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与现代企业的信用延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企业论文,信用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2）04－0083－04
现代企业组织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是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控制地区和行业不断增加、分工不断深化、产权不断分散化的过程，这种组织的扩张过程实际上也是信用的延伸过程。随着企业的扩张，现代企业不可能只像古典企业那样主要依靠自身的资本和技艺进行运作，而是更多地借助于来自社会的各种资源。只有在信任度较高，具有合作的可能性时，社会资源才能脱离其所有者的直接控制而进入企业。这实际上是以合约的形式用一笔现期的投入去换取未来更多回报的承诺。而这种投资行为是否能够发生则取决于投资者对此承诺可信度的评价。这种评价是对社会信任度的预期。具有法律保证的合约是支撑社会信任的制度基础，但由于合约的不完备性，它难以囊括所有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以及它是事后进行的制裁，因此它并不能规避所有的道德风险［1］。 另一个促使投资者形成良好预期的因素是重复交往所产生的事后惩罚的威胁。在规避道德风险的市场制度还没有出现以前，以及对于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和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信用的延伸更多地依赖于这种信任，这种信任对于企业组织的产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社会成员所具有的普遍社会道德水平也是影响信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一、金融工具的选择与社会信任水平
企业的发展首先依靠直接投资，也就是以股票和证券形式持有企业资产。只有当社会具有较高的信任程度时，证券形式的金融工具才会普遍被人们所持有。否则，人们就会选择对社会信任度要求较低的金融工具。人们对金融工具的选择实际上反映出对社会信任程度的预期。现金是对社会信任要求最低的金融工具，它不需要发生和他人之间的合约关系。在社会信任度较低的社会，现金占个人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较高。而股票和证券则是对社会信任度要求最高的金融工具。直接所有者的合约保护程度非常有限，在企业资本社会化程度很高的现代公司里，一般小股东几乎无法参与公司管理和维护投资利益，他对某公司投资完全是出于对公司前景的看好和对公司的信任，当这种信任消失时，他就会抛售股票。因此，在信任度低的社群，个人金融资产中股票和证券投资的比重应该是很低的。银行储蓄对社会信任的要求则介于现金和证券之间。一方面，当人们把钱存入银行时，他就暂时失去了对它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储蓄的风险又明显低于股票和证券。储蓄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提取，大多数国家都有储蓄保险，并且银行系统都受到中央银行的严格监管。
企业的发展除了依靠直接投资以外，另一个资本来源就是借贷，银行借贷是对企业的间接投资。因此，个人取得银行贷款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产生和壮大。同样，个人和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的能力也要依据社会信任水平的高低。对于社会信任水平低的社群，争取正规银行借贷的难度往往很高，他们常常面临申请遭拒绝或因成本过高而失去信心的局面。作为一种替代，家族内部的借贷和朋友、邻里之间的非正规借贷在这种社群中往往十分普遍。
正是由于各种金融工具对社会信任的要求不同，因此，信任度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企业所有权结构也会具有不同的模式，而且取得金融信贷的能力也存在差异。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社会，企业所有权多元化的风险小，取得正规贷款的能力强，这就为企业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以及规模扩展和市场扩张创造了条件，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制度较完善和商业道德水平较高的社会往往具有众多百年历史以上的拥有世界知名品牌的跨国公司的原因。而在信任度较低的社会，企业更倾向于个人占有全部的资产，所有权难以多元化，或者所有权只能在家族成员内部实现多元化；企业取得正规信贷的成本高昂。这也是信任度较低的社会为什么企业发展总是突破不了家族经济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制度不完善和缺乏成熟商业道德的社会，企业就常因缺乏社会信任感而无法引进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源，难以规模化和取得竞争力，企业就常表现为生命周期短、缺乏知名品牌等。
二、实证分析
