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化”与全球多元文化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文化发展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欧亚许多国家相比，美国没有多长的历史，然而它在现代历史上的醒目地位非一般国家所能比拟。尤其是进入20世纪之后，除了短暂的时期外，美国在经济发展上始终走在世界的前面，在现代化方面的确留下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大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显然与现代社会是紧密相连的。消费文化适应了美国社会的快节奏需要，娱乐文化使整天处于紧张感的美国人得到了身心上的欢快和放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美国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现代化成为许多国家的必然选择时，美国大众文化自然对它们的公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再加上美国大众文化的商业性非常突出，市场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对利润的无限度追求势必使其走上全球扩张之路。此外，美国大众文化对传统社会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会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转变人们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方式。吸引力、商业性、穿透力的结合导致美国大众文化在不长的时间内便风靡全球，而且迄今为止依然保持着难以遏制的扩张势头，人们在惊呼“狼来了”的同时面对着社会“美国化”的挑战。“美国化”的确给其他国家的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甚至连其他西方国家也未能幸免。然而，“美国化”不会带来全球文化发展的单一化或同质化，只会促进其他国家通过加强对所谓“美国化”的回答来更加适应社会现代性的需要。因此，“美国化”不会改变全球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势。
一、“美国化”的历史起源及其基本内涵
在美国历史上，“美国化”一词具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20世纪前半期发生在美国社会的一场同化来自东欧和南欧移民的运动。(注：对“美国化”比较权威的解释参见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Sixth Edi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p.1681.)在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由于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积聚增加，这样大批的东南欧人移居到美国。当时一些热中于改善这些移民生活条件的社会工作者担心或怀疑这些新来者难以自动地被同化进美国社会，于是发起了这场影响很大的“美国化”运动。他们有组织地向这些新移民进行美国生活方式的教育或宣传，鼓动各级政府部门制订计划以帮助这新来者融合进美国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使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出现高涨，同时把这场“美国化”的运动推向高潮。美国随后的参战使这场运动所针对的对象有所扩大，发展成为要求移民们对美国的忠诚和效力。如1918年7月4日，7000余名移民涌向纽约第五大街，在长达10小时的活动中，那些外国出生的移民明确表明对联邦政府的“忠诚”。美国学者约翰·米勒把这次大规模的活动称为“美国化运动”的顶点。他认为，这场运动旨在鼓励来自欧洲的大批移民把他们完全献身于美国。为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部门和私人团体“资助出台了为新公民提供教育的明确计划。像进步主义时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们认为，社会行动能够改变个人的行为，为移民们融入美国生活铺平道路。……在整个20世纪前25年，美国化运动欢迎移民成为美国人，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学习英语，成为公民，追随美国生活方式”。(注：John J.Miller,“Americanization Past & Future,”Freedom Review,Vol.28,Issue 3(Fall 1997),pp.1-2.)许多州通过立法规定为外国出生者提供受教育和美国化的机会。到1921年，几乎每个州都通过相关立法，规定为新移民提供接受教育的一切便利。其实，到了此时，美国社会对来美移民加以限制的呼声日渐高涨，最终导致联邦政府于1924年出台了《移民法规》，对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实行限额制。这样，“美国化”运动失去推动力，很快便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了，那些私人团体自然也无存在的必要而逐渐解散。这场发生在20世纪之初的“美国化”运动持续20余年，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促使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融入美国主流文化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场运动虽然沉寂了，但“美国化”这一术语却保留下来了，用来描述前往美国的移民为了在新的环境下生存或实现发财致富的梦想，逐渐放弃母国的传统而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完全接受。也就是说，经过很长一段时期后，他们基本上被同化到美国的主流社会之中，从语言、价值观、宗教信仰、思维模式、举止言谈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并无多大区别。因此，美国社会“具有美国化移民的牢固历史传统。那些6000万移民没有把他们的母国移植到新世界。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改变了身份，采纳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注：See Miller,p.4.)菲利普·贝尔等人指出，“美国化”泛泛被界定为一个进程，“通过这个进程，一个外国人获得我们的语言、公民资格、习俗和理想”。(注：Philip Bell and Roger Bell:“Dilemmas of `Americanization',”Americanization and Australia,eds,Philip Bell and Roger Bell(Sydney: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1998),p.1.)
