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墓竹简#183;缁衣》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竹简论文,缁衣论文,郭店楚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804（2000）04—0108—08
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为学术界企盼已久的《郭店楚墓竹简》，竹简所载内容都是用战国时期楚系文字写成的先秦道家、儒家者流的学术著作。图版清晰精美，可谓仅下真迹一等。整理者对内容的分类、简序的排置及文字的隶定和考释亦十分精细，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其中有46枚竹简的文字内容与《礼记·缁衣》篇大体相应，整理者径冠以“缁衣”篇名，是很确切的。因此，就《缁衣》篇来说，我们将竹简本看作一种“古文本”，而将《礼记》本看作“今文本”，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通过对竹简本与《礼记》本互相校读，可见汉代虽称二戴之礼学为“今文”，但《戴记》中确有古文本的依据，从而对于先秦到汉代经籍文本的演变和儒家思想的承传，能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关于西汉初年经籍的古文写本问题
许慎《说文·序》：“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王国维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论断，以为“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观堂集林·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此说确不可易。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2 年）“书同文字”，其所经过规范的统一字体即所谓“秦篆”、“小篆”，不过只用于官方之诏策及刻石等（如绎山、泰山、瑯琊台、会稽等刻石及秦权）。用之于著作者，也不过如李斯之《仓颉篇》、赵高之《爰历篇》及胡毋敬之《博学篇》等标准字书而已（《说文·序》）。自26年“书同文字”至34年焚《诗》《书》，只有八年时间，此间难以有用标准的秦篆写成的儒家经籍流传，秦博士所藏的儒家经籍应仍是以六国文字写成的所谓古文写本。至汉初除挟书律后，至武帝时的传经者，据《史记·儒林列传》所说：
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是其时传经之师皆在齐鲁燕赵间，而这些经师的原本，亦必为六国文字写本。由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汉代的今文隶定本都是直接由六国文字写本转写而成的。自魏正始年间刻三体石经《尚书》、《春秋左传》，始以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书之，极易使人误以为在古文与汉隶之间尚有以小篆写成的经籍文本。其实汉代并没有篆书的经籍，对此，连极其推重三体石经的章太炎也明确指出，其中“篆乃依隶书之”（1924年《致吴承仕书》）。是其篆书经文，乃是依汉隶翻造出来的。所以说，当汉代今文本隶定时，并不存在规范统一的小篆本。由于六国“古文”未经规范，版本（这里是从广义上来说“版本”）亦未经统一，所以隶定为今文时不仅是古今字体的差别，实际上其所依据的古文本本身即有差别。由此可知汉代人所谓的“古文”，是有两个意义的。其一是文字学上的概念，指某字的古今异体而言，如《说文》中所言“某，古文某”，大体属于这种情况。另一则是版本学上的概念，指某书的古文版本而言，如郑玄在《周礼注》中所说“故书”及《仪礼注》中所说“某，古文作某”，大体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中所说“某，古文作某”实际上等于说“某字，古文本作某字”。当然，其中也包括文字的古今异体）。这种版本概念的“古文”各经都不同，如《论语·先进》“咏而归”，《释文》引郑玄云：“鲁读馈为归，今从古。”是《论语》此外《古论》本作“馈”，而《鲁论》本作“归”。