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1939年汉普顿的华盛顿之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盛顿论文,之行论文,普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1939年6月英美海军秘密举行的参谋会谈，是两国军方继1938年1月的海军参谋会谈之后的又一次重要接触，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美军事合作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本文详细地论述了这次会谈的背景、过程及对双方的影响。指出通过这次会谈，英国进一步把它的远东战略置于美加的军事援助之上；而美国则完成了其战略目标的重大转移，即把坚持了几十年的取向太平洋针对日本进攻的战略，转变为取向大西洋和太平洋针对德意日多个敌人进攻的联合战略。“彩虹计划”的最终制定便是这个转变的标志。
【关键词】英美合作 海军参谋会谈 彩虹计划 “先欧后亚”战略
1939年6月英国海军计划局官员、海军中校T·C·汉普顿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李海进行的有关两国海军在未来的反法西斯战争中采取联合行动的会谈，是继1938年1月英格索尔—菲利普斯会谈之后①，两国军方之间进行的又一次重要接触，是英美军事合作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本文拟对这次会谈的背景、过程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读者。
一
1938年是张伯伦政府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行动推行全面绥靖政策的一年。然而，当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张伯伦回到伦敦，得意地向欢迎他“凯旋”的人群宣告，他从德国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的时候，英国军方首脑却并没有感到那种如释重负的欢快。一年来欧洲和地中海形势的恶性发展，英日在华利益的尖锐冲突，德意日关于缔结三国同盟的谈判，以及英国军事力量的严重不足，迫使三军参谋长再次考虑英国是否有能力同时在欧洲、地中海和远东打一场三线战争问题。1938年10月，三军参谋长准备了一份关于一旦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与德国作战的情况下的形势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如果意大利站在德国方面参战，而日本也介入战争，英国就不可能在派出一支足够有力的舰队前往远东的同时，仍能在东地中海保持任何海军力量，这就意味着英国不再能控制地中海的海上交通线。②鉴于早在1937年12月，英国军方便把保卫地中海的交通要道免遭意大利的进攻放在了保卫帝国的远东利益之前，③上述文件的含意便十分明显，那就是，一旦发生英国在三条战线上作战的情况，英国不可能向远东派出如1938年1月英美两国海军之间达成的“会谈记录”中所规定的那样一支舰队。根据该“会谈记录”，两国军方曾商定，在上述情况发生时，“英国将要求进一步考虑可能产生的美国与英国舰队之间的直接战术合作问题。”如今，三线作战的阴影已隐约在现，英国需要重开两国的海军会谈，向美国通报英国的变化，以求得美国的军事援助。
此时的美国，也同样感到了两洋作战的威胁。尽管罗斯福总统对1938年欧洲形势的发展甚感担忧，但在慕尼黑会议之后，他还是和许多政府官员一样，因和平已经保住而怀有一种“大家都觉得松了一口气”的宽慰之感。④然而，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希特勒便于10月9日提出了一个新的军备计划，这不仅证明了欧洲的形势并未缓和，而且预示着美国的安全终将受到威胁，它使刚刚获得的解脱感顿然消失。10月11日罗斯福便宣布他将增加3亿美元以加强美国的军备。⑤接着，他要求军方制定一项旨在保卫美国本土和援助英法等国的大力扩充美国空军的计划。⑥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来自两洋的威胁，罗斯福和军方首脑都感到美国旧有的只针对日本的橙色战争计划已不适用。于是，罗斯福批准军方在一个小范围内对战争计划进行重新考虑，研究德国在意大利（或许还有西班牙）支持下采取军事行动，以及日本同时采取行动时对美国的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⑦根据这一精神，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于11月12日向它下属的联合计划委员会正式发出指示，要求该委员会“对一旦在(a)由一个或更多的法西斯国家侵犯门罗宣言的情况下，以及(b)同时日本打算扩大其在菲律宾的影响的情况下，对美国陆海军的不同的实际行动方针进行调查研究与评估”。该指示进一步说明：“这些研究与评估将基于下述设想：(a)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可能结成联盟；(b)这些法西斯国家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国家的行动都将获得其他国家的富有同情心的支持；(c)只要民主国家在西半球的领地不受干扰，他们就将保持中立。”⑧