美国是个移民社会，“美国化”主要针对那些来自与美国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国家的第一代移民。这些在外国出生的移民来到美国后为适应新的环境必然会接受或刻意模仿新的文化价值观，但是否一定会抛弃了母国的传统而完全“美国化”了，不仅学术界在这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而且还受到历史与现实的质疑。自1965年以来的30年间，美国接受了近2000万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合法移民，自1990年以来年均为75万名移民，其中约85%的移民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对这些外国出生的移民来说完全放弃母国的文化传统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美国化”这个命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在1993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20%的抽样调查者认为美国依然是个“熔炉”，将近三分之二者认为，现在的移民“比过去更为强烈地保持着他们的身份”。另一项调查显示，8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人在历史上一度感到他们享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但现在却完全不同了。一些人甚至忧虑美国的统一危在旦夕。大约30%的美国人认为，100年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将不复存在”。(注：See Miller,pp.2-3.)当然，在这些不同的看法中，有些观点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但反映出美国主流文化对那些保持“异国情调”的移民的一种抵触情绪。在一个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外国出生的移民完全“美国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对美国社会的发展也不见得有多大益处。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美国化的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批评“美国化”的思想是在宣扬白人优越论。佛罗里达大学法学教授胡安·佩雷亚宣称，作为美国人身份的前提，美国化要么完全重新起作用，要么彻底被放弃。他们的批评反映出社会上要求文化多元共存的呼声。事实上，面对着社会的压力，美国政府也采取了某些相应的积极措施，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学者约翰·丰特把这种与20世纪初完全不同的现象称为“反美国化”。(注：See John Fonte,“Anti-Americanization,”National Review,Vol.48,Issue 16 (September 2,1996),pp.48-54.)显而易见，文化的多元共处或发展可以给美国社会或主流文化带来生机或活力，减少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因此，对美国政府来说，制订促进多元文化发展的政策或立法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不同文化群体和睦相处的一种明智选择。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美国化”在美国国内主要指主流文化对外国出生的移民的同化过程。随着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的扩张，这一术语被援引来描述美国大众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冲击以及后者逐渐向前者趋同的过程。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基塞尔在一篇评论性的文章中谈到“美国化”所包含的基本内容：“那么，美国化的要旨是什么呢?(让我们暂不考虑这一术语描述移民们成为美国人的过程的特殊用法)。至少自19世纪末叶以来，美国就一直出口某些产品、技术、时尚、投资和艺术形式，还出口人员、制度以及思想，凡此种种均被美国人和非美国人强烈地看作等同于美国。在这些出口品中，许多可以被宽泛地归类为大众文化或消费社会的特征。不管是大众文化，还是消费社会，都被美国人在全球规模上给予充分的发展或积极的转变。”(注：Richard Kuisel,“Americanization for Historians,”Diplomatic History,Vol.24,No.3(Summer 2000),p.511.)这样“发展”或“转变”的结果势必导致在全球层面上出现“美国化”的趋势。基塞尔在这里主要从美国的角度谈全球“美国化”的原因。以色列海法大学地理系讲师马奥兹·阿扎雅胡谈到了全球“美国化”的外部原因。他认为，在全世界普通人的脑海中，美国不仅是“自由的土地”，而且是一个消费的天堂。美国在技术上的进步、经济上的繁荣和文化上的富有活力很容易使美国成为世界其他地区刻意模仿的一个样板。在这种意义上讲，美国是发达资本主义文化中最完美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赞美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和民主政府。它也暗示社会不平等、社会生活的严重商业化、形象的优越和对消费的崇拜。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赞成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自我完善以及在寻求不加限制的快乐时对幸福的追求。所以，“美国化”意味着美国大众文化模式尤其是在消费、娱乐、休闲等领域输出到外国文化场景中。阿扎雅胡这里主要谈得是美国人的观点。他本人对“美国化”做出的基本定义是：“一般而言，在文化领域，‘美国化’主要指美国大众文化对美国之外的文化环境的冲击。从根本上讲，美国化涉及到文化输出和文化移植。美国化意味着文化变迁。”(注：See Maoz Azaryahu,“McIsrael?O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srael’,”Israel Studies,Vol.5,No.1(Spring 2000),pp.45,41-42.)“美国化”一方面带来美国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另一方面造成当地文化状况趋向美国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最终结果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胜利，这种文化的传播似乎创造了一种全球超文化，瓦解甚至取代了地方文化和传统”。(注：See Azaryahu,pp.43-44.)以色列是“美国化”的“重灾区”，阿扎雅胡耳闻目睹了这一过程，他的观点既反映出对以色列“美国化”的忧虑，也代表了美国文化之外的学者对全球“美国化”的一种普遍看法。
二、世界“美国化”的历史演变