然而《仪礼·聘礼》“君使卿韦弁归饔饩五牢”，郑注云：“今文归或为馈。”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曰：“此《仪礼》则古文作归，今文作馈。郑又从古文作为归者，古文家亦各有师承，《仪礼》古文不必与《论语》同也。”而且，就在同一篇著作的同一文本中，“古文本”所用的“古文”也是极不一致的。比如《说文》云“弌，古文一”，是从文字概念说“弌”是“一”的古文，但从版本概念来说并非今文本中的“一”古文本都作“弌”。从这篇《缁衣》来看，礼记本“其仪一也”，竹简本第十八章“一”作“弌”，这从文字概念来看是相合的。至于礼记本“咸有壹德”，竹简本第三章“壹”作“一”（按：此与《仪礼·士冠》等篇郑注“古文壹为一”相合）。礼记本“一人有庆”，竹简本第七章“一”亦作“一”。礼记本“则民德壹”，竹简本第九章“壹”作“弌”。这些例子都是版本概念上的古文了。今人金德建撰《经今古文字考》，不辨“古文”的文字概念与版本概念，以为凡汉代某经的注解言“某，古文作某”，则其他经籍的古文一概如此，是很不合适的。
另外，既然推定西汉经籍是直接根据六国古文本隶定为今文的，其间并未曾有过秦篆本，那么严格说来，清儒校核经籍异文时以秦篆形体比较为说则也是不恰当的。比如《周礼·地官·媒氏》“纯帛无过五两”，郑注：“纯实缁字也，古缁以才为声。”段玉裁《周礼汉读考》云：“缁字作纯者，古文缁以才为声作
，篆作
形略相似，是以误为纯字也。”其实，《周礼》一书本无秦篆本，怎能以秦篆的字形相似来说明呢？六国文字中“屯”、“才”二字才更为相似，段氏之所以未致大误，乃在于此二字秦篆与六国古文形体差别不大而已（秦“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必然也保留其与秦文合者，是秦篆与六国文字亦并非全部不同）。
二、关于竹简本与礼记本的关系
从竹简本文字内容的完整性来看，它不是某种摘抄本。其内容与礼记本基本相合，文字也大体能够对立， 其间有不容置疑的因承关系。同时很明显，礼记本也绝非竹简本的直接隶定本。此竹简本只能是“古文本”之一，而且是比较原始的古文本。在此竹简本与礼记本之间，应当还有其他的“古文本”。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前期如贾谊、董仲舒等人在其著作中所用《缁衣》篇的内容，其文字语句与竹简本和礼记本互有同异（详见后章“从今古文角度对竹简本中若干文字的校读与疏证”部分），正为二者之间的因承环节提供了线索。而礼记本则与汉唐间《子思子》中所收的文本相同（关于《礼记》中的《缁衣》，据《隋书·音乐志上》引沈约说出于《子思子》应当是正确的，清黄以周《子思子辑本》及胡玉缙《许庼学林·辑子思子佚文考证》均有论证，兹不赘述。这里只想说明《郭店楚墓竹简》中除这篇《缁衣》外，尚有子思子见鲁穆公的内容，可以进一步证明《缁衣》与子思学派的关系，这两者则应是同本分录的关系。
礼记本 竹简本
1子言之"为上易事"章
2子曰"好贤如《缁衣》"章 1
3子曰"夫民教之以德"章12
4子曰"下之事上也"章 8
5子曰"禹立三年"章7
6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章 6
7子曰"王言如丝"章14
("可言也不可行")15
8子曰"君子道人以言"章16
9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章 9
10
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章 3
11
子曰"有国者章善瘅恶"章 2
12
子曰"上人疑则百姓惑"章 4
13
子曰"政之不行也"章 13
14
子曰"大臣不亲"章11
15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章 10
16
子曰"小人溺于水"章
17
子曰"民以君为心"章 5
18
子曰"下之事上也"章
19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章18
20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章 21
21
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章 22
22
子曰"私惠不归德"章 20
23
子曰"苟有车"章 19
24
子曰"言从而行之"章 17
25
子曰"南人有言曰"章 23