计划人员们很快开始了工作。到1939年1月，他们得出了下述初步结论：第一，承认美国的敌人，即德、意、日结成盟国的现实可能性；第二，怀疑在美国受到它的敌人的攻击，而英国的贸易或领土却未受到影响之前，英国会对美国给以积极援助。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了解英国的态度，这是它制定新的战争计划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因此重开英美参谋会谈，同样提到了美国军方的议事日程。
1939年1月，美国驻英国的海军武官、海军上校拉塞尔·威尔逊在回国述职之前，向英国海军部非正式建议重开英格索尔—菲利普斯会谈，这个建议正合英国海军部的心意。⑩在会谈中英国人告诉威尔逊，尽管英国仍然暂时打算派一支舰队去远东，但在规模上将有所减少。(11)他们还明确表示，除非英国皇家海军能得到来自美国太平洋舰队大规模增援部队的支援，他们根本不打算在新加坡以北采取进攻行动。这就是说，两国海军应当准备在战术上进行合作。但是当威尔逊要求英方说明他们对两支海军战术合作计划是什么的时候，英国人的回答却混乱不清；而威尔逊也并未表示美国海军将承担任何义务。(12)尽管这次会谈拉开了下一次英美海军参谋会谈的序幕，但正式会谈的到来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二
鉴于欧洲和远东形势都在继续恶化，而美国的援助又不能确定，英国三军参谋长迫切感到必须正式修改英国战略防御的优先顺序，才能集中兵力保卫英国最重要的利益。为此，1939年2月他们向帝国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草拟的《1939-1940年欧洲评价》报告，其中再次强调：如果英国与德意开战，而日本也站在德意一方加入战争，如果根据过去正式规定的德、日、意的优先顺序，英国就“必须派一支舰队去远东，并必定要大大减少英国在地中海的本已不足的海军力量”，这将意味着把东地中海的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交给意大利。(13)三军参谋长的看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英国“派驻在新加坡的舰队力量将必定取决于我们的后备舰队和欧洲战场的战争状况。”(14)2月24日帝国国防委员会讨论了这一文件，但未提出意见，只是决定把它交给战略评价分委员会和三军参谋长继续研究，并提出报告。随后，海军副总参谋长安德鲁·坎宁安向战略评价分委员会提出一份备忘录，明确指出，英国当前拥有的和预期可以拥有的海军力量不足以对付三线战争，他认为，现在“不可能明确说明在日本介入之后多久才可以派出一支舰队去远东，也不可能精确地列举我们能派出的舰队的规模。”(15)但帝国国防委员会对战略优先次序的问题暂未做进一步讨论。
与此同时，美国的战争计划者们也在继续他们的研究，并于1月25日提出了一份评估草案。它的中心思想是：现有的美国军事力量不可能同时保卫两洋，而美国国家的更大利益在于保卫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尽管美国的传统考虑是强调对太平洋的防御，但失去关岛和菲律宾并不涉及到目前美国的任何至关重要的利益。(16)
就在英美两国军方对各自的战略分别进行研讨的时候，国际紧张局势再次升级。3月15日，当德国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又一次自食其言，夺他人之国的时候，英美两国政府都已经明白，欧洲的战争即将来临。但是在此期间，日本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与德意在欧洲的行动相互呼应的继续损害英美利益的行动，尤其是占领海南岛和直指南沙群岛的军事推进，同样使两国政府忧心忡忡。因此英国政府在海军部的催促下，于3月19日正式指示驻美大使林赛爵士，要他探明美国是否准备“继续进行”自上一年开始的“海军的意见交换”，并要求他向美国人强调，如果英国卷入欧洲的战争，英国将不可能增援它自己在远东的舰队。(17)林赛立即向美国通报了英国的想法。
英国的态度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罗斯福总统亲自过问此事。为了不影响修改中立法的讨论，3月21日副国务卿韦尔斯秘密来到英国大使馆，传达了罗斯福对英国要求的回答。韦尔斯说明，罗斯福总统对进一步会谈的所有问题都是满腔热诚的，但这次会谈的安全性应当比1938年更能得到保证，因为1938年英格索尔的代表团曾不幸为新闻界所知晓，因此需要协商一种更保密的方式，而且有关这些会谈的文件必须一律销毁。总统建议，或许英国可以派一位新的海军武官到华盛顿，他拥有指导会谈的自主权。至于这些会谈涉及的内容，罗斯福建议与1915-1917年由英国海军武官、海军准将冈特和美国海军上校普拉特进行的两国海军之间的长期的全面情报交流的内容与方式相类似。(18)由此可以看出，罗斯福想通过这次会谈，使英美军方建立起绝对保密的、有系统的全面交流包括双方战争计划在内的各种情报的长期联系。
