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赋的思想价值——与汉乐府民歌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民歌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汉乐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就思想价值而言，汉赋与汉乐府诗是不能以高下优劣相论的。汉乐府诗广泛地描写下层社会的生活，反映民众的心声，这是汉赋罕能涉及的；而汉赋立足于社会政治、着眼于上层统治、注重于文人自身等方面的描写，这又是汉乐府诗难以达到的。本文针对抑赋扬诗的偏见，就汉赋对时政黑暗不公的痛斥、贵族腐败生活的揭露、文人不幸遭遇的控诉、民众生活疾苦的反映，以及提出改革现存制度的政治主张和经济措施，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分析。在汉代思想史上，汉赋以它深刻的政治见解和具体的治国方案，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汉赋 汉乐府诗 比较研究 民本思想
汉赋与汉乐府民歌，一是上层文人的作品，一是下层民众的歌吟，它们的思想价值能否进行比较研究，回答是肯定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比较？比较的目的是什么？那种抑赋扬诗、或褒诗贬赋的比较，只能得出片面的见解和结论，是有害无益的。本文的比较研究，目的不是反其道地抑诗扬赋，而是试图通过作品的对照分析，见出各自的优劣，探求汉赋在汉代思想史上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我们只要对作品进行全面具体的考察，就不难发现，汉赋与汉乐府民歌具有同样不可低估的思想价值。这是因为，汉赋既有歌功颂德、描写贵族生活的一面，更有讽谏时君、针砭时弊的一面。今存较完整的120多篇赋作中，大多数作品都涉及到对贵族腐朽生活的暴露、对黑暗时政的痛斥、对文人不幸遭遇的控诉、对人民生活疾苦的反映，以及提出改革现存制度的主张。如此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是完全可以同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相提并论的，甚而某些思想见解的深度，要在汉乐府民歌之上的。
汉乐府民歌就其主流而言，已得到了充分肯定。但从今存的全部诗作来看，尚有1/4的作品消极思想较多，如果避开这一点而同汉赋的思想比高低，显然失去其科学性。为说明问题，不妨作番简要的清理。汉乐府民歌中消极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悲叹人生短暂，追求及时行乐，如《西门行》：“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尽管这首诗有“贫士失职者所作”[（1）]的背景，或有“君子悼时为无益之忧”[（2）]的隐痛，而“秉烛游”的消极因素是不容否定的，且对后世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二是抒写生死无常的人生悲哀，《薤露》写道：“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蒿里行》亦云：“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这里是没有积极的精神可言的。奋发有为的一代雄主曹操，借用此乐府旧题，全然更新其内容，“用以伤乱后丧亡”[（3）]，描写天下大乱、民众涂炭的现实，形成了建安诗坛的强烈写实性。三是写游仙的，如《董逃行》、《王子乔》、《步出夏门行》、《行歌行》（二）、《善哉行》、《古艳歌》等，这些诗的主题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为希图不死”，“一为逃避现实”[（4）]。有的直言服药成仙：“采取神药若木端……服此药可得神仙。”有的写得道升仙：“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揽辔为我御，将吾上天游。”有的幻想同仙人遨游：“仙人骑白鹿……导我上太华。”这种游仙题材，到了魏晋时代，尤其是在曹操笔下，面貌全然一新，“游仙远想，实系思心”[（5）]，借助游仙诗，抒写建功立业的情怀。就这类题材而言，汉赋却表现出它的积极意义，桓谭的《仙赋》借咏仙人王乔赤松的“周览八极”来抒发“高眇之志”；班彪的《览海赋》以仙境神人的隐现，点缀大海的空灵美，借以表达避世远祸的思想；司马相如的《大人赋》通篇仙游神览，其旨在讽谏时君。可以说在汉赋作品中很少见到汉乐府民歌所存在的这些消极思想。