以竹简本与礼记本相对比，从字数上来看，竹简本共1149字，礼记本则为1528字（依《开成石经》），较竹简本增多了379字。 从章节上来看，竹简本篇末标有“二十又三”，是23章。每章之末都有标号，而每章文字的书写都是联贯直下而不别简另起，这就排除了书缺简脱和章次颠倒的可能。从这竹简本的单行及其相对完整性来看，可见有人认为《礼记》中《缁衣》乃《表记》的下篇（如任铭善《礼记篇目后按》。《缁衣》与《表记》之所以有牵涉，当是在小戴编49篇之时或之后发生的）是不确的。再看礼记本的《缁衣》，阮刻注疏本分为23章，但是将《正义》分附经注时却不尽准确（阮氏亦承旧本刊行）。考陆氏《释文》及孔氏《正义》，都根据篇中的“子曰”分章而云“此篇凡二十四章”，也与实际情况不合。因为如果依文中“子曰”来分，则应为25章。阮氏《校勘记》引惠栋说“子曰大臣节、子曰小人溺于水节，宋本合为一节”，但据《四部丛刊三编》影宋本《礼记正义》单行本残卷，看不出孔氏将此两节合为一节的迹像，所以以25章的章次与竹简本相对照，其对应情况如上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竹简本比礼记本少三章，同时又多分出一章（其中某些章的内容有交叉），其章次则两者差异较大。由于每章的内容相对独立，所以很难从文意上判断究竟哪一种章次更合理一些。
三、从“今古文”角度对竹简本中若干文字的校读与疏证
《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缁衣》，经过整理者的隶定和释读，已基本上解决了文字方面的问题，但通过与礼记本的对读，仍感在某些地方有进一步阐释的必要。因此，这里依竹简本的章次和文序，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为了排印方便，若非校读需要，尽量以规范的字体述录，不作严格的隶定，读者可以覆按原书。
则民臧
而刑不屯（第一章）
按：“臧”整理者谓读“藏”，“”字裘锡圭先生以为当作“
”。今按裘说是，“”当从力声而读作“勅”。《书·康诰》“惟民其勅懋和”，《荀子·富国》引“勅”作“力”，是“勅”与“力”通。《广雅·释诂》：“勅，顺也。”“臧”不当读“藏”，臧者，善也。“臧”即善良而顺从之意。礼记本作“刑不试而民咸服”者，以古文“臧”、“”、“屯”形近“咸”、“服”、“式”，误识而遂易句。
万邦作孚（第一章）
按：此作“万邦”，与《毛诗·大雅·文王》文同。礼记本作“万国”，盖汉人所改。清世说三家《诗》者如陈乔枞《齐诗遗说考》、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皆以为作“国”为《齐诗》，以此竹简本证之，疑非。
以视民厚（第二章）
按：《诗·小雅·鹿鸣》“视民不恌”，郑笺：“视，古示字也。”此礼记本作“示”，与郑彼说合。
情共尔立（第二章）
按：《周礼·春官·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郑注：“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此礼记本（《毛诗·小雅·小明》同）作“位”，与二郑彼说合。
为下可頪而志也（第三章）
按：礼记本“頪”作“述”。考贾谊《新书·等齐》承用此文，正作“为下可类而志也”。“頪”即“类”字，是贾谊所见本与此竹简本合而与礼记本异。
尹
（第三章）
按：礼记本作“尹吉”，郑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竹简本正作“”，即“诰”之古文。（《汉简·言部》）。又《说文》云“
，古文诰”，桂氏《义证》则以“”为“詧”字之古文。以此竹简本证之，知“诰”之古文实作“”。
惟尹（伊）
（尹）及汤（第三章）
按：对此句的隶定和释读，裘锡圭先生按：“‘尹’下一字可能是‘允’之繁文，‘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于义可通，似不必读‘惟’下二字为‘伊尹’。伪古文《尚书》‘尹’下一字作‘躬’也可能是讹字。”今按裘说极是。礼记本作“惟尹躬及汤”，而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作“惟尹躬暨汤”者，实即依《礼记·缁衣》文而为之（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五）。礼记本误识“”为“躬”。考《墨子·明鬼下》引《商书》曰：“百兽贞虫，允及飞鸟，莫不比方”，“允”与“及”连文。王引之《经传释词》云：“允，犹以也。”即引《墨子》此文为证，是“允及”乃《商书》中的成词，犹言“以及”。此竹简本可正礼记本之误。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第五章）
