮他打开了中国哲学的大门,这也是他决定毕生研究中国哲学的开始。但当时世界上多数西方大学不设中国哲学专业,都是西方哲学或者欧洲哲学一统天下,中国哲学几乎完全不为西方哲学界所认可。安乐哲感到十分震惊,他说:“如果西方哲学将其他哲学传统排斥在外,那么它作为一门学科就没有尽到学术责任。”(If western philosophy excludes other philosophical traditions,it fails to fulfill its academic responsibility as a discipline.)于是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他越来越致力于改变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哲学的偏见。安乐哲认为未经反思的翻译是造成西方对中国哲学重大误解的原因,所以他提倡一套符合中国哲学韵味的翻译和解读方式。安乐哲在认真研究英语国家对中国哲学误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重建中国哲学的方法,即辨明西方传统对中国哲学的误读后,由他亲身向西方哲学界论证和宣传中国哲学。比如,早期来中国的传教士为传播福音而学习儒家典籍,他们对儒学做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所以在他们对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和诠释中,充满着基督教意味的词汇。他们的译文让西方人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和基督教上帝一样的神。为了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误解,安乐哲致力于将中国哲学以哲学的语言译介给西方,以便让西方人逐渐意识到中国哲学的智慧所在。比如,“仁”这一儒学概念,安乐哲选择了authoritativeness,authoritative作为它在英文中的对应,其根据是他对儒学的整体理解。他从儒家的“内圣外王”和“圣道”出发,通过联想认为:仁者是一个公认的典范,也必须是一个开拓创新者,而“礼”贯穿其中是一个内在化过程。他还认为,authoritative是一个多义词,具有“礼貌”“创新”“权威”的含义,符合儒学的精神。

20世纪80年代,安乐哲与郝大维合作,完成了中西哲学比较三部曲:《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和《期望中国》。这三部作品层层递进地进行了中西哲学的比较分析,总的宗旨是要还原一种被西方学界漠视的中国哲学,进而试图在中西两种文化中找到一种沟通。其中,《孔子哲学思微》是一部奠基之作,该书表达了对中西文化某些观点的质疑,刷新了习常对自我传统的麻木认知。《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是一部西方哲学问题与中国哲学相关性的比较与讨论,它透彻分析了中西双方不同的认知,展示了各自的价值和不足及其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期望中国》是一部对东西方文化及其思维方式进行类型化比较的著作,旨在扫除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种种偏见,以促进中西哲学思想和文化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他的系列研究不仅在西方汉学界有着典范性的意义,而且其问题意识和论证方式对西方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人是什么?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时代的回答是:人是一种生命力恒久的、先天决定的、自给自足的灵魂。(Man is a soul that is enduring,innately determined,and self-sufficient.)柏拉图(Plato)的名言:“了解你自己”(Know yourself),其实就是说,了解你的灵魂。而儒家则关注如何成为完满的人。一个人只有悉心对待那些与生俱来以及界定自己人生坐标的家庭、社会和宇宙关系,才能成为人。安乐哲认为儒家传统的贡献是它的“关系性”(relativity)理念,以“关系性”为本源的认识。即如果你的邻居做得更好,也会使你做得更好。这个观念反映出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是个互相依赖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个体要在理解自身角色的基础上,扮演好特定的角色,处理好一定的社会关系,并按照其规范生活。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整个童年里我总以为所有的父亲和我的父亲一样静默、隐忍,是一具具惨白干枯的躯干,没有面孔又无声无息。等稍长大些,每每看到同学和来接他们的父母合家欢乐的模样,意识到自己的迥异所带来的痛苦和羞耻。天黑后,我悄悄潜入墓地,扶住他的墓碑流泪,在我身边聚集起莹绿窜动的鬼火牵引我抵达未知的境遇,泥土掩埋了不会衰老的躯体,我捡回这具颅骨放置于床头,就会在泪眼婆娑的睡梦中与饱满健康的父母相见。”我无法预知猝不及防的死亡。

二、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

“儒家角色伦理”,即一个人如何在自己扮演的各种角色和所处的形形色色关系中最大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是安乐哲近年来着力阐发的用以解读儒家伦理的新思路。它强调处于不同角色和关系中的个人是相互依赖的,因此具有关系性、开放性和社群主义的特征,这与西方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个人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提出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关于人的理论。

安乐哲的比较哲学方法论与他的翻译方法论密不可分。他强调通过哲学研究的方式去解读原典,注重中国哲学的异质性及中国思想典籍英译中的伦理问题。他的翻译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创造性阐释。在大量阅读儒家典籍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理解,通过联想和预设在英文中找到最能体现该用语的译名或是直接创造一个新的词汇。比如,authoritative作为仁的译名等。第二种是一词多译,根据具体语境而定。例如,“神”可译作divinity或human spirituality。第三种是对关键的哲学词汇只用音译和汉字并加上注解。如将“天” 译成“tian”、“帝”译成“di”、“道” 译成“dao ”、“性” 译成“xing”并加以解释。他告诉我们:儒学是“准无神论”的,儒家所说的“天帝”不是西方人头脑中的“天主”或“上帝”,儒家的伦理道德不具有西方基督教的神性。 这样,有助于西方人尊重并理解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安乐哲对儒家典籍关键词的个性化解读和翻译是为了寻求儒学术语的真义,补充和修正一些西方传统的价值观。比如,安乐哲认为“性”不是不变的,而是随境而变的“natural tendencies”(自然倾向),这种译法更符合中国哲学的“过程性”特征,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把过程性和变化性看作是事物的自然条件,唯有过程性的词汇才能反映中国古代思维(谭晓丽:《和而不同:安乐哲儒学典籍英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05页)。“君子” 是“exemplary person”(表率的人) 而不是“superior man”(高位的人)或“gentleman”(绅士)。安乐哲的这种翻译方法克服了单向“求同”或“求异”的偏颇,试图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资源中取得交流的平衡,使交流的双方都能从中受益。

