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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思想理论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比如按劳分配的理论讨论，澄清了“四人帮”所制造的谬论——按劳分配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另外，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再批判，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乱，从而直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阐明了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更大规模的争论是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引起的。这篇文章是在耀邦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在南京大学胡福明和中央党校孙长江所写的两篇同样题目文章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形成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在当时沉闷的空气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围绕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争论。5月17日，一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领导指责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这给当时耀邦同志很大的压力。7月22日小平同志找耀邦同志谈话，小平同志说我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我看了一下。他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现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的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1978年12月13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度评价了这场大讨论，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于真理与标准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个讨论端正了思想路线。
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
当时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1984年农业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增产达到4070亿斤。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产品丰收了，要有市场、要有销售渠道，同时也要求交换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
但是城市呢，还是维持原来的那套经济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分配中平均主义很严重，严重地压抑了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在这个阶段，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曾经在一封信里批判了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他说，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了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说这些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在党报上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作为精神污染来清除。可见这一年思想理论界很紧张，理论上很混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近6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经验，1984年10月2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益、灵活经营，灵敏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必须要在理论上突破，要解放思想。开始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开什么内容时，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他说就搞这个文件，别的不搞了。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同志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份开始组织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酝酿，先后找有关部门、有关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起草小组在第五稿的时候把草稿发到中央各个部门、各个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个部门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9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点意见，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邓小平、陈云同志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
在这个稿子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八次和起草小组进行了座谈，共同修改这个决定。在起草过程中，我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从我们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重视商品生产，那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这是我经过多次调查得出的结论。所以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
但是，我的意见提出来以后，起草小组就有人反对，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担心是什么呢？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怕变成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时在起草小组通不过，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没有办法了，我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在西苑饭店开个理论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在会上我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经济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
大家思想很解放，一致认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无必然联系”，“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也讨论到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有逻辑上的毛病。为什么要提计划经济为主呢？因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要坚持，而市场调节是手段和方法，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一个是大概念，一个是小概念，这两个结合起来，不对称、不协调。后来我把讨论的结果报给中央，当时赵紫阳在简报上做了批示，转发给我，并说“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经过各部门、各地方党委和理论界的反复讨论，经过起草小组反复修改，经过中央全会的认真修改，最后于1984年10月20日正式通过了。可见，十二届三中全会理论上的突破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如果不解放思想，按照本本，按照僵化的理论，肯定是不能突破的。
十三大：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1987年2月6日，小平同志和赵紫阳、杨尚昆、万里、薄一波等谈到十三大的筹备和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时说：“为什么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作用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1987年4月30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时说：“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987年9月5日，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前副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十三大实际上应该叫做改革开放的大会，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是过去我们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这次才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十三大的报告将从理论上来阐明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是十三大的主题。”
根据小平同志谈话精神，十三大提出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利用市场调节绝不等于资本主义”，“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应当通过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来签订经济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社会主义经济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87年3月20日，我应中央党校的邀请，做了一个“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就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年8月20日，我提出十三大应该在理论上有新的重要突破，我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第二，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展开，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从指令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我希望十三大能够解放思想，理论上应当有重大突破。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同志在我的报告上批了“送总理参阅”这几个字。
1987年8月30日，赵紫阳同志批转给起草小组，并提出把我文章中提出的“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经济合同制”的观点反映到报告当中来，于是起草小组根据赵紫阳同志的批示，写到十三大报告当中去了。
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1993年10月)的背景是什么呢？那时是“六四风波”之后，计划经济又回潮了，有人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发表很多文章，严厉批判了市场化改革，认为市场执行了资本主义路线；有人把计划与市场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来，有的还是很有名气的人，都是这么写的。还有一些人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有人写文章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搞资本主义。
