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令的变化与律令法体系的完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律令论文,完备论文,化与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朝立国之初，完全沿用唐代的令，《宋会要辑稿》所载：“国初用唐律、令、格、式”。①一直到英宗末年，宋朝政府的修令活动不多，见于史籍的主要有：太宗太平兴国初年，以唐《开元令》为蓝本而修订的《淳化令》30卷；②仁宗天圣年间制定的《天圣令》30卷；③仁宗庆历年间制定的《续附敕令》1卷；仁宗嘉祐年间制定的《禄令》10卷、《驿令》3卷。④神宗元丰以后，对令的修订频繁，宋令除性质未变外，内容、立法模式、编纂体例到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都发生重大变化。对宋令的变化及其影响，学界研究得尚不深入。⑤本文拟对宋代元丰以后令的立法模式、编纂体例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等变化进行叙述，并分析变化的意义。
一、宋令立法模式及编纂体例的变化
在神宗以前，宋令基本沿用唐《开元令》的内容和编纂体例，同时制定了少量的单行令。神宗于元丰年间进行了立法改革，令的修订模式、编纂体例等都发生了变化。
(一)宋令修订形式的变化
北宋前、中期令的制定仿唐令的形式，即制定独立的令典。神宗以后，不再制定令典，而是将令与(编)敕⑥、格、式一起编订“敕令格式”法律汇编。“敕令格式”汇编不仅有综合性的，还有仅涉及一司一路一州或某些专门问题的，与此相适应，令也分综合性的、涉及一司一路一州或某些专门问题的。自神宗时起至宋末，各朝都是制定一部综合性的“敕令格式”法律汇编及大量的专门的“敕令格式”法律汇编。
宋令修订形式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其立法模式的变化。北宋前、中期，沿用唐及五代的立法模式，即以编敕对律、令、格、式进行修改、补充。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左谏议大夫安焘等上报新修订的《诸司敕式》时，神宗谕焘等曰：“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此后，“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之赏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厘之级凡五等，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凡五卷，有体制楷模者，皆为式。”⑦神宗所谕实际是对(编)敕、令、格、式的属性及功能的更定，此后，(编)敕、格、式的属性和立法功能都较北宋前、中期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格在性质上由综合性法律规范变成为行政性法律规范，即令的量化性、细则性的规定。式在性质上由令的量化性、细则性规定变成为公文程式。(编)敕不仅性质发生变化，其立法功能也发生变化，即不再是综合性的法律规范，而变成为刑事法律规范，在功能上只对律作修改、补充，而不能对令、格、式进行修改、补充。宋朝政府遂采用直接对(编)敕、令、格、式进行修订的方式，对施行中的(编)敕、令、格、式进行修改和补充，从而形成对(编)敕、令、格、式进行统一修订，即编订“敕令格式”法律汇编这一新的立法模式。
(二)宋令编纂体例的变化
神宗以前，宋令的篇目结构与唐令相同，如《淳化令》一如唐令，为27篇30卷。神宗元丰以后，宋令的篇目发生变化：自神宗元丰时起至南宋孝宗初年，在编订“敕令格式”法律汇编时，对制、敕等实行“各随其罪，厘入诸篇，以约束为令、刑名为敕、酬赏为格，更不分门。”⑧令的分类及篇目不很规范。以上述体例编纂的“敕令格式”法律汇编存在不便查阅的缺点，故在哲宗统治初年，受到许多批评。如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右谏议大夫孙觉即对《元丰编敕令格式》指出：“臣窃闻中外之议，以为今日之患，切于人情者，莫甚于《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而因事立法，不可通行者，其间不一。虽有老于为吏，习于用法者，亦或莫能通晓。至有一条分为四、五，缓急不相照会，其细碎如此，岂所谓王者之法如江河，使人易避而难犯也？”⑨大臣苏颂也指出：“熙宁以前编敕，各分门类，以类相从，约束赏刑，本条具载，以是官司便于检阅。元丰敕则各随其罪，厘入诸篇，以约束为令，刑名为敕，酬赏为格，更不分门，故检用之际，多致漏落”。
