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合[1]2014年在《《旧唐书·音乐志》与《新唐书·礼乐志》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乐志”（或“音乐志”、“礼乐志”）是记载一个朝代音乐历史沿革的文本。正史中编纂“乐志”自《史记》、《汉书》始，一直延续至清代的《清史稿》。本文以《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和考据的研究方法，结合两唐书成书背景，从乐义、乐史、乐律、乐部、乐器和乐章六个部分，对《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进行了比较研究。第一章，从两唐书乐志的成书背景谈起。《旧唐书》修成于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修撰过程中秉承“按于旧章”的史学思想。《新唐书》修成于北宋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修撰过程中秉承的是“制度之要，则在礼乐”的史学思想。由于不同的编纂思想，《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在文本结构上也有所不同。第二章，两唐书乐志文本比较的研究。本文分别从乐义、乐史、乐律、乐部、乐器和乐章六个方面对两唐书乐志进行了比较研究。由于受编纂思想等方面的影响，《旧唐书·音乐志》和《新唐书·礼乐志》在载录内容和编纂重点等方面有所不同，对史实的记述详略有所差异，甚至有正误之别。这些差异和正误，必会影响到部分音乐史实的真实性。本章对这些差异作了比较，辨析其正误，力图还相关史实以真相。
王小盾[2]2005年在《正史乐志律志研究的学术意义——《两唐书乐志研究》《宋史乐志研究》的方法与途径》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王小盾教授为两篇音乐文献学专业博士论文《两唐书乐志研究》和《宋史乐志研究》撰写的序文。文中指出历代正史中的16种音乐志和8种律志是中国古代音乐重要的历史文本,所以《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的工作意义就在于它是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建构一部完整的中国音乐史的“梯航”。
孙晓晖[3]2001年在《两唐书乐志研究》文中指出学位论文《两唐书乐志研究》是在《两唐书乐志校释》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导师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计划的组成部分。本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两唐书乐志的史料来源》，下篇《唐代礼乐制度研究》。全文对唐代雅乐文献及制度沿革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描述。具体内容如下： 上篇《两唐书乐志的史料来源》，探讨了唐国史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到《新唐书·礼乐志》的编纂过程和史料关系。其主要学术观点是： (一)旧说据《五代会要》所载后晋史官云“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纪传”，以为唐国史止于代宗，唐国史最后定本是柳芳续成的一百叁十卷本。本文通过考证唐史馆的编纂体例、研究《旧唐书》的叙事文本以及考察历代《旧唐书》的版本叙录和校勘记，认为唐国史的修撰一直延续到宣宗大中年间。又据《太平御览》徵引《唐书》之文本，比续《旧唐书》诸志，认为唐国史有十二志，其国史音乐志的主体部分是韦述国史音乐志。这一结果发展了史学界对纪传体唐国史之志的研究。 (二)《旧唐书·音乐志》的史料来源是唐国史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的主体部分是韦述国史音乐志。韦述国史音乐志所述唐朝前期音乐是在刘贶《太乐令壁记》的基础上采录实录、礼乐诏令奏议而成的。开元后至宣宗朝的的音乐内容是后代国史修撰者据各朝实录补缀而成。唐末昭宗朝乐悬的记录则由后晋史官据昭宗朝论乐奏折补加。故《旧唐书·音乐志》的成书过程如图所示：《太乐令壁记》→韦述国史音乐志→开元后史官补缀国史音乐志→后晋《旧唐书·音乐志》。 (叁)通过研究仁宗时制礼作乐的时代背景和欧阳修的礼乐观，考察了宋仁宗时期重修《新唐书·礼乐志》的目的和意义。《新志》重视典章制度，其编撰目的是仁宗时制礼作乐之“急用”。