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东方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方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方人的东方观
当现实中的东西方社会形态差异影响到人们相互交往的深度和交往方式的时候，这种差异就具备了探讨与反省的价值。东方学存在的价值，在于现实中的人类关注着东西方彼此间的交往及其所产生的结果。对于西方人来说，探讨东方社会问题无非是在于如何与东方人打交道，以及这种交往给自身社会造成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纯粹的书斋里的学者单凭自己的兴趣与好奇心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因而，西方的东方学家研究东方社会问题大都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
西方的东方学自古以来有两种学派体系：一种是理论东方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首先为人们描绘了东方社会的形象，认为东方社会是“专制”和“奴性”的代名词。这一结论有其深厚的地理政治论的根据。他推测世界是圆的，被划成温带、热带等很多区域，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东方区域的社会政治制度与其所处的气候带有关。这一思想在中世纪大学者艾伯塔斯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在《区域的性质》一书中认为世界的可居住性由纬度决定，而不等的居住性又可能极大地影响到人类各区域的社会性〔1〕，东方与西方的纬度不同，社会差异必然很大。 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人的地理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视野变得广阔起来，东西方的交往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西方文明东渐之时，东方文化也被传播到西方，这时已不再象马可·波罗游记那样仅仅是唤起西人对东方社会的好奇与热望，而是东方文化的传播引起了西人对东方社会更高理论层次的冷静思考。17世纪时，中国儒家经典《四书直解》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并且早在1632年有个名叫柏应理的传教士仅一次就将翻译好的400多部中国图书奉献给教皇。 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文化对当时的欧洲学者和18世纪启蒙思想家都有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他们的东方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直接资料。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创立的地理社会学派，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角度较早地分析了东西方差异，为西方的东方学从理论上成为一门学科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后，黑格尔建立起了更为完善的东方学。他在《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印度、波斯等东方国家的社会状况作了深入的研究，看到了东方历史的早熟性，认为：“亚细亚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始的地方。”“欧罗巴洲一般来说，是世界的中央和极限，绝对是西方，亚细亚洲却绝对是东方。”因而，世界历史的首页应从亚洲写起，亚洲是人类精神文明创始的地方。亚洲国家却属专制政体，而且是恶劣的暴君政治的舞台。尽管黑格尔的东方学说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他是从“欧洲中心论”的立场来评论东方的，不可能科学地解说东方学，乃至有凤鸟驾幸的荒唐之说：它像一个最辉煌的优秀文化的凤鸟，在飞历世界一周之后，终于栖落在欧洲的土地上。
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基本上代表了理论东方学发展的脉络，代表了自古代以来西方人早期的东方观。有趣地是，东方学发展的这一历程，基本上与欧洲人的天文地理学发展是同步的。18世纪和19世纪以后，近现代史上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便大踏步地在前人开辟的道路上前进。同时，东方人的东方学也在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一同构成理论东方学的东西支脉。
西方的东方学的第二个支脉是实证东方学。与理论东方学相比，这一学派较为晚出，兴起于西方殖民侵略活动开始以后，许多东方学家步着武装侵略者的后尘或成为武装侵略者的先导，出现于东方国家的城乡之间，混迹于沙海洞穴中，在竹简帛书、甲骨版牍中开展文物考古，研究东方古文字，进行史料与文献的搜集或整理工作。象埃及学、亚述学、汉学、藏学等皆为实证东方学的分支学科。
汉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一门具有广泛影响的实证东方学。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公元1552年—1610年）就来华传教，他的中国学可谓发欧洲汉学之先声。利玛窦著有《利玛窦札记》，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首次出版拉丁本，题《耶稣会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利玛窦在《札记》中首次精确地、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教务问题，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上享有盛誉。他的记述皆为亲身经历的依据，他说：“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30年，并曾游历过它的一些最重要的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地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风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日以继夜地专心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过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因而，这些人写中国，并不是作为目击者，而是只凭道听途说并有赖于别人的可靠性。”〔2 〕利玛窦对中国社会文物制度的记述是十分真实的，对16世纪中国社会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所有这些记述，均大大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