于是朝廷令刘挚、苏颂等人对《元丰编敕令格式》重新刊修，修成《元祐敕令式》54卷。此次对《元丰编敕令格式》的重新刊定，取消了“格”的形式，对敕、令、式分门类编纂，并仿《宋刑统》的体例，辑录出64条，增设“余条准此”一卷，以便于检索。⑩实际上是恢复了神宗以前“编敕”的体例。哲宗亲政后，决心恢复新法，又将“敕令格式”的编纂体例上完全恢复了《元丰编敕令格式》的状态。
南宋孝宗时，立法上虽然仍是编订“敕令格式”法律汇编，但在编修体例方面进行改革，形成“条法总类”、“条法事类”新的体例。“条法事类”是将(编)敕、令、格、式“分门编类”，如果“一条该载二事以上，即随门、类，厘析具入。”(11)孝宗以后，南宋综合性的、或内容较多的“敕令格式”大多修订成“条法事类”或“条法总类”，如《淳熙吏部条法总类》、《淳熙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嘉定编修吏部条法总类》、《淳祐条法事类》。“条法事类”、“条法总类”是对“敕令格式”的编纂体例的改进，优点是较“敕令格式”便于查阅，是“敕令格式”在结构、体例上的进一步完善。
二、宋令地位的变化
神宗元丰以后，宋令除在立法模式、编纂体例上有变化外，其地位也发生重大变化，即真正成为法律体系的主干。
(一)宋以前令的演变及地位变化
令最早是君主的命令，秦、汉时期令成为正式的法律形式，但与律处于混同状态，两者在内容和性质上无明确区分，“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天子诏所损益，不在律上者为令”，令是对律的补充与修正。从秦、汉律令史料看，令的名目与律大致对应，极为繁多。
至曹魏，在制定《新律》的同时，又制定了《州郡令》、《尚书官令》、《军中令》合180篇。晋朝在制定《晋律》的同时，又在曹魏令的基础上制定了《晋令》40篇，并对律令的性质作了区分：“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即律为刑事法规，令为正面制度性规定或称非刑法性规范，两者关系是“违令有罪则入于律”。(12)令法典化，律、令开始分野。然而从《晋书·刑法志》“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的记载看，令尚未摆脱律的辅法的地位。
经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通过对令的多次修订，形成27篇30卷的稳定的令典。律、令、格、式的性质及关系也日渐明确：“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13)“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于律。”(14)令从辅律之法变成为律所服务的本体，中国古代令趋于成熟和定型。
关于唐令的地位，有学者认为仍是律的辅法，如杨廷福认为：(律、令、格、式)四者以律为主。(15)也有学者认为唐令已成为唐法律体系的主干，戴建国认为：令之“设范立制”，即是有关国家制度之规定，它允许或禁止朝廷各府衙及人们做某事，规定团体和个人办事原则和所必须遵守的规章。它在国家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发生着直接作用，是指导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圭臬。律作为刑法，用“以正刑定罪”，但它日常起的仅是一种威慑作用，“违令有罪则入律”，只有在其他法律无法得到执行时，它才以其所具有的国家超强制力手段加以干预。其本身并未对国家制度做正面的原则性规定。式“以轨物程事”，是法的具体实施细则。格“禁违止邪”，是由各朝廷府衙负责实施的法的追加和修改，然而它必须以律、令、式已有成法为前提才能发生效力。唐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因而也是唐代整个法律体系的主干。以往我们重律而轻令，固然受现存资料匮乏的影响，但也反映出认识上的偏颇和研究的不够。(16)
(二)宋令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唐令在唐法律体系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这毫无疑问，但说唐令是唐法律体系的主干，尚值得商榷，理由有二：第一，一般而言，作为法律体系的主干，其在数量上应当是最多的，国家的基本制度应由该部分法律规定。但在唐律、令、格、式中，令仅27篇30卷，而律为12篇30卷，式为33篇30卷，格为24篇25卷，令在数量上并非最多，其规模与主干地位不符；第二，令之外有与之性质或内容相同、相似之法——式，唐代的基本制度并非全由令规定。笔者以为，宋神宗元丰以后，令才真正成为法律体系的主干，其理由是：