在国际学术发展史上，“美国化”这一术语出现较早。按照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比尔·格兰瑟姆的考察，“美国化”最早出现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的法语(S’américanizer)中。当时美国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正处于经济崛起的前期，其在北美大陆展现出生气勃勃的文化气象不仅吸引着欧洲大批的贫苦人前往寻找平等与致富的机会，而且对旧世界经院式的贵族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种冲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但己足以引起那些竭力维护本国悠久文化传统的法国上层人士的反感。这一时期欧洲人对“美国化”的忧虑主要在于美国内部发展对外部的吸引力。生于瑞士的美国宗教历史学家菲利普·沙夫在1856宣称：“如果一个国家被奠定在真正的世界主义基础之上，被赋予一种无法抵制的吸引力，它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移民们从四面八方构成一股不间断的洪流涌向我们的海岸。……他们在自由和平等的共同基础上相遇于美国，焕发起他们的青春，最终融合成一种宏大的兄弟之谊。他们讲着一种语言，身上充满着一种精神，服从相同的法律，致力于一种目的，把世界历史上最后的和最丰富的篇章填充到地球的四面八方。”(注：Peter D.Salins,Assimilation,American Style(New York:Basic Books,1997),p.3.)沙夫的这段话没有出现“美国化”这个词语，但显然包含这方面的意思，在当时美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很有代表性。20世纪初，“美国化”在国际学术界已经基本上体现出这一术语的现代含义。1901年，英国新闻记者威廉·斯特德出版了名为《世界的美国化》一书，表达了20世纪主要是欧洲人对世界“美国化”的恐惧心理。他们“对文化一致性的忧虑，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标准的下降，民族语言和传统的消失，在美国习俗和心境的压力下一个国家独特的‘身份’的不复存在等等”。(注：William T.Stead,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New York and London:H.Markley,1902).See Richard Pells,“Who's Afraid of Steven Spielberg?”Diplomatic History,Vol.24,No.3(Summer 2000),p.495.)不过，斯特德的美国化概念主要用来描述美国内部同化移民的过程，很少涉及到美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但却以醒目的书名把美国文化转变他文化的强大能力昭白于天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美国政治家或学者认识到文化在美国霸权时代缓慢到来进程中的巨大作用。如1918年，美国政治学家玛丽·福利特在其出版的书中写到，“过去时代的英雄是用枪炮征服其敌人；现代的英雄是通过创造一种相互理解来解除其敌人的武装”。这样一种理解只能靠着国家创造“一种群体文化”才能得以促进。这种文化“将比只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范围更为广阔”。(注：Mary K.Follett,The New State:Group Organization the Solution of Popular Government(New York:Longmans,1918),pp.345-346.转引自Akira Iriye,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60.)福利特所谓的“群体文化”显然是美国文化在国外的延伸或扩大。霍勒斯·卡伦在他那本影响很大的《文化与民主》一书中说的更明白：“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美国生活方式等同于文化的理想、多样的文化和乐观主义。那么，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在价值上就等同于一个世界公民。”(注：Horace M.Kallen,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Boni and Liveright 1924),p.64.转引自Iriye,p.82.)美国大众文化的优势在这一时期逐渐地展现出来。这里以好莱坞在欧洲国家的扩张为例。据统计，从1918年到1921年，好莱坞影片的出口增长了300%。在好莱坞影片的冲击下，欧洲许多国家的电影业出现了不景气的征兆。美国从好莱坞影片在当时风行于欧洲国家所获得的并不单单是丰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推广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在接受这些观念的人的意识中重塑了美国的形象。赫伯特·胡佛在20世纪20年代任美国商业部长，他当时谈到，“电影出口的意义，一方面作为一种直接的商品贸易，另一方面会代表美国商品的生活习惯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因此，电影不只是一个收入的来源，而且会引诱观众去购买其他美国的产品，促进美国的生活方式。(注：Bill Grantham,“America the Menace:France's Feud with Hollywood,”World Policy Journal,Vol.15,Issue 2(Summer 1998),p.61.)正因为如此，欧洲许多国家对好莱坞电影霸权实行了限额进口制。1928年2月，法国教育部长爱德华·赫里欧提出了一项全国限额制度，用赫里欧的话来说，这是“出于良好秩序和公众道德的利益”，是为了保证“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安全”，是为了“维护法国的习俗和传统”。(注：See Grantham,p.61.)赫里欧的观点在欧洲国家的上层很有普遍性，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化”的忧虑。在保护主义盛行的时代，欧洲国家可以通过限额制等措施来把美国有形的文化产品阻挡在疆域之外，但却很难阻止本国公众在思想意识上对以美国为样板的现代消费社会的追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维多利亚·德格拉西亚指出，大致从1890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化”涉及在这一时期美国历史上出现的大众消费社会作为模式在国外的互换及其构建。“在成为国际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大国之前很长时期，作为消费主义现代性的总模式，美国具有相当大的能力来确定主权国家内现代消费者实际做法的含义，手段是不仅通过政府之间的交往或政治渠道，而且借助了美国和外国公民社会之间通过市场和正式的制度网络传递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通过主要是电影的大众媒介，以后又通过消费品生产线和资本的出口”。(注：Victoria de Grazia,“Americanization and Changing Paradigms of Consumer Modernity:France,1930-1990,”Journal Of the Twentieth-Century/Contemporary French Studies,Vol.1,Issue 1(Spring 1997),pp.193-194.)随着美国大众文化向境外大规模地蔓延，外国公民对美国消费主义模仿的“美国化”进程有所加快。1937年，英国议会的一位工党议员在谈到联合王国时悲叹道：“这个国家将不是被刀剑所征服，而是被美国金融和美国思想的入侵所征服。”(注：转引自Iriye,p.183.)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入江昭总结说，“美国化”现象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20年代期间，尤其是在消费商品和大众娱乐方面的美国文化的传播，正在开始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习俗的全球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从来没有完全消失，即使是在30年代民族主义强烈的年代，人们可以看到对美国电影的涌入常常具有仇视的反应，这证实了美国电影的继续盛行”。