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高中教育——置于教育公平性视野下（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平性论文,视野论文,高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中何以成为人们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狭窄瓶颈？
王烽
能否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对人的职业生涯乃至社会分层有着重大影响。因为，从高等教育阶段起，就根据专业的划分重新进行社会分工，地域、户口等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也被冲破。影响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直接因素可分为两大类：高等教育的资源分布状况和高考招生政策，以及高中教育机会获得的延续性影响。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状况是指高等学校的地域分布、各种层次高校的分布状况，高考招生政策包括考试方法和标准、录取分数线的划定、考生资格的规定、收费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从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看待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状况。而高中教育机会获得对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是从整个教育系统的角度来看待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由杨东平教授主持的国家教育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显示：高中教育已经成为影响普通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狭窄瓶颈。
普通高中阶段成为“瓶颈”
高中阶段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在高等教育阶段具有延续性，高等教育政策本身即使是公平的，也不能克服高中阶段不公平的影响。这是因为：首先，一般来说，获得普通高中教育是进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前提。我国的高中分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成人高中、中专和技校，除普通高中以外，其它学校的学生由于学习内容和培养目标的限制，考取普通高校的概率基本可忽略不计；而普通高中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学的预科，所有教学内容的安排无一不以高考的要求为转移。如果不能获得普通高中的入学资格，进入普通高校的机会就很少了，普通高校的入学机会，是在普通高中已有格局的基础上进行分配的。其次，我国的普通高中又分为两种，一般高中和重点高中，重点高中又分为区重点、省重点。从高考的结果来看，重点高中几乎垄断了所有考取重点大学的名额和大部分“二本”名额，而一般高中只能获得有限的“二本”以上名额，大部分毕业生只能选择成绩要求较低而收费较高的高校。因此，对于普通高校入学机会的争夺从中考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从小学阶段开始，家长和老师关心的就只是学生的学习成绩，为的是将来能考上重点初中，再考上重点高中、重点大学，整个普通教育体系忽略了“开启民智、传播文化、陶冶性情、学会生活”的基本功能，而成为只为三天高考服务的系统。每一个阶段都面临激烈的竞争，竞争的激烈程度是随着考试层级的提高而递进的，高考是“最激烈的终点”。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入学率迅速上升，竞争的重心有往前移的趋势，更强化了高中教育对普通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程度。原因在于，1990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不是建立在相应的高中教育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单向突进的。1998—2002年，普通高中的升学率从46.1％上升到83.5％，共上升了37.4个百分点，而初中升高中（各种高中）的升学率却只上升了7.6个百分点，2001年全国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只有52.9％，2002年普通高中的毛入学率只有26％。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以下现象：首先普通高中成为获得普通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争夺焦点，其“瓶颈”效应日益突出；其二，面对庞大的入学需求，普通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的教育资源显得非常有限，在剧烈的竞争中，就产生了普通高中的入学机会公平问题；其三，普通高中教育的公平程度，必定会延续到普通高等教育阶段，成为影响普通高等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
