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红武[1]2000年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探源》文中提出国际冲突是国际政治实体之间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矛盾各方为谋求自身利益或实现特定政策目标而发生摩擦、对抗和争斗的局面。只要有国家存在，国际冲突就不会消失。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呈现出一些新趋势和特征，其动因也与冷战时代有了较大变化，对此的研究，不容忽视。 本文主要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写国际冲突的含义、趋势和特征。第二部分为重点，详细阐述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三大类动因：1．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都很重要的原因，如国家利益、霸权主义等；2．冷战时代的主要原因演化为后冷战时代的次要原因，如意识形态等；3．冷战时代潜伏后冷战时代凸显的原因，如民族主义的爆发、不同文明间的竞争等。第三部分写我国在后冷战时代所应持的对策，分别为：1．积极促进解决国际冲突有效机制的建立；2．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3．妥善处理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4．尽早而慎重解决重大内部事务。
赵葆珉[2]2006年在《中等大国的战略选择》文中提出在国际安全学界，关于大国对外关系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关于小国作用与影响的文章近年来也为数不少，但关于中等大国的研究却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关于中等大国战略选择的研究成果更是风毛麟角。处于上升状态的中等大国如何界定自己的战略利益?如何在世界大国的夹缝中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中长期战略决策?目前此类的研究文献几乎为零。在研究一国的战略选择时，学界通常有四个研究视角，即权力平衡论、地缘政治论、地缘经济论和战略文化论，但它们在解释中等大国的战略选择方面往往存在严重的缺陷。 从行为来看，中等大国通常在以下三个路径上做出选择：一、与维持现状的最强大的国家为伍，选择追随战略；二、与要求改变现状的大国为伍，选择制衡现行最强大国家的战略；三、奉行独立自主，选择规避战略。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是：中等大国做出的战略选择主要受四个因素的制约，一、权力平衡；二、地缘政治；三、地缘经济；四、战略文化，这四个因素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影响着中等大国的战略选择。 为检验此理论假设，本文以二战结束以来日本这一中等大国为个案，深度考察了以上四个变量所起的作用。基于对可以收集到的日本和美国的文献的研究，本文作者发现，冷战期间日本做出的同美国结盟的战略选择无不受上述四个因素的影响。按照此分析框架可以预测：作为中等大国，未来同本有可能会选择回归亚洲、与中国结成平等的战略协作。 通过深度个案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一、影响中等大国战略选择的因素是多重而非单一，它包括权力平衡、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战略文化；二、处于上升状态的中等大国更倾向于选择制衡战略，而非追随或自立战略。
芦鹏[3]2017年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948-1977）》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1948—1977年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的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为分析样本,通过运用当代西方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以色列建国三十年间国家安全战略的综合体系架构与运行机制,探究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对于二战以来中东国际战略格局和阿以战略互动关系的重大历史影响;特别是重点从以色列国家主体视角出发,力图探索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与犹太民族国家自身发展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寻找以色列国家从弱到强崛起过程的内在历史演进规律。第一部分是绪论,系统阐述了论文的研究价值、国内研究综述、研究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第一章是学理分析部分,主要从国家安全学角度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原理与运行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对本文所采用的现实主义理论分析工具进行了解释性说明。第二章是以色列战略文化部分,本文从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宗教文化源头着手,深度挖掘犹太民族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战略文化因素对于建国后以色列国家政治行为的隐蔽而深刻的塑造作用,试图为以色列安全战略与安全实践寻找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层次答案。第三章和第四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该部分的体系架构是由纵向的宏观的历史脉络梳理与横向的微观的政策分析两方面组成:就纵向历史脉络而言,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四次全面战争历史,基本可以将以色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安全政策、措施和手段大致以1967年为重要“分水岭”划分为特征鲜明的前后两个阶段:1948—1967年的“生存战略”期,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特征是不惜一切代价保障“生存权”;1968—1977年的“遏制战略”期,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特征是固守“六五战争”中以色列攫取的大片阿拉伯领土,从而为以色列安全创造理想的可以防御的“安全边界”。就横向的微观政策而言,本文在上述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从外交战略、国防安全、政权保卫、核计划、针对“被占领土”的犹太移民政策、巴以冲突中军事安全策略等6个政治与安全维度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体系进行深度剖析,为1948—1977三十余年间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演进规律提供实证性研究支撑。