但英国海军部对反馈回来的信息并不满意。海军计划局长丹克沃茨在3月2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评论说，罗斯福总统提到的会谈方式，意味着他希望确立一种情报交流的程序而不是举行关于“联合行动”的参谋会谈。但建立密切的联络关系将要冒不断泄密的危险，而任何一种泄密都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使我们失去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政治路线的能力。”他认为1938年的英格索尔—菲利普斯会谈已经包括了一个在太平洋的战略合作的广泛计划，现在需要的是来自美国方面的保证，即“在一旦决定阻止日本进入战争或阻止它向南方推进的行动的情况下”，美国将行动或将准备行动，而这样一个战略保证将更可能来自1938年那种形式的会谈。他承认这样一种保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海军问题”，而这正是最困难的，因此他认为政治部门应当做出他们的决定。(19)海军情报部长同意丹克沃茨的看法，他在3月2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同样认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上的，除非英国政府肯定美国介入太平洋，否则讨论海军计划就没有什么价值。他进一步指出，英国不能派大规模部队去远东，但美国海军能确保英国领土的安全，并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做出保证，只要美国选择这样做。他认为，美国在太平洋承担责任将使英国部队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自由行动并带来“无论怎样夸大也不过分”的结果。因此他催促英国的大臣们作出一个政治决定，一旦一条政治路线得以制定，海军的协调就能进行。(20)
但这时的英国政府正被德、意、日在各自地区制造的紧急事态，以及围绕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而引起的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情绪而搞得手忙脚乱。在仍然从绥靖政策为其外交指导方针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提出指导军事行动的政治路线，而只能疲于应付不断发生的国际事件。
1939年底3月到4月初，英国相继对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提供安全保证，但意大利于4月7日入侵阿尔巴尼亚，使地中海形势骤然紧张。没过两天，远东又生事端，4月9日在天津英租界内新任伪政权海关监督程锡庚被暗杀，给本已恶化的英日关系火上浇油。(21)英国政府难于招架，在法国的压力下，英国又不能把在地中海的舰队调往远东。(22)于是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赶忙于4月11日请求罗斯福不要拖延地把美国在大西洋的舰队调到太平洋以牵制日本，强调鉴于英国行将在地中海承担新义务，必须加速进行此事。(23)法国也对美国施加压力，达拉弟总理警告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如果英国舰队驶往远东，“法国就将撒手不管中欧和东欧的抵抗。”(24)当天下午，李海接到罗斯福关于把舰队调动到太平洋的命令，并于4月15日开始实行。
美国的行动鼓舞了英国人，丹克沃茨认为与美国的会谈实属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对英国战略优先次序做出最后的决定更成为当务之急。5月2日，帝国国防委员会研究了坎宁安的报告和战略评价分委员会对该报告的看法，并做出决议：“鉴于许多易变因素，在当前不可能估计在反对日本的敌对行动爆发后，可能派到远东的舰队的规模，也不能明确它能被派出去的时间。”(25)这个决议不仅标志着英国正式宣布它的战略敌人的优先次序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也意味着英国的远东利益是否得到保护取决于美国的援助。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海军部决定与美国海军进行会谈，并选择了1938年的会谈方式。5月22日，即德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当天，海军部指示海军计划局官员、海军中校T·C·汉普顿以个人身份前往华盛顿，表面是去谈生意，实际上是去和美国海军官员进行秘密的参谋会谈。(26)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向美国同行说明，如果日本介入一场英国正在与德国和意大利进行的战争，英国便没有能力派一支大规模的舰队去太平洋；但任何关于“联合战略”的建议都必须留给美国人提出。第二，如果美国提出“联合战略”问题，汉普顿中校应当指出：(1)英国人将更愿意美国的主要海军部队集中于太平洋，而且如果需要它可以使用新加坡；(2)英国人将欢迎美国能提供在西大西洋的巡洋舰部队的援助。(27)5月26日海军部最后决定，为保密起见，汉普顿应先到加拿大，然后到华盛顿，他必须牢记英国的远东战争计划，并且不带任何官方文件进行这次旅行。(28)
