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诗论的主旨及源流正变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主旨论文,诗论论文,侯方论文,正变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侯方域为清初古文大家,“当时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远近无异词。”[(1)]故其诗名为其文名所掩。特别是乾隆以后。其《四忆堂诗集》被清廷列入禁毁书,世人遂鲜有推许其诗者。其实,他“诗追少陵”[(2)],并为当世所重;其诗歌理论,在明清之际的诗坛上,也是较为典型并有广泛影响的。本文就侯方域诗论的主旨及其源流正变观略做讨论,以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一
侯方域论诗,主张应以风雅为宗旨,以盛唐杜诗为典范。他认为,“诗本经术,不同词曲,其大者陈无外,微者道性情。”[(3)]“《诗三百篇》,昔人发愤之所作也。”[(4)]他之所以推崇杜甫,是因为,“昔杜少陵生李唐肃、代间,间关氛祲,曾无虚日,而避蜀逃秦,能以忠义自持。一饭一吟,不忘君父。故其诗多忧悄之思,雄郁之气,亘古弥今,卓然不朽。”[(5)]“夫少陵一集,而古今天下治乱、兴亡、离合、存没,莫不毕具。”[(6)]侯方域所谓“陈无外”,即“陈”天下国家“无外”(按,即至大,极大之意)之大事;“道性情”即“道”系天下国家“忠义”之“性情”。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把《诗经》与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做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榜样;同时,他也用这一标准来衡量评价友人的诗作。
侯方域论诗的这一宗旨渊源于家学,他的叔父侯恪在明天启、崇祯间曾有名于诗坛,“为诗推杜甫”,与洛阳王铎、本郡彭尧瑜相互推举,倡诗于天下,反对公安,竟陵浅滑空疏深幽孤峭的诗风。彭尧瑜《朝议大夫南京国子监祭酒木庵侯公行状》云:侯恪(号木庵)“攻诗,溯源风雅,深恶新体(指竟陵体),见时流所作,辄呼卢笑,谓人不观江海,而羡涔蹄;不览华岱,而夸卷石;不爱秦松汉柏,而取蟠曲盆盎中物,失之远矣。”认为“古今言诗,莫妙于先圣,其以君父两者,要诗之旨归;以多识名物,穷诗之变化。”“可兴、可观、可群、可怨。”[(7)]在这种家学的影响下,他很早即以“诗与制艺名海内”[(8)]。二十岁左右,他的《晋诗集》就流传于世,而为时人称许。当时主盟文坛的钱谦益一见其诗,便大加称誉,认为“其诗俊快雄浑,有声有色,非犹夫苍蝇之鸣,侧出于蚓窍者也”。[(9)]但侯方域早年的诗作多为友朋间的酬唱赋咏,流连写物之作,并没学到杜诗的精髓,等他步入社会,经过主盟复社,同阉党阮大铖的斗争,特别是亲历了明王朝的覆亡及亡国后清政府对他的迫害,严酷的现实才使他逐渐认识到,“昔日论著,都无所解。”([(10)]开始运用《诗经》风雅之道的宗旨,杜诗现实主义的精神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深刻地反思。
清顺治九年秋末,侯方域离家南访,到达江苏宜兴时,“其邑之名贤”,“醵酒为会”来欢迎他。“饮竟,分曹赋诗。”;席间,友朋们“长歌短饮,咸极其致”,他触景伤情,极其沉痛地写道:
因忆己卯(明崇祯十二年)寓金陵,其时桐城方检讨(方以智)曾为燕集,征召同人,今乃再见此举,且十五年矣!检讨之零落殆不可问,而一时同事者,若吴贵池之蹈刃而死,李华亭之赍志以殁,梅金吾栖迟于兰若,张修撰归逸于海上,风飘烟散,略已如斯,而江山之恨,禾黍之悲,从可识矣!呜乎!夫美酒十千,述诗见志,更唱予焉和汝,以流连而写物,此皆生逢太平,安乐无事者之所为也。诸君乃能于兵燹之后,收拾点缀,余又适逢其间,醉颜欲酡,木叶微脱,岂复知此身在异乡哉!
