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的城市化村民与政治极化
邓肯·麦卡戈
摘 要： 泰国目前正面临严重政治极化。与前首相他信有关的政党，凭借人口稠密的北部和东北部的注册选民支持，赢得自 2001年以来的所有选举。许多选民属于移民工人，在大曼谷地区工作半生，但始终保持流出地的合法居民身份注册。本文认为，如果能够通过获得首都城市居民身份，或者鼓励他们参与流出地的新兴小规模城市社区创建工作，减少这些“城市化村民”，泰国的政治极化能够减少。
关键字： 泰国；极化；城市；农村；选举
在前往素万那普国际机场期间，笔者步入一部刚刚下客的出租车前座，立即大声读出仪表板上，司机身份证记录的持有人泰国地址。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让司机知道笔者了解泰国，不要耍花招，但也出于好奇，一种一线调查工作者将所有偶遇转化成数据搜集机遇的职业习惯。“你来自黎逸府?”情况显示来自东北部省份黎逸府的出租车司机数量超过泰国其他地区。幸运的是，笔者能够扯点黎逸府的事，过去25年里笔者经常前往该地，了解那个区域，甚至认识点当地的政治人物。“你在曼谷开了多久的出租车？”“哦，27年。”他很可能马上要告诉笔者经济和政治局势多么糟糕，甚至可能出示红衫军的身份卡，表明他的亲他信观点。在泰国只呆了不到几分钟，就已经遇到第一位城市化村民。
介 绍
数百万泰国人的选民注册地并非其实际居住地。① 登记居住地下称“住所地”，实际居住地下称“居所地”——译者注。 因此，官方统计经常产生极度扭曲的泰国人口分布图。许多假定属于北部和东北部的居民实际上属于“城市化村民”，也就是流出地的选民，同时却长期在大曼谷或其他城市工作生活。
这类民众是否属于常态描述中的“贫农”？是又不是。他们缺乏经济安全，但他们通常拥有一点农地，但他们大部分从事服务业和工业。他们并非收入或财产意义上的穷人，但存在周期性的不安全感，因其主要收入来自临时工作或者非正式行业，如无法产生稳定收益的小型贩卖活动。这类人多数政治立场温和。他们期待安全的中产阶级生活模式。因此，他们期待现有的摩托车能够变成皮卡，并且具备负担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的费用。多数人除非已经获得财政安全，否则无意回归农村生活和自给自足型农业活动。
泰国的多样化城市化村民构成该国当前结构性矛盾的核心。笔者建议改革现有户籍注册制度。尽管该举措难以获得泰国主要政治集团的欢迎，但能够逐步减少政治和社会极化。
总之，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迅猛崛起与广泛发展，信息化已经成为了现实社会中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信息化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学校通过信息技术这一媒介可以迅速收集到许多与学校教学、管理相关的资讯内容，并通过采集、归纳、传送、分析等步骤，形成良性的循环，逐步完善学校的管理。
20世纪90年代关于泰国政治最重要的论断来自阿内克（Anek Laothamatas），其“两个民主故事”的表述，凸显两种政治状况的反差，一方面是以曼谷居民为主的城市居民更精致的政治观点；另一边是农村，当地的选举被恩惠制度，甚至公开的买票活动主宰。阿内克的论点暗示了一种分属两个阶层的选民等级状态。首先，城市选民被假定拥有比农村选民更好的教育，因此也能够做出信息基础更全面的政治判断。其次，阿内克原始观点中一种含蓄而非直率的层面暗示，城市选民的道德优于农村选民，因其政治选择的道德基础更强，不易受资金因素影响。阿内克的观点反应了当时社会因贿选产生的道德恐慌气氛。这是一种有大量实证证据佐证的局面，泰国大选中广泛存在买票和卖票现象。由此产生的顾虑直接导致泰国政府在1997年根据宪法规定创设新的选举委员会。
杰里米·华莱士认为，威权体制存在“扭曲状况的”情况，也就是操纵数据形成有利于政府的解释。就泰国的情况而言，基于错误户籍注册信息导致的人口统计数据漏洞百出的情况早已广为人知，但很少被当成问题。在一本聚焦其他国家的书籍中，华莱士认为，快速城市化给非民主制政权的生存造成危险，尤其是在涉及“诱导式集中”，也就是一个单一大型城市从广阔的区域吸引人口的情况下。他认为政权的生存取决于：