在等待英国对参谋会谈做出最后决定的日子里，美国军方从恶化的国际形势出发，继续对其战争计划进行探讨。他们不幸地发现，自己几乎与英国人处于同等地位。在海军实际上是唯一存在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如果在西半球使用海军去防御德意的威胁，就不能同时在太平洋反对日本时仍然使用它，因为一洋海军不可能被分散到全世界并仍能有效地抵御所有敌人。在这种基本认识的指导下，4月21日联合计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题为《联合计划委员会的调查研究》的长篇文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1.提出了美国当前在制定战争计划方面的重要战略原则。该文件指出，当前美国的战略应当是大西洋的进攻和东太平洋的防御态势。具体地说，在一旦发生德意日联合进攻美洲的情况时，毫无疑问美国的切身利益将要求在大西洋采取反对德意的进攻手段，以保卫至关重要的加勒比地区和巴拿马运河的安全；如果这样做，就需要在东太平洋采取防御态势。2.列举了法西斯国家可能在破坏门罗宣言方面采取的行动方式和时机。计划者们特别指出，德意侵犯美洲的目的尤其是打算获得一些基地，“从这些基地对巴拿马运河造成的的威胁能够达到其压力能够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程度”；日本则会利用美国为保卫西半球并因此在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在太平洋采取进攻行动的时机，寻求称霸太平洋，夺取菲律宾和关岛。他们断定，这种对西半球的进攻的危险仅存在于下述两种情况：(1)德国确信英国和法国将不会干预；(2)日本已经进攻菲律宾和关岛，或甚至只是在美国以一种进入西太平洋的反攻来回答日本进攻的情况下。3.尽管计划者们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完全不可能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以使法西斯国家得手，但他们确信，由德意日的侵略所带来的问题应当在他们的战争计划中得到考虑，并建议采取措施去“克服在我们准备去进行必须进行的军事行动方面的明显不足状态。”(29)
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很快批准了这份文件，并要求计划者们继续分别制定在未来最可能由德国和日本的行动所发展起来的危机中，美国作为交战国应当采取的主要行动路线。于是在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和他们的计划人员之间进行了频繁的意见交换。其间他们发现，要想在陆海军之间达成一致的看法实非易事，而两者最主要的分歧便在于美国是否应当在太平洋承担义务。根据传统的“橙色战争计划”，海军继续坚持在一旦日本进攻的情况下，海军的行动应当是首先针对马尼拉湾的在西太平洋的逐步挺进行动。但陆军表示反对。陆军计划局长、陆军准将乔治·V·斯特朗在5月2日交给陆军参谋长的一份备忘录中概述了陆军的观点。他认为，“在半球防御的范围内，一个向西太平洋的挺进是不适宜进行的，这将是一个代价昂贵的行动，而且从这种行动中产生的利益与涉及到的时机、努力及费用极不相称”，“况且一旦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如果结果将是由美国承担保卫英国、法国、荷兰在远东利益的任务，那么这项任务就要求我们的陆军要处于与我们的海军同样大的规模之上”，但显然当前美国的陆军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强调，从战略观点来看，即使在一个紧急事件发生时，总统迫于公众舆论而要求在西太平洋采取行动，这也是不明智和不实际的，而且“有违于对国家利益的理智评价”。(30)
经过将近三个星期的努力，计划人员们终于制定出一组新的作战计划——“彩虹计划”，并于5月11日提交给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这组“彩虹计划”不同于过去的针对单个敌人，在一个地区，而美国又没有盟友的情况下作战的单色彩计划，而是一组针对一个以上的敌人，在一个以上的地区，并考虑到获得其他民主国家援助的情况下作战的多色彩计划。它由四个计划组成。彩虹1号：规定保卫西半球向南到巴西的突出部分，即南纬10°线；彩虹2号：把彩虹1号的军事行动范围扩大到西太平洋；彩虹3号：把彩虹1号的军事行动范围扩大到南美其他地区；彩虹4号：设想英国和法国处于德国、意大利，或许还有日本的战争之中，并设想美国将作为一个重要的参加者而介入战争。(31)
可以看出，前三个计划设想的是美国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面临与德、意、日进行战争的情况，问题相对简单，而第四个计划则设想的是美国与英法一道同时处于与德、意、日的战争之中，问题便比较复杂。因此计划人员对“彩虹4号”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并断定，如果所有处于战争中的大国都使用他们当前可以获得的兵力，即美国同英法或加上苏联一道，反对德意，或加上西班牙，那么德意在西半球和南美洲的军事行动的规模将极受限制，相反日本在太平洋的军事行动将在规模上极为扩大，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日本人可能夺取“英国与法国在南太平洋的东到东经180°的岛屿……以及在西太平洋的广阔的英、法领土和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32)因此计划委员会又建议制定两个计划以取代“彩虹4号”，它们将适用于美国参加英法反对德意日联合阵线的战争的两种不同状况。计划1：美英法反对德意日，同时美国在欧洲大陆提供包括陆军在内的最大限度的介入：计划2：美英法反对德意日，同时美国在欧洲大陆不（按原文为大写NOT）提供最大限度的介入，而是坚持门罗宣言并完成联盟的民主国家在太平洋上的任务。(33)显然，前者规定美国大规模地参与英法对德国的战争努力，后者则规定美国大规模地进行反对日本的战争。但是这两个计划是否切实可行，以及它们在即将修改的计划中应当处于什么位置，都必须了解英国的态度。随之而来的汉普顿对华盛顿的访问恰好提供了这个机会。但对美国来说，在它自己的战略原则方面仍然没有英国那样明确的准备。
