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社会内部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德华论文,英格兰论文,时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06）01—0104—03
爱德华一世在其统治时期（1272—1307年）四面出击，两地作战，战争规模英格兰前所未有。在频繁的战争中英格兰统治空间不断拓展，它不仅包括自然空间即疆域的拓展，还包括社会空间即英格兰封建文明各组成要素间的重新整合。这两种维度的拓展是相辅相成的，自然空间的拓展以社会本身的发展为基础，反过来，它又促进了社会空间内部的深度拓展。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英格兰社会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制度等方面经历了深刻的变革，J.W.汤普逊对13世纪西欧的评论同样适用于这一时期的英格兰：“十三世纪……在精神上和实践上是中世纪的，同时也是近代的，因为它既保存了过去，也开拓着未来”[1](pp.388—389)。
一
频繁的战争推动全国性税收体制的确立，税收取代封建贡赋成为王室收入的主要来源，英王可以调度全民的财富为己所用。封建国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税由不可能到现实的转变首先确立在封建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而自12世纪以来频繁的战事对税收观念及实践的刺激，特别是爱德华一世时期的战争导致的民族认同，最终使国王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成为可能。
中世纪早期英国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王室占有的封建地产，“从理论上说，一个封建国王无权向其臣民征收普通税。”[2](p.64) 当时人们认为：“赋税，尤其是为战争而征收的赋税，是强加于他们的最沉重的负担。”[3](p.72) 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王室收入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体现为税收取代传统的封建贡赋成为王室岁入的主要来源。1129—1130年，“记录在案的岁收半数以上来自土地；大约1／3来自贵族和司法；只有大约13％来自税收”，而到了爱德华一世统治初年，“粗略地说，土地约占总收入的1／3；贵族与司法提供的收入不及总数的10％，而税收（包括关税）占了一半以上。”[4](p.159) 可见，在不到150年的时间里，王室收入的主要来源发生了巨大改变。
全国性的税收制度得以确立，国王可以调度全民的财富为自己所用，王国观念深入民心。英国全国性关税的征收始于1266年。在此之前，关税由地方领主、城镇官员按古代的方式和习惯征收，这显然不能增加王室的收入。1266年的关税是时任王子的爱德华在其父王亨利三世授意下征收的，由于对所有进出口的商品全部征税而引起广泛的反对。1275年，在对威尔士的战争前夕，爱德华一世开始在伦敦及其他13个港口征收一种更合理的、只对出口的羊毛、羊皮和皮革等征收的贸易关税，“规定每袋羊毛（364磅）出口关税为6先令8便士，每12打兽皮征收13先令4便士，每磅铅或锡征收3便士”[5](p.192)。关税的主要征收者是在爱德华一世控制下的意大利商人。之后，贸易关税的征收“作为一种制度直到16世纪才消失，它开启了英国经济史的新篇章。”[6](p.629) 对威尔士战争的巨大军费开支迫使爱德华一世开启了向英国境内的教士征收什一税的制度。1280年，坎特伯雷、约克两教区同意将3年的什一税上缴[7](p.118)，而在此之前，只有教皇可对其下辖的各地教会征税。“国王向教会征税的频率基本上是与向俗界征税的频率同步，几乎在每次召开议会、向俗界提出征税要求的同时，国王也都向坎特伯雷和约克教省的教职会议提出征税要求。”[8](p.185) 对教士征税可以说是英国教会脱离教皇管辖，走向民族国家宗教的开始。另外，约翰王时开始征收的动产税，在1290年，“虽然仍不定期，已变得可接受和熟悉了。”[9](p.27)
至此，一种稳定的税收体制在英国基本确立。随着13世纪后半期进出口贸易的兴盛，关税及不定期向市民、教士征收的动产税和什一税成为王室稳定的收入来源。税收体制的确立及税收取代封建贡赋成为王室收入的主要来源，显示出以封土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在经济基础上的瓦解。这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王权加强并对此加以利用的结果。稳定的税收来源成为爱德华一世与意大利商人间信贷关系的担保，从而为他发动战争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急需现金。