最后一部分是结论,本文认为:首先,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文化内核是犹太宗教文化中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其中的关于巴勒斯坦领土的宗教理想主义认知塑造了以色列在安全领域顽固、敏感与极富进攻性的战略偏好;其次,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强权政治”色彩,其建国以来的国家发展成果是建立在侵害阿拉伯民族权益基础上的,所采用的诸多军事与安全政策手段严重践踏人权与国际法准则,是导致中东和平进程停顿不前的主要原因;第三,从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历程看,以色列在六七十年代对于阿拉伯极端民族主义和暴力恐怖袭击活动的军事打击政策客观上起到了震慑恐怖主义,遏制其在中东乃至全世界扩散的正面作用;最后,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是犹太民族历史与中东国际政治现实共同作用的时代产物,以色列国家的崛起过程本质上是其国家安全战略数十年来发挥历史性作用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存在必然性,对于以色列国家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杨耕[4]2012年在《冷战后国际体系单极主导型权力模式探析》文中研究指明国际体系权力模式是关于国际体系结构单元之间由于彼此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权力关系内容和权力模式形式。冷战后国际体系权力模式体现为单极主导、多强并存的基本特征，即美国在综合实力方面以其卓然优势领先于其它民族国家，作为单极权力的象征而处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心地位，一些民族国家或者民族国家联盟因在特定领域中所具有的强势表现而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强大国家（联盟），散布于体系权力结构的中心之外。单极主导型权力模式既是对冷战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反映，也是对冷战后国际社会民族国家间权力关系的具体描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权力愿望不断强化，民族国家实力强弱决定其权力大小，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任何多强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单极国家相比较，还处于明显劣势，在这一权力比较态势没有彻底改变之前，单极主导型的国际体系权力模式依然持续存在。
许娜[5]2014年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文化霸权探源》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以后,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霸权战略逐渐改变了其最初的形式。即美国霸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更体现在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世界的影响,文化逐渐成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要深入研究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文化霸权,首先必须对其文化霸权形成的原因进行详尽的分析。
马东庆[6]2010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文中研究表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是其全球战略与整体外交、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无论从地缘、经济和安全上美国在亚太地区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因此,自二战以来美国在该地区一直保持着积极的介入并起着主导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以后,美国在全球战略的框架内形成了亚太地区安全战略,这个战略就是通过构建双边同盟体系、保持强大的前沿军事存在和实施积极的军事干预来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及全球的扩张。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在全球层面的结束,使得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重新评估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重新界定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并据此形成新的亚太安全战略。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的全球安全环境以及亚太安全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美国在当时已经失去了与之挑战的战略对手,而且还赢得了梦寐以求的战略纵深。对于亚太安全形势而言,主要意义在于两级格局战略对抗的国际性因素消失,一方面使得亚太地区冷战的坚冰开始融化,另一方面也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更为复杂和不稳定。90年代中期,从朝鲜核危机的升级、台海危机再起到区域民族主义、分离主义与恐怖组织的推波助澜,使得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由于中国的崛起,引起的大国间的互相疑惧加深,竞相扩充军备,将原已严峻的亚太安全形势推向更为复杂的形势。正是基于亚太安全形势的变化,从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再到小布什政府,美国一步步的对其亚太地区安全战略进行调整,并形成了后冷战时期美国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了影响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因素。第二部分主要是论述在冷战结束初期,老布什政府根据冷战后国际局势和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对美国亚太安全政策的调整。