还是小平同志出来讲话了，1990年12月24日，小平同志在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一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1年2月6日，小平同志视察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时指出：“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发展，这不好嘛。”“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嘛。”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视察期间的讲话，先后发表了3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提出要继续解放思想，敢冒风险，大胆改革，不要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结果遭到了指责和围攻。4月20日，《当代思潮》发表了《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资”姓“社”吗？》一文，提出，“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震惊中外的“南方谈话”，他大声疾呼：“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小平同志说，不争论是他的一个发明，判断姓资姓社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
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是这个目标怎么样实现，当时并不明确。1993年，我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我提出要把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资本市场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因为我们要搞计划经济，“资本”两个字不能提了，害怕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变成资本主义了，所以就改称“资金”。后来在《决定》中，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了资本的概念，当时没有争论，就写进去了。同时，我坚持提出，要把劳动力市场写到《决定》中去，但几次提出来，立刻就有人反对。后来一次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这个《决定》的时候，本来是中央常委讨论的，但是那次我心血来潮，举手发了一个言，说原稿上提出的劳动就业市场不完整，提出应把劳动力市场写进去。
当时我一下子讲了五个理由：第一，劳动力具有商品属性，劳动力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第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劳动力市场了，为什么不敢提呢？第四，现在劳动就业压力那么大，如果我们不提劳动力市场，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第五，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
第二天，我找了温家宝同志，我说昨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心血来潮讲了这些意见。家宝同志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是能不能写上去，我也没有把握。后来他把我的材料送给江泽民同志，家宝同志说现在是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不同意见。江泽民同志就把我的意见批给各个常委，各常委表示没有意见，所以把劳动力市场写进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过程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是不行的。
十五大：所有制理论上实现重大突破
十五大(1997年9月)报告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我也参加了报告的起草。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有哪几点突破呢？
第一，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过去都说“方针”，现在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而且是跟初级阶段长期共存的。
第二，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应该而且可以是多样化，过去是单一化，这也是一个突破。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说是“有益的补充”，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论上的提升。
第四，提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
第五，提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内地一些代表在讨论中提出，我们国有经济的比重比沿海地区要高得多，但是为什么内地的经济发展没有沿海地区快，人民富裕程度没有沿海地区高呢？过去人们认为搞社会主义就是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越好。
第六，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是平等竞争的，一视同仁。
一个有争论的案例：华为公司是姓公姓私？我记得有几个老同志向中央写信，说华为这样的企业不是搞社会主义的。十五大报告起草时，我到深圳华为公司做过调查，想弄清华为到底是姓“公”还是姓“私”呢。经过调查，我感觉到虽然华为职工持股占有较大的比重，但这不是姓“私”，是姓“公”的。由于把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捆绑在一起，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企业持续发展。华为公司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但2007年向国家上缴税金49亿元，解决了近7万人的就业问题。所以我们搞社会主义要与时俱进，要解放思想，要摈弃那种只有国家投资才是搞社会主义的陈旧思想。在十五大的报告里，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
十五大还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在讨论报告时，我提出来，应该把“自由”和“人权”写进去。我讲了三点理由：第一，每一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权，我想如果不说假话，肯定都要。第二，宪法上说了你有这样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能说呢？第三，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呢，或者给人感觉社会主义似乎不要自由了、不要人权了呢？中国共产党必须高举起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不然人家谁跟着你？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同志的赞同。所以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
有一次跟任仲夷同志吃饭，他说我们被西化了，我们穿西装也是西化啊，那你就不要穿了。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从西方来的，也是西化啊，你西方的东西也还是要啊。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在批判西化的时候要有分寸，要批判西方腐朽的东西，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肯定也是要借鉴的。去年“两会”温总理答记者问时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十六届三中全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003年10月14日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过探索阶段(1978-1984)、初步建立阶段(1984-1993)，1993年进入完善阶段。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主要亮点：第一，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二，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比原来提出的“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进了一步；第四，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核心。用以民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起草小组作了认真的讨论。我提出以民为本，为什么？我说，毛主席提倡“为人民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人共和国，“三个代表”中最核心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锦涛同志提出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讲的都是为民。家宝同志的思想很敏锐，而且古文底子很厚，脱口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讨论当中，有同志提出来，是不是可以范围扩大一点，因为“以民为本”还有政治的内涵。建议用以人为本，最后中央《决定》中用了“以人为本”。
十七大：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十七大(2007年10月)召开之前，有两个万言书，一个是由17人签名的，万言书怎么写的呢？说“现在中国进行的改革，是变公有制为私有制的改革，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如果十七大还是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走下去……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马上就会到来”。
另一个万言书是由170人签名的，题目是《要坚决捍卫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现在私有制经济已经取代了公有制经济，在GDP中公有制经济只占37％，而私有制经济占了63％”，“私营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新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三个代表’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他们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路线错了，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么怎么办？就要搞阶级斗争，就要搞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文化大革命呢？他们把张春桥的理论搬出来了，要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专政。更有甚者，还有人说要彻底为“四人帮”平反。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事实雄辩的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乎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说得多么明确啊？有人问我这个有没有针对性，我说当然有针对性了。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因为十七大高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了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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