相对于《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阐明了祖孝孙八十四调宫调体系的原理，记录了俗乐二十八调，指出银字(倍四、中管)作为准器的重要性。此外，《新唐书·礼乐志》还补充记录了道教音乐、云韶乐等音乐品种以及开元后的宫廷音乐。故本文对《新唐书·礼乐志》史料来源的发掘，主要依靠为前辈学者称为“史余”的那一部分史料。对《新志》较《旧志》所增加史料的发现，是认识《新志》史识的关键”。《新唐书·礼乐志》对唐代雅乐、俗乐乐律的认识得益于徐景安《乐书》，对于德宗朝至宣宗朝音乐记录的增补，多采唐人笔记小说。 本文对《两唐书乐志》史料来源的揭示，实际上展示了从唐玄宗开元初至北宋仁宗嘉佑年间近四百年的乐志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同时是唐代音乐从被记录到被重新认识的过程。 下篇《唐代礼乐制度研究》，对隋唐礼乐制度的建设及其沿革作出了客观的描述。共分四章： 第一章描述了唐代雅乐建设的全过程。本章将唐代雅乐置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通一畏峙段的音梁登展背景之中，封唐代雅梁各陪段巡行了重黔的考察。本章重默通遇南北朝梁工的流勤和家法颤承封音梁傅承的影馨，阴明了祖孝孤旋宫梁的来脸，捉而榷立了初唐雅梁在音梁史上的举榷座漂。徒家法和师承分析音梁傅承，是音梁鬃方法的有益探对。 唐代雅梁登展有着各陪段的峙代特黯。初唐雅梁是唐代雅柴的建毅峙期，祖孝探的(十二和)是用放徽式的雅柴系列曲目，其梁稠除祀昊天上帝、祭地祖和享太潮叁项有明榷的规定之外，其除栗稠皆随月定均。强文收依《周覆》之制，在祖孝探旋宫梁的基礴上，将雅梁各植徽式的所用梁稠固定下来。唐代雅梁的宫稠模式，皆沿襄强文收所定制。高宗朝雅梁大事乃以《神功破阵梁》、《功成魔善梁》和《上元梁》叁大舞入雅梁。而武HlJ天朝的雅梁定制焉服史上揭一熬二之攀，其表现焉重砚隐祀，雅梁律吕颠倒，业重改《十二和》之名。 玄宗朋元峙雅柴腮名焉《大唐梁》，是以朋元十叁年的封禅祭天地梁章加上玄宗峙太廊九室梁舞而成。《大唐梁》是唐代雅梁癸展的最高峰，朋元之俊的覆梁皆举阴元之制。玄宗天育年简，雅梁呈现道教化的登展超势，其漂袜是新的祭祀俄式的出现一一享玄元皇帝太清宫、祀九宫食神、享能池梁，皆是玄宗朝以老子焉文化祖先，重视道教的表琪。玄宗朝的“享太清宫一享太潮一南郊”成焉阴元俊祭祀的模式。道一模式貌明天宵以俊雅梁的主艘成份是祀昊天案、享太潮梁舞和崇祀道教的梁舞。 德宗朝的雅梁中典，重祝祀九宫贵神、祀夙颇雨颇、享武成王潮，此顺梁章随之磨莲而生。德宗朝雅梁的中具，又促使燕梁的繁柴，遏地献梁蓬到高潮。文宗朝雅梁，其表现焉封霎韶梁的重祝。至唐末黄巢之氰，政治的衰亡使唐代雅梁随之衰欺。糖之，唐代雅梁登展各陪段皆有其峙代特微。唐末殷盈孤依《周覆》研制梁怒，焉唐代雅梁史割上了句统。 第二章通遇考察唐太常寺八署四院官制的滕能，貌明祭祀音梁是唐代覆梁制度的核心内容。封太常梁部、太常梁章以及太常直官制度的考察，宵隙上是封唐代音梁精横和太常莲作概制的考察。本章研究太常音梁制度的目的，旨在通遏制度桔横研究音梁拮楷。 第叁章、第四章考察吉、寰、嘉、罩、凶五梗柴曦，旨在徒覆制背景下韶藏唐代雅案
连雨[4]2016年在《《玉海》音乐史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宋王应麟编纂的大型类书《玉海》中保存了丰富的历史史料,为我们查考典故和事物的出处提供了大量资料;其中一些史料已经亡佚,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许多历史研究都涉及到它,其中的地理门、艺文门都有人进行了专门研究。近些年该书中的音乐史料也引起了音乐史学界的注意,但目前还没有人对其中的音乐史料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本文试从《玉海》音乐史料的编录方式,史料来源及内容,以及其中的一些佚文来进行研究,挖掘其史料价值。第一章对《玉海》本体研究,考察其编录特点,整理其所引书目,梳理出《玉海》音乐史料各时期的史料来源。第二章对《玉海》音乐史料内容研究,整理各时代相关音乐史料,按照原着的分类将这些音乐条目内容进行总结和研究,再与其他书目史料内容做一比较。第叁章对《玉海》中的《太乐令壁记》、徐景安《乐书》佚文进行研究,通过佚文史料了解音乐史实。为研究音乐史提供材料依据,同时为文献的恢复提供材料依据。
孙晓晖[5]2003年在《《新唐书·礼乐志》的史料来源》文中认为本文通过文献学校勘之法 ,排比两《唐书》乐志资料 ,发掘了《新唐书·礼乐志》较《旧唐书·音乐志》所增加的史料和史识。同时 ,本文依靠《崇文总目》确立了《新唐书·礼乐志》的引书范围 ,并在此基础上逐一考证其史源关系。《新唐书·礼乐志》礼制部分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是《大唐开元礼》 ,音乐部分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是徐景安《乐书》、《乐府杂录》以及中唐晚杂史笔记等。本文还辑录了鲜为人知的唐代乐书《古今乐纂》、《律书乐图》等
