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政府监管、审计介入与会计信息可靠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靠性论文,内部控制论文,会计信息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更好的内部控制能否使财务披露更加可靠?尽管由于错误判断、串谋和管理层凌驾等原因会使设计良好的内部控制运转失效，且这一问题在实践成效方面一直存在争议，然而在理论上却普遍认为，虽然内部控制无法绝对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但是有效的内部控制却能够帮助投资者更接近于这一目标①。本世纪初以来，各国积极推动内部控制政府监管的实践，目标之一就是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给投资估价一个值得信任的依据。政府管制虽然突破参与约束，为市场设置了内部控制的最低供给标准，但是一个重要问题是，高昂的监管成本对内部控制的运转会产生怎样的现实影响?进一步地，弱化了市场甄别机制的强制审计，以什么样的替代机制来增进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供给质量?本文尝试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资本市场上掌握私人信息的公司和对此缺乏了解的投资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易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导致市场秩序混乱[1]。解决逆向选择的方法是通过信号传递将优质项目与劣质项目区别开来，或者投资者设置一种信息甄别机制，通过公司的选择来甄别项目的优劣。解决道德风险的方法是设置一种机制激励公司按照合约精神行事[2]。无论是信号传递、信息甄别还是激励机制，都需要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并进行鉴定。 (一)内部控制政府监管、参与约束与会计信息可靠性 财务报告提供了一种信号传递的重要手段，它也是投资者信息甄别的重要途径，并为激励提供了重要依据。财务报告信息披露越充分、信息质量越高，信息不对称就越少。内部控制系统尤其是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系统监控着财务信息的生成过程，决定了信息生产过程的质量[3]。存在缺陷的内部控制将导致无法确定可靠的应计利润数量，这或者会导致会计信息误报，或者会导致管理层利用控制缺陷操纵盈余披露，二者必然都要以牺牲会计信息可靠性为代价[4-5]。内部控制对财务报告信息的生产和披露过程实施监控，将对信息质量的结果控制转移成为过程控制，为财报信息的真实可靠提供合理保证。孙光国和莫东燕(2012)[6]认为，内部控制的各要素相互“关联”或“交叉”，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会计信息，从而提高了信息的可靠性，是不完全契约下会计信息质量的合理保证。也有研究发现，完善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地抑制公司的会计选择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从而提高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减少信息不对称[7-8]。Donaldson(2005)[9]将后安然时代SOX法案对公司施加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实施内部控制治理、提高其有效性对持续改善会计信息的披露质量有显著影响。公司建立并披露内部控制是一种高成本投资，只有优质公司才能获得超过投入成本的收益。作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大多数不满足参与约束的公司建立并主动披露内部控制的动机不足。政府管制突破参与约束，为市场设置了一个内部控制的最低供给标准，投资者因此得以将他对信息质量的模糊判断转换成对内部控制过程有效性的持续监督，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2002年美国国会颁布SOX法案，掀起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监管变革，政府以提供内控框架的方式要求公司对建立和保持有关对外披露的内部控制负责，以提高披露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来保护资本市场投资者。这意味着内部控制成为信息质量可靠性的立法保证。当公司普遍提高内部控制标准，从而减少蓄意操纵和无意识错误时，盈余质量就会得到提高[4]。Ahamuro和Beatty(2010)[10]发现政府对内部控制的监管能够提高盈余质量，有利于保证公司披露会计信息的质量。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下简称《基本规范》)和三大指引，分别为67家政府监管公司和其余上市公司确定了不同的实施时间表。这就意味着市场同时存在内部控制的政府监管和非政府监管两类公司。67家政府监管公司除在A股市场上市外，还有66家在香港上市、1家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还有一些公司同时在美国和英国上市。这些公司在认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果方面心态更为成熟，执行《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有更良好的基础，这必然引致投资者对其实施效果的不同预期。鉴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政府监管公司的会计信息可靠性高于非政府监管公司。 政府监管对于公司而言会带来管制成本②[11]，即内部控制的供给成本，包括制定成本、披露成本和效率成本等。比如McMullen等(1996)[12]研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会带来搜集和评价成本、错误评估产生的诉讼成本以及向竞争对手泄露公司信息的潜在成本。内部控制的管制收益源于一种更好的公司治理实践。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能够向投资者传递出有效控制和竞争优势的信息[13]，能够帮助公司规避风险并为长远发展做出保证[14]。如果剔除政府的管制成本之后，管制收益仍然大于未管制收益，那么政府监管将增加公司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内部控制的执行效率和效果都会相应增加；相反，如果管制收益小于未管制收益，由于无法满足公司的参与约束，则公司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即使是设计良好的内部控制也会运转无效。Gao等(2009)[15]研究了SOX法案中内部控制条款对小型公司的影响，发现政府监管反而降低了这些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三大指引虽然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地适应了我国国情，且不局限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而是突出了全面内部控制的要求。