儒家角色伦理具有丰富的内涵,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并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有若干相通之处,即通过特定的角色和关系,个人在社群中能够获得最大的成就。“角色伦理”(Role Ethnics)倾向于关注具体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如果一个人把在社会中所处的所有关系角色都处理好,那他作为一个人就是有个性的。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也是如此,一个人把自己整个地给予家庭,而家庭则给予这个人所需的条件使之完成自己。所以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离不开家庭。从本质上说,这些角色的言传身教性重于抽象性。对作为兄弟或儿女的角色的洞察直接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经验。

选择莫文蔚为百雀羚品牌代言人可谓煞费苦心。翻遍这位长腿性感个性美女明星的品牌代言史,在化妆品上,莫文蔚代只是在2005代言过宝洁顶级护肤品牌SK-II,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发现。相对于张曼玉、刘嘉玲、林志玲等红星代言过数不胜数的护肤品牌,莫文蔚更加具有开发价值。百雀羚启用莫文蔚代言“草本护肤”,对百雀羚品牌定位及顾客群的定位起到核心关键作用:莫文蔚的“国际范”与百雀羚“东方美”的巧妙的契合,迅速吸引消费者、媒体眼球,最大限度吸引了80、90后年轻消费群的关注与购买。随着莫文蔚代言的百雀羚广告热播,沉睡在消费者心中已久的经典百雀羚似乎一夜之间“复活”了,外界对百雀羚的关注度迅速提升。

关于儒家伦理性质,安乐哲指出:“尽管儒家角色伦理学确实跟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比,跟康德或功利主义伦理学具有更多相似性,但我们并不认为‘道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适于描述孔夫子及后儒的养成性道德感受观。因为道德伦理学的概念基础是个人主义,而且是靠理性发展起来的。”(Although Confucian role ethics is more similar to Aristotle’s ethics than Kant or utilitarianism,we do not think that 'virtue ethics’ is suitable for describing Confucius and later Confucianism’s concept of ethical feelings. Because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moral ethics is individualism,and it is developed by reason.)(罗思文、安乐哲:《生民之本:〈孝经〉的哲学诠释及英译》,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基于此,他提出:“正是这种旨在最大限度地利用关联性生活以提高和改善我们的生活角色与人际关系的持续过程,促使我们把儒家道德描述为一种 ‘角色伦理’,并主张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个有别于西方哲学而自成一格的伦理学取向。”(It is this continuous process aimed at making the most of the connected life to improve our life role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at urges us to describe Confucian morality as a kind of“role ethics”and advocate Confucian role ethics as an ethical orientat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philosophy.)(安乐哲、罗斯文:《早期儒家是德性论的吗?》谢阳举译,载《国学学刊》2019年第1期)

安乐哲指出:“儒家角色伦理学并非是从分离、辨析和解释某些道德行为中的偶然因素、某些原创性的原理或行动者的能力入手的,相反,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从考虑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的。”(Confucian role ethics is not based on the separation,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accidental factors in certain moral behaviors,certain original principles or the ability of actors. Conversely,Confucian role ethics begins with consideration of what is happening.)(Ames,R.T.(2011).Confusio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由此角色的复杂性和冲突性就显现出来了。比如“忠孝两难”“情理之别”等。所以儒家传统要求在具体的场合中,应有所权衡,因时制宜,学会变通,达到自我实现和兼顾他人的统一。 然而在当代生活中,个人主体意识不断加强,人们更加重视和强调自身的自由和权利。这种过度追求个体自由和权利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责任和义务的践履,忽略和妨碍了他人的自由与权利。通过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能够让人们重新认识和反思自己的角色身份,在反思自身与他者、与社群、与世界的关系之中,发现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从而自觉地承担协调伦理责任和道德义务,以促进群体的和谐,并实现自身的卓越。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对世界的责任也就越大。要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困境,靠西方单打独斗的个人主义无济于事,必须发挥中国儒学中“仁”这个概念的作用,相互依靠,相互合作。唯有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携起手来,才能解决人类共同的困境。儒学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将对世界有自己的贡献。

三、结语

安乐哲作为国际东西方哲学比较领域的大家,他的大多数学术成果都是在与同行的充分交流、合作讨论中形成的,是他的比较哲学视野引导他开始与东西方不同背景的学者展开合作,逐渐形成了比较哲学方法论体系。他对中国哲学独特的理解和翻译方法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使中国经典的深刻含义越来越为西方人所理解。了解并学习他的比较方法论和儒家角色伦理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西方文化异同,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同时对我们自身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转变也有积极促进作用。

(作者: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17号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邮编3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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