任飞[6]2011年在《唐代太常、教坊乐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乐官制度肇始于商末,发展于魏晋南北朝,而成熟于隋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唐代音乐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中国音乐国际化和国际音乐中国化的繁荣局面,而唐代乐官制度的成熟与完善为这种繁荣的音乐局面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也为后世乐官制度的继续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模本。如果作为中国音乐文化主体的专业乐工从实践上保证了中国音乐的顺利传承与发展,那么,作为专业乐工的直接领导者的乐官则是从思想、制度上保证了中国音乐的顺利传承与传播,对于乐官这个群体的研究可以直接印证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状况,透视唐代礼乐制度的辉煌与完善,了解唐代上层社会的音乐文化生活,甚于对研究整个唐代的社会生活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与意义。本文这里选择了在唐代国家音乐生活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太常寺和教坊中的乐官为研究对象,从中国古代官制的角度出发,运用文献学、史料学、文字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理交融的方法,对乐官的机构、职能、铨选、俸禄、考核、乐官与音乐活动的关系等相关问题进行综合探讨,为从整体上窥视整个唐代乐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和依据。
闵定庆, 刘兴晖[7]2009年在《尊重记录,还原真实——读《〈清史稿·乐志〉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五史"中的十六种乐志和八种律志"呈现了一部礼乐制度的历史",是"关于中国音乐史全局的核心史料",对研究历代宫廷音乐及礼乐制度的发展演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继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音乐学博士学位论文系列(《两唐书乐志研究》、《宋史乐志研究》、《辽金元叁史乐志研究》)之后,崇文书局2008年7月正式出版了温显贵先生的博
刘洋[8]2008年在《唐代宫廷乐器组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唐代是中国古代乐舞艺术发展的极盛时期,繁花似锦的宫廷音乐舞蹈,代表了当时乐舞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唐代也是我国古代器乐艺术发展的颠峰时期。宫廷器乐规模宏大,乐器、乐种众多,人才辈出,不仅成功地烘托、伴奏其时繁盛的歌舞艺术,承担各种浩大的宫廷祭祀、朝会宴享、出行仪仗等礼乐活动之用乐任务,自身还培育发展出许多独立的器乐合奏、独奏形式,例如,出现了“皇帝梨园弟子”这样庞大的丝竹乐团,专门演奏玄宗皇帝酷爱之法曲。璀璨的唐代宫廷器乐艺术,为多姿多彩的唐代表演艺术增添了无比耀眼的光辉,也在中国器乐史上浓墨重彩地书写了灿烂篇章。本论文以唐代宫廷各种各样的乐队的乐器配置、乐器组合为研究对象。力求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考订史料,从微观角度对各种乐队所运用的不同乐器组合,条分缕析,详加比较,考辨唐代宫廷各类乐队的具体组合及编配形式。进而探索其形成条件、嬗变历程以及社会影响等等,以揭示它们对唐代器乐、歌舞艺术的全面繁荣局面的出现所起的推动作用。乐器是音乐的物质载体,乐队组合是音乐最直接的物化体现之一,本文认为以唐代音乐的分类标准来划分宫廷所用之乐队组合种类,较为合理。考虑到宫廷、太常下辖太乐署、鼓吹署以及梨园与教坊等庞大乐舞机构的客观历史存在,故本文以相应机构为经,以音乐性质为纬。正文内容分见下列五章:第一章“唐代正乐之乐队组合研究”,主要对当时“正乐”所包括的雅乐、坐立二部伎、宴乐及文康乐、清乐、西凉乐的各种乐队具体组合形式、乐器配置、乐队排列等问题分别加以考述。