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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政界、经济界、学术界、社会舆论界开始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热烈讨论。人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谈论全球化问题，至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一种统一的观点。全球化涉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总体趋势的判断，涉及资本主义未来前景的预测，对于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至关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德国三个有代表性的刊物——《议会周报》的副刊《政治与现代史》、左派的《社会主义》杂志以及在新闻界有广泛影响的《明镜》杂志近年来所发表的部分文章的具体分析，就全球化研究所涉及的几个具体问题作一综述。
一、全球化概念的定义
关于全球化概念的界定，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奎博士在《政治与现代史》1995年第49期上发表的《世界经济结构变化与后果》的文章说：“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在这里一开始就遇到困难，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肯花气力对这个令人捉摸不透的时髦词汇作出界定，或者至少对它的意义作出合理的限定”。巴奎认为：“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然而巴奎对于这个定义并不满意，在他看来，全球化概念除了这种量的维度以外，还应有一种质的维度。
科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博士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具有多种含义。目前，它几乎成了一种标语口号，用以描述任何一种方式的国际关系和市场的国际化。就是在科学著作中，也被理解为各种不同的内容，没有统一的定义”。“困难首先在于这个专业术语描述的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不仅如此，还有人经常把全球化的后果也当成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全球化——概念与基本设想》，载于《政治与现代史》1997年第33／34期合刊）。他在文章中引述了德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和奈杰尔·斯里夫特关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曼·卡斯特尔斯说：“我们把全球化理解为在实时内、在这个星球范围内统一运作的一种经济。这是一种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送、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完全相互依赖的经济”（《欧洲城市、 信息社会与全球化经济》， 载于《城市研究》1993年第84期）。奈·斯里夫特间接地下了一个定义，他把这个概念分成五个过程：（1）信贷资金的筹集、发放和使用日益集中化， 并由此产生金融业对于生产的统治日益加强。（2 ）“知识结构”与“专家系统”的作用日益增长。（3 ）全球范围内卖主控制市场的局面日益发展。（4）一个跨国经营者阶层的发展。（5）一种跨国经济外交的出现以及民族国家权力的全球化（《全球化、调控、城市化》，载于《城市研究》1994年第31期）。
于·弗里德里希斯总结说：“全球化的过程不是别的，而是一种不断强化的网络化。 ”他把这种不断强化的网络化概括为三个要点：（1）依赖性的设想。这种经济活动的网络化对于所有参与者都产生反作用。全球化的经济发展不仅调控各民族的发展，而且还调控各城市与城市地区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制约了各个家庭和个人的发展。（2 ）转移的设想。由于科技产业革命导致的信息传送成本、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跨国公司把它的部分生产部门、以及部分服务和监督职能机构转移到低工资国家，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信息技术、运输技术越是发展，这种国际网络就越扩大。（3）集中化设想。全球化的势头越猛烈， 越是把企业的各部分业务活动迁移到世界各地的许多生产基地，对于监督控制和协调工作的要求也就越强烈。而这种协调组织工作的任务也就更多地集中到少数几个国家的大城市中，使这些城市发展成为极其专门化的服务中心。
德国左派学者约阿吉姆·比朔夫在1996年第1 期《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的题为《全球化——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分析》的文章说：“经济全球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各大洲、各民族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内。”他认为，人们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论自80年代初以来工业和服务产业部门在跨国国际化方面所达到的新的质量：（1 ）跨国公司的经济实力已达到一种新的规模，已经能够把现代工艺技术同各国经济基地最有利的成本结构结合起来，使这些生产基地彼此竞争，这就会使资本增殖的条件在创造价值链条的各个环节上都得到巨大改善。（2 ）由于这种国际化，民族国家的经济界限已被冲破，民族国家的调控职能已被削弱。（3）在80年代， 跨国康采恩的活跃导致了金融体系的结构转换。他说：“这些论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命题：在80年代期间，这些跨国公司触发了世界经济的一种结构转变，接着金融资本与货币资本也发生了一种形式变化。从这个角度看来，所谓‘四处流动’的金融资本不过是全球化最明显的表现”。“全球化涉及的中心是金融市场。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的经济渗透也导致了金融领域的变化”。“货币资本现在通过发展新的金融中心，对原有以美元为轴心和支撑点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瓦解作出反应”。