1、宋令的数量较其他法律形式有压倒优势。神宗元丰更定(编)敕、格、式之性质后，一方面“旧载敕者多移之令”，(17)另一方面则修式入令，如《宋刑统》卷12“僧道私入道”条后附唐代礼部式文：“准《礼部式》：诸五品以上女及孙女出家者，官斋行道皆听不预”。该条文经宋代修订，演变成令文，如《庆元条法事类》卷50“僧道令”规定：“诸六品以上官女及孙女出家者，官斋行道听不预”。宋令的内容因此急剧增加。
宋令令文大多佚失，只有《庆元条法事类》残本中保留了一部分。《庆元条法事类》残本所载令文计有1781条，敕文887条，格文96条，式文142条，申明260条，总计3166长(不包括重复的条文)。(18)据史料记载，《庆元条法事类》原书是80卷，437别门，而传世的《庆元条法事类》残本只有36卷，188别门，仅占原书的43％。依此比例推算，《庆元条法事类》原书中的令文应该在3000条以上。据《唐六典》载，唐《开元七年令》仅1546条，不算各专门的“敕令格式”中的令文，仅《庆元条法事类》中令的条数就是唐令二倍。
宋令与(编)敕、格、式相比，其数量则具有压倒优势。元丰以后所编订的“敕令格式”中，(编)敕、令、格、式各自的卷数大多亡佚，唯高宗、孝宗时所编订的尚有一些记载，从这些记载看，令的卷数都是最多的，如综合性的《绍兴重修敕令格式》和《乾道重修敕令格式》中均包含敕12卷、令50卷、格30卷、式30卷，令的内容最多。在专门的“敕令格式”中亦然，如《绍兴重修尚书吏部敕令格式并通用敕令格式》中含敕5册、令41册、格32册、式8册；《绍兴大宗正司敕令格式申明目录》含敕10卷、令40卷、格16卷、式5卷；《绍兴重修贡举敕令格式》含敕7卷、令13卷、格6卷、式6卷。均以令的内容为最多。
2、宋令规定国家基本制度，并统率格与式。唐代律、令、格、式在内容上是有交叉的，格是对律、令、式进行修改、补充的法律形式，格的性质、内容与其所修改、补充的律、令、式相同、相近，但主要是非刑事性法律规范。令、式性质相同，都是非刑事法律规范，式是令的细则性规定，是令的补充。但唐令以所规范的事类为篇目，唐式以中央司、寺、监的名称为篇目，两者并不完全对应。故唐代国家正面的基本制度不完全由令规定，而是由令、格、式共同规定的。
宋神宗元丰以后，格、式的性质发生变化，格成为令的量化性、细则性规定。式成为公文程式，实际上是执行令时应填写的表、状、籍帐等的格式要求。三者首先在性质上趋于一致，即都属于非刑事、制度性法律规范；其次，无论在内容上，还是篇目类别上，令与格、式都形成对应关系，如在《庆元条法事类》残卷的不少门类中，令、格、式的名目都是相同的，前面编有什么名目的令，后面编的就是什么名目的格和式，如在《庆元条法事类》卷5“职制门二”“考任”目下，前面编有“考课令”，后面则对应编纂了“考课格”和“考课式”；在卷12“职制门九”“恩泽”目下，前面编有“荐举令”，后面则编纂了“荐举格”和“荐举式”。在《庆元条法事类》残本中，令后编格或式的比比皆是，令、格、式前后对应编纂的也有20处之多。如卷15《选举门二·试换官资》中编录：
选试令：
试武臣试换文资，于《易》、《诗》、《书》、《周礼》、《礼记》各专一经，仍兼《论语》、《孟子》，愿试诗赋及依法官条试断案、《刑统》大义者，听。
请训武郎至进武校尉不曾犯赃私罪笞刑，经央而愿换文资者，听召保官二员，具家状连保状二本，诣登闻鼓院投进乞试(外任人候替罢就试文资换武职者准此)，即授小使臣后未及三年、授进武校尉后未及五年，三省枢密院书令史以下授使臣、进武校尉，若保甲及试武艺并进纳流外出身人，不用此令。
诸承直郎以下不曾犯私罪情重及赃罪，年四十以下而愿换武职者，听召保官二员，具家状连保状二本，诣登闻鼓院投进乞试，挽弓或蹹驽若射亲各合格者，听换。进纳流外出身及原是使臣、进武校尉换授人，不用此令。
诸后妃、亲王、公主、内命妇荫补亲属，如父祖曾任文资(谓朝奉郎以上)或身曾得文解而愿就文资者，听。余并于武职内安排。即愿换文资者须不曾犯赃罪及私罪重并被笞刑，听召保官二员，具家状连保状二本，诣登闻鼓院投进乞试，于《易》、《诗》、《书》、《周礼》、《礼记》各专一经，仍兼《论语》、《孟子》。愿试诗赋者，听。并取文理通者为合格(论策准此)。
选试格：
武臣试换文资：第一场(愿试诗赋者止试诗赋各一首)：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论，一首(限五百字以上)；第三场：策，一道。承直郎以下试换武职：弓：马射六斗，步射八斗；驽：蹹二石五斗；射亲：弓十箭二中；驽十箭三中。后妃、亲王、公主、内命妇荫补亲属愿试换文资：第一场(愿试诗赋者止试诗赋各一首)：本经义，三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首(限五百字以上)；第三场：时务策，三道。