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成了衡量汉赋与汉乐府民歌思想价值的重要标志。所谓的现实生活，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下层民众的生活，而应当有广泛的社会内容，高尔基说过：“对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6）]这里的“人”，当包括上层阶级、文人和下层庶民；“生活环境”，当指物质的和精神的生存空间。如此多层面的现实生活，汉赋与乐府民歌都不可能全面反映，只是着墨于不同的侧面。汉赋重在描写上层社会的腐败和文人的不幸，汉乐府民歌则重在反映下层百姓的生活疾苦，它们恰好起到了互补的作用，共同构造了汉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完整图画。
汉乐府民歌确实广泛地描写了民众的苦难生活，《东门行》展现出残酷经济剥削下民众铤而走险的悲剧，《妇病行》描写了妻死子亡的家庭悲剧，《艳歌行》《悲歌》反映了流浪者离乡背井的苦难，《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揭露了战争的灾难。相比之下，汉赋对人民疾苦生活的描写显得较单薄，但并非“绝缘”，虽不如乐府民歌塑造出一个个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者形象，却也构造了一幅幅凄惨的现实画面。贾谊在《旱云赋》中描绘出农民遭受旱灾时忧心。如焚的情状：“隆盛暑而聊兮，煎砂石而烂渭；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愤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农夫垂拱而无聊兮，释其锄耨而下泪。忧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最早反映自然灾害及其对农民带来苦难的一篇赋作”[（7）]。贾谊是汉代初年的赋家，可见汉赋较早地关注了民众生活的悲苦现实。班彪在《北征赋》中描写社会动乱所造成的“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的悲境，着墨虽然不多，而反映现实的精神同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篇一样强烈。王褒的《僮约》是一篇杰出的“赋体俳谐文”，它所描写的是“一般史传中难得反映的社会现实”[（8）]，文中通过奴隶一天从早到晚扫除、洗涤、浚渠、锄园、割草、汲水、织履、张鸟、捕鱼、弹凫、射鹿、捉龟、逐鸱、牧猪、种姜、养芋、喂马等等劳动的描写，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的非人生活。对此，马积高教授说：“从内容来说，此赋可以与《豳风·七月》相比拟的。只是《七月》写的是周时奴隶主教育奴隶在一年内如何生活，此赋写的是汉时家奴从朝至夜的劳作，略有不同。而在描写的生动、形象上，此赋远远超过了《七月》，特别是语言已接近口语，尤为可贵。”[（9）]由此足以说明，汉赋决不是无视民众的苦难生活。如果说这里只提及汉代小赋的话，那么大赋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上层贵族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榨取民脂民膏的基础上，因而暴露贵族生活的腐朽奢侈是汉大赋最突出的思想贡献。赋家以设客代言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枚乘《七发》借吴客之口，典型地再现了贵族子弟糜烂的生活方式：“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脆，脭
转肥厚；衣裳则杂遝曼暖，燂烁热暑……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宴，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若将这段描写同乐府民歌描绘民众生活疾苦的内容参照阅读，那么社会之不公，贫富之悬殊，苦难之根源，则更为分明了然。司马相如比枚乘更大胆，《子虚赋》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王侯君主，赋文先是极力铺陈楚王游猎云梦泽的盛况：云梦之富有，无物不备：车驾之精美，雕玉饰珠；声势之浩荡，雷动星流；捕获之众多，鸟兽蔽地；美女之艳丽，神仙仿佛；歌舞之欢乐，惊天动地。之后以乌有先生之口，道出铺陈的用心乃是“显侈靡”、“彰君恶”，有力地揭露了贵族阶级“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的腐朽生活。扬雄的《长杨赋》借子墨客卿之口，指责最高统治者为了满足纵情田猎的需求，驱民入山林，造成“扰于农民三旬有余”之害。汉代叙事大赋对社会的上层大胆地暴露，其思想价值是乐府民歌不可替代的。