许多泰国人都曾经历城乡之间、今昔之间、乡愁与梦想之间的跨越带来的身份混淆问题。这种混淆某种程度上源于自我。人民故意选择保留居住地注册地身份。他们并未定居当地，且到访的次数日减。不过，他们的身份混乱也有国家政策的故意成分。这种政策允许数百万人居住、工作在居所地，甚至送孩子前往居所地学习，同时又制造障碍，阻挠他们实现在居所地的身份合法化。儿童无论身份注册信息，可以就读全国任何地方的公立学校（不过他们无权就读服务特定区域的精英学校）。此外，移民工人可以在任何公立医院获得价值30泰铢的医疗服务。工厂主通常拒绝工人在他们居所地宿舍建立合法的住所。居住在临时性或非正式住宅、工地或者贫民区的人口面临类似问题。移民工人，比如在南部受雇的东北部工人被贬称为“隐藏人口”（prachakorn faeng）。同时在理论上，曼谷都市当局敦促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建立首都家庭注册，而实践中，居住在宿舍和非正式房屋中的人口通常无法实施这项行为。由于证明一个人在某个实际并未居住的地点居住相对容易（村庄的头人肯定已经认识你的家庭几十年），因此存在维持虚假居住地注册地位的强大动力。曼谷早已是首要城市，吞噬巨量的国家资源。如果政府完全承认这个都市是一个巨大的人口磁铁，首都就有权在既有基础上获得更多资源。假装各省拥有高于实际数量的人口就是一种减少现有预算和资源失衡的窍门，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契约。
泰国的极化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源于郊区与城市的对抗。他信成功动员农村地区挑战城市的主导地位，创造分裂的条件。实际上，在走向2014年5月22日军事政变的过程中，北部和东北部到处出现威胁脱离泰国的标语。而在此前的3年里，超过20,000个村庄曾举行红衫村宣誓仪式，保证效忠他信及其党派。红衫军运动是一个旨在支持他信及其政党的草根运动，可以创造借以对抗亲保皇党的保守派黄衫军运动。作为一个地方组织的松散联盟，红衫军在全国层面有“反独裁民主团结阵线”（the United Front for Democracy against Dictatorship）协调。此前红衫军曾以在曼谷举行大规模集会著称。但这种新的战术，一种高度公开的分裂领土方法，对泰国而言是一种危险的前景，即全国近1/4的村庄宣布属于红衫村。尽管2010年政府暴力镇压红衫军抗议，并且从曼谷市中心的的拉差帕宋商业区驱赶他信支持者，但至2014年，农村已经包围且威胁城市。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城市中产阶级选民已经没有机会看到一个反映其偏好的民选政府。
更重要的是，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城市化村民不仅无意成为农民，许多人也无意让子女成为农民。农业是一种低级工作。我们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更喜欢市镇或者城市的室内工作。这种工作不仅令人心情愉快，也带来社会、财务和教育的上升前景。在听惯别人使唤以后，他们也期待发号施令。
选取我院2017年7月～2018年7月收治的PPD患者66例，纳入标准：①产后女性；②产后有悲伤、抑郁、沮丧、烦躁等症状；③产后有抑郁症状或心理，渴望得到治疗。其年龄19～44岁，平均32.2岁，病程5～15 d，所有患者及家属均对本次研究知晓，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各33例，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不明显，具有可比性。
泰国的城市化村民在区域内到处都有同类。比如，对柬埔寨反对党“全国拯救党”（Combodian National Rescue Party，简称CNRP）在2013年大选中的支持率暴增，就源于来自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移民工人，他们大量从金边返乡投票，同时敦促亲友投票反对执政党。但没有一个主要政党在那场选举中真正理解选举的性质变化。无论是反对党全国拯救党还是洪森的柬埔寨人民党，对于选民的认识都已经过时。他们仍然以城市和农村划分选民，而非视其为中间状态人群。一旦农村注册选民对都市世界的了解增加，并且认识到他们的结构性边缘状态，他们就可能被表达其诉求的政治人物所动员。