(注：Iriye,p.157.)入江昭的这番话表明，“美国化”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趋势，任何人为设置的障碍都难阻止这一趋势的发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大众文化向外传播主要是制造商或销售文化产品的公司受赚取利润的驱动，似乎与官方没有多大关系，国外的“美国化”对实现美国外部现实利益的促进基本上处在一种不自觉的过程中。在很长时期内，在文化优越感上，美国政府多强调他们的政治文化特性，对大众文化的输出不太重视。甚至当国务院在1938年设立文化关系司时，许多政府官员仍然把大众文化用作一种外交工具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这种状况在二战后完全改观，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人企业或机构，都认识到廉价的美国大众文化产品输出到国外有利于实现美国在国外的现实利益，尤其是在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抗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这样，一些人还批评政府在推动文化输出方面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美国记者彼得·格罗斯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做广告的国家。然而当宣传美国自己和民主的生活方式成为最重要的广告运动时，美国却落在了共产党国家的后面。他批评美国决策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没有制订发展文化关系计划，主要是因为总统、国会和美国公众的吝啬和无知。(注：转引自Jessica C.E.Gienow-Hecht,“Shame on US?Academics,Cultural Transfer,and the Cold War-A Critical Review,”Diplomatic History,Vol.24,No.3(Summer 2000),pp.468-469.)格罗斯的批评有点苛刻和尖锐，不见得符合实际，但却反映出美国新闻界对政府在文化宣传上缺乏力度的“焦急”心态。1962年美国举行了一次如何发挥文化宣传的专题讨论会，来自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广泛讨论了冷战时期美国执行加大国外宣传政策这一问题，美国文化行业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特殊责任，向国外宣传如何能更好地服务于世界安全与和平事业。他们要求政府决策者应该把书籍、电影和宣传计划作为让世界人民熟悉美国历史、政治和娱乐的工具。这次讨论会表明，美国大众文化的输出所产生的政治意义正在由非自觉过程向自觉和非自觉相互交错的过程的转变。
这样一种转变促进了美国大众文化产品向境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散，如果说二战前的世界“美国化”只是那些竭力维护本国文化传统的人士对未来全球文化同质化的一种恐惧的话，现在这种恐惧却活生生地摆在他们的面前。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向外扩散的规模要比以前大得多，除了借助着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之外，如果说在外部寻找原因的话，美国的文化产品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快节奏生活的追求以及与此相应的精神上的享受，他们的需求刺激了美国文化产品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但同时却带来本土文化“美国化”的进一步加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佩尔斯指出：“当其他国家的人民对美国文化的国际冲击产生忧虑时，他们并没有想到美国的小说、雕刻或芭蕾舞。‘美国化’总是意味着美国电影、爵士、摇滚乐、流行杂志、畅销书、广告、连环漫画、主题公园、购物中心、快餐和电视节目。在许多外国人的眼中，这是一种不是为贵族而是为老百姓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声音、形象和传达的信息是如此有力和具有消遣性，致使几乎淹没了其他国家内的竞争性声音。”(注：Pells,p.495.)尽管佩尔斯并不赞成全球“美国化”的说法，但在他的笔下，输往国外的美国大众文化产品不仅在范围上大大扩大，而且其他国家的人民在享受或欣赏这些文化产品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趋向美国式的消费方式。
三、世界“美国化”现实的挑战
在冷战期间，美国对世界事务的主导地位不断发生着变化，而且还呈现出衰落的征兆，但“美国化”的势头丝毫没有由此减弱，反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不断地加剧，世界似乎越来越在趋向单一的大众文化模式。入江昭在其著述中写道：“全球美国化的进程继续呈毫不减弱之势。的确，在70年代和80年代当一些人开始谈论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大国的衰落时，美国文化的影响却比以前以更大规模地向外传播，不光传播到欧洲和日本，而且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情况部分是信息和通讯技术革命性变革的结果，美国工程师和企业家充当了大多数这些变革的先驱。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国化了，因为美国发出的信息通过卫星电视和电子邮件不断地传递到全球其他地区。”(注：Iriye,pp.171-172.)“美国化”的趋势到了后冷战时代势头更猛，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很少没有感觉到美国大众文化的存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本杰明·贝贝尔在其著述书中描绘了当今世界正在面临着“美国化”，传统的民族文化将被一种风行于世界的消费文化所取代。世界各地之人受经济、技术和外来力量的推动，着迷于“快节奏的音乐、快消费和快餐”，“国家正在被推进到一种同质的全球文化”，“它们靠这通讯、信息、娱乐和商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注：See Benjamin R.Barber,Jihad vs.McWorld(New York:Ballantina Books,1996),P.4.转引自Paul Duncum,“How Art Education Can Contribute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Culture,”Journal of Art & Design Education,Vol.19 Issue 2(May 2000),p.171.)这幅世界“美国化”的图景尽管受到许多人的怀疑，但其所描绘的这些社会现象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在后冷战时代，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国门开放和实行贸易自由化，实际上为美国媒介产品的大规模进入提供了一个良机。就拿中国来说，尽管这里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但根据在生活中的直接感受，美国媒介产品的扩张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影院放映的进口电影几乎毫无例外地是好莱坞大片，美国人制作的电视节目几乎每天都能在中国电视台上看到。