67家政府监管的公司在满足境外监管机构要求的基础上，还必须对照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对相关控制措施进行适当调整或补充完善。对已经具备较好的内部控制基础的公司而言，初始监管成本较小，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较高，执行效率和效果都会增加，盈余质量就会提高；而对于内部控制基础相对薄弱的公司而言，政府监管的初始成本不容忽视，公司被动参与的可能性较大，他们更有可能追求短期行为，盈余质量反而有可能下降。因此监管可能会引起马太效应，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鉴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内部控制基础薄弱的政府监管公司监管当年的会计信息可靠性低于未监管年度； 假设3：内部控制基础较好的政府监管公司监管当年的会计信息可靠性高于未监管年度。 (二)内部控制审计、激励相容与会计信息可靠性 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公司行为的外部性，比如将偷懒成本转嫁给投资人。政府监管通过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来诱导公司做出符合投资人利益的最优选择。政府监管在源头上设置标准推动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并以审计介入方式从报告终点鉴证内部控制实施的情况。公司被告知：如果被发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以至于可能影响信息披露质量时，审计就会向投资者发出警示；如果确认财务报告存在缺陷，可以根据审计结果推定公司存在欺骗。内部控制审计首先甄别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从而有助于保证信息系统的有效性；其次，其审计结果进一步成为财务报告审计的重要证据，有助于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审计以隐性激励的方式，通过责任界定以利于赔偿惩罚机制的实施③，诱导公司做出符合投资人利益的安排，从而帮助政府管制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公司必然会以一种对自己负责任的方式，比如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和效果，来最小化已内部化的外部成本，其有益的副作用是信息不对称得以缓解。这种隐性激励机制也被称之为信誉机制。研究发现，由于审计者在评价公司内部控制时运用比管理者更低的重要性水平，以揭示更多的控制缺陷，因此审计者比管理者更能赢得投资者的信赖[7，16-17]，起到了信息增信的作用[3]。 由于审计本身是有成本的，因此只有盈余质量较高的公司才能获得高于审计成本的净收益。对于盈余质量不高、控制风险较大的公司，审计者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比如针对某些以前未测试的、低于重要性水平或风险较小的账户余额认定实施实质性程序、扩大审计范围等，导致审计收费增加，从而直接增加这些公司的审计成本[18]。Copley等(1995)[19]、Chaney(2002)[20]都曾指出，通常较少从事盈余管理的公司更偏向于选择质量更高的审计者，较多从事盈余管理的公司则会做出相反选择。因此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还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市场甄别机制。政府监管要求以法定形式强制内部控制审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甄别机制，取而代之的是审计结果甄别和审计质量甄别：投资者根据审计结果来甄别信息质量，并根据审计者一贯的审计质量来甄别审计结果是否值得信赖。公司对审计者的选择有可能影响投资者对信息质量的判断。Hammersley等(2008)[17]发现，在是否完全揭示了内部控制缺陷、如何评价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以及是否对财务报告进行了适当审计等方面，投资者更倾向于信任国际大所。因此，那些盈余质量较高的公司更倾向于聘请国际大所执行内部控制审计。也有研究发现，当应计项目质量低劣时，国际大所更倾向于签署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他们在提供更可靠的审计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被审计企业的会计信息可靠性更高[16]。据此提出： 假设4：由国际大所执行内部控制审计的企业比其他企业的会计信息可靠性更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君安CSMAR数据库，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报告信息根据巨潮资讯网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样本对象是67家政府监管公司，剔除数据不全的6家公司，实际样本是61家。同时在剔除数据不全的公司后，选取1247家上市公司作为非政府监管公司进行对比。 财政部等五部委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于2011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这些公司在2011年公布上年业绩时，同时披露了按上述要求编制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这些报告显示，为达到上述时间要求，所有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在2010年就已经按照《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的要求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进行了治理。为了对治理前后进行比较，选择2009年和2010年作为研究期间。行业资料来自中国证监会2001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并结合CSMAR数据库资料，将合计1308家上市公司分为金融、公用事业、房地产、工业、商业和综合六大类。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由于管理层往往通过应计项目达到盈余操纵的目的，因此应计项目的质量反映了盈余信息的质量，它从确认和计量的角度反映会计信息的可靠性。Doyle等(2007)[7]指出，低劣的应计项目质量往往和内部控制缺陷相联系，当公司存在重大内部控制缺陷时，应计项目的质量就会降低。Ashbaugh-Skaife等(2005)[21]的研究得到相似的结论。McNichols(2002)[22]借鉴Jones模型并将之与DD模型结合，提出修正的DD模型用以度量应计项目质量。本文以应计项目质量作为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代理变量，采用根据修正DD模型((1)式)的残差计量出的盈余质量来反映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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