按：《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引《传》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文字略异而语句大同。但礼记本在“君以民为体”之后尚有“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二句，竹简本及《繁露》皆无。《文选·王子渊〈四子讲德论〉》李善注引《子思子》文：“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正则体修，心肃则身敬也。”有此二句，惟文字略异。可见礼记本与《子思子》实为分录同源，比竹简本及《繁露》所据本内容语句已有增加。
故心以体法，君以民亡。（第五章）
按：礼记本作“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语句有所增加而文义也更通畅。“心以体全”的“全”字依此竹简本可知原作“法”。“法”当读如“乏”或“覂”，《庄子·天地》“无乏吾事”，《释文》：“乏，废也。”又《广雅·释诂》“覂，弃也。”是“法”乃废弃之意。《说文》“法”古文作“
”，与“全”字相近，疑当别有古文本作“”者，礼记本乃由此误识而隶定为“全”。
《诗》云：“谁秉国成，不自为贞，卒劳百姓。”（第五章）
按：此三句见《诗·小雅·节南山》篇。礼记本引《诗》作“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多“昔吾有先正”等五句。《正义》云：“《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此逸诗也。”《释文》云：“昔吾有先正，从此至庶民以生总五句，今《诗》皆无此语，馀在《小雅·节南山》篇。或皆逸诗也。”《释文》有两说：一说前五句为逸诗，一说八句全部为逸诗。今按礼记本“谁能秉国成”，《毛诗·小雅·节南山》无“能”字，此竹简本与《毛诗》同。又《文选·张华〈答何劭诗〉》李善注引《子思子》，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与礼记本同，是二本同源又一证。
君
（第五章）
按：《书序》作“君牙”。《说文》“牙”古文作
（从段注本），竹简本与之合。礼记本则作“君雅”。
晋冬（第五章）
按：礼记本作“资冬”。“资”、“晋”其音脂真对转，故得相通。《易·巽》“丧其资斧”。帛书“资”作“溍”可证。
郘型（第七章）
按：礼记本作“甫刑”，与《史记·周本记》及《书大传》同，是今文《尚书》作“甫”。《书序》及《墨子·尚贤中》、《尚贤下》、《尚同中》皆作“吕”，是古文《尚书》作“吕”。 此竹简本作“郘”，可谓真正的古文《尚书》。“吕”即“郘”字的省文。
民
之（第七章）
按：礼记本作“兆民赖之”，《尚书·吕刑》、左襄十三年传、贾谊《新书·保傅》及《汉书·贾谊传》引均同。《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大戴礼·保傅》及《淮南子·主术》引均作萬民”。此竹简本“”即“万”字的增笔，“”当即“赖”字的古文。
民之萰也（第八章）
按：“萰”疑是“杪”字的古文，其字变易为“蔈”、“標”（章太炎《文始》卷九“小”字条）。《说文》：“杪，標末也，”“蔈，一曰末也”，“標，木杪末也”。 借为“幖”，《说文》：“幖，幖识也。”又或作“剽”，《周礼·肆师》“表
盛，郑注：“故书表为剽。剽、表皆谓徽识也。”此竹简本作“蔈”，犹《周官》故书作“剽”；礼记本作“表”，亦犹《周官》隶定本作“表”。
伥民者衣备不改，
颂有
。（第九章）
按：礼记本作“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下有“以齐其民”四字。贾谊《新书·等齐》其文与之皆同而与此竹简本异。
《寺》员：“其颂不改， 出言有│，利民所信。”（第九章）
按：礼记本引《诗》作“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郑注：“此诗《毛诗》有之，三家则亡。”此诗见《毛诗·小雅·都人士》。贾谊《新书·等齐》引作“彼都人士，狐裘黄黄。行归于周，万民所望”。较礼记本少二句，左襄十四年《传》仅引“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两句。《诗疏》引服虔云“逸诗也”。皆与此竹简本差异甚大，可见六国至汉初时，《诗》尚有不同的传本，其语句亦多寡有别。