当年复社、几社的故友,如安徽桐城的方以智,明亡后佐桂王抗清,流落岭南,杳无音信;贵池的吴应箕,明亡后组织义勇抗清,兵败被俘,蹈刃而死;江苏华亭之李雯,明亡后被逼仕清,饮恨而殁;湖北麻城之梅惠连(弦光时官金吾)明亡削发为僧;浙江鄞县之张煌言(明末官翰林院修撰)明亡后佐鲁王复国,兵败后流亡于海上。因而由当年故友们的生死离散,自然引起了侯方域的“江山之恨,禾黍之悲”;更联想到当年“美酒十千,述诗见志”,予唱汝和,流连写物的诗歌创作,从而使他悔恨交加。他针对宜兴故友们宴会上“长歌短吟,咸极其致”的场面,进一步写道:
昔王茂弘过江宴新亭,坐中有泪下者,茂弘正色曰:“何至做楚囚相对!”论者壮之。然其后因循以为乐郊,高者耽胜于兰亭,下乃荒湎于桃叶。庾清鲍俊,抑且徒然,若夫西湖赏眺,遂至直作汴州,益复不足道;然则新亭之泣,盖终愈于《子夜》之歌也!呜呼!今之江左,视昔日又何如?诸君而绎余言,其尚亦当吟而辍,当醉而醒也哉![(11)]
激于亡国之痛,悔恨之深,他以东晋、南朝及南宋诸代亡国偏安的历史和亡国时代的文学为鉴戒;将耽胜兰亭之宴咏,荒湎桃叶之情歌,庾信的清新、鲍照的俊逸,以及卿卿我我的《子夜》歌等,统统给予评判,这无疑是对自己早期诗歌的一种反思。东晋、南朝、南宋尚且有一隅可偏安,而侯方域当年,早已是家破国亡,政治上无立锥之地,其处境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他告诉故友们,要“当吟而辍,当醉而醒”,决不能再写一些诗酒唱和、流连光景的作品了。
侯方域于清顺治九年编纂《四忆堂诗集》时,将《晋斋诗集》中不符合自己论诗宗旨的作品全部删去,仅存六十二首作为新诗集的第一卷;其他五卷诗的编定和创作,也都是遵照他论诗的这一主旨而进行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侯方域《四忆堂诗集》的这六卷诗,给我们展现了明末清初广阔的历史画卷,和在这一历史长廊中作者所表现的复杂而又丰富的思想感受。具有较高的社会认识价值。
侯方域不仅以风雅之道的标准,杜甫诗作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同时,也用这一标准、榜样评价时人的诗作。如他在《壮悔堂文集》卷一《大寂子诗序》中评价彭宾的诗:
大寂子著诗曰《偶存草》,以见存者皆偶尔,不独诗也,吴学士伟业论之详矣!又著诗曰《越州草》,乃过刘忠端、倪文正(按,即明末大臣刘宗周、倪元璐,明亡以死殉)诸公之里,而感慨系焉者。东海姜垓曰:“可以征诗人怨怒之一端也。”嗟乎,知言哉!既而,大寂子合其二集请叙于余。余窃以诗之工拙,视其怀抱。今大寂子之怀抱,殆不止属国留别,杜陵述哀焉,诗安有不工哉!
侯方域因为彭宾《偶存草》、《越州草》两部诗集,反映了明末江南社友与忠义大臣为国而死的壮烈事迹,表现了作者的哀思与愤懑,而许为“可征诗人怨怒之一端”,俱有“属国留别,杜陵述哀”的怀抱,从而大为赞扬之。再如,他在《壮悔堂文集》卷二《戴黄门诗序》中评戴英的诗曰:
先生诗名《陶庵》者,以彭泽自况也。……其为诗,诸体皆崛强而森严,澎湃而奇肆,不屑步趋彭泽。若谓之拟陶,非知此诗者也。昔杜少陵……其诗多忧悄之思,雄郁之气,亘古弥今,卓然不朽,其黄门先生之谓乎!