二
战争极大地推动英国军事体制由封建骑士军役制向契约制的变革，同时使用弓箭的步兵开始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为14世纪步兵取代重装骑兵的军事革命奠定基础。
诺曼底征服后，英格兰的封建军事制度是确立在封土制基础上的封建骑士军役制。作为最高封建领主，英王是王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履行着一个君主保国为民、开疆拓土的天然职责[10](p.352)。封建骑士一年当中有40天响应国王号召履行兵役，所需马匹、随从、盔甲武器和粮食等一切费用皆出自国王或上级封主封赐给他的土地。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地由于层层分封、继承、买卖等原因越来越碎化，骑士服兵役的负担越来越沉重，逃避军役现象开始出现。“到约翰王时，王能征召到大陆服役的骑士仅在300到400名之间。”[10](p.345) 与此同时，以开疆拓土为目的的封建战争日趋频繁。封建骑士兵役制越来越不能满足国王的军事需求，短期服役日益成为打赢一场战争的障碍。英国国王开始寻求新的兵源，一般认为，“拿雇佣费和工资的契约军和侍从至少早在1100年便有了”[4](p.122)，即亨利一世统治时期，开始向不愿服役的封臣征收盾牌钱雇人服役。及至亨利二世时，“以金代役”法普遍推行，雇佣军已成定制。然而，由于雇佣军费用全由王室承担，在王室尚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财政还不宽裕的情况下，爱德华一世之前的国王尚不能也不愿让雇佣军取代封建骑士兵役制。
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是封建骑士兵役制与雇佣军并存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时期雇佣军在战争中的实践，则进一步加速了封建军队向契约军队的彻底转变。史学界一般认为14世纪初这一转变已经实现。温思顿·丘吉尔认为：“在爱德华一世进行的威尔士战争期间，英国的军事制度由撒克逊时代和整个封建时代的短期服役制转变为长期雇佣制”[11](p.268)。不过，他又认为，这两种制度在当时仍并存，可见军事制度由封建向契约制的转变是一个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晚至1330年每个为国王作战的人都领受工资了。”[2](p.64)
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的雇佣军主要是来自威尔士和大陆的骑士、步兵和弓箭手。1276—1277年对威尔士的战争中，雇佣斧手100名，铲除行军途中的树木； 雇佣步兵大约15000名，大多数弓箭手来自威尔士边界地区[12](p.44)。1282—1283年的战争中由内府骑士和贵族侍从组成的三支正规军队，每支军队都配有大约3000—4000名步兵。另外，还有来自加斯科涅的大约15000名弓箭手[12](p.48)。在1298年对苏格兰的福尔科克一役中，步兵几乎全部来自威尔士及威尔士边界地区，其中有10500名弓箭手[6](p.689)。大弓（Long Bow）原是威尔士人使用的武器，英格兰人学会了这一技术，在爱德华一世对威尔士、苏格兰的战争中初步应用，并显现了巨大威力。大弓的应用最终导致14世纪欧洲冷兵器时代的一次军事革命，即步兵革命[13](p.61，p.53)。“在那应用铠甲的时代，步兵第一次得到了能够穿透盔甲的武器。”[11](p.270) 到爱德华二世时期，“由训练有素的弓箭手使用这种大弓，使战场上增加了大陆国家所没有的一种辅助士兵。在英格兰军队中，盔甲骑士和大弓箭手的作用可以等量齐观。”[11](p.298)
无论是领受工资的骑兵，还是大量步兵的应用，弓箭手巨大威力的发挥都离不开强大的经济支柱。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小旗骑士（Banneret）日薪4先令，而其他骑士依据其作战的盔甲和马匹的优劣，日薪由2先令到6便士不等。步兵日薪相对较少，但每天仍需2先令。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每3—6天付薪一次，以满足其日常之所需。”[7](p.175) 而这一时期军队的规模相对庞大， 通常参加一场战役的步兵约15000名，骑士约5000名。庞大的军费开支， 加上维持被占领区的统治所需的费用，若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是不能保障的。如前所述，全国性税收制度的确立及1272—1294年间与里恰尔迪信贷关系的维持，无疑是爱德华一世能驰骋疆场而无后顾之忧的重要原因。