第三部分主要是论述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第四部分主要是探讨在新世纪之初,共和党人小布什政府在面对亚太安全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以及“9·11”事件后,致使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全球军事安全战略,尤其是改变亚太安全战略的布局,以应对在亚太地区出现的新挑战。本文期望从上述四个部分归纳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实际变化和思想内涵。纵观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演变轨迹,无论是从理论层面上,抑或是从战略的实质内涵而观之,在不同时期的亚太安全战略所显示的内涵,基本上都符合国际关系理论架构论述的主张。从国际关系理论架构探究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演变,90年代初老布什政府到克林顿政府是由现实主义向自由主义过渡,到20世纪末,克林顿政府与小布什政府的世纪交替,则是由自由主义色彩再度回归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更且变得更加保守。若以实质内涵观之,则是从老布什政府的“合作性威慑”战略,到克林顿政府的“预防性防务”战略,再到小布什政府的“区域安全”、“遏制与威慑”以及“先发制人”战略。而具体的转变则表现由守势战略态势向攻势战略态势转变,由国际向内外兼顾战略转变,以及由多边向单边主义战略转变。而这种理论及实质内涵的转变,无一不在诠释国际关系动态发展的复杂及永不止息的变化。本文把史实和理论相结合,以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不断变化为背景,以冷战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的演变轨迹为线索,阐述了美国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并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美日同盟的调整、美国军事部署的调整、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影响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因素等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剖析。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走向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将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其亚太地区安全战略的转变与走势,也影响着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与安全稳定。本文试图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好地阐述冷战后美国亚太安全政策演变的轨迹,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政府调整地区安全战略的基本思路,以及推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
王发龙[7]2016年在《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海外利益久已有之而非新生事物,它随着国际交往进程的开启而逐渐产生,随着国际交往密度的提升而不断发展。全球化时代,海外利益在各个问题领域和不同地理区域迅速拓展开来,已然成为国家利益发展的大势所趋。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海外利益维护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相较中国而言,西方大国有着更为久远的海外利益发展历史和更为丰富的海外利益维护经验。整体看来,尽管中国自建国伊始即萌生出些许海外利益,但是中国海外利益的真正发展实际上是改革开放后的事情。新世纪以来,中国海外利益进入了全面、快速、持续发展的历史新时期。近年来,中国海外利益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着源自体系、地区、国家等层面的多重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在此形势下,党和国家逐渐将海外利益维护问题提至国家战略高度,不仅在宏观层面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还在微观层面提出了具体的因应之策。与此同时,学界加大了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研究力度,进行了颇有特色的理论探索。遗憾的是,学者大多就中国海外利益的发展现状、威胁因素、具体损失等问题进行相对孤立、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未将中国海外利益发展与维护问题置于宏大的历史视野下和高远的战略层面上进行研究。换言之,学界缺乏对中国海外利益问题的历史考察、比较分析和战略研究。作为海外利益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如果要进一步提升海外利益维护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必须首先回答下述问题,即中国海外利益发展经历了何种演变进程?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遵循了何种主导逻辑?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积累了哪些历史经验、存在着哪些现实问题、面临着哪些现实困境?本文基于国际制度的理论视角,遵循分析折中主义的研究路径,就上述问题试做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大流派尽管均就国际制度理论进行了不同维度的理论研究,但是皆固守各自的理论假定、逻辑推理、因果机制,形成并固化了彼此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和范式隔阂问题。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学者对国际制度理论的运用亦大多限于某一流派,主要囿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狭小视野”,缺乏打破范式隔阂的理论勇气和实践尝试。本文试着遵循分析折中主义对接现实、还原复杂的研究路径,统合三大理论流派关于国际制度功能的合理成分,研究颇具现实性、前瞻性、复杂性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问题。首先,本文基于对海外利益与国际制度逻辑关系的分析,搭设了全文的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国际制度对海外利益具有因果作用和建构作用,即从权力、规范、认同三大维度,共时性地影响着海外利益的生成、发展、维护。其次,本文以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关系为研究主线,考察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三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的主要生成机制、基本发展状况、主导演变逻辑等问题。