对中国电影工业颇有研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斯坦利·罗森甚至认为，好莱坞影片拯救了中国电影工业，促使了中国电影业从困境走向繁荣。(注：Stanley Rosen,“China Goes Hollywood,”Consumption,Markets and Culture,Vol.5,No.3(September 2002),pp.94-95.)在拉丁美洲，好莱坞影片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每天的电视节目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美国，有些国家播放美国制作的电视节目甚至高达85%以上。谢里夫·海塔塔是埃及的一位医生，他目睹了美国大众文化在埃及的扩张，他本人曾是一个信守传统的“激进保守派”，看不惯当地年轻人对外来事物的模仿。然而，他最终还是没有抵制住美国大众文化的强烈“诱惑”。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过去我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一些事居然在我身上发生了，要抵抗它们甚至比坚持左翼运动更难。在我71岁时，我居然习惯了穿牛仔裤和耐克鞋。我也开始听摇滚乐、牙买加节奏音乐，有时甚至说唱乐。我也开始喜欢光顾迪斯科舞厅，有时我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欲望，尽管在此之前我成功地抵御了它们的侵袭。我知道这些东西已悄悄溜进了我们的生活，通过传媒，通过电视、电影、广播、广告、报纸，甚至小说、音乐、诗歌。这就是文化，它正四处伸展，席卷全球。”(注：谢里夫·海塔塔：“美元化、解体和上帝”，载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等编：《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海塔塔的上述之言尽管只是指埃及的情况，但的确道出了发展中世界难以抵制美国媒介文化产品大规模“入侵”的一个严重现实。
美国媒介文化产品的全球扩张使其他西方国家也未能幸免，对地方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20世纪中期时，美国在世界影视界的地位只能算是与诸西方大国平分秋色，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而到了20世纪末，美国的影视作品几乎就“一统天下”了。根据历年的统计，法国电影市场的72%，德国电影市场的90.05%，日本电影市场的64%以上均为美国好莱坞所占领。电视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和严重。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98年统计，世界各国进口的电视节目中有75%来自美国，在这方面尤其是讲英语的其他西方国家接受美国电视节目的量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这里以美国北邻加拿大为例。据美国路易斯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凯文·马尔卡希的统计，在加拿大，好莱坞故事影片占影院上映时间的95%，无线电台播放的音乐70%来自美国，在报摊上销售的消费者杂志中80%来自美国，美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节目实际上垄断了黄金时间，在图书市场上70%的书籍来自美国。因此，“总而言之，加拿大也许只是美国控制一个外国娱乐市场的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注：See Kevin V.Mulcahy,“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Cultural Sovereignty:U.S.-Canadian Cultural Relations,”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Law & Society,Vol.31,Issue 4(Winter 2002),p.267.)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从战后建国至今与美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美国大众文化的进入也就很少遇到障碍，而且对以色列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詹姆斯·戴蒙德甚至认为，正是美国大众文化在以色列的“充分展现”，人们很容易拿出“足够的理由证明，在近些年，以色列正在成为美国名副其实的第52州”。(注：See James S.Diamond,“‘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Israeli Culture,” Israel Studies,Vol.5,Issue 1(Spring 2000),pp.330-331.)据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赖因霍尔德·瓦根莱特内教授的统计，在1995年，好莱坞的国外利润占其全部收入的一半。“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西欧屏幕上放映的电影85%到95%是来自美国，东欧完全被美国电影所压倒，致使有时在莫斯科、华沙、布达佩斯寻找一部非美国电影都十分困难”。(注：See Reinhold Wagnleitner,“The Empire of the Fun,or Talk in Soviet Union Blues:The Sound Freedom and U.S.Cultural Hegemony in Europe,”Diplomatic History,Vol.23,No.3(Summer 1999),p.512.)英国学者阿拉斯泰尔·恩德斯比甚至把好莱坞几乎等同于美国大众文化产品。他指出：“更宽泛地讲，‘好莱坞’在世界其他地区十分流行，被用来代表美国的文化产品，主要指电影、电视节目以及诸如C
NN、迪斯尼和MTV等音乐和全球广播公司。好莱坞的成功是无可置疑的，1998年，39部最成功的影片均是美国的，在欧洲国家，国内电影工业经过努力才控制了各自国家市场份额的30%。”(注：Alastair Endersby,“Does Hollywood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World?”November 01,2000,http://www.idebate.org/debatabase/details.asp?topicID = 57)美国媒介产品在其他西方国家的“泛滥”已经激发起当地保护地方文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很难找到一个有效方法遏制其扩张的势头。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化”已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术语，更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许多报刊杂志发表在这方面的论文，从不同侧面或以单个国家为案例对“美国化”进行了探讨。在很长时期内，“美国化”主要与欧洲社会的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所以，欧洲社会的“美国化”现象尤其引起欧美学者的关注。美国匹茨堡大学社会学教授迈克-弗兰克·伊壁特罗波鲁斯和希腊社会学家维克托·鲁多梅托夫合编了一本关于美国文化对欧洲影响的论文集，他们在绪论中指出：“美国文化跨越国家疆界的扩散是20世纪的一大特征。这一扩散的进程和美国文化对欧洲社会的影响是工作于个别欧洲国家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关心的中心话题。”