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繁荣不足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_宏观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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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净出口是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过剩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1997年我国8.8%的经济增长中,消费需求的拉动贡献最大,为4.9%,投资需求的贡献为2.2%,净出口的比重则为1.7%。而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难继续攀升,投资与净出口的回落也对经济增长造成了极大困难,国内经济一度出现了通货紧缩,市场不景气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对重新起动我国经济,实现1998年8%的增长目标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机理:总量调整与结构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公共部门在经济出现萧条或过热时,即以私人部门为主体的市场机制“失灵”时,为“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及社会稳定而采取的主动干预经济的行为。众所周知,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类,而自从凯恩斯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倡导的以赤字财政刺激有效需求从而使经济走出萧条以来,就存在着不同学派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孰优孰劣的争论,而当前的经济学界一般倾向于:针对不同的经济情况,单个或混合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可能会对克服经济不正常波动有着更好的效果。

货币政策一般是通过中央银行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现率以及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以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从而影响宏观经济总体水平;财政政策则是通过政府调节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及公债等以实现既定经济目标。财政政策一项主要的工具是税收政策,税收的改变对于调节人们的贫富差距、调整产业结构、平衡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防治污染等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财政政策的另一大项公债也能起到政策性调整产业结构、部门结构及地区经济结构的作用。因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较而言,除能影响经济总量之外,还能在结构调整上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决定某个经济是采纳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时,要从宏观上把握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总量上的,还是结构上的,或二者兼而有之。

当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财政政策不可避免地会给私人部门带来所谓的“挤出效应”,即当政府税收减少或支出增加以图刺激经济时,往往会促进货币需求的增加,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利率很自然就会上升,从而增加了私人投资的成本,使其投资受到压制。“挤出效应”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财政政策效果的好坏。而当利率的变动对货币需求的变化敏感程度不强(即货币需求增加幅度较大时,才能引起利率较小幅度的上升),而且投资对利率变化的反映敏感程度不强(即利率上升使私人投资减少的程度很小)时,“挤出效应”才会比较小,从而财政政策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因此在决定对一个不景气的经济是否采纳财政政策时,必须分析该经济中利率变化对货币需求变化的敏感度,以及投资对利率变化的敏感度。

货币政策以其在数量上的可控制性而一度得到70年代滞涨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青睐,它的实施更贴近市场,政府对调节的结果也有更强的可预知性。但是,货币政策中存在的一个重要争议点便是“流动性陷井”的存在。货币政策几大措施主要调节的中间目标是利率,一般说来,利率杠杆的升降直接调节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所以在一个不景气的经济中,政府希望通过各种手段降低利率,从而推动投资需求和总需求。但利率调节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为负数,这是其局限性之一。其次,当经济衰退萧条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利率降到极低,人们也不愿投资,而宁愿持有货币,此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几乎为无穷大。也就是说,当利率降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再调低利率也不会有任何刺激,对经济悲观的人们只会将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保存在手中。这就是凯恩斯的“流动性陷井”。因此,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反通货膨胀的效果要比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反衰退的效果显著。

二、我国当前的选择: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

1.仅靠以降低利率为主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已难以拉动投资需求及经济。

在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情况下,从理论上而言,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国自1998年以来已两次调低金融结构存贷款利率,并调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了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再贷款的利率。这类扩张性金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贷款的利息负担,对于支持企业生产经营、加快企业改革步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其一,利率的下调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目前我国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已降至美元以下,向下再降已无多大空间;其二,利率降低过多会给人民币带来贬值压力,这与我国承诺人民币年内不贬值的目标相背;其三,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不断完善,我国目前的私人部门(指与政府公共部门相区别而言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及银行等,并非按所有制划分的)出现了“谨慎投资”的现象,企业是根据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来决定自己是否投资、投资多少,在当前消费需求难以拉启、库存上升、价格不断走低的趋势下,企业不会单纯因为利率的降低而盲目投资,因此利率的下调并不必然拉动投资需求。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国目前单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降低利率)已难以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2.财政政策在当前形势下的诸多优势。