我们的受访者在他们通常承担大量债务，忙于应付债务到期，从事路边摊或移动摊位等小生意的意义上属于穷人。但在他们的收入基本与工薪中产阶级最底层收入相等的意义上，他们不属于穷人，有时收入甚至更高。但他们的生计缺乏安全，很容易由于疾病或者其他逆境生活偏离常轨。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者许多人的家庭成员在老家的社区拥有小块土地，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属于农民。部分人在被问及职业时，甚至自我界定为农民。但他们也不是农民，因为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务农。在一年的多数时间里，多数人并不从事，或者很少从事农业。多数城市村民已经无法回归在农忙时节返乡的早期生活模式。许多人成为学者所说的“农业企业家”。他们雇佣其他村民或者缅甸、柬埔寨或老挝籍移民劳工前往其所有土地上从事播种或者收割工作。国际移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Migration）估计，泰国境内至少有400万外国移民劳工。过去，移民每年将返回本乡数周照看谷物，但现在城市里的工作和家务意味着他们这样的举措日益减少。尽管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们经常谈到城市人口减少，但在那场经济衰退中，返乡移民也很少长期逗留。
笔者以前的一些学生曾经做点周末农事。在距离曼谷1小时车程的小型农户种植有机作物。这些小型游击生产无法自负盈亏，他们只是另一种城市化农村的形式。不过，通过这些转行为周末农夫的城市居民提供的视角，观察农村可能导致城里人就农村生活产生不现实的期待。兴趣型农业迥异于通过一小块土地赚取体面生活的收入型农业。
人们目前还无法认识泰国当前政治的极化性质，更不用说还包括其他一大堆问题，包括：国家致力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不正视一个失败的户籍注册体制，这些问题就无法得到认识。目前的制度始于1956年，规定每户拥有一份内政部文件，列举所有居民。身份证及其他官方文件的发放全部以户籍注册文件为依据。户籍注册也决定选举注册和军队征兵。泰国麻烦的核心是一个中央挑战：大批人口，可能达到2000万人（以估计的现有6800万人口为分母）并没有住在他们正式注册的户籍地。其身份证显示他们位于外省，通常，当然也不全是，位于人口稠密的东北部农村或者相对稀疏的北部。但实际上，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度过，主要是共同构成大曼谷区首都及北榄府、那空帕农、暖武里、巴吞他尼、龙仔厝5个毗邻府。不同于邻国缅甸或者越南，这些工人无需向当局注册移民身份。由于这种正式注册地和实际居所的区别，大量根据人口数量进行的官方统计沦为废纸，由此进行的预算分配也基于误导性假设。同时，这也意味着泰国农村选区以城市为代价，存在被过度代表的情况。此外，由于优质服务，如学校和议员以及雇佣机会高度集中在曼谷和周边地区，这种省的过度代表情况导致严重不公。
目前在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选择中，利用自身积累的自有资金占比48.40%，通过银行贷款筹资占比38.89%，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融资仅占2.39%，其他方式不足13%。不论企业处于哪个阶段，仍然非常依赖于自有资金、银行贷款。
混合问题
笔者聚焦那些被笔者和那勒蒙·塔春蓬（Naruemon Thabchumpon）称为“城市化村民”的泰国人。我们的研究始于我们深入理解前总理他信支持者的企图，他们参与红衫军运动并加入2010年反阿披实政府的集会。军方最后暴力镇压了集会。我们对2010年抗议参与者的采访和调查显示，国际及泰国国内评论员把红衫军抗议者称为“贫苦农民”的做法既有趣，又造成误导。这个群体的确是贫苦农民，但悖论在于，他们属于既不穷，也不是农民的贫苦农民。