普通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平状况
如前所述，普通高中教育是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这种资源在众多的求学者中如何分配，决定着这一阶段教育公平的程度。我国的普通高中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但它又不同于高等教育的专业性和职业性，而承担着基础教育的使命。因此，普通高中资源的分配依据就非常复杂，即不能容许太多的市场取向，又允许一定限度的选择和收费。也就是在这样的模糊地带，这样一种稀缺资源就成为考察整个教育公平状况的某种标志性事物。
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分配存在“双重两元格局”
“双重两元格局”是指普通高中的城乡二元和重点与非重点二元并存的格局。首先，城乡格局方面，我国普通高中资源配置体现着强烈的城市中心取向，而且近年来这种取向没有减轻反而日趋严重。从1998—2002年， 我国普通中学的总数增加了2179所，城市和县镇的中学数逐年增加。城市普通中学数增加了0.6个百分点，县镇增加了6.4个百分点；而农村普通中学数量却在逐年减少，降低了7个百分点。2002年，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39.1％，农村人口占60.9％，但城镇中学数在这一年首次超过农村。这是与农村的城镇化和学校布局调整紧密相连的。许多地区撤乡变镇，农村中学的布点大为减少；许多地方实行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办学体制，并规定高中的办学地点要在所在县、镇内。这就使得农村孩子上高中一定要考出比城市孩子更高的分数，另外要花费一笔住宿费和伙食费，增加了就学成本。经调查，农业户口的学生有78.2％住校，而城镇户口的学生83.3％走读，无需花住宿费用。其次，长期重点中学制度对高中教育资源分配也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中小学阶段的重点学校制度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为实现工业化培养专才、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而建立的，具有很强烈的精英教育取向，在1990年代中期已经被主管部门废止。但这种突出重点、培养尖子的教育模式仍然延续。豪华的名牌学校、示范学校既是地方政府的政绩，也可以满足优势阶层享受“优质教育”的需要。不断加大的学校差距形成高中的两极分化，并成为孕育“择校热”的土壤。高昂的择校费则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对于弱势和贫困阶层来说，除非成绩特别优异，否则只能“望重点而兴叹”。
普通高中里的社会分层
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家庭背景构成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布情况，这样将会比较直观地反映普通高中教育公平的状况。通过对全国11个省区48所普通高中的调查，我们以在校学生父亲从事的职业、家庭经济状况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衡量普通高中在校生家庭的社会阶层构成情况。首先，如果将父亲的职业分为由高中级管理和技术人员组成的高阶层，由职员、个体从业者、私企雇员等组成的中阶层和由工人、农民、失业者组成的低阶层，把高中分为重点和非重点，那么，高阶层家庭中有61.9％的学生在重点高中，38.1％在非重点高中；中阶层家庭有54.3％的学生在重点高中，45.7％在非重点高中；低阶层家庭只有38.9％的学生在重点高中，其余在非重点高中。其次，如果将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分为大专以上和高中以下两等，那么城市重点中学中37.5％的学生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相对于这部分人群在城市人口当中的比例来说，这是非常高的，大专以下文化程度家庭的子女在城市重点高中占62.3％；在城市非重点高中，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8.6和81.3％，可见，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子女的高中教育机会获得有显著影响。另外，从家庭经济状况来看，来自当地中下水平家庭的学生在重点中学处于明显少数。可见，在经济地位、职业、受教育程度方面处于优势的家庭，在享用优质高中教育资源方面也存在明显优势。重点中学正在成为凝固和扩大阶层差距的重要机制，这与教育的使命和理想是背道而驰的。值得指出的是，在高等教育阶段，重点高校和一般高校学生家庭背景的构成情况，表现出与此一致的趋势，证明了普通高中教育机会的获得与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相关性。
