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洪颖[1]2000年在《新世纪初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析论》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旨在探讨日本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并用以调适、发展中美关系。二战结束起至70年代初日本曾追随美国反华。70年代中期迄今日本对美仍具有依附性但自主意识又不断增强，新型中美日三角关系战略格局基本确立。本文在总结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及其日本因素演化的基础上，侧重对世纪之交中美日三角关系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和日本因素地位的嬗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得出结论：日本随着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将日益朝着既定的“政治大国”目标迈进。因而，日本将调适对美、对华关系，致力于在中美之间搞均势外交，美日共同遏制中国的格局将有可能被打破，中美日三角关系将从不均衡走向均衡，中美关系将在三角关系框架内制衡发展。为此，中国应当适时、趁势重构对外战略，谋划应对良策。 本文框架中主要内容是第二、三、四部分；重点为第三、四部分。其中：第二部分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日本因素的演化”是全文的铺垫和过渡部分。总结和回顾了中美关系及其日本因素演化进程，侧重分析了日本由从属型外交战略向自主型战略转变的缘由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第三部分“世纪之交中美日三角关系中日本因素地位跃升”是本文的中心部分。分析了日本因素在中美日三角战略关系格局中因日美互求结盟而导致的跃升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探讨了三角关系趋向均衡、中美关系将在日益均衡化的三角关系中制衡发展的未来走势。第四部分“新世纪初日本因素对中美关系影响的前瞻及中国的因应对策思路”也是重点部分，在分析预测新世纪初日本因素对中美关系影响的基础上，阐明中国在对美、对日战略上应正确定位，提出了中国因应对策思路，包括巧用内外互动、连动和牵制机制推进三角关系向均衡化发展，注重以多种外交方式手段实现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奚少云[2]2009年在《冷战后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搞好中日关系对于我国的和平发展意义重大,中日关系研究工作因此备受重视。新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却仍存在明显的不足,难以令人满意。伴随新世纪中日交往的扩展和深化,两国关系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从而对中日关系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国际关系学界近年来声势日隆的“中国化”建设对中日关系研究也提出了总结和提升的要求,故从学理角度总结并审视其历程和现状便具有了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本文试图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类学术文章、专著、书评和博士论文的统计和归类,考察其数量、主题和内容等要素,反映这一时期我国中日关系研究的一般状况。本文认为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具有社会性、政治性、政策性及议题和视角的集中和多样化等特质,并存在若干问题,即选题过于集中,观点近似,资料深掘不够;过于追求体现政策倾向,以至影响学术探索的深入;方法论意识较弱,轻视调查,论述欠科学严谨;认知模式主观化且缺乏反思精神;批评与争鸣不发达;问题意识学术性薄弱等。文章分别从传统、历史、制度、政治、舆论、国际、个人等角度探讨了这些问题的成因,并尝试对之进行某种学理性思考。正确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超越中求得发展,中日关系研究必将实现飞跃式发展。本文主要采取样本统计和文本解读的方法对学术文献进行考察。具体制定了时间、作者、内容和原创四项标准分别从相关数据库和书目中选取供考察的文献样本。为此,写作本文的前期准备工作中收集整理了大量文献目录,均以附录方式附于文后。
杨亮[3]2006年在《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及其走向》文中研究表明对于中日两国而言,中日关系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都高度重视。从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国政府和人民也受益颇多。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日关系的内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此为背景,过去中日两国共同确立的关于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平友好的诸项原则频频受到日本一些势力的挑战,中日关系在迭起的政治摩擦中出现了滑坡局面。21世纪初的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大国意识”强烈抬头,争做政治大国战略已经全面开启。中国和日本是近邻,又是亚洲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如何,不仅对两国未来的发展,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稳定、繁荣和发展都有影响。 中日关系将走向何方?如何进一步发展中日的睦邻友好关系?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中日两国学者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本文除了引言、结束语外,主体部分共分三章。 引言部分简要回顾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到冷战结束前中日间关系的发展情况,分析总结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并自然引出冷战后的中日关系。 第一章 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变化及其主要原因。首先导出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大背景,然后根据中日之间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曲折情况,把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国际形势的演化和中日关系的变化,分析其背后的主要原因。 第二章 新世纪中日关系走向。首先分析了中日关系在新世纪呈现出新的特点,其次对新世纪中日关系走向进行了战略分析。 第三章 对于如何经营中日关系,给中日双方提出了几点对策。
思美（DASHDONDOG, ODMAA）[4]2016年在《蒙古国的“多支点”和“第三邻国”外交政策下的蒙中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论文研究的1991年-2015年时间的蒙古国外交关系。蒙古国和中国是作为友好邻国,在地缘上是与中国山水相连的邻国,蒙古国和中国关系对两国来说都非常重要。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蒙古国开始着手调整国家的对外政策,经过研讨,最终确定了“第三邻国”和“多支点”的外交政策。在此外交背景下,蒙古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由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发展到战略伙伴关系,更是在2014年确立了蒙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目前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我相信不断深化的两国关系,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将会更近一步得到发展。本文从国际关系学科的相关理论出发,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在方法论上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系统归纳分析法,描述中蒙中两国六十多年来关系历史。这篇论文首先分析了蒙古国“第三邻国”和“多支点”的外交方式着手,并且叙述在这种外交方式下蒙古国与美、俄、日等国的关系。其次对蒙中1991年到2014年来的战略关系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和剖析,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最后分析了当下蒙中关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与挑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徐良[5]2002年在《冲突与合作》文中研究表明中美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极为敏感而又举足轻重的大国关系之一，处理好中美关系对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着积极意义。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是决定国际关系的核心因素。本文将以中美两国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为着眼点，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作一浅析。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决定了两国在双边关系的发展中，除了合作别无选择。