为了实证社会信任程度对金融工具选择的影响，Luigi Guiso、Paola Sapienza、Luigi Zingales利用意大利的统计数据作了这样的经验分析［2］。意大利南北的划分标准是：以亚平宁（Appennine）山脉以北为北部，亚平宁山脉和罗马（Rome）之间为中部，罗马以南为南部。意大利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法律、政府这些制度环境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作用，其北部社会的信任水平明显高于南部社会，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社会学家所证实［3］［4］［5］。 由于社会信任水平的差异，意大利南北居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企业的产权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对社会信任度的测算可以使用主观指标也可以使用客观指标。主观指标一般是用样本中肯定性回答“通常地说，你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吗？或者你不需要太小心地与人交往吗？”此问题的人占全部样本人数的比重来确定。而客观指标通常用公民的社会生活参与程度来衡量。例如到场投票的人数、报纸读者数、非赢利性水平联合体的人数等。Luigi Guiso 等用的是后一种方法。他们使用按照省划分的公民参与所有的欧洲选举和六次全民投票的人数来代表社会信任水平。之所以使用公民投票参与率这个指标作为衡量社会信任程度的指标，不仅是因为此数据容易获取，而且因为公民投票参与率不易受经济因素影响，它更能代表公民对制度的信任和公民责任感。并且从前期研究的成果看，社会信任和公民投票参与率之间是正相关的［6］。 之所以使用公民对全欧洲选举的参与率而不选择国内普选的参与率则是出于以下考虑：法律规定公民必须参与选举，而且选举参与度常常因各地政治赞助力度的不同和政党组织能力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国内普选选举参与率不能代表公民的社会信任程度。关于居民对金融工具选择情况的统计资料来自于意大利银行对8000个代表性样本的资产组合安排的调查，这些调查收集在《家庭收入和财产观察》中。在样本的选取中他们剔除了重复取样的资料、负收入的样本和年龄超过90岁的样本。关于企业的数据他们使用的是1994年由投资银行对4400个随机抽取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雇员至少10人）调查的资料，这些资料载于《制造业企业观察》中。把同省的三方面数据合并就形成了社会信任程度和家庭资产组合、企业所有权结构之间关系的新的数据库。
首先分析社会信任水平对家庭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以按照省划分的公民参与所有的欧洲选举和六次全民投票的人数作为自变量来代表社会信任水平，因变量为家庭现金持有量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为了剔除经济增长和司法效率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单位资本所创造的GDP和省级法院完成一级审判所需的年数。为了剔除家庭的某些特征对现金持有率的影响，控制变量中还添加进了家庭收入、家庭财产、家庭人口、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家长的年龄和教育水平、家长是否结婚和是否为男性、他（她）工作的部门等变量和虚拟变量。 使用托比模型对32019个非重复观察样本作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信任对现金持有率为负向影响，即－0.998（0.165），和司法无效指数的平方之间为－0.014（0.004），对单位资本创造的GDP之间也为负向影响，即－0.365（0.382）。在剔除这两个因素影响的前提下，社会信任和现金持有率之间也是负相关的。见表1的Ⅰ，这和前面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如果在以上自变量中再加入反映意大利南北社会信任水平的时间序列指标作回归分析，样本来自北部就以1表示，0为南部。得出的剔除南北社会信任影响后的社会信任对现金持有率的影响依然是负相关的，见表1 中的Ⅲ，而且北部对现金持有率为负影响，而南部则为正影响。为了区分家庭迁移所带来的对社会信任测算的影响，他们根据样本出生地来确定社会信任水平，如果信任是来自由教育形成的内在道德态度的话，那么，个人就应该保留有其成长环境的信任特征。以出生地计算的信任水平代表以个人出生省份计算的信任水平。得出的结论依然是，社会信任对现金持有率是负影响的，见表1中的Ⅳ。
然后，他们又对这些变量对家庭证券持有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社会信任和家庭证券持有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北部更倾向于拥有证券，而南部对证券持有率的影响是负的。社会信任对消费者信贷遭受拒绝或没有信心申请信贷的影响也是负相关的，而且北部负相关，南部正相关。社会信任和非正规信贷持有率之间为负相关关系。
他们使用概率单位模型利用来自企业的数据分析了社会信任和企业信贷被拒绝的概率之间的关系。控制变量中除了包括单位资本创造的GDP以及以省决定的司法低效指标以外，还包括一系列代表企业风险的指标，例如企业雇员规模、企业属于商业团体的情况、是否被兼并、在同一地区是否有主要的竞争者、销售额的三年增长率、税率等。回归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在剔除所有这些变量的影响以后和企业正规信贷遭拒绝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使用同样的方法，他们还分析了社会信任对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影响，信任对企业是惟一所有者的概率的影响是负的。引入南北因素以后，社会信任和单一所有权之间依然负相关，而且北部负相关，南部正相关。
这些经验分析的结论表明，社会信任水平对居民金融工具的选择有重要影响，只有在社会信任水平很高时，直接投资才能成为其金融选择中的主要成分。这就进一步决定了企业制度化变革的环境条件，也就是，只有在社会信任水平较高时，企业的借贷环境和直接融资环境才可能较宽松，这样才能为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市场扩张创造条件。而且，意大利南北经济发展的实际差异，也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信任对企业所有权的多元化和企业制度化有重要影响［7］。