利玛窦之后，汤若望、南怀仁、张诚、朗士宁、李提摩太等皆是明清时期来中国传教的西方人士。至于象英法侵略者伯希和、斯坦因和俄国科兹洛夫等人对我国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宝库的盗窃活动，对于西方的实证东方学的发展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比如在法国，1814年、 1822年、1843年就分别成立了法兰西学院、 亚洲协会和东方语言学院等汉学——东方学研究基地。后者是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前身。20世纪初成立的高等汉学研究所、高等实用学校、国立科学研究中心都是法国汉学——东方学研究基地。这批机构中吸引了大批著名的汉学家工作。本世纪的著名汉学家有沙畹（1865—1918年）及其门生伯希和（1878—1945）、马斯佩罗（1883—1945）、葛兰言（1884—1940），由这批人培养的新一代汉学家有戴密微、韩百诗等人。谢和耐是戴密微的高足，被奉为当今法国汉学界泰斗。
汉学之外，埃及学、巴比伦学、亚述学、克里特学皆是早先消逝的文明被考古发掘后才确知的。19世纪，法国学者商坡良根据埃及希腊化时期的一块有三种文字（即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字）的《罗塞达石碑》，成功地释读了古埃及文字，古埃及文明才被世人所熟知。古巴比伦——波斯文明的再现过程，最早要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在哥伦布西行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一位奥地利主教企图向东找到莫斯科大公的家乡，结果失败。16世纪才有西方人访问了莫斯科。同时，威尼斯人巴贝罗在西亚古城废墟上发现了一种奇异的文字，这种文字有的刻在无数烘干的泥版上，有的刻在伊朗设拉子各庙宇的石头上。直到18世纪末，丹麦探险家才将第一批楔形文字破译出波斯大流士名字的头四个字母。又过了20年，英国人亨利·罗林森在伊朗贝希通岩峭壁上再次发现了楔形文字。为楔形文字的译读提供了重要线索。原来，在过去三千多年的时期内，苏美尔——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都曾使用过这种楔形文字。欧洲人对楔形文字的破译，对古代西亚的巴比伦学、亚述学、波斯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在东西方的连结点上，特洛伊城、迈锡尼岛、克里特岛对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爱琴文明遗址的发掘工作对东方学研究同样具有意义。从1870年开始，德国内布科商人亨利·谢里曼（1822—1900）在土耳其境内传说中的特洛伊故城就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井、房屋、塔楼遗址、陶器、石器、金银饰品等古代遗存，论定《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的说法是可信的。1932年到1938年，英国考古队在卡尔·布列仁率领下继续发掘， 许多新材料是对谢里曼发掘成果的补充，并使特洛伊城的绝对年代明确化。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自谢里曼开始， 许多西方考古学家和探险家相继对迈锡尼、梯伦、派罗斯、克里特进行数十次发掘工作，其中以英国学者阿尔图·伊文思（1851—1941年）的考古成就最大，人们通常将发现古代克里特文明的荣誉归功于他。这不仅在于他发掘了宏伟富丽的克诺斯王宫，发掘出了几千件刻有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铭文的泥板，而且在于他的发现为后人破译这些神秘的文字、从而揭示克里特文明的内涵起了奠基作用。保加利亚科学院弗·格奥吉夫院士多年从事铭文研究，第一次正确地阐释了这种线形文字。1953年，英国学者迈·文特里斯和吉·柴德威克最终解释了铭文，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整个爱琴海地区上古文明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方社会文明最早分化状况的最重要资料。因此，可以说，爱琴海是远古时代将文明发达的东方与发展迟缓的欧洲荒原之间联系起来的纽带。近代欧美考古探险家对爱琴海诸多文化遗址的发掘，目的在于寻欧美社会形态与文化的根，同时也是努力在恢复希腊罗马地区古典时代以前的东方型社会形态的本来面目。所有这些考古发掘与文字释读工作均属于实证东方学范畴。实证东方学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理论东方学的发展。在世界近代史上，东西方交通的不断开辟，西人的东来和东方人的西方留学取经热潮使得人员交往更加频繁，东方文明古国的文物图书资料源源不断地流传到西方，所有这些皆大大推动了欧美人士对东方社会形态的研究。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们分别从史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展开了更为深入的东方学研究。其中象本世纪英国理论东方学的权威学者汤因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著的多卷本《历史研究》、《居世界之半》、《从东方到西方——一部周游世界的旅行记》、《人类与大地母亲》等书中，系统地对东、西方社会文明体系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另外，象日本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的《文明论概略》发东洋人“脱亚入欧论”之先声，开东洋理论东方学研究和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新风气。西方的实证东方学与理论东方学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西方人的东方学发展的又一个高潮期。他们的研究成果，一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可以汲取的宝贵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是在继承西方的东方学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一经产生，就远远高出了以往的任何一种门类的东方学，因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东方社会形态学，不是一般的人类文化学、实证东方学，也不是资产阶级那种狭隘的欧洲中心论的理论东方学。