三
1939年6月12日，汉普顿到达华盛顿。为了保密，英国大使建议他既不要去英国大使馆，也不要与大使馆的任何人联系，而直接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李海家中会见李海。当天汉普顿和英驻美海军武官、海军上校L·C·A·柯曾一豪一起，在李海家中与李海及美国海军计划局长、海军少将罗伯特·L·戈姆利进行了第一次会谈。
会谈一开始，汉普顿便首先说明了英国战略安排发生的变化。他表示，自英格索尔—菲利普斯会谈以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欧洲与远东形势的变化已如此之大，以致英国海军部现在必须把战略优先次序放在首先对付德国和意大利的威胁上，即使“日本进行威胁，英国人也不能派一支如同在与海军少将英格索尔的会谈中所计划的那样一支部队去远乐。”(34)他进一步说明，英国的战略是“把他们的一部分舰队保持在国内水域，而其余的部分，除了中国分舰队和自治领的海军外，全部留在东地中海”；一旦日本介入战争，英国将集中对付意大利这个设想中的薄弱环节，一旦打败意大利，就立即派海军增援部队去远东。换句话说，如果英国进入与德意日的战争，英国不可能决定把军舰派往远东的数量以及它们被派遣的时间。同时，汉普顿还告诉李海，英国海军部的官员们倾向于认为，与18个月前相比，日本更不大可能与德国和意大利联合起来。李海表示他很愿意了解英国的态度，但他不能使美国海军对任何明确的协定承担义务，因为他不知道一旦发生麻烦，国会将采取什么行动；而且他也不能讨论除了“平行行动”以外的任何行动。李海在说明必须以美国的中立作为讨论的先决条件后谈道，由于美国的中立地位，他认为当战争爆发时，总统将会派一支舰队到夏威夷，这支舰队从珍珠港能威胁日本的任何南进行动。至于大西洋，李海说明总统打算在加勒比海和沿南美洲的东海岸线建立某种形式的海军巡逻，这种巡逻旨在保卫中立国的船只，但可能把包括德国活动的情报发给英国海军。但李海不打算更多地谈论任何有关海军结盟的问题，而是对保密工作给以极大关注，他要求不得保留有关这次会谈的任何文字记录，汉普顿表示同意。然而英国的代表试图再次与李海讨论“在战争中的合作”问题。
6月14日，汉普顿和李海进行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会谈首先讨论了有关分配密码、信号通讯手册、数字密码等问题，双方很快就同意应该制定对所有美国和英国海军部队分配密码的办法，以便使最起码的联络成为可能。然后汉普顿提出了关键性问题，即在一旦与德意日进行的战争中，李海对两支舰队（英国和美国）合作的看法是什么？李海首先强调，他的发言只是个人看法，而不是任何“已确定的战争计划”的一部分。当这个请求被接受后，李海才说到，如果出现上述情况，美国将警戒太平洋，而同盟国家的海军将控制欧洲水域、地中海和大西洋；任何在大西洋的美国部队都将留在那儿并将与英国人合作。在太平洋方面，他认为美国舰队“应当以足够的力量运动到新加坡，这支力量将能从事并打败在运动中遇到的任何日本舰队。”他反对把任何虚弱的部队派到新加坡，并提出至少也需要10艘主力舰。但是李海强调，除非英国派出一支“足够象征性的部队”去与美国部队合作，美国不会派军舰去那里。他并未规定如何大的一支英国舰队是“足够的”，但表示将需要一些主力舰。在会谈过程中，双方没有完成舰队运动到新加坡的计划，只是说明，如果救援这个要塞取决于美国部队的到达，那么防御工事将至少需要120天才能准备好。然而李海明确表示他并不准备对太平洋的合作问题进行详细讨论。至于大西洋方面，李海的态度也同样如此，他仅表示如果美国进入战争，它将象1917-1918年那样在组织和援助护航方面与英国进行合作。最后李海对菲律宾问题做了一个简短评论。他承认美国认为菲律宾将是难于救援的，所以在那儿才会有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基地。另外还进行了一些有关技术交流的讨论，于是会谈结束。(35)
6月16日汉普顿悄悄离开华盛顿，10天后回到英国。
四
1939年6月的英美海军参谋会谈，是在国际形势严重恶化的关键时刻，英美两国出于抵御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共同愿望而采取的行动。尽管它姗姗而来，但其结果却对两国的外交及战略决策立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英国来说，尽管汉普顿本人对会谈形式的非正式性，以及对会谈的极端保密性造成的情报交流方面的某些障碍感到失望，但他的确不虚此行，基本完成了使命。通过这次会谈，英国的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原则上仍然同意一年半以前英格索尔—菲利普斯会谈中双方所确立的战略原则和战时行动区域的划分，说明两国在远东的战略观念方面保持一致。第二，美国打算在一旦战争爆发时，以在西大西洋巡逻的方式向英国提供援助，这是英国极想得到的东西。第三，尽管美国在谈到把太平洋舰队运动到新加坡时附有条件，即英国必须同时派出一支“足够象征性的力量”，但正如当时的海军上将、海军副参谋长菲利普斯所说，仅说美国愿意去考虑把它的舰队派往新加坡这一点来说，便是对1938年会谈的一个可喜的进步。(36)第四，英国明显感到了美国总统和海军的“极其亲英的”态度与合作的倾向，这对英国是一个鼓舞，并对合作的前途表示乐观。正是由于上述收获，英国海军部认为汉普顿的这次华盛顿之行是成功的，而他本人也因出色的工作而受到了称赞。