再次,本文统合权力、规范、认同三大维度,通过运用理论分析、经验考察、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三大历史时期内,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主要举措和主导逻辑。最后,本文基于对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的理论研究、历史考察、现实分析,阐述了中国海外利益维护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存在的现实问题、面临的现实困境。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本文得出下述基本结论。第一,国际制度与国家之间存有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双向互动关系。作为国际社会的规范性结构,国际制度不仅能够外在地影响着海外利益所属国对海外利益的主观认知和客观实践,还可以内在地建构着海外利益所属国与海外利益所在国之间的观念认同、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在以制度为本位的国际社会,国际制度不仅是各国发展和维护海外利益的有效工具,还是各国(尤其是大国)竞相追求的重要海外利益本身。第二,中国海外利益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变动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的范畴、主体、领域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三大历史阶段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即整体上实现了从偏重国内利益到兼重国内利益与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整体性海外利益到兼重整体性海外利益与个体性海外利益的转变,从偏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到兼重高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与低级政治领域的海外利益的转变。第三,中国海外利益维护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性。具体而言,中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基本理念、主导战略、具体手段等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世纪以来等三大历史阶段内,相对应地遵循了从权力主导到规范嵌入再到认同建构的基本演变逻辑。建国以来,中国在海外利益维护的实践进程中既积累了合理确立战略目标、适时调整重点任务、灵活变换具体手段等历史经验,又存在着理念落后、路径狭窄、战略缺失等现实问题。第四,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身陷多重现实困境,同时面临着体系性威胁因素、区域性威胁因素、领域性威胁因素所带来的现实威胁和潜在风险。作为快速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不可将海外利益维护的战略重心和长远目标,止于中微观层面上如何保障海外公民和法人的具体物质利益,而应置于宏观层面上如何消减在国际体系层面所面临的权力掣肘、制度约束、文化差异。第五,中国应该借鉴传统大国海外利益维护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模式,更应该探索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符合自身国情国力的海外利益维护路径,即应该秉持“提升自己、塑造世界”的战略思维,遵循国家融入国际制度体系的一般逻辑,在国际制度的参与、改革、创建等环节更加奋发有为,不断拓展海外利益维护的国际制度路径。
刘阿明[8]2005年在《布什主义——关于美国新帝国战略的一种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客机对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两地进行自杀性攻击,并造成数千人伤亡的悲剧性事件为楔入点,着重分析了布什(George W.Bush)政府(2001年1月-2005年1月任期)因此而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即通常而言的布什主义,探讨了长期存在于国际政治中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结合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宗旨和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出以布什主义为标签的美国外交理念和政策实践所具有的浓厚“帝国”气息。 布什主义的基本思路是:美国应积极运用目前所享有的支配性军事及其他权力,改变目前它认为混乱和危险的世界体系,造就一种符合美国的偏好、反映美国的利益和价值、从而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际秩序。这种思路之所以能够在现任布什政府发展得比较完全,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是“9.11”事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决策当局对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及应对威胁的手段的认识。反恐随后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可谓积极而全面,更引人瞩目的是,基于对恐怖主义根源的新认识,它公开推行“政权变更”和“国家建设”,希望藉此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应对新威胁的“新”手段是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伊拉克因具备种种条件而成为这一手段的试验场所。尽管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的逻辑极大地违背了国际法规定和国际惯例,也不符合国际秩序的根本目的——和平与繁荣,但布什政府的对外行为方式——单边主义——决定了它罔顾国内外的反对,依然在伊拉克战争乃至其他国际事务中一意孤行。由此,制度反恐、先发制人及单边主义便三位一体地构成了布什主义的核心内涵。后者旨在以美国绝对利益为主导,随时准备利用超强的综合实力追求和服务于既定的国家利益目标,即美国治下的和平或美利坚帝国。 以布什主义为标识的一系列帝国倾向甚浓的美国对外/安全政策对当今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对国际法、联合国的权威构成了挑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重塑了大国关系,改变了国际秩序。但是,随着布什主义的试验场——伊拉克局势的发展,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向掣肘作用越来越明显,这种帝国政策将被迫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其好斗姿态,布什第二任期内会在这方面有所行动。
