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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革命文学”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由创造社和太阳社等倡导而兴起的文 学思潮。对“革命文学”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90年代，就其研究状况看，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之前；第二阶段为1949年到70年代末；第三阶段为80 年代初以来。从总体上看其研究，则有如下特点：第一，对“革命文学”的研究和评价 同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息息相关。第二，对“革命文学”的研究的关注重点随时代而变 化，第一阶段较为重视对：“革命文学”本身的性质以及“革命文学”倡导初期的理论 建设和论争等的研究评述；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往往停留在“路线是非”与“人事纠 葛”上；80年代以来则力图以更开阔的历史眼兴，突破固有的模式，把“革命文学”纳 入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框架中，研究它与五四文学的纵向的承继关系、与世界文学 (主要为苏俄文学)的横向的引进、移植和爱动关系，以及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历程 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第一阶段的研究与“革命文学”的倡导和理论建设密切相联，是同时代人的自评或他 评，主要是围绕革命文学的兴起必要性和内涵界定，以理论鼓吹或论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
茅盾的《论无产阶级艺术》(《文学周报》，1925年5月第172、173、175期及10月第19 6期)被认为是较早对“革命文学”进行系统阐述与研究的一篇论文。他从无产阶级艺术 的内涵、产生的条件、具体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对“革命文学”进行了探讨，强调 阶级性、社会性、集体主义等。茅盾反复指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反对对象是资产阶级总体 而非资产阶级个人，当时建设无产阶级艺术面临的问题是无产阶级艺术题材、内容的浅 狭，并指出其原因。茅盾的这篇论文尽管留有当时苏联“拉普”思想影响的痕迹，但一 些具体的批评意见还是有针对性的。
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李初梨等则是较早倡导、阐述“革命文学”并进行理论建 设的有代表性的作家。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16日)中强调文学与革命的密切关系，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应该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 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成仿吾认为“革命文学”的作者必须是具有革命热情 的人，“真挚的人性 + 审美的形式 + 热情 = 永远的革命文学”(《革命文学与他的永 远性》，《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1926年6月16日)，蒋光慈则在《关于革命文学》( 《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中重点强调了文学的描写对象问题：“革命文学是以 被压迫群众作为了发点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 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中要求无产阶级作家是“为革命而文 学”，而不是“为文学而革命”；作品是“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形式是“讽 刺的、暴露的、鼓动的、教导的”等等。李初梨还初步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原理为 “革命文学”的发生寻找社会根据：“中国一般无产大众的激增，与乎中间阶级的贫困 化，遂驯致智识阶级的自然生长的革命要求”。同时，他反对作家“当一个留声机器” 。
以上文章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革命文学”的实制裁，但由于尚处于“革命文学”的运 动初期，对“革命文学”。的认识和把握便不可避免地存有分歧。如创造社、太阳社争 夺无产阶级文学发明权的斗争，太阳社和创造社对鲁迅、茅盾的攻击等事例，都说明了 对“革命文学”的理解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鲁迅在争中，一方面充分肯定倡导“革 命文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的文学理论、文学观念等方面存 在的偏激和偏颇等局限提出了批评。鲁迅对“革命文学”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关于革命文艺的作用，他认为将文艺“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 也可以的”，但“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的”；第二，关于文艺的特征，“ 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世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文艺有自己的特征，当先求“内容 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文艺与革命》，《语丝》第4卷第6期，1928年4月16日)；第 三，关于作家世界观的转变，鲁迅指出不可能出现一夜之间的“突变”；第四，关于革 命文学兴起的原因，则认为“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 共产党及革命群众)，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涨，而 是因为革命的挫折”；第五，鲁迅还批评某些革命文学倡导者在政治认识上“机械地运 用方法”，“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上海之一瞥》，上海《文艺新闻》第2 0、21期，1931年7月27日、8月3日)，却“对于目前的暴动和黑暗不敢正视”，艺术上 “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文艺与革命》)。
此外，也有对革命文学基本上持反对和否定意见的，代表人物有“新月派”的徐志摩 、梁实秋等。他们主要是反对“革命文学”作家提倡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鲜明的政 治功利性，以及创作题材、描写对象的单一性和排他性等。
本阶段对“革命文学”的阐释、研究上，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是批评家通 过作家作品评论发表自己对“革命文学”的看法，如钱杏邨《英兰的一生》(《 太阳月刊》创刊号，1928年1月1日)评孙梦雷的同名作品、刘大杰的《<呐喊>与<彷徨> 与<野草>》(《长夜》第4期，1928年5月15日)、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 》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10日)、《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1929年7月 )等。尤其是茅盾，他从创作的角度批评了“革命文学”的“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或把 文学也视为宣传工具”、“标语口号文学”、“太欧化或是太文言化”、题材偏狭等特 点，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二，是一些资料搜集工作开始进行，出现了一批有关“革命 文学”的论文集，如《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郭沫若著，上海创造社出版 部1928年4月初版)、《革命文学论文集》(霁楼，《生活》第1卷第4期，上海生路社，1 928年5月初版)、《非“革命文学”》(梅子编，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1月出版)、《关 于革命文学的文献》(知白，《大分报文学副刊》，1929年3月出版)、《革命文学论》( 丁丁编，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2月5日出版)，以及李何林的《中国文艺论战》(李何 林编，上北新书局，1930年出版)等，这些都是研究“革命文学”较有价值的史料。