大致说来，西方人的东方学都非常关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都会通过东方社会史与民族文化传统来透视东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前途，体现着西方人的东方观。那么，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
二、资产阶级东方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使得东方社会形态现时代发展的停滞落后性，在资产阶级社会文明面前相形见绌了。西方的资产阶级在现实社会的东西方农业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差别中敏感到自身正在创造着世界人类历史从未经过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这一崭新的制度是当时东方任何一个国家都还远没有达到的社会阶段。正是制度的先进，才使东方屈从于西方。西方资产阶级一方面充满了自豪感和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冷静地思考着发生这种世界历史重心变位的原因。他们关心西方自身殖民的利益，希望能解释这个世界，预测它的未来。于是，他们由关心自己的命运而关注东方，为了说明自己社会制度的来源而探讨东方社会和史前社会的来龙去脉，研究西方如何能维持对东方的殖民统治？这种统治能够长久吗？东方社会性质与特点是什么？东方社会的前途在哪里？是完全西化还是走有自身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由此便汇成了资产阶级东方学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
首先，资产阶级东方学家关于东方社会道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18世纪的大思想家和科学家卢梭、孔多塞、亚当·斯密等人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证了人类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思想。19世纪时，进化的社会科学观点被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所论证，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科学的发展。黑格尔、圣西门、孔德、迪尔克敏、斯宾塞等人都提出了各自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图式的构想。所有这些构想，都旨在揭示人类进化的具体过程。黑格尔认为这个过程是自由意识进步的过程，圣西门把人类史看作批判时代与有机时代间摆动的过程，孔德、斯宾塞则均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线性上升过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则是上升的极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至于前资本主义如何向资本主义现代化过渡，他们便将这一理论问题用来更多地集中地说明东方。亚当·斯密认为前现代的当时中国发展道路必须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和利用世界市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更是大言不惭地抛制出“受制于欧罗巴人，乃亚细亚各帝国的必然命运”的结论。英国的米勒、理查德·琼斯等人则普遍主张，亚细亚的东方社会发展只有借助于外力（西方）方能打破传统旧制度的循环运动，走向西方化的光明之路。无疑地，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是单线的，其最高阶段在西方资本主义，东方社会道路的前途在于西方化。这是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东方学家的“理性的”结论。在他们看来，东方社会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从属性的，这在客观上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制造了合法正义的理论依据。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殖民实践便成了这一理论体系的样板。他们在印度实行柴明达尔、莱特瓦尔地主土地制度，实行英式的行政司法体系及相应的文教制度等。在澳洲、在北美、在香港复制出了一个个英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其次，关于东方社会自身的历史传统问题。从16世纪起，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东西方传统社会是不一样的。刚来到东方的西方人不仅感觉到东方地理风土人情的独特性，而且还感受到东方社会政治形态与经济形态的独特性。东方有特殊的地理环境、水利建筑等公共工程，东方有不同于西方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东方的君主是至高无上的，实行君主制的西方国家受到强大教会和世俗贵族的约束，实行民主制的西方国家更无东方式的专制主义体制。经济上，东方没有土地私有制，城市商品经济不发达，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一并构成东方社会经济形态的几个特性。意识形态上，东方广泛存在着神秘主义的世俗宗教，只有仁义道德、宗法制和祖先崇拜。总之，正是由于东方传统社会的这些特点，造成了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静止停滞性和社会体系的超稳定结构。“东方停滞论”，是几百年以来西方人的东方观的最一般看法，也是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在人类社会单线发展序列中给予东方以“一定地位”的缘由（这种“地位”在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后的人类历史上便实实在在地没有了地位，至多不过是从属的被奴役任人宰割的地位罢了）。