夏立平[6]2007年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的演变与转型》文中提出国际体系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国际体系的演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当前国际体系的转型。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从中国西汉时期至清朝后期，东亚的古代区域性国际体系，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相对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由于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以及它政治、经济和悠久灿烂文化的巨大影响，使古代东亚地区这一相对独立的国际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17世纪后半期，欧洲建立了近代国际体系。这包括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末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1815年至1914年的维也纳体系。由于欧洲列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全球影响，实际上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欧洲区域性国际体系已发展为世界性国际体系。作者对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有一些显著特点：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资本主义初期发展为背景的，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封建制度为背景的；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均势和大国协调体系，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非对称的家庭式体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体系内民族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在绝大多数时期主导性国家不主动干涉它国内政为基础的；近代欧洲国际体系是以国际法来调整国家之间关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是以“礼”来约束和调整国家之间关系；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对体系外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国对体系外国家基本采取争取友善或防御政策。人类已经历过的现代世界性国际体系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世界正逐渐进入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全球化趋势发展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促使当前国际体系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当前国际体系转型有一个很长过渡时期，现正处于这一过渡时期的相持阶段。作者在对国际体系的四个主要构成部分，即国际行为体、国际力量结构、国际互动规则和国际机制进行研究基础上，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具有下述特点：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国际力量结构多样化；国际互动模式多种共存；国际机制在各方博弈中变革发展。国际力量结构是国际体系的基础，而国际力量结构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大国战略关系。作者对构成当前国际力量结构和大国战略关系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三边关系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以及它们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前大国战略关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大国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相互协调又相互防范。为了推进建立互信、互利、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全球安全架构，有必要构建21世纪大国战略稳定框架。当前国际体系向国家之间相互依存为主要特征转型，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期。从长远来说，相互依存状态的国际体系还将再发展到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体系，这将为进一步建立和谐世界奠定基础。
张家铭[7]2017年在《“全球伙伴关系”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和权力转移等动力的推动下,国际体系的三大要素:国际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逐渐变化,国际体系由国家主义主导逐渐向全球主义主导转型,而冷战结束以来这一转型进程大大加快。在国际体系转型期,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也使得大国性格和关系演进具有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性”,追求国家主义地缘政治和全球主义地缘经济两个层面上的国家利益。国际体系转型推动了大国关系的转型,在这样背景下,一些主要大国之间构建了所谓的“全球伙伴关系”。1992年美国和日本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全球伙伴关系”,并在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日本新国家主义进程的发展而进一步强化。而随着英国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和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拓展,2015年中国与英国也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美全球伙伴关系与中英全球伙伴关系分别诞生于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转型加速期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期,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全球主义愿景。日本与美国的全球伙伴关系以军事同盟为基础,以地缘政治需求带动经济合作,实质上是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排他性、不平等制度性伙伴关系,依然带有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与英国的全球伙伴关系以务实经济合作为基础,以地缘经济合作化解政治分歧,实质上是以全球主义为导向的非排他性、平等功能性伙伴关系。相比于日美伙伴关系,中英伙伴关系更加顺应国际体系从国家主义向全球主义转型的长期历史趋势,为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典范。
赵亮[8]2006年在《21世纪中日关系的走向研究》文中认为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的也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发展长期、稳定和健康的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更显重要。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世界历史步入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二战后长达20多年的“冰冻”期，1972年的中日关系邦交正常化，以及20世纪80、90年代政治经济领域的长足发展。而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现状却令人忧虑。虽然中日两国于1972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且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如对侵略历史的认识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和当前国际环境、经贸关系和文化差异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而21世纪初中日关系处在微妙的时期，准确把握其发展趋势，提出正确的改善和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策略，对促进21世纪中日关系朝向稳定、健康的方向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史着手，研究中日关系的现状和特点，分析影响和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进而提出中日关系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进一步探讨改善和促进中日关系发展的策略。