(注：Mike-Frank G.Epitropoulos and Victor Roudometof,eds.,American Culture in Europe: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Westport:Praeger Publishers,1998),p.1)这本书收集了9篇探讨美国文化在欧洲扩散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作者们提出了欧洲国家程度不同地被“美国化”这一问题，并以不同国家作为个案详细地分析了发生在广告业、消费主义、科学、法律和政治等领域的“美国化”现象。许多论文表明，“美国化”只是一个标签，通常被用来描述复杂多面的全球化进程。不管学者们的观点有和不同，在研究20世纪美国与欧洲文化关系时很难避开“美国化”这一概念。2001年初，《欧洲历史评论》发出征集关于欧洲社会“美国化”稿件的启事。(注：See“Calls for Papers,”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Vol.8,No.2(January 2001),p.269.)在以色列，“美国化”现象受到学界和传媒的关注。1991年以色列在庆祝独立日时，希伯莱语的《每日新闻》出版了一期专号，专门讨论了以色列大众文化美国化的不同方面。1993年，希伯莱语的《每月评论》上刊登了哈依姆·纳吉德的一篇题目为《以色列文化的美国化》文章，呼吁加强对以色列文化美国化的研究。两年后，双周刊《耶路撒冷报告》出版了一期关于“以色列美国化”的专刊，强调美国化是当代以色列的一个中心主题。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编辑的《以色列研究》邀请了主要是以色列的学者专门就以色列在社会、政治、教育、宗教等方面的“美国化”发表看法，这些学者写就的论文刊登在2000年出版的春季专号上。国际学术界对“美国化”的研究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高潮，这既说明了90年代以后学者们对这一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问题的重视，也反映出他们文章中所描述的“美国化”现象不断呈加剧之势。各国如何应对“美国化”对本土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的确是摆在它们面前的一个十分棘手而又不得不予以重视的问题。
四、“美国化”与全球多元文化发展的趋势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实力。正是有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美国大众文化对异文化的世界具有很强的磁力。与此同时，该文化的主体积极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再加上跨国公司、互联网与国际贸易的作用，美国大众文化借着全球化掀起的大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美国大众文化风靡全球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也的确使非西方文化，甚至西方其他文化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文化民族主义者抱怨全球化正在把世界转变为美国化。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卡塔姆在一次讲话中不无忧虑地谈到，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感到美国化对他们的文化构成了威胁”。(注：转引Francis X.Rocca,“America's Multicultural Imperialism,”American Spectator,Vol.33,Issue 7(September 2000),p.35.)卡塔姆的话反映出当今世界的一种非常普遍的观点，在其他西方国家 ，对“美国化”的忧虑甚至更为强烈。
全球的“美国化”似乎导致世界趋向一种以美国文化为中心的全球文化，用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戴维·罗特科普夫的话来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那么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它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注：David Rothkopf.“In Prai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Foreign Policy,No.107(Summer 1997),p.45.)这样的结果显然与全球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势相悖。诚然，全球化使人类社会成为一个联系日益密切的整体，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不同文化构成的人类社会将具有更多的相同理念。不过，这决不意味着不同文化在逐渐地改变其固有的特性而融合进按照逻辑推理必然要出现的单一世界文化之中。人类社会走向世界大同至少在目前还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倒是在美国大众文化风靡全球的今天，许多美国政要、学者或商人大谈一种基于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上的全球文化的形成。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执行主任约翰·沙利文认为：“给20世纪带来明显特色的思想大战最终结束。民主和基于市场之上的经济体制等理想在世界大多数地区现在已被接受。”(注：John D.Sullivan,“Democracy and Global Economic Growth,”New Forces in the World Economy eds.,Brad Roberts and Ernest Preeg(Cambridge,Masschusetts:MIT Press,1996),p.67.)以写《历史的终结》而闻名一时的弗朗西斯·福山在2001年初明确提出全球化导致了文化趋向同质。他指出：“不同文化身份的同质化及其对它们的认可将同时发生。从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说，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同质。”(注：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A Discussion with Dr.Francis Fukuyama,http://www.ml.com/woml/forum/global.htm.)福山上述之言说实在并不新颖，只是他很多年前提出之观点的进一步深化，但却在美国政界和学界颇有代表性。还有一些美国人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谈不同文化的趋同导致形成一种全球文化。美国国家地理学会高级编辑乔尔·斯维尔德洛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偏远文化的迅速消失属于一种较大的趋势。人类社会总是在融合和变革，但商品、人员和思想今天流动得更远和更快，在几代人期间就把一种以城市为方向在技术基础之上的文化向全球传播。由于无线电、电视和录放机实际上使每个人，甚至世界上几乎十亿没有文化的人感到这种新的全球文化的来临。”(注：Joel L.Swerdlow,“Global Culture,”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Vol.196,Issue 2(August 1999),p.4.)