意大利是于1870年完成国家统一的。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其制度环境基本是一致的，所有政策都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然后推行到全国。但是由于历史上南北政治集权程度的差异，使得社会信任水平北部明显高于南部。南方在意大利统一之前实行的是君主独裁政体，贵族对农民进行着残酷的压榨，对于试图自治的城镇也毫不留情地取消其独立地位，这些背德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使信任和道德责任只能局限于核心家庭以内。这就使得意大利南部的社会特点表现为社群组织很少，南部人很少看报、投票，对社区里的政治活动也不感兴趣。同时意大利南部也是这个国家最贫穷的地区，公司规模小、体质赢弱，多由家族经营，迫使国家以必须补贴少数大规模、效率差的国营企业的方式来插手干预，以维持基本的就业水平。而意大利北部早在中世纪结束时就已成为独立共和政体，那里有许多商业蓬勃发展的城邦，例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等。这些城邦不仅在政治上享有自主权，而且间或实行共和政体，人民政治参与程度高，社群组织包括商会发达。因此，意大利北部的社会信任水平明显高于南部，这说明制度性因素会对社会信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具有其独立的影响力，而成为一种伦理习惯，以致当制度环境发生改变时，它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其变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和制度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当意大利制度环境统一了一百多年以后，其社会信任水平的南北差异依然存在的原因。和南方相对照的是，意大利北方经济发展程度明显高于南部。当1870年意大利完成国家统一时，北方和南方一样都没有实现工业化，可是从1871年到1911年，北方工业迅速起飞，而南方的都市化和工业化都严重落后于北部。意大利所拥有的少数几家民营大公司，例如安吉利和菲亚特等都集中在北部。意大利中部的社会信任水平也很高，但是其企业组织则采取的是以小规模家族企业为主的模式。对此的解释是意大利中部在工业化以前是以佃农制为主的农业经济，不同于南方那种没有长期契约关系的雇农制，这就为其家族主义的盛行奠定了基础。但是，中部的家族信任不同于南方那种只关心核心家庭利益的狭隘的家庭信任，信任关系能够扩展到血缘关系以外，这表现为中部地区的家族企业之间建立起了以专业分工为基础的广泛的企业组织网络，并使中部地区成为意大利出口工业和高技术企业高度集中的地区。家族经济虽然具有弹性大、活力强等优点，但其寿命普遍较短，难以形成世界级的知名品牌，并只能局限于服装、陶瓷、工具、制鞋、纺织等这些对规模依赖不强的行业。因为那些高附加值的行业往往需要依靠企业制度化和规模化来吸收外来资源和降低生产成本，以获得竞争力。但是社会成员对家族信任的依赖则阻止了社会资源的进入，使企业难以制度化。这就是意大利中部企业组织的缺点。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以上实证性质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信任对现代企业商业信用的扩展有重要影响，它会通过信贷、所有权、企业的制度化和规模化来影响企业的信用延伸、组织结构的特点和行业的取向。而社会信任的形成机制更多的是历史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人们的伦理习惯。这些分析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启示是，中国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国民间信任度较低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合作难以扩大到家族以外。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古国，农业的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主要建立在家族血缘之上。而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又进一步强化了家族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为了政权的巩固，历代王朝对民间结社都是采取极力遏止和镇压的态度，这极大地抑制了国民在家族之外建立社会经济联系的潜力；而权力的恶性膨胀又会出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任意侵害民众的权力和安全，甚至鼓动民众为了自保而互相伤害，这就进一步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而这种对社会资本的破坏一旦造成，就不是一两代人可以修复的。这种社会信任状况就会使合作性预期恶化，不利于商业信用的延伸，而且还会强化政府的干预，在制度不健全时，由于政府的败德行为而进一步破坏信任预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家族忠诚感就被特别强化，造就了中国的家族主义的文化特色。所以华人经济圈中自然衍生出来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而且难以使企业制度化。这些企业也表现出了生存周期短、缺少世界知名品牌、规模难以扩大等特点。从这个角度看，我国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大型国有企业的出现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