戴英,明末官给事中,其《陶隐庵诗集》,反映了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的感情和像陶渊明那样倔强不屈的节操,故赞之。侯方域所讲戴英之诗非为“拟陶”,只是说二人风格不同,并无非陶之意。其《与方密之书》曰:“密之或他日以僧服相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陶渊明由晋入宋以后的诗篇,只书甲子,不书刘宋年号,论者以为此乃不承认新朝之意。侯方域于亡国后之所以室藏陶渊明入宋以后的诗篇,并相约欲与方以智一起“评玩”,就是要以陶氏守节不屈的品操共励。侯方域论诗,主要“视其怀抱”,并非以风格不同论优劣。
此外,他在《任王谷诗序》中指出,任元祥“不得志为诗,是又原本雅音”;在《司成公家传》中赞美其叔父侯恪,“为诗推杜甫”;在《书吴延仲集后》中,赞扬“其(古体)诗出《风》入《雅》,如《感秋》、《射潮》诸篇,皆深壮有当世之志”,而贬其“近体颇哀艳,在韩(偓)、李(商隐)间,非其至也”等等,皆以《诗经》、杜诗为尺度。
二
侯方域对诗歌发展的源流正变观点深受其雪苑前辈诗人影响,而对明代诗歌的评价和认识又多与几社诸子相合,但对几社诸子的诗歌又有所批评。
明天启、崇祯间登上文坛的侯恪,持前七子之论,以大雅自命。朱彝尊《明诗综》卷六十六云:“侯公以史官秉南董之笔,为逆奄所恶。晚又忤乌程(温体仁),移留都,洵古之遗直也。诗以大雅自命,尝言:诗自《三百篇》后存亡者三:汉魏存矣,六朝亡也;唐存矣,五代宋元亡也;国朝正、嘉存矣,今又亡也。其持论深恶新体,伸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而抑嘉靖七子,尤痛诋公安、竟陵流派云。”比侯方域大二十四岁的贾开宗在《四忆堂诗集序》中认为:“《尚书》以乐和诗,以和神人;孔氏断自商、周,定《三百篇》。……孔氏亡而诗亡。汉、魏、六朝,作者间出,然求其旨归于‘四诗’者鲜矣!千余载而唐,始有杜甫;杜甫者,非唐三百年一人也,孔氏删诗后一人也。……杜甫亡而诗又亡,其后又百年,明有李梦阳、何景明登其堂,正始在焉。”侯方域认为:“自唐杜甫后,大雅不作,至明乃复振。”[(12)]
侯方域持雪苑文人的这些观点曾多次与几社诸子讨论。《大寂子诗序》云:“忆余年十八岁,交孝廉及考功、黄门。又四年,交周子与梁园。又一年交舍人于燕邸,又一年交徐君于金陵,先后咸相善。”崇祯七年春,彭宾、陈子龙,夏允彝会试京师,时方域随父侯恂在户部尚书任所,方域开始与几社订交,彭宾《四忆堂诗集序》回忆云:“余甲戌交朝宗,读其文,景慕其为人。”这以后与几社诸子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崇祯十年秋,周勒卣游商丘,馆于侯方域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崇祯十一年侯方域应试金陵,又与徐孚远相交。当时陈子龙、夏允彝、彭宾、李雯、周勒卣、徐孚远互相唱和声施满天下,号称云间六子。侯方域看来,在诗歌方面有成就者首推陈子龙和李雯,他在《陈其年诗序》中云:“丁丑,余与黄门论诗燕邸,己卯与舍人论诗金陵,自以为尽意,无复遗恨。”他们在诗的正变源流特别是对明代诗歌发展的评价上是较为一致的。
侯方域在《陈其年诗序》中,较全面地批评了明代诗歌的发展流变。序文开头云:“往余居梁园,去义兴千余里,其年再以书来,属于为论序,余报之曰:“风雅之道,于今绝矣,得子诚未易,此非可卒卒笔墨尽也,行当渡江,为吾子言之。”侯方域认为当时的诗坛没有继承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这一点,诗人是经过慎重思考的。顺治九年十月,侯方域到宜兴,依据自己论诗的宗旨,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后三年而余至。……谓其年:子知明诗之所以盛与所以衰乎?当其盛也,北地(指李梦阳,梦阳庆阳人,古属北地郡)、信阳(指何景明,景明信阳人)为之,而琅瑘(指王世贞,王姓郡望琅瑘、历下(指李攀龙,攀龙历城人)之辈相与鼓而羽翼之,夫人之所知也;其衰也,则公安(指袁宏道三兄弟,他们为公安县人)、竟陵(指钟惺、谭元春,二人竟陵人)无所逃罪。吴趋诸君(指复社张溥、陈子龙等人),即数十年来更变迭出,而犹存乎蓬艾之间。余家中原,稍稍解此者,盖中原风气朴素,人多逡巡不敢为诗;惟其不为诗,诗之所以存也”。又云:“往云间有陈黄门(子龙)、李舍人(雯),皆起榛芜,以才情横绝一世,得其年而三;然则风雅之道,又未尝不在吴趋也。”他在《与陈定生论诗书》中还反复写道:“夫诗坏于钟(惺)、谭(元春),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论。救钟、谭之失者,云间也。云间有病处,则深中今日之膏肓,即一时才调绝出之士,亦尚未免。盖钟、谭所为诗,虫鸟之吟;云间所为诗,裘马之气。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无过。后惟陈黄门、李舍人力自矫克,归于大雅。然而其流风终有存者,三吴祖而述之,辄爱不能割,故今日能知云间之失,则才调绝出之士,不患其不进矣。”