旧时代压在社会最下层的是妇女，对于她们不幸命运的描写，汉乐府民歌从广阔的社会画面表现得最为充分，写民间女子随时遭到贵族调戏侮辱的有《陌上桑》、《羽林郎》，写女子随时被丈夫抛弃的有《怨歌行》、《上山采蘼芜》，写封建制度下女子以死殉情的有《孔雀东南飞》。然而，宫廷深院中的宫女生活是乐府民歌所不能涉及到的。封建帝王为满足淫侈生活的需求，入选大量的女子进宫，禁锢深院，冷落终身。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是开后代宫怨题材的先河[（10）]，尤其是班婕妤，她是第一位描写宫女生活的女作家，班婕妤自身就是一位不幸的宫女，汉成帝时被选入宫，因遭赵飞燕的进谗而失宠，于是作有《自悼赋》，以抒写失宠的哀怨之情：“共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俯视兮丹墀，恩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班婕妤又是一位后宫女官，对宫女的生活，既有亲身的体验，又耳闻目睹，因而她的《捣素赋》真切地倾诉了宫女共同的哀怨，赋文先写宫女“胜云霞之迩日，似桃李之向春”的花容玉貌，接着将宫女置于愁云、寒风、冷月、桂露的悲愁氛围之中，强烈地衬托了宫女内心的冷落凄凉；进而写宫女捣素发出“清寡鸾之命群，哀离鹤之归晚”的哀婉动人的杵声，以声传情，透视出宫女凄楚无限的心声；最后直写宫女的无边愁苦：“怀百忧之盈抱，空千里兮饮泪。”如泣如诉，令人心碎。汉赋与汉乐府民歌从不同社会侧面反映了旧时代女子不幸命运。
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奉行孔子所创立的修身、治家、平天下的入世志向，而在旧时代，他们总是厄运横行。春秋战国，天下纷争，诸子士人奔忙于列国之间，被逐受害者有之；时至两汉，天下一统，文人多同倡优，失志者大有人在。汉赋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文人的遭遇，这是汉乐府民歌所缺少的内容。乐府民歌虽有抨击时政对人才的摧残，如汉顺帝时的歌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但没有表现文人的身世，缺少个性描写。汉赋是文人的创作，赋家运用手中的笔，抒写自己的身世，这已成为他们创作的主题之一。有的直抒身世的冤曲，如严忌的《哀时命》、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息夫躬的《绝命辞》、崔篆的《慰志赋》、冯衍的《显志赋》等。这些赋共同的特点是直接抒写作者生不逢时的悲哀、尽诚受害的遭遇、有志难骋的悲苦。最有代表性的是司马迁，这位千古奇才却成了千古悲剧人物，只因李陵一事而枉受宫刑，因而他在《悲士不遇赋》中强烈地抨击现实的黑暗：“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遂将屈而不伸。”有的咏古讽今，贾谊的《吊屈原赋》、东方朔的《七谏》、刘向的《九叹》、王褒的《九怀》、王逸的《九思》，这些赋作描写屈原含冤投江的不幸身世，因以自谕，借以讽世。贾谊年少，才气超群，却惨遭诽谤，贬谪长沙，命同屈原，因而过湘水而赋《吊屈原》，怀古伤今，愤时疾俗：“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圣贤逆曳兮，方正倒植。”还有的咏物托情，扬雄的《酒赋》、张衡的《鸿赋》、祢衡的《鹦鹉赋》、赵壹的《穷鸟赋》，这些赋作巧借咏物，曲折地控诉了时政对文人的迫害。
汉赋还有一类作品，设为主客争辩，从正反两面对社会进行冷嘲热讽。东方朔凭着滑稽多智的奇才侍从汉武帝，却始终被视为倡优，政治上得不到重用，他在《答客难》中先以宾客之口，从正面叙述现实的遭遇：“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继以主人“东方先生”的正话反说，点明命不由己的原因：“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文人的命运，不是取决于才能，而是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这就是时代的悲剧。扬雄的《解嘲》也用同样的方式，正面借助“客嘲”来叙述“位不过侍郎”的卑下地位，再以主人责客，揭示“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的社会原因。这些赋作无可非议地说明汉赋对现实社会批判的尖锐性和深刻性。
从描写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来看，汉赋与乐府民歌的思想价值，理应同等视之，它们的区别不是价值的高低，而是反映社会侧面的不同；它们不是对立互斥，当是互补而不可分割。不过，从思想的深度来看，汉赋要高于民歌。概括地说，汉乐府民歌出于下层人物之手，对社会现实的描写只限于摆现象，诉苦难；而出于文人之手的汉赋，则注重于揭根源，提措施，试图从政治上来解除社会的苦难。