不管是从思想意识上，还是从技术层面上，上述学者或其他人所谓的世界或全球文化均是以美国的发展模式作为基础。显而易见，他们是以西方文化基本价值观为中心试图通过消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来实现全球文化的一致性。当然他们的设想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全球化的确导致世界的发展出现了他们所描述的文化现象，但却不会像他们理所当然地由此推导出以某一种文化体系为主导的全球文化的形成。德博拉·惠勒是华盛顿大学因特网研究中心教授，她专门研究网络技术对伊斯兰世界文化的影响。她并不否认网络技术带来一种新的全球文化的出现，但认为“我们新的全球文化在这种意义上说可以是由共同的身份所构成，即各个社会将加强提高它们反映各自差异之声音的能力”。她以科威特为例说明了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因特网不会导致民族特性的消失。她的研究结论是，在科威特，人们“使用因特网并不决定使用的结果。科威特人仍然属于他们不断进步的文化，该文化自18世纪以前就形成了他们的身份以及社会惯例。一种新的通讯工具的采用不会消除文化历史特性，在使用者的思想和行为上留下通用的印记。例如，尽管人们可能会举出像科威特的年轻人参与了全球性别对话等个别的例子来反驳，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威特在对色情文学的一般态度上正在变得像北美”。(注：Deboral L.Wheeler,“Global Culture or Culture Clash: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Islamic World-A View From Kuwait.”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25,No.4(August 1998),pp.361.374.)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历同样表明了这一点。以色列著名人士阿哈德·哈阿姆(阿舍·金斯伯格的笔名)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我正在愈益确信，以色列不是一个西方国家，而是一个中东国家。美国的影响是表面的和外部的。即使你喝可口可乐，穿李维斯牛仔，抽肯特香烟，但这并不意味着使你成为美国人。”(注：转引自Azaryaha.p.60.)如果说存在一种全球文化的话，这种文化不应该是一种文化模式复制的同质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构成的统一体。因此，体现一致性的文化整合不是消灭差异，而是保留或展现差异，在文化各展风采中求得一致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不会扭转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大趋势。
全球化是不是等于“美国化”，美国大众文化风行世界是否就意味着全球多元文化发展将成为美国的一元文化霸权。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尽管有着不同的答案，但无论如何全球化都不会使这个多元文化的星球变成“美国化”的世界。美国文化对如今其他地区的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最终的结果只是后者在与前者的冲突中吸取其有益于壮大自身的成分，并不会在文化传统上失去“自我”。即使那些代表美国大众文化的产品进入异文化的社会时，已经在悄悄地注入了当地文化的成分，以便更适合当地消费者的口味。弗朗西斯·罗卡指出：“迪斯尼、耐克、可口可乐等等无处不在是有点痴人说梦。消费者能够为他们的文化占有这些产品，根据当地的需要与口味来消费它们。此外，许多其他国家在式样、食品和娱乐上是美国强劲的竞争者。完全同质的美国情调或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每天几乎都不是同质的。”(注：Rocca,p.35.)1999年，波士顿大学经济文化研究所资助以彼得·伯杰组成课题组评价全球化对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他们在不同地区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研究，亚洲选了中国、日本和印度；欧洲选了德国和匈牙利；其他地区选了智利、南非和土耳其。2002年，他们的研究成果《多种全球化：当代世界的文化多样性》一书出版。他们在书中认为，把全球化看作是诸多国家屈从于不可抗拒的美国化的观点是太简单化了。全球化的进程与结果是相当多样化的。在一些地区，美国的偏好与价值观被普遍地接受，而在另一些地区它们却引起激烈的抵制。更有趣的是，研究者找到的材料表明，这些国家或地区无一例外地使全球文化用来满足本地特别的需要，或者把外国的文化特性与本国的文化特性混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杂交文化”。如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把在印度教仪式上所用的花环盖在他们的电脑上，所谓的非洲当地教会把基督教和传统宗教融合在一起。所以，全球化决不意味着是一条单行街道。这一进程展现出不同文化的高度互动。此外，美国文化的跨国影响是非常大的，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惟一的。研究者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如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风格在南非扩散，墨西哥的肥皂剧风靡整个拉丁美洲，受到美国讲西班牙语的人的青睐，中国香港和台湾拍摄的电影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深受欢迎。正如伯杰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主张一种无意识全球同质化的思想大大低估了面对文化上的挑战人们的创造和创新能力。”(注：Perter L.Berger and Samuel P.Huntington,eds.,Many Globalizations: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See Andrew J.Bacevich,“Culture,Globalization,and U.S.Foreign Policy”,World Policy Journal,Vol.19,Issue 3(Fall 2002),p.78.)这一比较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它揭示出不同文化在自己传统基础上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其结果就像该书的书名一样使世界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发展的趋势。
所谓的“美国化”最容易体现在其他国家的青少年身上，他们年轻好胜，富有激情，充满幻想，对传统的反叛心理较强，而且对来自外部的新东西最易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大众文化适应了他们对“现代性”追求的好奇心理。所以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西方其他国家，这一特殊年龄群体对美国大众文化传递的价值观念的模仿最为突出。因此，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制造商和销售商来说，青少年是大众文化产品能够消费出去的主要市场。用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的话来说：“帝国的娱乐和广告以那些最容易接受美国商业宣传的青年为目标。其传递的信息是简单而直接的：与消费美国媒介产品联系在一起‘现代性’。对美国文化出口来说，青年人意味着主要市场，他们最容易接受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宣传。”