第二章“唐代四夷乐之乐队组合研究”,以包括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之乐的“四夷乐”乐队组合形式为研究对象。梳理、考辨唐九、十部乐除清乐、西凉乐、宴乐及文康乐以外其余乐部的乐器组合形式。第一节“西域之乐队组合”,分别考察龟兹乐、天竺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高昌乐的乐队组合形式。第二节“南蛮之乐队组合”,主要梳理南诏乐、骠国乐、扶南乐的乐队组合形式。第叁节“东夷系及北狄系乐队形式”主要对高丽乐、百济乐的乐队组合形式加以梳理。因有关唐代宫廷之中北狄乐乐队形式的记述较少,故未对其详加探讨。第叁章“唐代宫廷鼓吹乐之乐队组合研究”。第一节对唐代鼓吹乐五大部类各部中乐器的具体编配问题,详加考述;第二节考订唐代鼓吹十二案的乐器配置、乐队组合方式等问题。第叁节整理与分析唐代卤簿中不同等级不同鼓吹乐队的组合形式。第四节梳理、考证唐代宫廷其他场合所用鼓吹乐队及其组合形式,如凯乐、行军鼓吹乐及军礼鼓吹乐,以及大傩、合朔伐鼓、夜警晨严、挽歌等不同鼓吹形式。第四章“唐代宫廷其他乐器组合形式”。本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考辨梨园、教坊等机构的乐器组合形式。梨园是专门演奏“法曲”的宫廷音乐机构,具有一支庞大的丝竹管弦乐团。教坊则专演所谓的俗乐歌舞。它们都是唐玄宗时在太乐署之外另设的音乐机构。第一节便是对演奏法曲的乐队组合形式加以考辨。第二节“唐代散乐之乐队组合”,主要探讨演奏百戏、歌舞戏、俳优戏等俗乐为主的教坊乐队组合形式。此外,独奏是单件乐器构成的独特组合。唐代宫廷宴享“以部奉乐”的演奏形式,不同于宋代“以盏奉乐”,所以,唐代宫廷中的乐器独奏,形式灵活,场合不定,朝会仪式活动外亦常出现。故本文将宫廷出现的乐器独奏形式,作为本章第叁节考察内容。第五章结语部分,综述各章研究所得,进一步考察唐代乐器组合的发展变迁轨迹。指出在唐代中外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下,雅、胡、俗乐逐渐融汇,相互交流吸收,加速了乐器组合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天宝十叁载玄宗大力推行的胡部新声与道调法曲“合作”,更标志着各族器乐在宫廷的空前大融合,深刻影响乐器组合的发展嬗变。另一方面,音乐史上由歌舞乐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向宋以后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历史阶段的巨大转型,也加速了中晚唐宫廷器乐组合的嬗变。乐器组合的变迁,既是时代影响下艺术发展的需要,也有力地促进了音乐歌舞的变迁,加速了新的艺术高峰的出现。
吕净植[9]2016年在《北魏音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北魏音乐是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中的重要环节。论文中不仅涉及鲜卑民族音乐,还包括宫廷音乐、佛教音乐、贵族音乐以及四夷音乐等问题的研究。这些内容构成有别于以往中原王朝的北魏音乐特色。在吸收四夷音乐的过程中,将不同地域音乐及乐器带入宫廷,为中国古代第二次音乐文化交流的出现奠定基础。本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本文的主要内容和论点概述如下。第一部分绪论。首先阐述北魏音乐研究的选题意义;其次对本选题研究的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在查找目前研究的不足的基础上,为本文的创新寻找突破点,最后阐述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部分,正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北魏宫廷音乐的确立。首先从两个阶段梳理宫廷音乐机构的设置情况,对鼓吹署、乐府、太乐署的职掌以及所涉及乐官的职掌进行分析。其次论述有关北魏宫廷音乐的来源及演变问题,主要从鲜卑民族音乐、北魏继承中原宫廷、南朝宫廷音乐、以及方乐和四夷乐舞等方面论述。第二章,北魏宫廷音乐及舞蹈。本文通过与汉代宗庙、郊庙祭祀音乐进行比照,本文对北魏宫廷郊庙祭祀中雅乐的乐曲内容及曲式类型进行分析。宫廷使用的雅舞包括天兴元年(398年)太祖自创的《皇始舞》和永熙二年(533年)孝武帝改编的《大成》。北魏宫廷吸收的中原旧曲包括《公莫》、《白鸠》、《明君》和《圣主》,文中对这四个作品在各朝流传情况进行梳理。除此之外,分别对宫廷中殿庭飨宴、卤簿仪式、后宫用乐问题进行研究。