杨春霞[9]2003年在《21世纪初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和中美关系》文中研究说明亚太地区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简称。亚太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主要是东亚地区(东北亚和东南亚)，该地区分布着日本、俄罗斯、中国以及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本文所重点关注的，主要是东亚地区安全形势下的大国关系。 亚太地区虽然自70年代以来，总体上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与发展，但是作为大国利益的重要交汇点，地缘战略关系极其错综复杂，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首先，由于安全观和战略利益的根本不同，美、日与中、俄四个大国有可能形成以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为一方，非军事同盟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另一方的对抗格局。其次，热点问题持续升温，进一步趋向白热化。在美国支持下，台独势力日渐膨胀，从而引起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朝鲜半岛冲突激化，战争可能性加大：日本加速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引起历史上深受其害的亚洲各国的担忧；同时金融危机加剧了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动荡，各国纷纷加强军事力量，这些举动都必然会对未来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不利的影响。 虽然亚太地区的复杂形势是各大国的对外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大国间对亚太地区局势的左右的能力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俄罗斯仍将处于“战略龟缩期”，日本在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的联合体，在关乎国家安全等关键问题上仅发挥着边缘性的作用，所以它们在亚太事务中都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而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亚太占绝对的优势地位，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亚太大国，其主要的利益都集中在该地区，必然力争在亚太地区起到主导性的作用。由此可见，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亚太国际关系中维护地区安全的主轴。 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点在于双方的实力悬殊所造成的双边关系的不对称，使未来21世纪初中美关系的前景，主要由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对华政策决定。美国在亚太地区基本的战略需要就是确保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不受挑战，维持美国在亚太事务中的主导作用。而安全战略是其亚太战略当中最核心的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保持前沿军事存在，对亚太国家保持军事压力。二是加强军事同盟，积极构建多边安全机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以此来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单边霸权。小布什政府对亚太地区安全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1世纪初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和中美关系战略的进行了调整，更加突出强制中国因素，强化了围堵手段，要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主导权。 从其目标和基本内容看，中国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具有双重地位。一方面美国把中国作为亚太安全的决定性力量与重要合作对象，在许多重大国际安全问题，必须借助于中国的配合;另一方面由于中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使得美国仍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和主要威胁，采取牵制、平衡的办法，防止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现实挑战。 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对台湾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美关系的走向。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关键最敏感的问题。就中国政府而言，台湾问题事关主权，不可能有任何原则上的让步与妥协。就美国政府来讲，台湾被视为其在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但是无论美国在台湾有着多么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相对于中国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其对美国的利害关系就要有限得多。 “9 .11”事件的直接影响就是使反恐、防扩成为目前美国内政外交的首要内容和目标。随后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明了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的意图和措施，同时不再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提出“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为双方合作提供了新的基础。 30多年来的中美关系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中美间既存在着竞争、冲突甚至对抗，也存在着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合作与协调，中美之间不是一种非胜即败、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的“零和”关系，而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双赢”的关系。 总之，面对21世纪初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令人忧心的亚太局势，中国不仅要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上寻找共同点和交汇点，同时更应该立足亚太，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外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创造一个安定的国内环境和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
王克歌[10]2005年在《试析冷战后的中日关系》文中认为中国与日本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自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到现在,中日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各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给两国人民带来了许多实在的利益,也对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从总体来看是正常的。但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国际形势的演变和中日国内政治经济领域情况出现了新的变化,导致中日之间麻烦不断,一波三折,特别是近几年这种现象更加明显。于是,人们得出了“中日关系政治冷,经济由热变凉”的结论。如何认识中日关系的这些发展变化及其未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将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解析。本文约两万七千字,除了引言、结语外,主体部分共分三章。引言部分 简要回顾从中日邦交正常化开始,到冷战结束前中日间关系的发展情况,分析总结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并自然引出冷战后的中日关系。第一章 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变化及其主要原因。首先导出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大背景,然后根据中日之间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曲折情况,把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针对不同阶段不同国际形势的演化和中日关系的变化,分析其背后的主要原因。第二章 反思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通过总结的八点经验教训,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引导正确方向。双方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严格恪守两国签署的三个基本文件是发展两国长期稳定关系的最重要基础和保证。第三章 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的前景展望。针对未来主要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因素分析,预测了21世纪初中日关系仍将会继续改善和发展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新世纪初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析论[D]. 范洪颖. 暨南大学. 2000
[2]. 冷战后中国大陆的中日关系研究[D]. 奚少云. 上海交通大学. 2009
[3].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及其走向[D]. 杨亮. 西北工业大学. 2006
[4]. 蒙古国的“多支点”和“第三邻国”外交政策下的蒙中关系研究[D]. 思美（DASHDONDOG, ODMAA）.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5]. 冲突与合作[D]. 徐良. 江西师范大学. 2002
[6]. 全球化时代国际体系的演变与转型[D]. 夏立平.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7]. “全球伙伴关系”比较研究[D]. 张家铭.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
[8]. 21世纪中日关系的走向研究[D]. 赵亮. 延边大学. 2006
[9]. 21世纪初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和中美关系[D]. 杨春霞. 中国政法大学. 2003
[10]. 试析冷战后的中日关系[D]. 王克歌. 河南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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