孙云飞[9]2016年在《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文中研究指明冷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上演了一场场令人应接不暇的剧目,崛起国和霸权国在这个舞台上短兵相接；东亚国家在安全领域中地碰撞与经济领域中日益紧密地联系形成富有戏剧性的对比；地区安全困境逐渐加深,演变成笼罩在东亚地区挥之不散的阴霾。国际政治学科中各个理论纷纷对东亚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各理论流派都可以在东亚找到适合自己的“用武之地”,更因为东亚地区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事件将会影响到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是决定今后国际秩序的走向。在霸权稳定论与联盟理论中均论及了“公共产品”的相关问题,尤其是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是公共产品得以供应的必要条件。本文将公共产品概念和理论引入传统安全领域中,试图搭建一个框架,分析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变化与地区安全生态之间的关联：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是导致东亚安全困境加剧并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但两者之间并非充分必要条件,前者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影响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的最重要因素是地区权力结构,权力是成为提供者的最基本素质。但权力并不是成为提供者的唯一条件,权力结构的变动也未必一定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因为是否成为提供者还需要考虑到该国的偏好；而在一个地区主义成熟、地区机制完备的区域,权力结构的变化未必会导致安全公共产品需求的激增。地区主义更多发挥的是润滑剂作用。在地区主义发展缓慢、地区机制不完备的地区,伴随着权力结构的持续转变,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地需求呈现上升的趋势；原有的供应模式和供应主体将很有可能成为新供应主体出现的最大障碍；原有提供者难以继续满足地区内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而是更多的从本国战略出发将安全公共产品去公共性、加强私物化。于是供求失调状况出现：供非所求与供不应求,地区安全生态彻底恶化。东亚地区的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市场是一个扭曲的市场。一般情况下,是由“求”决定或影响供应方提供以及怎样提供安全产品,但是在东亚却是“供”的变化刺激了需求的上升,“求”在一定程度已无法影响已有供应方的偏好。因为在东亚既没有成熟的地区主义以促成地区内国家合作供应安全产品,也不存在一个域内的主导力量可以想东亚国家之所想。冷战后的东亚处于一个由域外力量供应本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非正常状态。在理想状态下,安全公共产品理应由本区域国家以多边合作的方式联合供应。由域外力量主导供应安全产品为东亚地区出现供求失调的状况埋下了伏笔。其主要原因在于域外力量和域内国家在安全关切与威胁感知上的不一致性,造就了即使在表面上看似类同却实质上相去甚远的安全需求。这也就酝酿了由域外力量供应安全公共产品的天然缺陷。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经历了从大体平衡到供求失调地转变。冷战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结束,但东亚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却没有随着冷战烟云地散去而消逝,美国凭借无以伦比的实力将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打造成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工具。此时,经济发展、稳定社会是东亚诸国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在大部分东亚国家经济需求高于安全需求的环境中,美国高居地区权力结构的金字塔顶端,无可置疑地成为安全公共产品最重要的提供者。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和东亚一体化初露锋芒,以及新世纪前后发生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与2008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优势缩小,于是逐渐将眼光聚焦于东亚地区。针对东亚地区力量地发展,美国调整了对安全公共产品地供应：将受益范围缩小、排外性增强、提升消费产品的成本。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却是：乍露头角的地区主义在美国重返亚太势头地冲击下几近停滞；地区安全机制由于自身缺陷难以真正解决安全问题；在地区权力结构转变之际,东亚安全困境愈演愈烈。中国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大国,虽然自身深陷安全困境中,却可以对安全困境地解决起到关键性作用——供应东亚国家所需的安全公共产品,而非私物化后的安全产品。中国选择主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一方面是受国家利益驱动,在实力日渐提升的今天,中国的安全不再局限于边界安全而是更注重安全边界；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通过自身行动扭转东亚地区供求失调的状况,消除周边国家对本国崛起的不必要担心。供应安全公共产品既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后的重新定位本国角色后选择,也是中国回击“中国威胁论”、树立国际形象的有效手段。中国构建的供应模式并不是单枪匹马的霸权模式,而是与东亚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供应,中国在其中发挥的是协调倡导的作用,同时承担最大化的成本支出。中国在供应安全公共产品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但从实力和偏好上看,中国并不是要取美国而代之,而是要尽可能的弥补现阶段美国供应的不足。目前中国所能供应的安全公共产品主要是制度类、观念类以及安全效应等。长久看中国是否可以持续地为东亚国家供应高质量的安全公共产品取决于三方面因素：最关键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综合国力的稳定上升；其次是供应安全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问题；最后一个方面的因素则来自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动。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失调的状况在中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善,这与权力结构转变过程有着直接的关联；原有供应模式带来的正外部性也逐渐转变为负外部性。中美两种不同的模式将在磕磕绊绊的磨合中找寻到彼此相处的“权宜之计”；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将就如何使彼此的安全需求调整到同一个频率上相互试探、沟通与合作。东亚安全的未来取决于东亚国家间的协调与努力,由于权力结构变动带来的安全困境也唯有东亚国家自己能够真正的解决,远非域外力量或某一大国所能改变。