在开展思政实践课的过程中，如何挖掘和传承高年级学生中的优秀品质，并做好老生带新生工作，一直是国内各高校领导和思政教师的夙愿。不少高校为此专门开设了思政实践课，并组织思政课教师和相关学工系统负责人开展专题讨论会，探讨如何开展以老带新的具体工作形式和办法。可见各高校对实施朋辈导师制的重视。
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一个基本论据：被过分夸大的泰国城乡差异并不存在。或者更精确地说，它并非以通常被介绍和想象的方式存在。实际存在的是各种城市与郊区的模糊区别以及一种在两种领域之间运作的混合型群体。目前泰国政治中标志性的动荡并不反映城市与农村的冲突。而是一种数量具有决定性的泰国选民的不稳定身份所致。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既不是民主化，也不是稳定农村，而是承认和稳定那些城乡二元人口的实际身份存在。
前总理他信（2001-2006）及其政党成功吸引这些城市化村民的持续支持。亲他信政党展现受压迫者代言人的形象。挑战首都和既得利益集团表现出的世袭主义、家长式作风和傲慢的自负情绪。他信的政策，比如30泰铢健康计划（允许民众在医院以约1美元的价格治疗任何疾病）、农民债务免除以及推动地方层面小型企业发展的农村发展基金，都有向普通民众直接转移利益的作用。通过这类政策，以及通过对曼谷傲慢态度的口头攻击，亲他信政党得以在一个完整10年的连续几次选举中锁定城市村民的选票。
尽管城市化村民观点聚焦向曼谷流动的农民（城市的农村化），但笔者的观点的第二个层面关注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在进入此前没有到访过的泰国市镇时，笔者经常有类似感受，离开高速公路，跟随标明市区在10公里以外的标志。但在行进几公里以后，又发现交通趋于拥堵，建筑逐渐密集。笔者进入了看起来类似市镇的区域，而实际上距离标志进入市区（tesaban）的巨型拱门，还有5公里。那些表面上主宰农村里的人口实际上处于市镇环境内。他们没有移民到市镇，但市镇环境走向他们。
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建了一种新的地方政府体制。可以假定这是一种去中央集权化，表现为选举制的次区域行政组织（sub-district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简称SAO）。次区域行政组织只是小事。有当选官员管理一个框架性幕僚组织，工作地点位于学校的空闲教室（在一个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国家，很容易寻找），或者其他低使用率的本地设施内。20年以来，次区域行政组织开始彼此竞争，兴建精巧的建筑，获取官方车队。2008-2012年，627个次区域行政组织升级成为都市分区（Thesaban Tambon），这是一种市级次区域，由迷你市长领衔，目前已达到2000多个。泰国内政部曾经提交法案，以覆盖剩余的所有次区域行政组织。所有泰国人也许很快都会居住在市镇，至少在纸面上。
泰国官方对于农村的观点因此极为暧昧。一方面，农民欢欣鼓舞，由此产生的数据夸大农业雇佣在泰国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保皇党思考一种稳定农民的“充足经济”，认为与土地的深刻个人联系，是一种爱国忠诚的形式，也有助于拒绝城市的消费主义价值观。重要保皇党改革者普拉瓦设·瓦西（Prawase Wasi）曾建议，维生型农业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替代生活方式。阿披实主义者创建的，由普拉瓦设任主席的“全国改革大会”（the National Reform Assembly）呼吁给农业家庭分配5-6公顷（合2英亩）土地用于上述目标。这种稳定措施效果复杂，暗示农业是一种更具泰国本质，具有道德优势的生活方式。尽管小型农业值得称道，但农村居民很难接受这种父权式的理念灌输，以了解自身的处境。
1.3 标本采集与处理 充分暴露宫颈阴道部，用棉球轻轻蘸去过多的黏液；用HPV取样器尖端置入子宫颈口，顺时针方向旋转至少6-8周，以保证收集足够量的宫颈管内脱落细胞；取样后将取样器立即放入HPV保存瓶中，室温保存待检。
隧洞混凝土由混凝土拌和系统拌制混凝土，混凝土由混凝土罐车运输，混凝土泵输送混凝土入仓，分层铺料。侧墙顶拱采用边挂模板边浇筑。底板混凝土浇筑直接入仓，软轴振捣器振捣，人工找平收面。
