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唯物史观的经济数量分析特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数量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7-0038-04
数量分析是经济分析的重要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依次研究商品、货币、资本、土地所有权实现形式和社会总收入五大经济范畴，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他对每一个范畴体现的经济联系，都做了数量分析。数量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重视数量分析的优良传统，纠正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的倾向。
一、数量分析问题的提出应反映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
在唯物史观看来，科学的数量分析不能无中生有，如果离开了客观经济矛盾本身，提出主观性的数量分析的问题，也就没有进行数量分析的实际价值。马克思指出，对于“不着边际的问题”，“幻想的问题”，“唯一的答复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1] 这意味着，我们在经济分析中不能随意假设经济数量关系，而只能发现现实的经济数量关系问题，并运用数学知识加以解决。
在经济学说史上，提出虚假的经济数量问题的事，是发生过的。马克思就揭露了“一个反对图克，坚持G—W—G’的人”提出的假数量问题：“资本家不断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多”。[2] 在他看来，每个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是G，而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则是G+△G，这就需要解决“使资本家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G这部分货币从何而来”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个数量关系的矛盾在经济关系中并不存在。由于他仅仅从资本流通这一个角度看资本家投入货币和取出货币，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还并存着另一种流通关系，即一般商品流通(或简单商品流通)，因而完全忽视了，资本家投入流通的，除了货币资本，还有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这部分货币并不是货币资本那样，预付之后要收回的，而是花费出去就不再收回的，而且所有的人用于个人消费的货币都是这样花费出去不收回的。因此，资本家阶级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货币，只不过是流通中已经存在的货币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实现或货币化，是包含在商品资本的实现或转化为货币的过程之中的，并不需要有一笔货币专门来用于实现剩余价值。这就是实际的经济关系。如果要合理地提出真问题，提法就应当是，整个商品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从何而来。因此，唯物史观经济分析范式中的数量分析，要分析的是客观经济关系中的真问题，而不是假问题。这也就告诉我们，面对经济数量关系问题，首先要问一下，问题提的是否合理。而要弄清问题的合理性，必须依靠科学的经济逻辑分析。
二、数量分析以确定经济关系性质的分析为前提
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性质与数量的统一。有确定性质的经济对象，总是由一定数量的同质的东西组成的；而经济性质确定的量，才是现实的经济数量。由于经济性质同一的东西才能通约，因而比较不同经济体的经济数量的大小，只有化为同一的东西才有意义。在商品理论史上，许多经济学家一开始就注重商品交换实物数量关系的分析，结果不能发现商品的内容是价值。[3] 马克思之所以能揭开价值是什么这个千古之谜，正是暂时撇开了商品交换的实物数量关系，从不同的商品实物能够交换而显示出的质的等同性展开分析，才揭示出商品价值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进而揭示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数量规则，即价值规律。因此，科学的经济数量分析，必须以经济定性分析为前提，这正是唯物史观经济数量分析的优点。
马克思揭示出，资本流通是商品流通历史发展的结果，两者并存于商品生产社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前者以后者为中介；它们都包含一般流通(也就是商品流通W—G—W的形式)。但是两者又有根本区别：一般流通体现平等交换关系，不包含生产环节；资本流通则以价值增殖为目的，体现了资本家无偿地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不平等交换关系。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社会总收益(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与斯密的总收入概念区别开来[4])在数量上是一定时期(通常以年来计算时期)在市场上实现的∑(c+v+m)，也就是单个资本家产品价值的总和；而全社会一定时期流通中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则是这个总商品的价格总额与该时期同名货币量的流通次数(货币流通速度)之比。
但是，斯密却不懂劳动的二重性，不懂资本流通和一般流通的共性和区别，因而不能全面地理解社会再生产过程。他只看到两大部类Ⅰ(v+m)和Ⅱc之间的交换，却完全忽视了生产资料生产企业之间的交换，即Ⅰc这个资本群中内部企业之间的交换。[5] 这样一来，他就片面地把商品的价值只分解为v+m(新创造价值)，而丢掉了c(保存在商品中的不变资本旧价值)，由此形成的总收入概念，只有∑(v+m)，被称为“斯密教条”。
由凯恩斯创立以来的西方宏观经济学依然沿袭了“斯密教条”，其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流程图以企业与居民两者之间的交换为基础，描述的就只有一般商品流通，而反映不出资本流通，从而反映不出生产资料生产的企业相互之间的交换；[6] 这表现在总量指标上，就是认为GDP(国内生产总值)由工资、利息、利润、租金和折旧构成，大量的流动不变资本消耗没有计算在内，也就是说，GDP的数额只相当于社会总产品中的新创造价值∑(v+m)加上折旧金，也就是大体相当于两大部类中的Ⅰ(v+m)+Ⅱ(v+m)加上Ⅱc，仍然丢掉了Ⅰc。由此可见，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来指导制定货币政策上，看到的就只是∑(v+m)的实现与所需货币量的关系，而不是∑(c+v+m)与所需货币量的关系。显然，正确的计算是不应当忽视媒介Ⅰc这部分商品内部交换的货币量的。[7]
三、数量分析为揭示经济关系的性质变化服务
在唯物史观的经济数量分析中，揭示经济关系变化中的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资本论》中关于小业主从资本家“幼虫”变为“蝴蝶”的分析，为此提供了范例。马克思基于剩余价值产生过程的性质分析，确定“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8] 然而，资本家不可能只雇佣一个工人就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可能依靠占有的剩余价值来生活，他自己还得与雇佣工人一起劳动，不可能成为人格化的资本。所以，只有当私人业主占有的资本达到一定数量，从而雇佣的工人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才能转化为名副其实的资本家。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9] 这就实事求是地揭示了实现这种由业主转化为资本家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这种数量分析，深刻地说明了经济关系性质发生变化的社会条件，这是在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如果缺乏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即使掌握了高深的数学知识，也是不懂得科学运用的。