王新[10]2005年在《后冷战时代中美俄三边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苏联的消亡使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国际关系体系发生重大解构，美国成为唯一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超级大国。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大棋局的新变化，世界各国都在重新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力求在新的国际格局中谋求优势地位。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也不例外。无论从经济实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优势，还是从文化吸引力、科技尖端领域的领先地位等方面综合观察，美国都是当今世界的“巨无霸”。虽然苏联的解体导致俄罗斯综合国力急剧衰退，但是凭借雄厚的自然资源、坚实的科技力量基础及较高水平的国民素质，俄罗斯无论在地缘政治还是在全球事务中仍然是国际舞台上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而且随着俄罗斯的逐渐复兴，其对世界的影响也必将越来越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的热门话题，中国经济对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已初显端倪。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必然造就一个以中国为首的地区力量中心，从而对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造成冲击。由于中美俄在国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独特，如联合国安理会最重要的常任理事国，“核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国，同处在当今世界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亚太地区等，由于中美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发挥的作用独特，所以，在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及未来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影响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组国家间关系比中美俄三边关系的走向更重要、更关键。本论文通过将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置于冷战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大框架内，以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理论为基础，同时借助于均势理论、权力论和相互依存论等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历史实证的方法，对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形成、发展、调整及影响三国关系的因素进行深入的探源与分析后认为：冷战后的中美俄三边关系与冷战期间的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有着本质区别，必须从新的视角高度出发，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分析并把握当代中美俄三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国家利益是促使中美俄三边关系形成、发展和调整的原动力。国家利益的自身属性，即国家利益具有根本性与长期性、国家利益具有可变性、国家利益具有优先次序的不定性，以及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实现取决于一国的综合国力等，是导致中美俄三边关系以合作为基础、以竞争为常势、以相互防范为必然、曲折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本论文还就如何正确把握中美俄三边关系，如何巧妙运筹三边关系以谋求我国家利益最大化，尝试着提出一些建设性思考意见。
参考文献：
[1]. 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探源[D]. 游红武. 暨南大学. 2000
[2]. 中等大国的战略选择[D]. 赵葆珉.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3]. 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研究（1948-1977）[D]. 芦鹏. 西北大学. 2017
[4]. 冷战后国际体系单极主导型权力模式探析[D]. 杨耕. 吉林大学. 2012
[5]. 后冷战时代美国文化霸权探源[J]. 许娜. 齐齐哈尔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4
[6].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D]. 马东庆. 西北师范大学. 2010
[7]. 国际制度视角下的中国海外利益维护路径研究[D]. 王发龙. 山东大学. 2016
[8]. 布什主义——关于美国新帝国战略的一种研究[D]. 刘阿明. 复旦大学. 2005
[9]. 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东亚安全困境[D]. 孙云飞. 山东大学. 2016
[10]. 后冷战时代中美俄三边关系研究[D]. 王新. 复旦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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