三
议会由贵族会议向代议机构转变，并在14世纪中叶以后作为一种制度存在下来，奠定了近代以来，英国政治体制的基础。13世纪中期，议会是“一个特殊的时机”，而“不是指一个机构[14](p.205)”。它的召开及参加的人数都带有随意性，之所以称之为“时机”是因为“国王可以借这一时机收集信息，颁布法令，实施正义”[2](p.65)，而贵族们也可以借机向国王提出忠告。
爱德华一世统治的前20年颁布了一系列成文法，因而有“英国的查士丁尼”之称。所有成文法的颁布必须先经过议会的同意，从而开启了议会在立法领域的新职能。“自爱德华一世以后，未经国会批准君主不得发布新法令已成为既成事实”[15](p.115)，但这并不意味着议会与国王间权力的制衡或对立，在当时王权至上的观念仍深入人心。
“将国会由一个贵族会议改变为一个代议机构的，是其财政上的责任”，[14](p.205) 具体地说，是议会批准国王征税的权力。 议会制度的产生是国王与贵族围绕征税问题长期以来权利斗争的结果，而战争无疑赋予了议会批准征税的重要职能。12世纪以来，英国国王为获得征税权利与贵族展开了不断斗争。约翰王时期开始寻求一种高于封建领主的权威，即公共权威。他声称对王国的安全负责，要求臣民支持他保护共同的财产，这样国王个人的利益与权威就与整个王国的利益一致了[9](pp.7—9)。这一时期的教会法学家提出“需要超出法律之上”（necessity overrode the law），“这种需要并非缘于统治者，而是由于国家正面临的公共财产所受到的威胁，统治者可要求来自人民的支持。”[9](p.21—22) 但由于当时英国社会对国家利益和国王个人利益的界定尚不明确，此时所谓的国王是王国利益的代表只限于理论层面，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国王的征税请求经常被贵族否决。与此同时，1215年《大宪章》规定，不经大会议同意国王不能任意征税，1265年大贵族西门·德·孟福召开有骑士和市民参加的议会，“到1275年将国王基于王国利益的征税请求置于贵族裁决之下，已成为一种固定程序”[9](p.40)。
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征税请求得到了全民的同意，战争不再被视为国王谋求个人利益的产物，而是真正的对民族利益的捍卫。人民对征税态度的转变一个重要原因是爱德华一世对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激发了民族意识。以1276—1277年对威尔士的战争为例，爱德华一世对威尔士宣战，缘于卢埃林拒绝向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构成了对英国的挑战和威胁。包括国王在内的全体国民对战争正义性的认识是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1275年议会同意爱德华一世在每袋出口的羊毛上抽税的原因。历史学家波威克（Powick）则说：“1275年，在商人要求下对羊毛、羊皮、皮革收税，表明基于民族意识基础上商人与王室间契约性的相互理解的开始。”[6](p.628)
1295年，正值爱德华一世对苏格兰战争前夕，为号召国民对关乎国家利益的战争的支援，他召集了议会。1295年议会的意义在于树立了一个典范，“它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国会，即其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而非一些省份，而且在国会中，没有风行大陆的贵族、教士、市民三个等级的划分。”[15](p.114) 此后，议会以此为模式频繁召开，“斯特灵桥之役到百年战争爆发这段时间，英格兰议会的构成和角色基本确定。”[9](p.74) 虽然骑士和市民在议会中位卑言轻，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权力和地位逐渐增强，“1325年后，无平民代表即可召开议会的时代最终结束了”[16](p.52)，议会作为一种制度最终确立。
综上所述，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在不列颠群岛的全面扩张是13世纪英格兰封建文明在膨胀后的必然结果，也与爱德华一世个人的扩张野心和精明强干密不可分。扩张不仅给不列颠群岛的三个凯尔特地区带来不同的社会影响，也导致了英格兰封建社会内部各层面的深刻变革，就英国历史发展进程而言，扩张又具有深层次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中世纪鼎盛时期英国统治空间的新格局，为不列颠文明一体化及近代不列颠内部整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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