获得普通高中入学机会的途径
在我国，获得高中教育机会的主要途径无疑是通过中考。但是我们知道，如今考试分数已经远不是决定能否获得高中教育的唯一指标。其他途径的出现，不同学生家庭运用这些手段的程度，凸显了当今对普通高中教育机会争夺中经济因素、社会关系的作用，成为人们关注教育公平问题的焦点。在高中录取过程中，大多数学生是通过考试进入高中的，但相当多的学生交纳了赞助费、择校费，或者是经过社会关系疏通。在被调查的48所高中中，约有1/5的学生通过交纳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城市重点高中的择校生比例最高，为25.2％，此外还有6.5％的学生动用了社会关系。尽管教育部对择校作出“三限”的严格规定，但调查显示各地通过交纳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的学生比例几乎都超过了10％，最高的达到了39.7％，在一些地区通过熟人关系进入高中的比例达到了10％。农民家庭的学生多数只能依靠考分上的优势上重点高中，占90.1％；优势地位的家庭可通过掌握的社会资本来弥补分数上的不足，私营企业主家庭34.7％通过交纳赞助费和择校费上重点高中，中高级管理人员家庭次之。上重点高中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奢求，而上重点大学更是一种奢求。
普通高中教育收费
普通高中阶段的收费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择校费或赞助费、学习费用。对于前者来说，经调查，各地高中交纳择校费和赞助费的比例大大高于10％，实际上择校费和赞助费可以分为很多档次，根据考试分数和录取分数线的差距确定缴费数额，数量较少的很容易被模糊掉。如2003年某市某重点高中“自费”生的比例占当年录取人数的40％。缴费金额从1200—9000元/年不等。2003年中部地区某城市规定，“限人数”的具体比例为：省级重点学校不超过当年招生总数的50％，市级重点学校不超过30％；限钱数的标准为：省级重点不超过8000元，市级重点不超过6000元，在新生录取时一次性收取。2004年，很多地区提高了择校费允许的上限，让许多家庭望而却步。学习费用方面，我们发现城市高中和农村高中的学习费用相差不大，然而不同阶层的家庭对于孩子在高中学习的经济压力感受不同。普通中学的家长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农村普通中学，认为经济上有困难的占60.8％，有12.1％的学生认为非常困难。弱势家庭子女上高中的经济困难更大，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有退学倾向的明显高于其他阶层。由于高收费而造成的高中教育机会不公平，也直接影响到弱势家庭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突破“瓶颈”，走向公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普通高中教育不公平造成的。教育公平是贯穿整个教育体系的系统性问题。解决某一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不应该只从这一阶段本身出发，而应站在整体的战略高度，反思教育政策的系统性和公平性。
为解决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中央政府在地区平衡、贫困生资助、高考和录取制度的完善方面作出了不懈的探索和尝试；为促进高中阶段的教育公平，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三限”等一系列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收效甚微，高等教育的阶层差距不断扩大，高中阶段的择校现象也愈演愈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在上述讨论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疑问：为什么普通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教育会成为如此稀缺的资源，导致如此激烈的竞争？答案似乎很清楚：上大学、上重点大学是每个适龄青年的愿望，普通高中、重点高中是实现愿望的唯一通路。然而，这种激烈竞争局面的形成，绝不只是人们上大学的愿望造成的。我们还应看到，左右择校竞争的，有一只“看得见的手”，那就是全国统一的高考。人们竞争的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实际上是以高考的分数来标定的，高考成绩是判定一所高中教育质量的唯一尺度。当所有的目光都盯紧“一考定终身”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初中到高中阶段的所有选择和教学努力都指向高考，对学生、对家长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作为对照，我们可以列举一下国外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阶段也出现了择校现象，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公民对自己教育的选择权利应当受到重视，并出台了相应的法案。