但是这次会谈与1938年初的会谈一样，未能解决当时英国面临的困境。当英国的远东战略更加取决于美国的军事援助之时，英国却显然不能指望这种援助的立即到来。就在汉普顿逗留美国期间，日本正式封锁了天津英租界，从而使英国突然面临可能与它的第三个潜在敌人首先开战的危险局面。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单独派舰队去新加坡，而英国自己又没有足够抵御日本的主力舰队被派往远东的情况下，为了保卫欧洲和地中海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在外交上的对日妥协，便再次成为英国的一种选择。正如当时三军参谋长在为解决天津危机而提交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没有美国积极合作的情况下，从军事观点看，并考虑到当前的国际形势，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同日本人发生冲突的无可挽回的行动。”(37)这便是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直接军事战略背景。
对美国来说，汉普顿访问的最大作用在于促使美国军方最终完成了其战略目标的重大转移，即把美国坚持了几十年的取向太平洋的针对日本进攻的战略，转变为取向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针对德意日多个敌人进攻的联合战略。在汉普顿回国之后，陆海军联合计划委员会于6月23日向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正式提出了对5月11日的“彩虹计划”的修改意见：(1)用该委员会对原“彩虹4号”进行重新考察后而制定的两个计划，即计划1和计划2，取代原“彩虹4号”计划：(2)把计划2提到新的一组彩虹计划的第二位，这不仅是由于刚刚与英国人就太平洋的战略进行了会谈的结果，也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可能要求在这个计划方面“给以更多的回答”。(38)
6月30日，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批准了上述修改意见，从而形成了一组新的“彩虹计划”，即“陆海军联合基本战争计划”。该计划包括5个分体计划，设想了五种战争可能性。
彩虹1号：设想美国处于战争之中而没有重要的盟友。美国的部队将采取联合行动，保卫南纬10°线以北的西半球领土，以防止敌人在形式上和精神上对门罗宣言的破坏；同时保卫美国、它的殖民地（但不包括菲律宾和关岛）和它的贸易。在太平洋上，应在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一线之后保持战略防御态势，直到形势发展为能够对日本采取进攻行动。显然这是一个针对德意日进攻的西半球北部的防御计划。
彩虹2号：设想美国、英国和法国将采取协调行动。贯彻彩虹1号；同时根据规定，美国在协调行动中不准备在欧洲大陆和大西洋实行最大限度的介入，而主要承担穿过太平洋的进攻行动，以打败敌人的方法保卫民主国家在太平洋上的利益。显然这是在防御西半球北部的同时，把战略重点放在太平洋，以首先打败日本作为美国的根本任务的计划。
彩虹3号：设想美国处于战争之中而没有重要的盟友。美国的武装部队在实行彩虹1号的同时，以确保控制西太平洋的方法保卫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至关重要的利益。这显然也是一个针对日本的战略重点放在太平洋的计划，是旧的橙色计划的再现。
彩虹4号：设想美国处于战争之中而没有重要的盟友。美国的军队保卫整个西半球的全部领土和所有政府免遭外部敌人在形式上和精神上对门罗宣言的破坏；如果需要，美国将向南美南部派出陆军部队，并对东大西洋地区提供联合军事部队。在太平洋方面将如同彩虹1号那样保持战略防御，直到大西洋的形势发展到允许为进攻日本而运送海军的主力部队。显然这是一个针对德意日进攻的整个西半球的防御计划。
彩虹5号：设想美国、英国和法国将采取协调行动。在贯彻彩虹1号和4号的同时，美国武装部队的早期计划是进入东大西洋，并进入非洲和欧洲大陆地区（或两地都进入、或进入一地）去采取进攻行动，在英国和盟国部队的配合下，首先打败德国和意大利。在太平洋则保持战略防御态势，直到打败欧洲轴心国，并允许把大规模的部队运送到太平洋去进攻日本。显然这是一个在德意日进攻的情况下，美国与其盟国实行“先欧后亚”战略的初步设想。(39)
随着战争的日益迫近，防御美国本土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计划人员们加紧了对“彩虹1号”的详细制定工作，并于7月27日把具体发展的“陆一海军联合战争计划Ⅰ”（即“彩虹1号”）提交给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立即进行了研究并作了某些修改。随后便根据罗斯福总统于7月5日发布的、关于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必须直接向作为三军总司令的总统提出报告的特别命令，把该计划呈报罗斯福。二战爆发后，罗斯福于10月14日对该计划给以了口头批准。(40)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局的不断发展，以及美国越来越深地介入战争，使美国政府和军方日益明确，只有“彩虹5号”设想的战争，才是美国应当进行的战争。与英国协同作战，首先打败欧洲轴心国，是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于是，通过1941年早春的英美参谋长级会谈，两国终于按照“彩虹5号”的设想，为反法西斯战争确立了“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总原则。(41)