“今天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没有国籍的金融产业部门和彼此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金融体系之间存在一种二元结构”。比朔夫特别强调全球化的区域限定，他说：“与其说全球化是指由于世界范围内一种新的质的变化而把所有地方都纳入市场和市场发展，不如说它指的是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经济空间的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结。绝对不会由于全球化而使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在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和边缘地带之间使前者居于主导优势地位的世界经济结构瓦解。相反，由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个资本主义中心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因此，全球化是反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结构变化的一种现象。
二、全球化的历史比较
许多作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卡·海·巴奎在上述文章中提出，如果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那么迄今为止的20世纪下半叶事实上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全球化时代。 因为世界出口率从1950年的7%，经过1973年的12%，一直增长到1993年的17%。 巴奎进一步提出，这无非意味着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水平。1913年世界的出口率已达到12%，而19世纪中叶才不过5%。所以巴奎认为，今天的全球化与20世纪前期相比，纯粹数量上的差异远比许多观察家估计的要小。
德国《明镜》杂志1996年第49期在《涡轮资本主义改变的世界》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未署名专栏记者文章《全球化——世界范围内围绕劳动岗位与工资的竞争》。文章说，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优势法则”直到今天还统治着经济学界：每个国家都应该生产制造那些比其他国家更好的东西。如果每个国家都实现了这种专门化，那么生产和收入就会增长，自由贸易将使每个参与国家的富裕程度大幅度增加。后来，瑞典的埃里·黑克舍尔和贝尔蒂林把这个学说进一步精确化。它的核心命题是：那些拥有许多金钱的国家应当专门生产资本密集性产品，即高技术产品。而那些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生产资本投入较少、简单而大众化的产品。这是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世纪之交，经济开始紧密结合。在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工业巨头和欧洲商贸公司开始打入非洲和亚洲，他们把殖民地仅仅作为原料来源，而不是销售市场和原料基地。铁路、轮船、电报局推动着全球化的前进。这种趋势以一次巨大的突发事件即纽约交易所黑色星期五而结束。”
德国赫姆尼茨技术大学社会学教授狄特玛尔·布洛克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国家》（载于《政治与现代史》1997年第33／34期合刊）一文中把西方世界的全球化过程一直追溯到“漫长的16世纪”。从15世纪到17世纪前期，在欧洲发展起一种国际劳动分工，各国的国民经济只集中于经济调色板上的某一个部位，他们的实力要通过国际贸易来补充。为了使北欧发展成为经济中心，在这种经济分工中，有两个过程是值得注意的。（1）北欧中心与东欧的谷物贸易。（2）从南美殖民地向欧洲的贵重金属进口。谷物进口使得这个中心的农业能够集中于高价值产品的生产，首先是肉类的生产和蔬菜的种植。贵重金属的进口特别提高了流通支付手段。通过这些途径，这个中心获得了进行专门化生产的机会。此后这种模式不断被重复，欧洲的工业化进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既然全球化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历史现象，那么今天的全球化与历史上的历次全球化的差别何在？现在人们所讨论的8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有什么新的东西？
《明镜》杂志的文章强调历史上的全球化“涉及的是贸易，而今天涉及的则是生产，而且前提条件也不同”。“今天出现了无须任何土地资源的未来产业部门，公司企业可以从世界范围内的各家银行或交易所得到资本贷款。科学知识成了关键性的生产因素，它比劳动和资本都更加重要。在通往21世纪的道路上，那些使用脑力劳动、不再束缚在本土上的产业部门将起到领导作用。微电子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几乎可以被迁移到任何地方。还有原材料工业、电子通讯、飞机制造、电子计算机工业等都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章引述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莱斯特·瑟罗的话：“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拥有了全球化经济。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生产和销售任何东西。”
狄·布洛克把目前的全球化称作历史上的第二次全球化。在这次全球化进程中，“所谓新的事实情况首先是指人们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快的速度以及越来越低廉的成本跨越空间距离。而这些之所以能够实现，主要是由于交通运输体系、通讯交往体系的巨大发展”。“如果说劳动成本始终只是一种成本因素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那么，由于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进行生产，围绕这种成本因素所进行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但是从这种经济理由出发，由于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从纯技术的角度加以复制，对于经济价值的创造来说，进行工业生产的能力变得越来越次要了。这就是在全球化方面出现的真正的新事物，它肯定使这个世界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可以说，第二次全球化是以经济体系方面的一种动力推动为特征的。经济体系的基础并没有发生变化，而是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性、灵活性在飞跃增长。如果企业的成功不再主要是依赖大型工业结构，也就是不再依赖各种生产因素的传统组合，那么，传统形式的资本约束就日益变成完全多余的了”。“企业可以更多地摆脱民族国家的或者地方的社会福利标准的束缚，摆脱高税率的束缚。与此同时，他们对于知识的依赖性却不断增长。掌握革新知识是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全球化的原因