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我国这样的“择校热”，其原因在于，他们选择学校的标准是多元的。例如，家长会把学校提供哪种特色课程作为择校的重要指标，有的家长愿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就会选择提供实践方面特色课程的学校；有的家长希望学生发挥体育专长，就选择体育方面有特色的普通学校。那么他们上大学的愿望如何实现？在这些国家没有全国统一的高考，录取学生的标准掌握在高等学校自己手里。学生在高中阶段学习上或社会活动上有所专长，在申请大学入学资格时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相比来说我们的大学录取标准过于简单划一了。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改革高考制度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多元化的思路已经显现出来，但是力度还远远不够。因此，改革高考制度，促进大学录取标准多元化、赋予高等学校更大的权利，是从战略高度解决高中教育阶段教育不公平现象，从而促进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系统公平的出路之一。
英、美的经验还可以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这些国家的公立中学之间的差距很小，不同于我们的重点和非重点的划分。在绝大多数公立中学上学对于获得大学录取机会都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少数私立学校是贵族学校，不属于公共教育资源，一般民众也不会奢望。如果我们废除了重点学校制度，重新配置公共教育资源，自然可以减轻公立学校领域的竞争。但这从实践上来说是不可行的：重点学校的形成是长期的历史原因造成的，盲目重新调配优质资源必然会造成资源流失，使教育质量向薄弱校看齐。所以加强薄弱校建设似乎成为唯一的选择。值得指出的是，“优质学校”的形成不仅在于其传统、师资力量，而且在于政府给予的政策优惠带来的经济宽裕，在于能够吸引好的生源；而薄弱学校薄弱的不仅是师资、硬件条件，还在于其办学思想和特色。所以，取消重点学校的各种优惠政策、停止建设新的“示范校”、就近入学、给予薄弱校重点建设、鼓励这些学校办出特色，多管齐下地实施基础教育的均衡化，是促进高中教育机会均等乃至整个教育系统公平的出路之二。
要突破普通高中教育的“瓶颈”，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基础教育当作一种公共事业来办，努力消除弥漫其中的集团利益倾向、城市化倾向、精英化倾向；把教育当作一种促进社会公平、实现人类理想的重要途径。
“名校”：影响教育公平的一大因素
吴勇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有一句话被叹息了几千年，只见锦上添花，不见雪中送炭；由此见到了人心的不古，世态的炎凉。更有甚者，取之不足，补之有余。以这话来概括当今中国的教育资源分布和分配中的某些现象，还是有八成的道理。
邓小平先生在二十世纪末提出了著名的“三个面向”，在这之前党的教育方针就明确提出教育要面对全体国民。近年来，“国民教育”一词频频出现，甚至有教育专家提出，应在国民教育中引入高等教育的理念。小学与中学教育实质上就是最为基本的国民教育，国民无等级，在共和国的宪章里已法定，而名校以及等次不同的弱校的存在，不仅界定学生的等级，同时也界定了家庭的阶层，让小部分人赢在起跑线上，让绝大部分的人输在起跑线上。中国显然不是极少数人的，所以中国的伟大复兴就在起跑时，遭遇到了名校这个拦路虎。
关于普及阶段的名校问题，只要略为翻翻国家教育部的政策文件，就不难发现教育部态度的明确与坚决。对于高中教育，教育部也一再强调它的基础教育地位，它的公益性质，提倡高中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可分布在各大中小城市的中小学，名校之风还在劲吹。家长争相上缴“恐怖”的入校费，心甘情愿花巨资让孩子挤进名校，成了当今中国的独特风景。数量极少的名校与数量庞大的弱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差，人为地造成了校际之间的差距，它的直接影响就是同一天空下，不同国民教育权利的不公平，由此导致国民素质的整体不能提高。
对名校的热衷，是学校和社会共同推波助澜的结果，它的动因无不是发自于私利或小团体的利益。就社会方面，从中考和高考恢复以来，名校情节就被社会年年炒热并炒火。在学校方面，名校之下，紧跟而来的就是暴利，暴利之后更是重名，名利双收，共同促进，名校就这样被做出来了。
当然名校的形成，也与一部分人短视、病态地追求政绩观一脉相承。在他们头脑中，一块地方，一个城市，要建窗口，要设亮点，为这个则是可以在手段和方法上讲究灵活的；也许在他们看来，有了一个窗口，就会带来一幢大厦，有了一个亮点，就能引起一片燎原之火。
岂不知，在名校一枝独秀成名后，社会挨宰的时候也开始了。本世纪之初，某市的某中学，在其名重之时，该校的校长面对副市长之许，也不愿放弃校长之职，并对当地政府的一些领导让其子女进该校读书的批条居然推之不理，惹恼了一批人，于是有关部门派人查出该校校长在省城成都有二套私房。名校名重了，而且只此一家，不管是当官还是做老百姓，有子女就要读书，读书则名校情结就会作怪。子女要进名校，就得拿出钱，还得感恩戴德地交上。分明自己的子女在名校读书，也清楚地知道名校在乱收费，当官的职责也是监管这个，可他们既不敢作为，也不敢监管执法。现在的国民对教育问题的反映强烈，很多是由名校带来的。