数量分析是分析经济关系性质变化所不可缺少的。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唯物史观方法论指导下，运用经济数量分析把握好经济关系性质变化的“度”极为重要。例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如果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保证其数量比例逐步地有所壮大，基本经济制度就可以向越来越完善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过渡；而如果放任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一旦私有制占据主体地位，那么，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就会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经济学家，如果能够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注意分析各种经济成分比重的变化，及时提出对策建议，一定能够对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数量分析服从于客观的经济逻辑联系
在唯物史观看来，经济数量分析，不是用数学、统计学自身的逻辑关系来替代经济的逻辑关系，而应当让数学、统计学的运用服从于客观经济关系中的辩证逻辑。这在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中尤其重要。经济现象总是一系列因素导致的结果，因此，科学地解释经济现象，必须弄清其产生的原因。只有弄清经济关系之间的因果逻辑联系，才能进行科学的经济数量分析。
例如，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表明，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表现或结果，而不是相反。一定时期流通中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本身有价值的流通手段量M)，是由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W)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V)决定的，即：W/V=M；在这个公式中，左面表示原因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右面则表示结果和被决定的因素。这种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即使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也不能颠倒。只有把握了这种联系，才能明白，应当从商品生产的控制和提高货币流通速度这些方面，来控制货币数量；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应当将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区分开来，物价上涨是商品生产和供求关系方面的问题，而通货膨胀是纸币发行量超过流通需要的有真实价值的货币流通量的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西方经济学的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代表弗里德曼，却忽视了这种因果关系，认为MV=PT(M为货币数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物价水平，T为商品和劳务总量)是一个恒等式，等式左右两边互换位置是一回事。然而，数学逻辑毕竟不能等同于经济逻辑。经济上的因果关系是不能颠倒的。如果把MV=PT只是理解为数学上的恒等式，等式的左右可以颠倒，那么，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他们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关系也就乱套了，就不能正确地解释物价变动的真正原因了。[10]
五、数量分析要从经济关系的本质上升到现象
唯物史观的经济数量分析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和优点，这就是，既分析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又重视分析经济本质的数量关系，并用经济本质的数量关系解释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例如，马克思既揭示了反映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这个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数量关系，又揭示了反映资本增殖效率的利润率这个经济现象层面的数量关系，不但注意把这两种数量关系的性质区别开来，而且还用数学模型：p′=m′v/(c+v)(式中p′为利润率，m′为剩余价值率，v为可变资本，c不变资本)，揭示了剩余价值率(本质关系)与利润率(现象关系)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尤其重视揭示经济本质层面的数量关系。例如，马克思用很大的精力分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数量关系，这突出地体现在《资本论》第1卷第15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中。他用详细的文字说明了与雇佣工人的工作日(A)、劳动强度(e)、劳动生产率(w/t)的变化紧密联系的劳动力价值(W)与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量(m)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数学模型来简要地表示，就是：m=Ae-W(A，e)/w/t(在式中，W可以理解为一定企业生产的体现劳动力价值的商品量，它受到雇佣工人在此企业的工作日A和劳动强度e(e＞1)的影响，可以用函数形式来表示；
而w/t是雇佣工人在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这个模型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由于体现劳动力价值的商品量是由雇佣工人衣食住行等各种商品加总构成的，在计算时，还要转换成与工人所在企业同质的商品，所以这各种商品还要乘一个转换系数(λ[，i])，于是上述模型就可以表示为：m=Ae-∑λ[，i]w[，i](A，e)/w/t。当然，这个模型还可以进一步从各个经济变量变动角度，用更复杂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数量分析方法比起西方经济学来，不仅在经济的现象关系层面应用数学工具，而且还要深入到经济的本质关系层面。而涉及剩余价值关系这种深层的经济数量关系，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完全回避的。
综上所述，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不是用数学本身的科学逻辑替代经济分析本身的逻辑，也不是简单地所谓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而是有着上述辩证法所规定的数量分析特征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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