(注：James Petras,“Cultural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China and the World,February 2001,http://www.rebelion.org/petras/english/cultural_imperialism.htm.)对这一年龄群体来说，他们可以用美国大众文化来填补不愿意接受传统文化后的精神真空，试图实现对传统的抵制或取代。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教授鲍勃·克雷斯认为：“在最近15年到20年期间，文化研究的发展有助于阐明大众文化的传递和接受过程，阐明美国大众文化影响其他地方更年轻一代身份形成过程的方式。在我们的世纪期间，这些年轻的一代不愿意逆来顺受地重复他们国家的文化，或者至少说不愿意重复父辈强加给他们的文化，而常常宁愿有选择性地利用美国大众文化作为文化抵制和反抗的工具。”(注：Bob Kroes,“World Wars and Watersheds: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in the Process of Americanization,”Diplomatic History,Vol.23,No.1(Winter 1999),p.76.)在美国大众文化产品风行的国家，那些竭力维护传统的人对“美国化”的忧虑主要在青少年这一代。其实，他们这一代对外来文化的模仿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未必是不祥之兆。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创新中实现的，创新一方面来自文化自身对新环境的适应，另一方面来自对外来文化有益于本土文化的成分的吸取。没有创新，任何文化都会固步自封，停滞不前。许多青年人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偏好最初可能是幼稚的或盲目的，但这种状况决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熟，在他们的身上会出现文化回归的现象，即对本土文化的重新认同。不过这种认同不是简单地完全复制老一代人的文化观念，而是在对传统的扬弃中把自己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新的思想或观念增加进来，使本土文化更能适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因此，“美国化”会给本土文化带来挑战，也会造成本土文化的某些明显的变化，但其对人们最担心的年轻一代的影响并不足可惧。它在短时期内可能会造成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但要动摇本身具有丰厚积淀的文化基础并取而代之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种文化的消失，根源往往是在内部，即失去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创新意识，而一种文化的发展与强大很大程度上是在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所致。
世界“美国化”主要是指以媒介产品为中心的美国大众文化向境外蔓延而导致的一种全球现象。不可否认，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其文化的确存在许多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的地方。然而，美国媒介产品所传递的信息，其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对很少或几乎没有在美国生活的人来说的确难以估计。要是按照美国人的说法，这些产品很少能把一个真实的美国介绍到海外。2002年2月22日，布什总统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讲演时谈到，中国人对美国并没有清楚的认识，造成这种结果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常常不能描绘我所知道的真正的美国价值观”。(注：George W.Bush,“Remarks and a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Beijing,”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February 22,2002),p.275.)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蒂姆·斯奈德甚至提出国外的“美国化”究竟与现实中的美国关系有多大。“我们的文化就像它越过海洋一样穿过了许许多多的障碍，如语言、价值、参照系等，但是东欧人正在接收到的东西离我们想要发出去的东西相差甚远。通过电视屏幕或商店橱窗看美国犹如通过玻璃看一样，模糊不清。尽管我们不能对其他人从我们这里选择购买什么商品负责，但我们应该知道，在我们出国之前我们已被模式化了：短见、抢劫、肤浅”。(注：Tim Snyder,“What Americanization Has to Do with America,”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Vol.90,Issue 107,(April 29,1998),p.19.)9·11事件以后，美国波斯顿大学两位教授在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选择了12个国家或地区对年龄平均在17岁的青少年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青少年无一例外地对美国或多或少抱有恶感。调查者认为，那些在全球广为流行的美国媒介文化产品对此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它们向国外传递了“一种对美国形象的扭曲的描述”。(注：See Margaret H.DeFleur and Melvin L.DeFleur,The Next Ceneration's Image of Americans:Attitudes and Beliefs Held by Teen-Agers in Twelve Countries,A Preliminary Researcg Report,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of Boston University,http://www.bu.edu/news/releases/2002/defleur/report.pdf.)出于商业性考虑，美国的媒介产品传递的信息必然是对大众具有吸引力的方面，肯定是虚构大于真实，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外大众提供了一个受到扭曲的美国，但决不能将由此得出这些媒介产品所传递的信息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毫无关系。或许美国人将自己认为属于“文化垃圾”的东西输往国外，如乔治·凯南承认：“我们把我们‘文化’中最廉价、最愚蠢、最令人在作呕的表现出口给任何可以购买和偷窃它们的人。没有人能对下述事实感到惊讶，即这些流向国外的东西成为世界各地那些有理智的敏感之人的笑柄。”(注：Richard Ullman,“The US and the World:An Interview with George Kennan,”New York Review of Book,No.96(August 12,1999),p.6.)所以，国外的大众与美国人一样可能从这些媒介产品中获得了身心上的愉悦，但除个别极端的例子外，他们很难将观赏或阅读到的东西体现到行为举止上，尤其是当这些文化产品给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效果远远大于正面影响时，不仅政府对其进入会加以限制，而且很多人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予抵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化”并不会真正得到具有深厚文化传统基础的人们的认同，至于要取代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那只能是“一相情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