名校的负面作用对教育公平性影响深刻并深远。从改革开放至今，名校已然存在了20多年，不能否认名校的极大贡献，但也不能无视，因为名校而弱化了同级同类众多学校的办学资源的现象。名校的成名，与众多普通学校的贡献和牺牲是分不开的，虽然这种贡献和牺牲不是主动的，当然也不是积极的。名校再好，但它只能满足极少数国民的求学要求，而且占用了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绝大多数国民在连基本教育资源都缺的学校里就读。以此而论之，就法，它违背了教育法中的公平原则，就政策，它偏离了党风与政风，就道德，它厚福而薄贫。至于以名校，固定的和即兴开发的一些巧立名目搜刮金钱的项目，更是败坏了社会风气。
不久之前，国家对宁波引进的一种植物进行了斩草除根的统一行动，原因是这种植物的落地，对周边生物圈原生植物的破坏性极大，它的存在将打破生物平衡；这与两年前国家有关部门对食人鱼的统一围剿一样。这两个物种，一个植物，一个动物，它们的共同点是对生物的平衡性起了破坏作用。今日名校的存在，类似于国家整体教育生态环境中的食人鱼和食人草，周边所有普通学校的“精气神”都有可能被这个练就了“吸星大法”的名校吸干，全体国民依法而公平地享有同等资源的教育权就难以实现，中国国民的素质就不能普遍提高，所以不要再对那种“以名校带动弱校”的理论心存幻想了。
教育部长周济说过，教育产业的特殊性、多重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不能简单地把办教育和办企业等同起来。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如果教育产业化，教育的某些重要功能势必受到削弱甚至忽视，另一方面，也为时下禁而不止的高收费、乱收费提供理论依据。周济特别说明，教育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历史使命，政府在发展教育事业上始终负有主要责任。办基础教育中的名校，其中就有教育产业化思想在作怪。现在，对所谓的名校应是一刀剪掉的时候了。
革了“重点”的命，问题就解决了吗？
朱永平
“重点”：众矢之的
近一个时期来，关于整治各种形式的“重点班级”，取消重点学校的小言论和大篇幅的批评文章高频率地见诸报端，在教育圈子内外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辩论。不少文章用上了诸如“炮轰”、“摧毁”、“打倒”等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词汇，对“重点学校”的称谓也喻之为“阻碍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毒瘤”，大有必先“革”其命而后快的意思。同时，现实操作层面上，不少地方的教育系统也纷纷开始了相应的动作。2004年，江苏全省在初中学段全部取消重点学校，而改以“示范初中”的评比，高中学段取消“国家级示范高中”、“省级重点”、“市级重点“称号后，将所有高中设定为从一星到五星共五种等次的“星级学校”，因此有人戏称上高中有“住酒店”的感觉；河南洛阳市从2004年秋季起全面取消任何形式的重点班、快慢班，统一代之以混合班，如果哪所学校违规，校长要撤职，教师当年不得晋升职称；就在今年3月底，河南省公布了首批57所示范性普通高中名单，同时取消了所有省重点中学称号，并为示范性高中立下了不许设重点班、快慢班，不得以重点学校名义高收费、严禁公布学生考试排名等11条新规。另外，从5月1日起，这些“示范性”中学还要肩负起支援一至两所薄弱高中共同发展的责任……而每一个地方对“重点学校”的改革尝试，又必定会引起大家对是否要革“重点”的命，如何“革命”问题的高度关注和热烈争鸣。
“重点”惹谁了？
对“重点学校”的非难与指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其一，“重点学校”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积极推进市场经济的今天，理应退出历史舞台了。“重点学校”产生于“文革”结束后，国家百业待兴，而教育的整体状况尚不能很好满足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求这一时代背景之下。197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决定在全国办一批重点中小学，以利于整合教育资源，尽快培养符合国家建设需要的精英人才。这一举措在当时确实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但“重点学校”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追求教育公平，提升全体国民素质的时代要求已经不再合拍，不能顺应新的时代潮流。
其二，“重点学校”是催生教育不公平的温床，本来就紧张的优质教育资源因为“重点学校”而离普通学校更加遥远。近年来，各地重点学校掀起了大修楼堂馆所的热潮，体育馆、游泳池、天文观测台、多功能厅、学术报告中心无不富丽堂皇，宽松的办学经费、高额的福利待遇吸引了大批优秀的教师，优秀的生源又奔着各位名师而来，由此形成让非重点学校羡慕不已却并不佩服的良性循环。而“重点学校”的发展又进一步挤占了非重点学校的生存空间，优秀教师跑人家那儿去了，好生源跑人家那儿去了。马太效应的不断凸现加剧了教育的各种不平等。