选试式：
试换武职射亲
射垛四十五步
射帖二尺(19)
从《庆元条法事类》残本看，在188个别门中，有的只有式却没有格，有的只有格却没有式，但几乎每个别门中都有令。令规定了国家的基本制度，格、式依令生文，是对令的具体化，令对格与式起着统率作用。在令、格、式之间，令是核心，是主法；格、式是令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规定和要求，是令的内容的扩展或延伸。
3、宋律乃刑事法律规范，其功能是保证令、格、式的实施，为辅法，不可能是法律体系的主干。在宋代，律主要是刑事法律规范，令、格、式乃非刑事、制度性法律规范，律与令、格、式的关系即刑事法与非刑事法之间的关系。另外，从史料记载看，宋人欧阳修等修撰的《新唐书·刑法志》对于唐代律、令、格、式的性质及律与令、格、式间的关系的说明，实际上说的就是宋代律、令、格、式的性质及律与令、格、式间的关系。如《新唐书·刑法志》所云的“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即与元丰以后变化了的令、格、式的性质也极相似。而“凡邦国之政，必从事此三者(令、格、式)，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于律”亦即宋代律与令、格、式的关系。律既然是刑事法，其功能是保证令、格、式的执行，为助法，不是法律体系的主干。
在宋代法律体系中，律乃刑事法律规范，其功能是保证其他法律的实施，是助法，不可能是法律体系的主干。令规定国家的正面的、基本的制度，内容的数量最多，是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令还是格、式的依据，并统率格、式，若无令，则格、式即散乱无章，无所依存，无从实施。这一点与唐代截然不同，因而，宋令才真正成为法律体系的主干。
三、宋令变化的意义
宋代令的内容、立法模式及与(编)敕、格、式关系等的变化，使得宋代法律体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则弥补了唐代法律体系的不足，使其内在关系更加协调，更为完备。同时还使律令法体系臻于完备。
律令法体系是指以律、令为主体，包括众多法律形式和内容的法律体系。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法制史时经常使用“律令法系”、(20)“律令制度”(21)等专业术语，近年来也有中国学者使用“律令法体系”概念研究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法律体系及法典编纂。关于中国的律令法体系，学界都认为隋唐是其顶峰时期，如张建国指出：“(律令法体系)经历战国至秦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发展到一个高峰。”(22)周东平通过对日本学者观点的归纳而指出：“唐代是中国律令制的完成时期，其律令较之以往，作为完成度极高的法典，尤其如此。它们凝结着汉民族法制发展与成熟的智慧，具有超时代的普遍性，这在八世纪中叶的开元末达到了顶点。”(23)张、周的意思都是说唐代是律令法体系的完备时期。但笔者以为，学界关于中国律令法体系的上述观点与历史事实不符，中国律令法体系至宋代才臻于完备。
唐代的法律体系由律、令、格、式、格后敕、制、敕等构成，其中律、令、式已形成较稳定的法典，以律、令为代表的律令法体系已较为成熟，但仍不够完备，表现在：第一，格或格后敕可对律、令、式进行修改和补充，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并且亦编成法典，其地位与律、令大致相当，律、令的地位不够突出；第二，从令、式关系看，令的内容庞杂，与式之间篇目及内容缺乏对应性，不能统率式。
宋代的法律形式中，除制、敕等属综合性法律规范，其他的如律、令、格、式、(编)敕、断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刑法性法律规范，包括律、(编)敕、断例；二是非刑事、制度性法律规范，包括令、格、式。这两类法律形式在编纂上有相当的对应性，篇目都是完全一致的。比如上文所述及的，令、格、式的类别或篇目都完全一致；律、(编)敕、断例的篇目完全一致，都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例、捕亡、断狱为篇目编纂的，这是唐代法律体系中所没有的。在刑法性的律、(编)敕、断例系列，律为基本法典，其无论在基础理论还是内容框架上都是主要的，统率、制约着(编)敕和断例，律的地位重要、突出；在非刑事、制度性的令、格、式系列，令规定国家基本的典章制度，内容丰富，统率格、式，令的地位亦重要、突出。律、令的内容是宋代法律体系中的绝对的主干，律、令地位重要、突出，是法律形式的代表，故宋代的法律体系是真正的律令制或称律令法体系。同时，宋代法律体系弥补了唐代法律体系的不足，无论是各法律形式间的立法模式还是编纂体例都更加一致，内部关系也更加协调，因而较唐代更为完备。故宋代是中国律令法体系的完备时期。