汉乐府民歌对现实罪恶的控诉是强烈的，而缺乏对现存制度的理性批判。汉赋显然不同，既有激情的控诉，又能理性的批判。汉赋的作者多为政治思想家，他们往往站在治国安民的高度，冷静地审视社会，透过现象寻求本质。贾谊《旱云赋》在描写“惜稚稼之旱夭兮，离天灾而不遂”的旱灾后，尖锐地指出不能抵御旱灾带来的苦难，根本原因是社会政治制度的过失：“怀怨心而不能己兮，窃托咎于在位。独不闻唐虞之积烈兮，与三代之风气；时俗殊而不还兮，恐功久而坏败。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违节。”天灾是不可避免的，而人治则可以解除灾害，所以贾谊归罪于统治者的失政违节，很有政治见解。贾谊能看得如此深邃，全出于政治家的眼光，他在《无蓄》一文中总结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天灾，由于政治清明，积粮备患，免于饥饿之苦：“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汤有十年之积，故胜七岁之旱。”又在《论积贮疏》中告戒汉文帝若不积贮粮食，就会出现“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的危难。汉武帝时身为太常的孔臧在《谏格虎赋》中具体地指出统治者的纵情田猎造成了民众的三大灾难：围地为苑，“犯之者其罪死”；驱民入山林，“妨害农业”；格虎于其庭，“残夭民命”。对社会混乱根源的揭示最为深刻的是东汉赵壹，他的《刺世疾邪赋》可谓集社会批判之大成，赋文先从历史的纵向指出汉代是最为残酷的时代：“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继而从现实的横向揭露了贤愚倒置的腐败表现：“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
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最后直揭根源：“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这是千古确论。“近人高度地评价东汉的乐府民歌在反映现实生活上所取得的成就，其中也确有不少有价值的篇章，但如仅就对当代政治问题的认识和反映来说，也还不及这篇赋。”[（11）]
汉赋思想的深刻性还表现在提出了一系列变革的具体主张。乐府民歌也涉及到解除苦难的方式，如《东门行》的拔剑反抗，《战城南》的渴求和平，游仙诗中的避开现实，《孔雀东南飞》的告戒家长，《陌上桑》的以智压邪等，这些方式只是从主体方面所表达的一种愿望和理想。汉赋的认识高出一层，它着眼于社会客体的变革，力争通过统治者的权力来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因而能够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较全面地提出治国安民的方案。
思想上，汉赋提出了“与民同乐”的主张。上层统治者在满足于物质生活的同时，尽情地追求精神生活的享乐，当时最突出的是田猎游乐。他们为尽田猎之欢，不恤国政，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严重地损害了民众的利益。汉武帝的侍郎司马相如献《上林赋》直指独乐的危害：“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侈，仆恐百姓被其尤也。”这里批评贵族的“独乐”，含有提倡与民同乐的思想。孔臧直承孟子“与民同乐”的民本思想，告戒统治者“乐之至也者，与百姓同之谓”（《谏格虎赋》）。张衡又从巩固皇权的高度剖析独乐会导致国政覆灭：“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娱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东京赋》）
政治上，汉赋提倡德治仁政，减轻刑罚。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指出，帝王贵族要改变淫侈的生活，必须“驰鹜于仁义之涂”，这样才能实现“天下大悦，乡风而听，随流而化”的太平盛世，并提出了“省刑罚，改制度”的主张。治国施仁，是汉赋作家的一贯思想主张，扬雄《羽猎赋》说：“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杜笃《论都赋》主张“躬修道德，吐惠含仁”。这种思想极有时代的现实意义。