政治意义
1997年改革以后，买票现象尚存，但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下降。公共讨论转向聚焦于假定的农村居民道德和教育水平低下问题，据说这是他们容易受到亲前总理他信的政党和候选人诱惑的原因。出身警官的他信后来成为电信业大亨，最终成为保皇党精英和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的公敌。但是任何经常与东北部或者南部居民交谈的人很快都会意识到，来自当地各省的民众比曼谷居民更了解政治，而且政治参与度更高。曼谷人认为的中心最了解的观点是一种对事实的曲解。在2016年宪法全民公决投票中，首都的参与率在泰国77个府中处于第二低位。
因此，买票问题也妨碍了人们观察泰国政治中更为宏观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多数政府属于包含各种精英利益的多党联盟，选民的选择对国家的政治方向影响不大。典型案例如1995年，一次激烈的竞选带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7党联盟政府，总理班汉西巴阿差（又名马德祥）是一位几乎无人期待其成为总理的权力掮客。其政府仅执政一年就被另一个多党联盟取代，后者的领导人也是一位容易被遗忘的政客差瓦立永差裕，任期也是一年。买票和选举欺诈只是一种制度性副产品，而制度本身的问题是，民望对选举的影响不大。
……城市集中，也就是一国大型城市居民的比例。也可以完全从首都城市的角度思考都市集中化的政治意义。
在回顾包括许多非洲国家的数据表以后，华莱士进而认为，过度都市化是一个“浮士德协议”。它能够在短期内推动一个政权的发展，但是最终结果是动摇其政治体系的稳定性。他还认为，不稳定性的出现可能无需任何暴动或者动荡性局势实际出现。只是对这种局势的期待就足以造成动荡并威胁政权的生存。大量农民涌入一个主要城市就是一种都市未来出现爆炸性局势的诱因。
这些警示性的看法是否能够回溯适用于泰国，一个直到最近还被视为雏形民主制的国家，但同时也拥有突出的现代社会动荡史。1932年以来，泰国拥有军事政变和新宪法指定数量的记录。同时，在过去的20多年里，很少有几个国家经历如此数量的街头抗议，包括几次暴力事件。大量无管控移民进入泰国首都是否能够部分解释这种动荡的起因？
根据调查数据，曼谷在2010年拥有830万人口。如果加上5个周边府，大曼谷区域在2010年共有普查内人口1460万人。虽然根据民众实际居住地获得普查数据比户籍登记数据更准确，但这项数据还是忽略了许多长期移民人口，更不用说还有非泰国公民。可以假定，大曼谷区域2017年的实际人口接近1800万人，还可能更多。假设如此，这个数据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 1/4-1/3。这种程度的都市人口集中不只是其他问题的症候，也可以部分解释政治动荡。
部分政权试图通过执行移民限制、管制机制来阻止农村居民转入城市。比如越南的户口登记制度，虽然运作不畅，但是胡志明市至少有36%的人口，河内至少有14%的人口只有临时居民身份，相当于560万人，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俗话说，树高千尺不忘根，创业致富不忘本。涂桑田稻田养虾成功后，被村党支部和村民兵评为“稻虾共作”致富标兵和产业脱贫致富明星。为了使乡邻共同养殖致富，他把自己的养虾技术和经验传授给乡邻。得知涂新旺、涂万田、陈新友等17户贫困户致富无门路，涂桑田就积极联系机械设备帮助他们对稻田养虾的低洼田进行改造，达到沟、渠、路配套。同时，涂桑田以自家农场为培训基地，组织贫困养虾户免费到基地参观学习。在育秧插秧和投放虾苗季节，涂桑田亲自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全镇已有20多户贫困户开始稻田养虾，与桑田家庭农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在笔者自己的老家英国利兹，当地曾在 19世纪经历惊人的人口增长，从 1801年的53,000人增加到1901年的429,000人。邻近城市布雷德福特，笔者父亲的出生地经历更戏剧性的转型，从1800年的1300居民增加至1851年的100,000人。19世纪英国城市人口的快速扩展导致巨大的政治动荡。