注释：
①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以及下文中提到的“会谈记录”等内容，参见拙文《评1938年初英格索尔的伦敦之行》，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②③吉布斯：《大战略》(N.H.Gibbs，Grand Strategy)第1卷：《重整军备政策》(Vol.I，Rearmament Policy)，伦敦1976年版，第421页；第287-288页。
④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6页。
⑤威廉·爱洛滕堡：《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28页。
⑥关于罗斯福要求首先大力扩充美国空军的看法，他与军方尤其是陆军希望平衡发展武装力量之间的争论，以及罗斯福最终接受了陆军的意见，参见波格：《乔治·C·马歇尔》(F.C.Pogue，George C.Marshall)，第1卷：《一个将军所受的教育，1880-1939》(Vol.I，Education ofA General)，纽约1963年版，第322-323页；达莱克，前引书，第247-250页。关于罗斯福要求大力发展空军以援助英法的意图，参见空军上将阿诺德的回忆录《全球使命》(H.H.Arnold(General of the Air Force)，Global Mission)，纽约1949年版，第173页，第177-178页。
⑦马特洛夫和斯内尔：《联合战争的战略计划1941-1942》(M.Matloff and E.M.Snell，Strategic Planning for Coalition Warfare，1941-1942)，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部1953年版（1970年再版），第5页。
⑧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The Joint Board of the Army and Navy)，简写为JB325，Ser 634，缩微胶卷，藏于马歇尔研究图书档案馆，莱克星顿，弗吉尼亚。
⑨参见沃森：《参谋长，战前计划与准备》(M.S.Watson，Chief of Staff，Prewar Plans and Preparations)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部1950年版（1974年再版），第98页。
⑩新任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对该建议没有什么热情，因为他认为“美国政府已经证明是极不愿意做出任何一种可能使他们承担战争行动的保证”的，而且他怀疑美国人会很快改变他们的态度。但无论如何这次会谈是使美国了解英国变化的一个机会，因此会谈仍得以进行。参见勒茨：《争夺霸权的谈判1937-1941年英美海军合作》(J.R.Leutze，Bargaining for Supremacy，Anglo-American Naval Collabaration，1937-1941)，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3页。
(11)瓦特：《战争如何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起源1938-1939》(D.C.Watt，How War Came，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8-1939)，纽约1989年版，第259页。根据1939年1月16日英国海军部的一份备忘录，英国目前认为它向远东派出的舰队规模最多为7-8艘战列舰，2艘航空母舰，20艘巡洋舰，几艘驱逐舰，以及20艘潜水艇。这个数字与1938年1月13日的“会谈记录”相比有所减少。参见勒茨，前引书，第34页。
(12)勒茨，前引书，第34页。
(13)(14)(15)吉布斯，前引书，第421-422页；第422页；第424-425页。
(16)全文见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JB325 Ser 634。这份报告主要由陆海军计划委员会的陆军成员F·S·克拉克上校拟定，因此更多地代表了陆军的看法，但海军方面的意见也得到了适当考虑。
(17)勒茨，前引书，第34页。
(18)勒茨，前引书，第34-35页。关于冈特—普拉特会谈，参见第20页。1915-1917年英美两国海军之间存在着有系统的秘密情报交流，这种交流通过当时的英国驻美国的海军武官、海军淮将盖伊·冈特和美国海军上校普拉特来进行，因此又称冈特—普拉特会谈。据罗斯福总统所说，当时他作为海军部长助理，曾深深地介入此事，并了解这个交流过程已远远超出战争计划的交流范围，它包括所有情报的交换。因此当1917年4月美国进入战争时，全面的战争计划已被详尽制定。罗斯福在1937年12月16日夜里会见林赛谈到即将进行的1938年初的英美海军参谋会谈时，就曾希望该会谈成为冈特—普拉特那种形式的会谈，但最终未被英国接受。
(19)(20)勒茨，前引书，第35页；第35-36页。
