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慧斌[1]2002年在《工业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富悬殊、城乡差别，是有目共睹的。在工业化进程中，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发展存在着什么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什么问题?如何才能促进城乡的协发展?笔者带着这样的问号，开始了本文的讨论。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从工业化内涵、实质、特征及工业化的历史，说明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是当前经济过渡时期的基本的、首要的任务。第二章，主要从理论上论述了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指出要从城乡相互制约，走向城乡相互促进，必须走农村城市化的道路，而农村城市化又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第叁章，主要是以福安市为例，深入剖析城乡关系中存在着两对主要矛盾，即城市工业的市场供给与农民购买力相对低下之间的矛盾和城市吸纳劳动力能力趋弱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规模扩大的矛盾。第四章，主要是针对两对矛盾，提出解决的思路或对策；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城乡问题的核心；农村市场化建设是解决城乡问题的基础；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解决城乡问题的关键；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难点；农村城市化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归宿。 笔者对该课题的研究，旨在引起更多的人关注“弱势”农村的发展。
韦素琼[2]2005年在《闽台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子的区域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区域对比分析被国际地理学联合会LUCC工作组列为2004-2008年期间的四大研究目标之一,国际地圈生物圈项目(IGBP)的LUCC组也强调实案对比研究将极大深化对不同地理和历史背景下人类驱动力引起土地覆被变化的认识。闽台因其区域自然背景及历史文化的相似性和经济发展时序递差性成为区域对比研究的理想对象之一。 首先对闽台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多指标的定量辨析,判断闽台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根据闽台官方统计资料、遥感解译资料(TM影像及ASTER影像解译数据),对闽台土地利用变化尤其是耕地与建设用地变化的数量、质量以及时空分布与过程进行了系统比较,并首次将闽台LUCC的格局、过程与两地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因子进行定量耦合,比较与探求闽台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土地利用变化模式,采用相关分析、灰色关联分析以及通径分析等手段对闽台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与比较。借助多元同归分析、灰色预测以及灰色马尔柯夫预测等工具,参考与借鉴台湾工业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变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参数,对福建省未来耕地与建设用地变化进行模拟与演绎。提出福建耕地与城镇建设用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与措施。
陈志强[3]2006年在《区域多尺度LUCC及空间数据库研究》文中认为LUCC是全球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原因，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日益受到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LUCC研究中数据与尺度是纵贯各项重点研究内容的综合性研究活动，是确保各项重点研究全面性、准确性和整体性的依据，对LUCC更深刻的认识只有通过综合不同尺度层次上的观测和解释结果来达到，并且要求尺度和相对应数据的嵌套。 本研究以闽台作为中尺度研究区域，福州和台北作为小尺度研究区域，对LUCC研究中的数据源进行幅度和粒度的定量化分析，认为闽台和福州、台北间两个尺度间无法进行LUCC规律推绎，并计算出福州与台北的适宜粒度域；系统分析了两种尺度下LUCC的格局及过程，用地统计学方法分析LUCC的驱动机制，从粮食安全和建设用地生态安全两个方面分析中尺度LUCC生态安全响应，从绿化地面分析小尺度LUCC人居生态环境响应，对福建土地利用转型和福州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进行模拟与演绎；对多尺度多源数据进行整合，拓展SOTER理论，构建福建省中尺度SOTER-LUCC数据库和漳浦样区小尺度SOTER-LUCC数据库并进行初步应用。
钱全[4]2017年在《福建省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文中指出我国高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断占用农业可耕地,高能耗的工业经济发展以及工业武装下的农业经济发展又进一步使耕地土壤受到污染,这些都严峻威胁我国的粮食和食品安全。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是解决上述耕地双重问题的有效路径。耕地生态补偿作为一种运用财政、市场等经济手段激励耕地使用者(通常指农民)维持耕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平衡耕地维护者和破坏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内部化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外部成本或收益,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安排。本研究综合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应用综合叁者的生态经济学方法,在评估福建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基础上,构建福建耕地生态补偿的机制;以厦门为例,核算福建省耕地生态补偿的范畴和标准;提出完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及其实施对策。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系统梳理了耕地生态补偿的国内外研究进展和理论基础。