汉赋最富有价值的思想是在经济上提出了一系列为民利民的措施。一为励农。由于贵族的霸占，造成了“富者田连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12）]；又因战争、劳役等原因而大量地夺去农时，“扰于农民”，田荒地芜，“不得收敛”。针对这种现实，赋家提出开放田林、励农垦荒的主张。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说：“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聩墙填堑，使山泽之人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给农民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扬雄在《羽猎赋》中劝谏汉成帝要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丞民乎农桑，劝之以弗怠”；班固在《东都赋》中说得更为具体：“抑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盛务……女修织絍，男务耕耘。”二为济民。对于失去谋生能力及贫困者，赋家又提出了开仓济民的主张。司马相如提出“从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上林赋》）。扬雄《羽猎赋》说：“恐贫穷者不偏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馆，放雉兔，收置罘，麋鹿刍荛，与百姓共之。”张衡的《东京赋》也有同样的主张：“乐输其财，百姓同于饶衍，上下共有雍熙。”三为节俭。汉代赋家对上层贵族的奢侈生活是深恶痛绝的，格乘、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在他们的叙事赋中无不痛斥贵族的“穷泰极侈”，并提出了“改奢即俭”的措施，如《上林赋》的“解酒罢猎”，《羽猎赋》的“罕徂离宫而辍游观，土事不辟，石功不雕”，《东京赋》的“班宪度，昭节俭，示太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扬雄在《长扬赋》中还以先王高祖“介胄被露汗”、文帝“木器无文”的节俭兴国来讽谕时君。这些制约贵族奢侈的措施，虽然只停留于作家的良好愿望，而无疑是利国利民的良策。
汉赋提出了如此具体的治国安民的措施，这是乐府民歌所不具备的。赋家虽是出于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在社会处于上升时期的汉代，这些措施的进步性应当肯定，客观上对于减轻民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起到了促进作用。汉代赋家奉禄朝廷，侍从王族，为什么又能批判上层社会，提出根治的措施？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中不少杰出的政治思想家，继承发展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贾谊在他的政论文中提出了一整套以农为本、以民为本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为朝廷出色地完成出使巴蜀任务的司马相如在《谏猎书》中鲜明地反对帝王的淫猎；张衡又是一位“称为理政”的政治实践家。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渴求太平盛世的理想，促使着赋家正视社会的现实，关注国家的命运，同情人民的苦难。
在上述比较讨论中，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那种抑赋扬诗的观点是缺乏依据的。由于汉代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了文人赋作的繁荣、民间乐府诗的发达，出现了反映社会现实的特殊方式：汉赋立足于政治，从社会的上层、宫廷的内部、文人的自身来描写现实；乐府民歌立足于生活，从社会的下层、朝廷外部、民众的自身来描写现实。作如斯观，汉赋作为“一代文学”的地位才能真正确立。
注释：
（1）陈胤倩语，见黄节《汉魏乐府风笺》，人民文学出版社58年版P32。
（2）朱正溪语，出处见上。
（3）清张玉谷《古诗赏析》。
（4）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84年版，P78。
（5）陈祚明《采菽堂诗集》。
（6）见《谈谈我是怎样学习写作》。
（7）（9）（11）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87年版。
（8）郭豫衡《中国散文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86年版。
（10）参见沈伯俊《宫怨体的滥觞——长门赋》，见《成都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12）董仲舒《限民名田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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