1817年曼彻斯特发生彼得卢屠杀，骑兵冲击示威者并杀死15人，这就成为政治体制改革分歧年代的一个爆炸点。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曼彻斯特成为当时可能导致革命的极端主义的焦点。但是进入欧洲迅速工业化城市的移民很快失去与农村的联系。英国移民拥有土地的人数很少，18世纪的圈地运动已经消灭了大部分小土地权益。土地持有制度的变化创造了工业劳动力，他们刺激英国的经济转型，并在仅仅几十年里导致小市镇成为大城市。随着时间的流逝，移入不列颠工业市镇的农民和村民彻底城市化。至1867年改革法案颁布为止，他们已经取得了城市居民选民的新身份。尽管迅速切断与农村的关系，返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村民融入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进程持续了数十年。
就泰国的情况而言，曼谷的吸引力始终面临农村诱惑力的抵消。村民无意切断与出生地的关系。即便在他们已经不再从事任何农业工作以后，他们的家庭仍然继续持有土地，通常拥有几奈（Rai）的稻田。这种情况加上乡愁，部分解释了大量泰国人自我定义为“农民”的原因。2015年，农民占泰国总人口中的32%，而邻国马来西亚只有12%。
但是也存在推动因素，城市化村民发现自己被城市拒绝和嘲笑，尽管城市迫切需要他们的劳动力。东北部居民在前往泰国中部工作时，经历了歧视，在中部，他们的老挝口音成为被嘲笑的原因。许多伊山族人（Isan）努力工作，掩饰其出身并避免使用土语，试图借此过度成为泰族。他们的社会经济身份与次民族身份密切关联，作为边缘化的民众，文化和语言在泰族文化面前低人一等。东北部历来是政治抵抗权利中心文化的区域，尽管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趋于沉默。许多人无论在出生地还是在泰国的都市区域都无法获得发展机遇，前一地区缺少经济机遇，后一地区竞争激烈。一个对进入都市的武里喃府农村社区移民的研究显示，虽然 84%的人能够增加收入，但工时延长、居住条件恶化。一份2012年的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虽然移民能够通过前往大曼谷工作增加收入，但由于教育水平低，只能从事非技术性劳动。因此，人口流动对于减少不平等和相对贫穷，影响微弱。换言之，对多数城市化村民而言，移民并非增进社会流动性的方式，2010年，接受调查的北部移民中，仅2%的人在大曼谷区每天收入20美元。这个数字可以确保他们成为亚洲开发银行所说的新亚洲中产阶级。近70%的人日薪不足300泰族，约合8美元。20%的人收入低于206泰族的最低日薪水平。近70%的人没有成文劳动合同，意味着他们的雇佣方式随机也不稳定。因此融入城市居民的现实并未导致城市化村民认可大城市的政治观点，相反，他们继续认可农村的起源。
笔者在批评阿内克观点时（1996年）认为，泰国不是拥有2个，而是至少3个“民主”，或者说主要选民群体。就这3个领域而言，混合性的城市化村民可以说比城市居民和全年性外省居民两个相对稳定的领域更重要。因为这个大型的混合选民群至少从 2001年开始决定泰国的大选结果。亲他信政党争取城市化村民的能力确保他们赢得2001年、2005年、2007年和2011年选举，此外还成功抵制2006年及后来取消的2014年选举。多数城市化村民返乡投票。其他人则利用允许他们在正式选举前一周缺席投票的选举规则。在2014年大选中，约有200万这类村民注册成为提前选民。无论他们在曼谷还是本乡投票，他们都选择外省而非首都候选人。尽管面对选举障碍，移民工人主要来源地的东北各省仍然出现高投票率。同时，移民工人通常投票给居住地省份的政党。2006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和2013-2014年等几个转折点，曼谷都出现大规模街头游行示威，部分游行持续长达几周甚至数月。政治极化以及党派斗争的水平显然由于大量城市流动人口的出现而恶化。
在2006-2007年、2014-2015年和2015-2016年的3次宪法起草进程中，泰国的保守派精英都试图阻止选举政治人物的权力。尽管以反腐、推动改革以及恢复国家团结和幸福的语言作为包装，但保守派精英的真正目标旨在全面遏制当选官员的合法性与权威。技术安排主要呈现为修改选举制度、以委任制参议员取代选举制人选等机制，但都没能解决国家政治极化的根源。