从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到耕地生态补偿的概念;概要国内外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进展;以融合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指出耕地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应用是实现生态学与经济学对话的重要成果。(2)尝试构建了福建省耕地生态补偿机制。从耕地生态补偿原则、补偿主体、对象和范畴来框定福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架构,并提出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的范畴、标准、补偿方式。(3)基于经济外部性的内部化方法核算了福州等8个地区的耕地生态补偿的范畴和量化标准。依据外部性理论模型和耕地生态系统各项服务价值的基值单价来核算生态补偿的标准,并划分9种基本服务价值;以区分耕地生态保护区和报偿区的视角探讨了耕地生态补偿的外部效益。(4)以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核算了厦门市耕地生态补偿的范畴和量化标准。依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基本原理,先划分气候调节价值、水源涵养与净化价值、空气净化价值、土壤保持价值等各项耕地生态服务价值作为耕地生态补偿的基本范畴,后运用市场价值法、支付意愿法、旅行费用法等研究方法对各项服务价值具体核算,核定厦门市耕地生态补偿的量化标准。(5)提出完善和实施福建省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从强化政府主导角色、推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以及完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等叁个方面来阐述完善和实施福建省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
叶静[5]2018年在《习近平在闽东扶贫开发的思想及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实现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使命。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闽东工作时的扶贫开发实践及扶贫开发思想,对新时代的精准扶贫工作及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扶贫济困思想、爱民重民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扶贫思想精髓,为形成习近平在闽东的扶贫开发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习近平在陕西延川插队带领村民走上脱贫之路、率领河北正定县甩掉“高产穷县”的帽子、在厦门分管农业工作提出要“上高山,下海岛”的实践,同时也为习近平在闽东的扶贫开发积累了实践经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为其扶贫开发思想的逐步形成做了良好的铺垫。习近平根据闽东的基本情况,把握山海资源优势念好“山海经”,进行因地制宜的扶贫实践,注重发挥党和政府的领导责任,加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智力和志向,坚持市场导向发展商品生产,落实“造福搬迁”工程,带领闽东人民探索了一条鲜明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由此形成“宁德模式”的成功经验对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和借鉴价值。习近平在闽东扶贫开发实践期间对扶贫开发问题认识深刻,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等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基本形成了由“精神理念”、“战略布局”、“体制机制”、“领导力量”、“思路方法”组成的较为完整的扶贫开发思想体系。习近平在闽东的扶贫开发思想体系为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可资经验,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扶贫攻坚战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导,为国际减贫领域扶贫开发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范金民[6]2003年在《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文中研究指明明清时期的年南城市,在同时期全国城市中居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其时的江南城市,从层级来说,从都城、省城到府城、县城以至市镇,可谓级级皆具;从城市功能或性质来分,既有作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型城市的南京,最为典型的工商城市苏州和杭州,交通中转型城市镇江,又有新兴的通商都市上海,还有一大批因商品经济而兴起和发展的市镇,可谓种类齐全。江南城市以其数量多、规模大、类型全、联系密而构成明清时期全国特有的庞大城市群体,因而长期以来备受学界注目。尤其是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论着更源源推出,探讨涉及到了江南城市问题的诸多方面。现仅将中国大陆学者有关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的研究择要综述如次,希望能
参考文献：
[1]. 工业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研究[D]. 阮慧斌. 厦门大学. 2002
[2]. 闽台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子的区域对比研究[D]. 韦素琼.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3]. 区域多尺度LUCC及空间数据库研究[D]. 陈志强. 福建师范大学. 2006
[4]. 福建省耕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D]. 钱全. 福建农林大学. 2017
[5]. 习近平在闽东扶贫开发的思想及实践研究[D]. 叶静. 广西大学. 2018
[6]. 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J]. 范金民. 人文论丛.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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