在分析全球化的原因时，很多学者首先将其归结为新的科技产业革命所起的推动作用。于·弗里德里希斯写道：“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从卫星信息传送到国际互联网络和内部网络——人们今天可以向任何地方传送信息。在各公司企业之间和一个公司企业内部都可以进行这样一种交往联系。它使人们可以进行监督控制，使得物质传送——例如文件——成为不必要，还可以对于股市行情迅速作出反应，使转移服务变得十分简单，而且还能消除时差。”《明镜》杂志的文章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描述了信息产业和通讯、交通运输部门的变化：“首先是电传、光纤电缆和电子计算机使人们能够对于迅速扩大的公司网络进行管理控制。运输成本直线下降。在上个世纪，人们用马车翻山越岭把出口商品运到国外。今天石油通过输油管道，软件通过超速数据传导系统实现了令人吃惊的快速输送。专家们同时使工业变得更为灵活化，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钢铁厂要建在煤炭基地，纺织厂要建在多数顾客居住区附近，铁路工厂要建立在必要的技术力量和资金齐备的地方。”卡·海·巴奎说：“毫无疑问，最近十年内，运输成本、首先是通讯联络成本明显降低。世界不是在地理意义上、而是在经济意义上大为缩小。这为各家企业和工业部门开辟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使他们创造价值的生产链条根据经济效益标准从空间上被分割开来，而且扩大到世界范围。”约·比朔夫对此写道：“大规模生产的灵活性通过一种多变的自动化技术、新的组织技术和控制技术得以实现，因此得以对创造价值过程进行一种跨企业的重新改组。夸张地说，不是人的劳动力——无论是通过各种新形式和新类型的技术熟练化也好，还是在新的劳动组织结构（小组劳动）范围内也好——而是系统技术构成了新的合理化方案的飞跃起点。基础是交通系统、信息系统和通讯系统中的一种技术工艺变革。通过这种变革，能够使创造价值的生产过程减肥，使产品个性化，并使分布在各大洲和经济地区的生产基地、推销基地和后勤基地更加紧密地相互衔接。”狄·布洛克分析说：“由于今天不再是生产、而是以应用为取向对科学知识的综合掌握对于经济价值创造具有中心意义，在这一层面上为了本国国民经济利益而进行政治干预的能力也随之失去。因为现代知识在原则上是在全球范围内建构起来的，摄取知识的障碍最多不过是语言界限。世界上没有什么德国物理学或美国物理学，但是人们用德语或英语公布研究成果。与商品出口相比，对知识传播的阻碍或疏导要困难得多。”他认为这种知识产业的崛起是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而80年代初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放松控制政策被看作是目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明镜》杂志的文章说，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没有这种经济学说，全球化几乎不可设想。自80年代以来，它越来越多地决定政策，它是90年代涡轮资本主义关键性的催化剂。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是推行这个战略的先锋。他们尊奉像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经济学家的建议。芝加哥学派的信条认为，政治应与经济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一个摆脱束缚的市场会安排好一切。与被提出过分要求的国家相比，它具有更多的效率”。于·弗里德希斯写道：“市场的网络联系要以对民族国家范围内的市场在政策上放松控制为先决条件。对于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日益密切的国际网络联系来说，有两个政治协定是根本性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以后的各次会议文件。它们使资本能够具有越来越大的流动性。”约·比朔夫说：“新保守主义的放松控制政策是作为针对70年代资本主义中心区域投资与积累的衰弱状态而提出的治理疗法而闻名于世的。然而，80年代下半期的情况表明，它不仅没有使资本积累所患的病症痊愈，反而为生产的国际化和货币资本的加速积累创造了一种十分适宜的气候。随着1973年世界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接踵而来的民族金融市场的放松控制，大大加快了货币资本的独立化进程。”
四、全球化的后果
全球化的后果及其发展前景是一个争论最大、 分歧最深的问题。 1996年里昂七国首脑会议的《公报》声称，全球化将带来“更多的繁荣和稳定”，“它不仅为我们这些国家、而且为所有其他国家都带来了发展机遇”。与这种乐观的估计相比，笼罩着整个全球化讨论的更多的是一种压抑气氛。卡·海·巴奎感到人们关于全球化前景的预言“多数带有很深的悲观主义基调，有的甚至归结为世界末日的可怕观念。人们具体描述工业国家劳动岗位大量丧失的图景，恼恨来自第三世界的所谓廉价工资的竞争居然对西方生活水平造成威胁，抱怨政界对于这种困境束手无策”。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斯卡·拉封丹认为，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赢，最终大家都要输掉”。莱·瑟罗预言，全球化将使某些工业民族像古罗马那样，缓慢地走向衰落。全球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地震和经济上的火山爆发。他认为全球化将使一种新型流氓无产阶级成长起来，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将毫无立锥之地。此外，还将出现一个“知识劳动者阶级”，他们将获得财富和权力，他们是未来的精英。《明镜》杂志两位记者汉斯·彼德·马丁和哈拉德·舒曼1996年出版了《全球化陷阱》一书，书中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涡轮资本主义要摧毁它自身存在的基础，即摧毁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并破坏民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