从以上论述可知,侯方域等对于李梦阳、何景明,明末的吴趋、云间即复社、几社诸子,虽然仅许以“登其堂(而未入其室)”,指出他们“有病处”,但因“正始在焉”、“归于大雅”,坚持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所以给予了肯定。
侯方域生当明王朝的末世,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大明危在旦夕的形势下,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焦虑心情,在文学上打出“风雅之道”及杜诗现实主义精神的旗帜企图使诗歌发挥政治功用,为现实斗争服务,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们的打着李、何的旗帜出现在文坛,这就受到后人的批评。
当今学术界还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认识,认为“明代前后七子拟古之风泛滥文坛,虽经公安派反击,但余焰未息,明末复社、几社依然抱着七子的旗帜。”[(13)]其实,侯方域及其复社、几社的一些朋友之所以肯定“七子”,主要是因为李、何在明朝前期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台阁体统治文坛之际,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而不是他们拟古的诗歌主张。他们批评公安、竟陵,也主要是因这两个诗派背离了“风雅之道”,而将诗歌引向了超脱现实与幽深孤峭的狭隘境地,而不是他们的反对拟古的理论。侯方域对于当时文坛上的模似的形式主义倾向是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包括对于几社诸子。
在诗歌的内容方面,侯方域极力反对“争喙学步”、“矫情曲意”的无病呻吟。《壮悔堂遗稿·宋放仲诗序》中云:
自梅圣俞为诗而欧公序之,有“穷然后工”之论。于是凡天下放废无聊之人,方外游旅之士,莫不自托于歌吟声咏之间,沾沾以为能。即有身世通显者,考其著作,亦多矫情曲意,务欲叩寂寞之音,绘幽忧之状,盖所谓“和平者难工,而愁叹者易好”。沿袭仿佛,莫之易也。吾少而学焉,亦以欧公之论为然。最后读宋子《古竹圃》,乃知欧公之序圣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论也。宋子之诗,神苍骨劲,格高气浑,举当世数十年争喙学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由盛明接于盛唐。国幸为之论定之后,易去其回惑而得指归。吾则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悠然,从容自适,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尝有孤臣寡妇之怨悲,鳄鱼鹏鸟之祲怪,引藉为激壮也。
再如,在艺术方面,侯方域又极力反对“千幅同裁”、“新声竞奏”的形式主义倾向。《壮悔堂文集》卷二《梅宣城诗序》云:
夫当世之为诗者众矣,或侈衣冠之威仪,则千幅同裁;或叩响籁于寂寞,则新声竞奏。宁非所谓烟墨不言,受其驱遣;纸札无情,任其摇襞!故烦杂而无当哉。
这里所批评的“矫情曲意”、“沿袭仿佛”、“争喙学步”和“千幅同裁”、“烦杂而无当”的新声,主要就是针对明末浮靡文风和模拟文风而发的。
侯方域完全同意“七子”对“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14)]的批评,他在《与陈定生论诗书》中写道:“今夫日月与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阴者,月之色也。山之色,烟云互变;水之色,澄碧相接。若尽欲刊落而空之,举目黯淡,何古何今?无怪乎风人才子,不肯服也。”但是,他也不同意“七子”及其后学(包括云间诸子)和变“七子”之格的新派在形式上摹拟古人的作法。所以他在《与陈定生论诗书》中紧接着又写道:
顾今日所为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地威施又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东,不南而北,藻绘雕饰,徒自苦耳!故必洗尽天下之借色,而后天下之真色始出。
在该文中,侯方域还批评了“七子”及其云间诸子喜欢摹拟古题乐府的风尚。他说:
今人往往好为乐府,仆谓如《郊庙》、《铙歌》诸题,皆古人身在其间,铺张赓歌。今无其事,辄摹拟之,即工亦优孟衣冠而已!若不求尽似其音节,又何必其题?白香山尝有新乐府,得风人之旨,不可以其生盛唐后,轻非之也。
古乐府中的《郊庙歌》,乃“王者成功”后所作以郊天地、祀宗庙的乐府;《铙歌》乃当时将士征战后奏捷献功的军乐、凯歌。白居易的新乐府,“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15)],也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16)]的现实主义诗篇,皆非摹拟而成。侯方域认为,过去的古乐府,皆“古人身在其间”,白居易的新乐府,亦为他耳闻目睹之实事,且为“救济”生民之病,“裨补”时政之阙而发,“得风人之旨”,虽然不合“诗必盛唐”的主张,亦仍然予以肯定,并大力倡导之。
《与陈定生论诗书》是侯方域系统诗歌主张的专论,在该文中,他还批评竟陵派“今之作诗者,言风言情是已,此道钟、谭亦尝论之。木偶何尝不类人形?无情故也。”在《书彭西园集后》一文中,他还写道:“彭西园,字尧俞,余乡人之前辈工为诗者也。少多读书,有气调。尝游京师,遇竟陵钟惺,与谈不合,奋拳欧之。当是时,惺方倡异说蛊惑天下,见者莫不拱揖下拜,西园独勇于拥卫风雅如此。”竟陵派虽然也讲“情”,但他们的所谓“情”,即其《诗归序》中所讲的“幽情单绪,孤行静寄”,及其“孤怀”、“孤诣”等。在诗歌创作中表现这种“孤怀”、“单绪”,其结果势必同拟古主义者殊途同归,而将诗歌创作引向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歧途;所以遭到“早所学杜甫”,“晚而学白居易”的彭西园反对。
侯方域虽然许以“云间所为诗,裘马之气”(大雅富丽,有豪雄气象)”,但“要不能无过”,其“病处”就在于脱离现实的模拟文风。但“陈黄门、李舍人力自矫克,归于大雅”。陈子龙在公安、竟陵的脱离现实的末流泛滥文坛时,曾一度续振七子堕绪,但到崇祯后期对七子的拟古主义理论亦有所认识,他在《六子诗叙》中历叙了自己十余年苦心学诗,曾摹拟乐府古府而未能成功的探索经历,叹息道:“献吉、仲默、于鳞、元美,才气要亦大过人,规模昔制不遗馀力,苦加椎驳,可议甚多;今人之才不如诸子,而放乎规矩,猥云超乘,后世可尽欺耶?”最后他指出:“而诗之本不在是(模拟),盖忧时托志者之所作也。苟比兴道备,而褒刺义合,虽途歌巷语,亦有取焉”。“夫作诗而不足以导扬盛美,刺讥当时,托物连类而见其志,则是‘风’不必列十五国,而‘雅’不必分大小也,虽工,余不好也。”这些观点显然与拟古的形式主义和公安、竟陵末流的脱离社会的文风不同,所以,侯方域认为“归于大雅”。但是,云间的“病处”在当时的江南诗坛上并没有得到纠正,“即一时才调绝出之士亦尚未免”,“三吴祖而述之,辄爱不能割”,所以他顺治九年到江南访友时,在诗界造舆论,就是要救“云间之失”。他上承陈子龙“忧时托志”、“刺讥当时”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诗歌应“忧时悯俗,托物见志”的主张。他在《王彤生诗序》中指出:
昔人如刘琨、温峤,皆以匡济为志,不必有意为诗,而诗卒以传。盖当吾世,而(应)忧时悯俗,托物见志,非徒求之声咏而已。
事实证明,赞同李梦阳、何景明等以诗文复古运动来反对台阁体的人,并不一定就都是拟古主义者,甚至也不一定都完全赞同其诗文复古的理论及其拟古的诗文创作(切勿误解为“七子”的诗文皆为拟古之作)。以侯方域为代表的商丘文人集体之一的徐邻唐,在其《壮悔堂文集序》中就认为:“诗之所以越宋元而直同于唐也,梦阳、景明之功也;文之所以芰蔓无章者,梦阳,景明之过也。”这是雪苑诸子的共同看法。他们仅同意其师唐宗杜的理论主张,而不赞成其拟古的倾向。至于对“文必秦汉”的批评,那就更加尖锐了。
注释:
(1)王士祯《西山唱和集序》、《清史列传·文苑·侯方域》。
(2)贾开宗《侯朝宗本传》
(3)《壮悔堂文集》卷三《与陈定生论诗书》。
(4)《壮悔堂文集》卷六《四忆堂记》。
(5)《壮悔堂文集》卷二《戴黄门诗序》。
(6)《壮悔堂文集》卷二《陈其年诗序》。
(7)光绪本《侯氏家乘》
(8)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
(9)钱谦盖《初学集》卷三十五《赠侯朝宗叙》。
(10)《壮悔堂文集》卷三《与吴骏公书》
(11)《壮悔堂文集卷二》《阳羡宴集序》。
(12)《壮悔堂文集》卷五《司成公家传》。
(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钱谦益《初学集》之《出版说明》。
(14)李梦阳《缶音序》。
(15)白居易《寄唐生》诗。
(16)白居易《新乐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