有关宫廷音乐的乐器问题,文中结合本朝信都芳所撰《乐书》中史料,对宫廷中源于中原、西亚、南亚、龟兹地区的乐器进行归类分析。第叁章北魏贵族音乐。北魏鼓吹赐乐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出现鼓吹和羽葆鼓吹两种赏赐乐队形式,本文根据赏赐时间、赏赐缘由进行分类分析。通过对羽葆、鼓吹、羽葆鼓吹概念的解析,得出羽葆鼓是晋朝开始普遍使用,直至流传于宋朝的手执革类乐器。北魏时期,墓葬出土的鼓吹乐器按乐俑演奏姿势分为骑马鼓吹和步行鼓吹,同时包含多种乐器组合形式,这些有助于对北魏鼓吹乐的研究。北魏沿袭前朝传统开展民歌采集及工作,其中很多通晓音乐的贵族对民歌进行改编,贵族家伎对民歌的保留与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第四章北魏民间音乐。前朝民间音乐在北魏的流传重点突出鲜卑民间音乐在北魏音乐发展中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百戏用乐问题侧重于百戏表演中所使用的乐器及乐队组合,以及墓葬壁画中出现的百戏乐器研究。最后对流传至今的北魏经典民间歌曲进行分析。第五章北魏四夷音乐与宗教音乐。首先对四夷音乐中属于西戎乐的龟兹乐、疏勒乐、般悦国乐舞、西凉乐以及东夷乐中的高丽乐进行研究。在西戎乐的研究方面着重对传入北魏的乐器进行研究,在东夷乐的研究方面着重挖掘北魏前中原音乐对高句丽的影响,以及北魏时期两次吸收高句丽音乐将其纳入宫中的过程。其次对佛教音乐表演种类及所用乐器、道教音乐改革等问题进行研究。第叁部分结语。文中总结了北魏宫廷音乐的特征,以及民间歌曲的分类等问题。阐述了北魏音乐对后世音乐的影响,从而分析出北魏音乐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规律。
王楚蒙[10]2016年在《唐代乐舞机构及其舞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代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繁盛的时期,也是文化艺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唐代舞蹈,是继周、汉以来的第叁个集大成时代,也是古代舞蹈发展的最高峰。唐代舞蹈的高度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当时的乐舞机构及其舞人们的贡献,她们为唐代舞蹈的辉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本文以唐代乐舞机构及其中的舞人为研究对象,力图对唐代叁大乐舞机构的历史源流、生态位置、职能分布、管理制度等方面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以及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舞人和舞蹈作品进行归纳总结。所以,笔者从这个视角切入,来试图论证唐代舞蹈的繁荣发展与当时的乐舞机构及其舞人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此外,也将试图分析唐代乐舞机构及其舞人给当今舞蹈发展带来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旧唐书·音乐志》与《新唐书·礼乐志》比较研究[D]. 张百合. 中国音乐学院. 2014
[2]. 正史乐志律志研究的学术意义——《两唐书乐志研究》《宋史乐志研究》的方法与途径[J]. 王小盾.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05
[3]. 两唐书乐志研究[D]. 孙晓晖. 扬州大学. 2001
[4]. 《玉海》音乐史料研究[D]. 连雨. 河南大学. 2016
[5]. 《新唐书·礼乐志》的史料来源[J]. 孙晓晖. 中国音乐学. 2003
[6]. 唐代太常、教坊乐官研究[D]. 任飞.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7]. 尊重记录,还原真实——读《〈清史稿·乐志〉研究》[J]. 闵定庆, 刘兴晖.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2009
[8]. 唐代宫廷乐器组合研究[D]. 刘洋.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08
[9]. 北魏音乐研究[D]. 吕净植. 吉林大学. 2016
[10]. 唐代乐舞机构及其舞人研究[D]. 王楚蒙.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