其三，“重点学校”是教育腐败，特别是教育乱收费的重要源头。因为“重点学校”是稀缺资源，而眼下家长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对孩子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能读上“重点学校”，家长们愿意使出浑身解数，有时甚至不惜任何代价。这使得“择校费”现象愈演愈烈，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其它相关部门，拿择校费提成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以至于中小学教育继2002年进入某权威媒体“年度最赚钱的十大行业排行榜”第九位后，2003年、2004年又连续两年再次“光荣”入榜，且名次还在不断前移。此外，“重点学校”的不少“条子生”、计划外招生，也成为有些政府官员权力寻租的又一种方式。
其四，“重点学校”只有分数高的同学可以进，分数差的被拦在门外，这实际上是一种唯分数论，而且容易给孩子过早定性，让部分属于“大器晚成”类型的学生失去了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
“重点”不能承受之重
不能否认，关于“重点学校”的上述四点指责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要把所有的教育不公现象和社会上的教育腐败现象都往“重点学校”身上推，无疑是非常不公正的，也是“重点学校”不能承受之重。试问：如果真的和有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取消“重点学校”，上述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重点学校”的产生确实有其历史的原因，和“文革”后教育战线上拨乱反正、加快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有很大的关系。但“重点学校”的产生其实更是由我国教育发展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邓小平同志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重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近30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虽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总体状况还是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在办着“大教育”。“普九”攻坚战在少部分地区还在继续，而已经实现“普九”的地区还存在反复和巩固的问题。而且虽然社会上人才的拥有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但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渴求人才，应该看到，目前相当多的行业内专业人才依旧十分匮乏，国家需要大量的拥有高知识结构的人才来担当建设祖国的重任。完全可以这样说，普及和提高在现阶段仍然是我国教育必须要依靠的两条腿。因此，要革“重点学校”的命还为时过早。
另外，从教育的本质上讲，虽然公共性和公益性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但现代经济学分类中教育应划归第三产业。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说，作为教育产业，教育部门和教育单位所提供的产品就是教育服务。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和特殊的投资品种，应该给予人们以选择的权利。“重点学校”因其悠久的办学文化、雄厚的师资力量、完备的教育设施等因素，能为社会提供相对优质的教育服务，能换来投资者要求的较高回报，满足了很多具备某些条件的社会人士的需求和愿望，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关于第二个责难，必须承认的是，“重点学校”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是客观事实，但其中的原因多多，最起码可以说出这么几条：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对教育的投入有着巨大的差异；就算是同一个地区，有些学校办学历史久远，享有盛名，政府和社会给予特殊的关照和支持也在情在理；在教育投入还不能完全保证每一所学校所需的情况下，选择几所学校重点扶持，以点带面，逐步推开，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学校的发展不可能齐步走、整齐划一，发展好的多一些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也是对这些学校的鼓励和褒扬……对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中国来说，这样办教育既从大的方面尊重了国情，从小的方面来说也合乎人情常理。同时还能刺激各学校依靠科学管理、民主治校发展壮大自身，来和他人竞争宝贵的教学资源，这对教育难道不是一个促进吗？