注释：
①［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462页。
②［宋］郑樵：《通志》，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364页。
③前引①，徐松书，第6463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92、4693页。
⑤目前对宋令进行专门研究的主要有戴建国先生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考》一文(戴建国：《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111页)。他的《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一文(《法制史研究》2005年第7期，第103－122页)对宋令的内容及变化亦有涉及。该两篇论文对宋令的研究颇有深度，但都不是对宋令的全面研究，特别是对宋代中后期令的变化关注不够。
⑥神宗以后，与令、格、式统一编订的敕实际上是编敕，通常称“敕”，为与神宗元丰以前之“编敕”及制、敕之“敕”区别，前面加括号。
⑦前引④，脱脱等书，第4964页。
⑧［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9913页。
⑨前引⑧，李焘书，第9026－9027页。
⑩前引⑧，李焘书，第9912页。
(11)前引①，徐松书，第6486页。
(12)［唐］房玄龄等：《晋书·刑法志》，载《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
(13)［唐］李林甫等：《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5页。
(14)［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刑法志》，载《历代刑法志》，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页。
(15)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16)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50页。
(17)前引④，脱脱等书，第4964页。
(18)戴建国：《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法制史研究》2005年第7期，第120页。
(19)《庆元条法事类》，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72－174页。
(20)如中田薰撰写的《关于中国律令法系的发达》以及续作《关于中国律令法系的发达的补考》(中田薰：《法制史论集·第四卷》，日本岩波书店1964年版)均以“律令法系”为题。
(21)如日本唐史研究会近年来出版的三部论文集《中国律令制及其发展——其对周边诸国的影响》(日本刀水书房1979年版)、《中国律令制的发展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包括周边诸地区的情况》(日本刀水书房1984年版)、《中国律令制的发展及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包括周边诸地区的情况》(日本汲古书院1986年版)则均以“律令制”为中心论题。
(22)张建国：《中国律令法体系概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第93页。
(23)周东平：《律令格式与律令制度、律令国家——20世纪中日学者唐代法制史总体研究一瞥》，《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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