1949年至70年代末，是“革命文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中一个鲜明 的特征，是政治因素对研究的影响逐渐强化。50年代对“革命文学”的研究不多，一般 在现代文学史的编撰中体现其评价，这些文学史著作主要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初 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9月出版)、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作家出版社， 1955年10月初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出版)以及刘 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4月出版)等。王瑶的《初稿》是新 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因而在“革命文学”以来，新文学就表现革 命文学的传统，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学，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革命 思想”，同时又指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 活等理论问题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的观点”。作者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 革命文学”的得失进行了总结和评价。50年代以后，对“革命文学”的研究了宪法观分 正的轨道。“文革”10年，“革命文学”的研究基本中断。
80年代初以来，是“革命文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80年代上半期，对“革命文学” 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恢复时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上，出版了一批史料 摘编、汇编。如《“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全书选录与革命文学论争相关的文章 150余篇。类似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上册、《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 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北京出版社，19 85年1月出版)、1984年4月重印的李何林的《中国文艺论战》(陕西人民出版社)等。这 些史料为“革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事实依据，为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 基础。本时期的专题研究则有严家炎的《评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论争》( 载《知春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王野的《“革命文学”论争与福本和夫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革命文学”研究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不像以前 那样突出，研究论文和论著也不像别的研究领域那么多，但“革命文学”这一专题而言 ，这一阶段的研究比以往更加深入、细致，作者往往是选择某个具体的切入点进行深入 详细的分析研究，内容涉及到“革命文学”的创作、形成动因、承传关系等多个方面。 这些论文包括丁帆的《“革命文学”旗帜下的乡土小说创作》(《镇江师范学报》社科 版，1992年第1期)、夏德勇的《论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普罗小说派》(《广西师范大学 学报》，1988年第3期)、沈永宝的《革命文学运动中的宗派》(《上海文论》，1989年 第1期)等。其中夏文主要分析了普罗小说的主要特点和明显不足(如公式化、概念化、 革命浪漫谛克和偏激等)。沈文则认为“这场论战可以说是革命文学运动中宗派主义的 开端”，对50年代以来文艺界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时期)都有影响。这种尖锐的学 术观点开拓了新的思维空间，也成了这一时期革命文学研究的深入与突破的重要标志之 一，即把“革命文学”置于历史发展的坐标上来考察它的前因后果和承传关系，以求对 “革命文学”的意义有更清晰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林非在《中国现代文学之新素质》 (《中国现代文学之新素质——关于“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读后笔记》，载《 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 过渡是历史的必然，是把一般意义上的启蒙主义推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同时他也 指出“革命文学”未能把这两种正当的历史要求完满地交叉揉合起来的局限。《试论中 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道路》(徐瑞岳、李程骅著，《徐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 第4期)一文在把“革命文学”纳入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总体框架中阐明革命文学、左翼文 学、大众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厘清革命文学的概念内涵的同时，认为无产阶级文学( 包括革命文学)“为‘五四’文学的革命传统赋予了新的内容增添了新光彩”。
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致力于横向的拓展研究，研究视野更开阔、思路更活跃。严 家炎的《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的“革命小说”》(载《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湖南 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从“革命小说”的创作着手分析研究“革命文学”，批评其 形象塑造的苍白、概念化、简单化等创作局限，并指出这种局限和当时的国际性思潮， 特别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深刻因果联系。艾晓明的《苏俄文艺论战与中国“革命文学 ”的论争》(《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深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版)把“革命文 学”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进行研究，指出“革命文学”的论争同1923年的苏俄文艺 论战有着密切的关系，是这场具有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文学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章 详细分析考察了苏俄文艺论战对中国“革命文学”论争所起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并对中 苏两国各自的文艺论战的过程及结局作了一番历史的比较，体现了这一时期“革命文学 ”研究的新的思路。
90年代末，对“革命文学”的研究继续深入发展，如旷新在《1928：革命文学》(山东 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一书中从文化、美学与文学生产方式的角度对“革命文 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第一，“1928年发生的普罗文学运动是在文化中心南移、新 书业和杂志在上海聚合的契机中爆发的”，“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实际上是一场‘杂 志在之战’”；第二，普罗文学“形成了新文学的规模生产和普遍模式，并且迅速地拓 展了新文学的读者大众”；第三，从美学的方面来说，它是和现代主义文学共生的典型 的现代城市文学，有力地摧毁了传统的美学范畴和标准。可以预见，“革命文学”的研 究在新世纪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收稿日期：2001-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