(21)关于英国与日本在中国租界的冲突，参见拙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第12章，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22)在1939年3月英法举行的参谋会谈中，法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坚持认为打败意大利应放在增援远东之前，并明确表示，如果远东的形势需要撤走英国在东地中海的舰队，法国将别无选择，只有从大西洋撤走他们的两艘现代化战列巡洋舰并把它们派到地中海。关于英法参谋会谈，参见克里福德：“从中国撤退，英国在远东的政策1937-1941》(N.R.Clifford，Retreat from China，British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37-1941)，华盛顿1967年版，第132页。马德：《老朋友，新敌人：皇家海军与日本帝国海军的战略错觉1936-1941》(Arthur J.Marder，Ol d Friends，New Enemies：The Royal Navy and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 Strategic Illusions，1936-1941)，牛津1981年版，第47页。
(23)(24)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79页；第180-181页。
(25)柯比：《反对日本的战争》(S.W.Kirby，The War Against Japan)第1卷：《失去新加坡》(Vol.I，The Loss of Singapore)，伦敦1957年版，第19页；吉布斯，前引书，第426页。
(26)奥文戴尔：《绥靖与英语世界》(Ritchie Ovendale，Appeasement and the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加的夫1975年版，第253页。
(27)勒茨，前引书，第276页注(30)，第37页。
(28)勒茨，前引书，第37页；瓦特，前引书，第259页。
(29)该文件全文见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JB325，Ser 634，缩微胶卷，藏于马歇尔研究图书档案馆。这份调查研究由陆军计划人员F·S·克拉克和海军计划人员S·克伦肖共同完成，因此较全面地反映了双方的看法。
(30)该备忘录全文见美国陆军部战争计划局档案(U.s.War Dept.War Plans Divisions)，简写为WPD-4175，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档案，JB325，Ser(634)，缩微胶卷，藏于马歇尔研究图书档案馆。
(31)赫佐格：《关上打开的门，美日外交谈判1936-1941》(J.H.Herzog，Closing the Open Door，American＝Japanese DiplomaticNegotionations 1936＝1941)，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安纳波利斯1973年版，第6-7页。马特洛夫和斯内尔，前引书，第6页。
(32)(33)马特洛夫和斯内尔，前引书，第6-7页；第7页。
(34)1938年初英格索尔是海军上校，后晋升为海军少将。
(35)整个会谈，参见勒茨，前引书，第37-39页；赫佐格，前引书，第45-46页；奥文戴尔，前引书，第253-255页；佩尔兹；《奔向珍珠港》(S.E.Pelz，Rase to Pearl Harbor)，剑桥1974年版，第194-195页。这些内容基本依据汉普顿于6月27日给海军部的有关这次会谈的报告，和戈姆利对这次会谈所写的备忘录所写成。
(36)雷诺兹：《英美同盟的成立》(D.Reynolds，The Creatiion of the Anglo-American Alliance，1937-1941)，伦敦1981年版，第61-62页。
(37)马德，前引书，第56页。
(38)赫佐格，前引书，第48页。
(39)关于新的彩虹计划，参见莫顿：《太平洋的战争：战略与指挥》(Louis B.Morton，The War In Pacific：Strategy and Command)，华盛顿特区，美国陆军部1962年版，第71-72页。马特洛夫和斯内尔，前引书，第7-8页。关于该计划的最简洁的叙述，见美国陆军部陆军计划局档案，WPD3493-12，缩微胶卷，藏于马歇尔研究图书档案馆。
(40)沃森，前引书，第103页。
(41)关于1941年早春的英美参谋会谈，参见拙文《评1941年英美参谋会谈》，载《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关于彩虹1号、2号、3号、4号的命运，参见沃森，前引书，第104页。其中彩虹2号和3号从未发展为详细的计划，并于1941年8月6日被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正式取消。彩虹1号和4号的许多设想，如取得英国的大西洋海军基地和大西洋海上巡逻等，在珍珠港事件前便已实施，这两个计划于1942年5月4日被正式取消。彩虹5号则在1941年会谈之时，由陆军部和海军部分别具体发展为各自的彩虹5号作战计划，并成为1941年12月战争实际到来时的基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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