再次，关于东方社会形态演变的前途问题。19世纪末以来，西方资产阶级东方学逐渐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并以此来重新解释东方社会性质与前途问题。比如：西方某些学者开始认识到东方社会可能存在自身发展的能力，而勿需假西方外力来推动。因而，东方社会大家庭中的一些国家可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化的可能性，也可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象阿力克斯·英格尔斯、巴林顿·摩尔、沃勒斯坦、辛哈斯等人就是这一东方学思潮的代表。他们普遍将社会主义的出现不再仅仅视作一种运动，而且认定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某些东方国家走不通情况下的一种固定的社会制度。本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新教伦理理论，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在比较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后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基督教新教伦理分不开的；东方社会则有自己的宗教理性，不同于西方。显而易见，在他的心目中，东方有自己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走上非西方化道路是可能的。这种思想体系，在二战以后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与当时东方的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世界政治格局巨变的形势密不可分。
我们说，西方的这些东方学家认识到东方文明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动力，东方社会在历史上的停滞是相对的，这是社会史观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仍然有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缺陷，即他们将人类社会历史归结为多元的多线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上坚持了科学的一元论的多线论，即社会五形态说。
二战后，就在西方资产阶级东方学出现许多进步性的时候，帕森斯学派又掀起了变相的“东方停滞论”、“欧洲中心论”和“资本主义社会永恒论”的逆流。帕森斯认为，从原始社会至古希腊罗马，从中近东阿拉伯、以色列到近现代的西方，构成人类社会演变的基本线索，围绕这一主流，东方国家中国、印度、俄国、伊斯兰国家也都经历过其中的早期阶段，构成一个个支流，越是发展到后来，这些支流离主流越远，离现代化越偏，变成了社会发展中的失败者。原因何在呢？帕氏以契约和财产制度化、法制化作为社会进化动力，来衡量古希腊——罗马、以色列乃至现代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发现前者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后者则明显地缺乏活力。从而断定东方社会的活力必然通过外诱因素和文化传播来弥补，只有采用西方式的民主、法制和价值观。如此以来，帕氏的观点便滑进了传统的资产阶级东方学的泥潭。尽管如此，帕森斯的理论仍然具有很大的蛊惑性和欺骗性，甚至影响到当代欧美资产阶级政府的施政纲领。美国就是经常打“人权牌”和“民主牌”来干涉东方国家内政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亚洲国家领导人强烈地抨击过美国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霸权主义行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在政治上顶住了美国的一次次“人权”政治讹诈。目前，在亚洲，旨在克服洋化的运动正日益加强，这是新的东方崛起的象征。
纵观西方资产阶级东方学说的历史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或局限性。第一，西方的东方学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它揭示出了东西方社会文明的差异，但并没有科学地解答造成这种社会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更不能公正地对待东方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全人类曾作出过的伟大贡献。早期的东方学甚至还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舆论工具，对东方社会颇多诋毁和贬抑。第二，西方的东方学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大都跳不出“地缘史观”、“绝对精神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误区。“东方”、“亚细亚”等地理名词，被资产阶级东方学者视之为丑陋、罪恶、残暴、贫穷的代名词，他们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东方。因而，不能科学地总结出人类社会历史的总规律和东方社会形态发展的特殊运动规律。无论是线性上升的人类社会单线发展模式，还是多线多元发展模式，都是不科学的，应该批判的。第三，为了维护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西方的东方学总是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服务的。将反对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反对东方某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对全人类历史的社会主义前途颇多诋毁和贬抑。第四，几百年来的西方资产阶级东方学几乎全部用传统和现代这种时间上对立的概念作为其基本理论框架，缺乏严谨而系统的阶级的分析法。将东方社会形态说成是停滞的、传统的社会，看不到东方社会制度的阶段性发展和历史性跃进，看不到东方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和内蕴的社会发展动力，因而难以科学地说明东方各国的具体发展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形态学的形成与发展