可以说中国的绝大多数县市，基本上都有一所老百姓心中的名校——即使取消了“重点学校”的牌子，或者给它以“示范学校”、星级学校等新名头，老百姓仍然会认同它——大家都希望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只能在报考的学生中好中选优。对这样的学校增加些投资，集中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是改变地区形象，造福子孙的好事，老百姓能不拥护？对那些致力于教育改革，赢得百姓认可的新生“重点学校”来说，增加优良的资源配置，别人又能有什么话说？比如江苏泰州的杨思中学，地处农村，用三流的生源、三流的师资、三流的资源创造出了轰动全国的一流的教育业绩，这几年，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从资金、人力等各方面加大了对它的投入，让它的带动辐射能力更强，而且杨思中学也确实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将教育投入平均分配、搞大锅饭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只能将教育资源相对集中，从这个角度看，“取消重点学校”这种状况在短期内是不能改变的。
教育腐败，特别是以“择校费”为主的教育乱收费，早已成为过街老鼠，在每年各级“两会”上都会成为关注议论的焦点，似乎只要和它挂起钩来就是十恶不赦，非绞杀而后快。把教育乱收费的帽子扣在“重点学校”头上，其实真是有失偏颇。的确有不少“重点学校”借“重点”的牌子来敛财，但这只和学校领导的办学理念、奋斗目标、做事眼光有关，绝不因为是“重点”就如此行事，君不见“非重点”的各类学校照样顶风作案吗？关于择校费，早已不是“重点学校”的专利，随着社会对教育功能的重新认识，对子女教育的空前重视，整个教育行业都有成为社会稀缺资源的趋向，不单是“重点学校”，几乎所有学校的门槛都有提高的味道。但中小学校绝不像外界特别是某些媒体所说的，已经成为了“暴利行业”，相反绝大多数学校（包括“重点学校”在内）日子并不好过：办学经费紧缺，求爷爷告奶奶四处化缘办学的学校不在少数。可以这么说，教育乱收费的一大根源还在于我们亏欠教育的太多，当然我也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教育乱收费”，学校没有理由将办学的压力转嫁到家长和学生的头上。对教育乱收费现象，我做过认真的观察和细心的调查，结果并不像人们所理解的，是“重点学校”在冲锋陷阵。相反我看到不少重点学校因为考虑到学校声誉、未来发展等诸多因素，也因为日子本来就过得相对宽松些，在此方面小心翼翼，惟恐碰触高压线。
而第四点，说给孩子过早定性，我则有另外的意见。将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区别开来，这正是尊重了孩子的个性与技能的发展。何出此言？因为每个学生学习的能力和基础都是不相同的，绝大多数学生的差异在中小学阶段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实施分类教学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促使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取得进步和提高，又有利于教师在教学时较好地把握教学的难点重点和进度。这也能使每位同学都尽可能地各得其所，向着自己的最好发展方向前进。取消重点中学，甚至取消职业中学，让所有的孩子都在同一层次的学校中学习，就是对孩子的公平？不是的，对孩子而言，最大的公平是出于对孩子心灵的尊重，对孩子个性的尊重，对孩子发展的尊重。
要说应试教育唯分数论，如果棒子打在“重点学校”身上，那实在是太冤枉了。“重点学校”可以撤消，但假如说我们对教育、对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一日不改变，应试教育就很难真正改变；社会的用人机制和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一日不健全，学生的书包就一日不会减轻。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应试的根子不在是否有“重点学校”，既然如此，那么不管“重点学校”取消与否，都不可能对目前的应试教育状况有何改变，问题仍然不可能得到解决。
“重点学校”属于历史的产物，有它产生的那一天，也肯定有它消亡的那一天。但我以为“重点学校”绝不是改头换面为什么“示范学校“或什么“星级学校”就算大功告成了。谁都能看出来，这纯粹是换汤不换药的小儿科，某省就明文规定原来的“国家级示范高中”自动变更为四星级高中，原来的省重点自动变更为三星级高中，只不过要一年一审核。但到目前为止，几年过去了，还未见有学校被审核下来的。
其实，随着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均衡化发展目标的逐渐实现，还有现代信息技术在学校中的日益普及，远程教育的推广，各种外部办学环境的改善，“重点学校”自然会退出现有的舞台。只不过，现在来谈这个问题还稍稍早了些，“重点学校”的存在价值当下还要远大于它所带来的一些弊病，而且要解决教育中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想当然地认为革了“重点”的命就万事大吉，从此天下太平，无疑显得太幼稚了。看到有人因此就要“炮轰”、就要“摧毁”、就要“打倒”，动不动就起取消“重点学校”的念头，我就不自觉地想起那个关于洗澡水和小孩的著名寓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