筛查出30例行为异常儿童。行为异常组儿童和对照组儿童年龄及性别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如果说政治极化的部分原因在于数百万泰国公民处于法律地位与身份的待定状态，农村与城市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紧张关系中，那么出路之一就在于减少城市化村民。鉴于城市化村民的数量并未通过社会上升流动减少的事实，任何减少措施不能单纯依赖市场力量。国家应当从两方面介入：增加规范，正式承认现状。增加管制意味着限制移民进入城市的权利同时制定规则，比如只允许儿童就读住所地学校，从而增加移民的难度。然而，执行政治压制措施对泰国并不现实。换言之，彻底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在统计机构的引导下，根据实际居所登记民众的户口，进而建立他们的投票权。
材料专业的研究生必然面临巨大的实验室工作量,因而很多学生都会存在专业课程学习与具体科研实践工作的双重压力,二者在时间和精力分配上好像是矛盾的,但是又都需要努力做好。考虑到这一问题,在“纳米材料”的教学模式上,着重增加学生的科研实践内容,着重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同时在最后的考核上,让每位学生结合课堂教学的内容和自己的课题,完成最后课程的期末论文。教师应尽最大的努力,将课堂教学和学生的科研课题相结合,一方面,解决了学生上课和科研工作时间分配的困难,另一方面,通过课程讲授,帮助学生开展课题研究。
不过目前难以获得改变现状的支持，这并不奇怪，因为位于首都的官僚通常普遍同情民主党以及既得利益现状，对他们而言，根据城市化村民的实际工作地和居住地登记选民就像一个噩梦。曼谷将在一夜间被新选民淹没，而且可能都偏好亲他信政党。他们将不再集中于大都会的东区，并具有接近郊区选举的特色。不过，也不要指望亲他信或者其他区域为基础的政治人物支持改变登记地点的倡议。他们担心由此减少外省可能支持他们的选票。在这方面，泰国的情况相对于日本和马来西亚，既有共性又有区别。泰国执政党长期得益于农村分配错误的局势。同时，重新安排外省居民进入城市区域也意味着，制定新制度以后进行的首次统计产生更精确的人口数字，继而外省预算份额锐减。至少在短期内，泰国国内各种竞争性的权力网络由于调整城市化村民的地位受损。简言之，一种旧有的、泰国国家无视数百万移民工人的社会契约，将被承认城市化村民地位的新社会契约所取代。后者将要求城市化村民在竞合性的都市和农村身份之间做出选择。
处理这类问题需要长远思维。城市化村民势不可挡的增长是对泰国社会经济寻求的短期解决方案，为大曼谷区域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来源，也增加了农村来源家庭的收入。但就长期而言，如此大规模持续暂时性移民未能减少分配不公，或者改善社会流动性。更糟糕的是，局面反而激化无处不在的政治动荡与两极分化。如果曼谷的城市化村民得到鼓励，成为正式的曼谷市民，定居曼谷并在当地投票，他们将为自己获得一个更为稳定、安全的未来投资。对那些来自泰国农村的城市化村民来说，获得中产阶级都市生活的道路应当更开放、明朗。
当然，鉴于许多外省社区可能得到政府政策支持下的不断城市化，部分城市化村民最终将偏向选择返回农村。一种可行的有趣路径也许在于开明地建立更多都市分区，创建拥有充足自治权的、活跃的文化与经济枢纽。地方选举外省省长能够管理新的小型都市网络。简言之，城市化村民应该获得各种激励，选择更具可持续性的都市或者农村生活方式：或者成为大曼谷的法定居民，获得更稳定、安全的生活；或者在所属的外省本乡社区获得具有城市生活积极特征的，更富足的生活。泰国的政治未来只能依靠创造这些真诚的替代路径。
（原载《批判性亚洲研究》2017年第3期）
近些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繁出现，给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研究发现，微生物广泛存在于传统发酵食品与现代新型发酵产品当中，已发生过多起微生物污染事件。因此，就需要积极运用先进的检测技术，严格检验检测食品微生物，保证食品安全。
随 缘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