大人不新其所臤（第十章）
按：礼记本“臤”作賢。《说文》：“臤，古文以为賢字”。三体石经《尚书·君奭》即以“臤”为“賢”之古文。此竹简本与之合。
此以
。（第十章）
按：礼记本作“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盖“達”字之古文，《说文》“達”字下云： “达，達或从大，或曰迭。”又“迭”字下云“一曰达”，是“達”声与“失”声通，故礼记本得作“失”。
公之
命（第十一章）
按：礼记本作“葉公之顾命”。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明杨慎《丹铅录》、清惠栋《九经古义》、王引之《经义述闻》等皆以为“葉公”当即《逸周书·祭公解》之“祭公”。竹简本“”字，上部乃从“
”，即“戔”字，当为元部齿音字，与“蔡”“祭”一声之转，亦当读为“祭公”。
齐之以豊（第十二章）
按：礼记本作“齐之以禮”。《说文》云“禮”之古文作
此竹简本与之合。
则民又愻心（第十二章）
按：礼记本作“则民有孫心”，惠栋《九经古义》云“孫心当作愻”，以为一字误为二字。今以竹简本证之，惠说不确。
人不
（第十二章）
按：
当读为“靡”。《诗》中以“靡不”为句者颇多，如《节南山》“靡人弗胜”，《抑》“靡哲不愚”，《桑柔》“靡国不泯”，《韩奕》“靡国不到”，《云汉》“靡人不周”、“靡神不宗”、“靡神不举”等。此逸诗句式与之同。
型之迪（第十二章）
按：礼记本作“播刑之不迪”，郑注：“不，衍字耳。”此竹简本未衍“不”字，与《尚书·吕刑》文同。
其出如
（第十四章）
按：礼记本作“其出如綍。“‘’字《说文》不载，《玉篇·系部》及《广韵·術》皆云“，长貌”，非此义。按“”当读为“繘”，《说文》“繘，綆也”，是“”本粗大之绳索。此作“”，与礼记本作“綍”字异而义同。
故大人不昌流（第十四章）
按：礼记本作“故大人不倡游言”，《周礼·春官·大司乐》“遂倡之”，郑注“故书倡为昌”，此作“昌”，与《周官》故书同。
而
以行（第十六章）
按：礼记本作“而禁人以行”。此作“”，当读如“忌”，《易·夬·象》曰“居德则忌”，注：“忌，止也。法明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是“忌”有“禁止”之义。
白珪之石（第十七章）
按：《说文》“珪，古文圭，从玉”，又“玉”古文作
。此竹简本作“珪”，其偏旁亦作
，皆与《说文》合。
紳觀文王惪（第十七章）
按：礼记本引《君奭》作“周田觀文王之德”，郑注：“古文‘周田觀 文王之德’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读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异，古文似近之。”按此乃对古文辨读和隶定的不同，今以竹简本相较，郑所引古文与之相近。
君子言又勿行有
，又而行之（第十八章）
按：礼记本作“言有物而行有格也”又“略而行之”。“”当即“逆”之古文，《说文》“
，籀文作
”， 是“屰”声与“各”声通，故竹简本之“”礼记本作“格”、“略”。
句有车，必见其
；句有衣，必见其幣（第十九章）
按：礼记本作“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轼”与“敝”不韵。而竹简本作“”、“幣”则相韵，是竹简本为长。礼记本的“轼”字殆非。“”疑当读为“鎋（鎋)），《诗·小雅·车鎋》“间关车之鎋兮”，毛传“间关，设鎋也”，正义云：“鎋无事则脱，行乃设之。”有车必见其（鎋)），犹言必见其行也。
厶惠不
惪（第二十章）
按：礼记本作“私惠不归德”，郑注：“归或为怀。”竹简本“”当即“褱”字之古文，故礼记本或为“怀”也。
友卣
（第二十二章）
按：礼记本作“朋友攸摄”。《周礼·秋官·士师》“为邦朋”，郑注：“故书朋作傰。”竹简本作“”：与《周官》故书近。
宋人有言曰（第二十三章）
按：礼记本作“南人有言曰”。此语《论语·子路》亦作“南人有言曰”。此竹简本作“宋”，“宋”、“南”古文形体相近，难定孰正孰误。
*收稿日期：200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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