19世纪5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形态学体系的形成期。由东方与西方真实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可以看出，是客观的东西方社会形态差异启发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东方学思维，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社会革命与现实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东方社会形态的关注。这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形态学得以形成的社会的、历史的、阶级的基础。与此同时，发展中的西方资产阶级东方学也为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形态学的形成提供了可以批判继承的学术思想来源。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形态学说中，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学术思想的某种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的著作中保留着西方广泛的“东方停滞论”的一些痕迹。比如，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一文中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3〕“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 就开始闹革命了。”〔4〕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 印度的“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5 〕从这里的中国“停滞的社会生活”、“活的化石”、印度“处于停滞状态”等言论，可见马克思早期对东方社会的认识，继承了资产阶级学者的“停滞论”。当然，这是在马克思尚且缺乏对东方社会更加深入的研究的情况下发生的。其二，马克思在分析印度被殖民统治的未来结果时，最初是将印度复兴看成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建设性作用。与西方资产阶级改造东方古老社会文明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可见其先后的学术源流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将两者说成是一回事，因为马克思的立场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与资产阶级美化殖民主义是完全相反的思想体系。尽管如此，当印度及中国、俄国等东方国家社会革命兴起之后，他看到了东方人民中蕴藏着促进社会进步的革命力量，因而就不再轻易地谈殖民主义对东方社会的建设性作用了，而更加强调东方民族的自身发展和东方社会的自我改造，这同后来毛泽东在分析中国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也会自然地进入资本主义的结论一样。其三，关于东方社会政治形态，马克思也多用了西方人惯有的词语，诸如“野蛮的”、“极端专制的”、“半野蛮半文明的”等名词。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马克思东方学体系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的继承关系。毋庸置疑地是，马克思更多的是批判地继承了西方资产阶级东方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对前人和他人成果“扬弃”而又有所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形态学高于一切资产阶级东方学的地方。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形态学理论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东方社会经济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形态理论大厦的基石，是我们探讨东方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万能钥匙。因为几乎所有的东方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容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关系，有的学者甚至将它当作东方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形态的总和来看待。其次，就是关于东方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世界人类总解放目标的追求和理想，反映了他们对东方民族命运和前途的热切关注。
任何一门学说体系，都在历史地发展着，并因而日益完善起来。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形态学由马克思开创，历经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物的创造性发展，早已由革命的理论转化为改造社会现实的动力。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理论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提出了东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中心的思想，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率先在一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上扭转了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开辟了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新纪元。东欧、中国、朝鲜、越南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使更多的东方国家赢得了民族独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纷纷瓦解了。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形态学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以往人类学术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它将由西方“欧洲中心论”的资产阶级学者开创的东方学传统发展到新的高度，并在理论体系上彻底同资产阶级东方学决裂，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改造现实世界、创造美好未来的锐利思想武器。因而，这是唯一科学的革命的东方学。
注释：
〔1〕〔美〕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3页。
〔2〕《十六世纪的中国》即《利玛窦札记》，纽约1953年版， 第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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