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就不容忽视了:扩大财政支出、削减税收或者增发国债,都可以直接增加社会需求,刺激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拉动相关产业,从而保证年内经济增长的目标。比如:在我国以家电为主的耐用消费品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渐渐弱化之际,以住房、汽车为主的第二波消费的正式起动却迟迟难以开始,虽然房价一降再降,也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台了降低房产税、以所得税抵补部分分期支付的房款等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住房消费。再比如,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下我国出口额增幅下降的困境,如果采取本币贬值的货币政策,一方面会影响我国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会大大增加我国进口外国商品的负担,而且由于我国的出口商品中有一半属加工贸易,其出口量不受币值的影响,且贬值并不能解决出口商品需要升级的根本问题,因此人民币贬值不可取。而采取财政政策:提高部分出口产品的退税率,以鼓励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其效果则会更好。由于我国适时适度的采纳了这类政策,到1998年7月止, 我国出口的逐年增长率仍为3.5%, 比货币均已贬值而出口总值仍同比下降的韩国、台湾省等形式要好得多。由此可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更为直接,更有针对性,不象货币政策那样在实施与生效之间存在时滞,且会带来金融方面的一些负作用。而且,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不如财政政策明显。

此外,象前面所分析过的,货币政策是从总体上调节总需求及经济总量,当对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的调整却无能为力,而财政政策对协调产业结构、平衡地区经济发展以及调节贫富差距等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当前经济增长遇到阻力不单纯是一个总量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结构问题。我国的“相对经济过剩”实际就是一个“结构过剩”问题:一方面工业品大量积压,另一方面公共交通、农田水利设施、通讯设施等基础产业产品的供给又相对不足,在利益驱动下,社会资源在产业、区域等结构方面的配置不合理现象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单纯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使能拉动经济在总量上的增长,也难以根本改变不良经济结构这一制约经济发展的根本困境。而财政政策则可以解决数量和结构上的双重问题。增加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投入到急需发展的基础设施部门,不仅直接扩大了需求总量,也改善了基础设施,调整了生产力布局,优化了产业结构,真正起到了一举两得的作用。我国在下半年增发了1000亿元的国债,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据测算,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可增加直接投资、刺激国内总需求,将拉动本年度的GDP增长达2个百分点,而且增发的国债专项用于农田水利、铁路交通、邮电通讯、城市基础建设、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长江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和植树造林等,这将有利于调整、改善投资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3.财政政策本身固有的缺陷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被弱化或易于被克服。

在前面谈到过,财政政策本身固有“挤出效应”,挤出效应越大,财政政策的效果就越差。我国近期以来出现了企业“谨慎投资”现象,也就是说投资对利率变化的反应敏感程度并不强,而主要是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选定是否投资,而且我国在现阶段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后,虽然促进了货币需求的增加,但由于我国同时采取了放松银根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适时适度地降低了利率,扩大了货币供给,也就是说利率并未因货币需求的增加而上升。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并未对我国私人部门的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相反,由于对基础产业的投资扩大可以拉动相关产业的繁荣,我们的财政政策可以起到补充、引导私人部门投资的作用。

此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往往可能会造成较重的财政负担,甚至会形成恶性财政赤字和恶性债务,在这方面许多国家都有前车之鉴。但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力余额在GDP中的比重较低,1997 年财政赤字仅占GDP的1.5%,1998年初的预算财政赤字即使加上这次计划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其在GDP中的比重也不过2.2%,低于国际公认的3 %的警戒线。而且加上这1000亿元国债,我国1998年的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预计为10.3%,也低于大多数国家的同一比重。因此,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减税和增发国债)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措施,只要在量上适度控制,并加强监控管理,是不会酿成恶果的。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并非在此抑货币政策而扬财政政策,而是认为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二者的实施总是有主有辅,相互弥补的,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就优于财政政策;而在经济不景气,且经济结构急需调整时,控制性财政政策的作用会相对更好一些,但同时也要辅之以货币政策以克服“挤出效应”等缺陷,共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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