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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45年来，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结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探索有关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研究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形成了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族研究体系。
一、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
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同时也对整个民族研究工作起着指导作用。建国初期，在对全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广泛的科学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找出了一条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壮大民族上层人士统一战线，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积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达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全国各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各种剥削制度，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各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对各民族的历史进行全面研究后，指出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开拓了中国这块土地，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还调查研究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探讨了如何帮助各少数民族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帮助各少数民族全面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等问题，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民族研究工作者结合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一些重要的民族理论问题研究上有了进一步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长期性的问题。经过深入的研究，明确了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民族差别和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最终消失，有待民族的消亡，而民族的消亡，则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时期不是民族融合的时期，而是各民族发展繁荣的时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充分发展的时期。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不能用简单的办法消除或取消民族差别，而是要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解决由民族差别而产生的民族问题。
——关于“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经过系统、深入地研究，阐明了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批判和纠正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
——关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问题。在对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产生、表现和消除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经党中央批准，明确提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是：要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事业，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落后民族逐步接近和赶上汉族的发展水平。
——关于民族问题的重要性问题。对我国及世界各国民族问题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明确提出民族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把解决民族问题重要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对提高全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指导全党做好民族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性质问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的研究,明确提出：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后的我国各民族的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正确理论的指导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正确地对待和处理民族关系上的问题。
——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性质问题。研究古今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发展史后，明确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在这个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在其他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上，也有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诸如对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宗教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富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1993年3月出版发行的《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以丰富的资料和大量的史实，阐述了我国民族工作的发展历程，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民族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于激励各族人民，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民族研究工作者还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大批论著，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指导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的调查研究
1956年至1964年，先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部门组织了有关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工作干部以及一些高等院校师生上千人参加的16个调查组，有计划地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共写出调查资料340多种，2900多万字，整理出档案和文献资料100多种，1500多万字。还拍摄了一批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的科学纪录片和图片，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文物，为民族研究积累了珍贵的资料。经过调查研究，基本摸清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包括民族族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现象，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科学资料。
50年代，我国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由该所和中央民族学院为主，组织了有700多人参加的7个民族语言调查队，分赴16个省、自治区，对壮、布依、侗、水、傣、彝、苗、藏、土家、蒙古、维吾尔等42个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了普查，并为10个民族创制了文字。
1979年至1989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重新规划，组织中央和地方的民族研究人员、民族工作者3000多人参加，对上述调查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编写和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共400多种、近1亿字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从此，我国每个民族都有了一部有文字的历史，每种民族语言有了一种简志，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空前的。
建国初期，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在配合党的民族识别工作、帮助10个民族创制文字、帮助2个民族改革文字、帮助3个民族改进文字、“双语”教学、扫盲教育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少数民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方面，推出了不少有份量的学术成果；举办了民族古文字展览，出版了一批民族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图书，对纳西族东巴字、古藏文等进行了专题研究;一些有关哲学、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古籍、重要史籍、古辞书、宗教经典、文献汇编等文献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果；《民族语文》等一批学术刊物在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出版了《语言学概论》、《藏汉大辞典》、《蒙汉词典》、《维汉辞典》等一大批民族语文论著和工具书；在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关于“双语”教学问题的研究受到普遍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繁荣民族文化等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计算机语言学在民族语言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三、民族经济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民族研究工作者根据党中央关于搞活经济、进行济体改革的指示精神，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着重对以下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
——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问题。经过研究认为，要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一方面要依靠少数民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去发展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国家和先进地区要从资金、物资、人力、智力等方面给少数民族以支援和帮助；国家还应在政策上对少数民族放得更宽些，实行一些特殊、灵活的优惠政策，以促进其经济的快速发展。
——竞争与团结、效益问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是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总目标下，在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制约下进行的。因此，在民族地区与比较发达地区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既存在着竞争关系，又存在着团结、互助关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好各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必将增进民族团结，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反之，则可能会产生新的民族矛盾和隔阂。
——国家企业与民族地区关系问题，国家企业在开发民族地区资源时，应充分照顾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利益、国家企业在招收人员时，应优考虑当地少数民族人员，并技术上对地方企业给予指导和帮助；国家企业还应在税收、利润等方面给民族地区以一定的利益。处理好上述关系问题，国家企业和民族地区经济就会共同发展。
——差距问题。由于历史、自然环境和基础等因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发展的情况下，民族地区与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存在着差距，且呈越来越拉大的趋势。为了逐步缩小或消除差距，国家实行产业倾斜政策，在财力、物力和人力上，给民族地区以支持和帮助，加快其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努力争取略高于全国的速度，以逐步缩小差距，接近和赶上汉族的发展水平。
近几年来，对上述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了数千篇学术论文，出版了数十部学术专著，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科学依据和建议，对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民族文化研究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享誉世界的三大英雄史持《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研究集刊。深入研究了维吾尔族长诗《福乐智慧》、彝族叙事诗《阿诗玛》等。出版了藏、蒙古、白、布依等十几个民族的文学史及《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现正在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红楼梦》研究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红学论著成果丰厚。
民族艺术研究成果显著。创办了《民族文学》、《中国民族博览》等民族艺术研究刊物，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等辞书。还组织专家、学者对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进行整理、研究，并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
随着民族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民族教育研究也蓬勃地开展起来。目前，全国初步形成了民族教育研究网络，中国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在民族地区的省、自治区和地、自治州及县都设有分会。中央民族大学和各民族学院都办有民族教育研究刊物，出版了一批民族教育研究论著，对民族教育工作有指导作用。
随着民族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民族医药学研究不断深入。著名的藏医、蒙医、维吾尔医、傣医等民族医药学，经过整理、研究和实践运用，都已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有的地区还建立了民族医院和民族医药研究所，总结经验，研究病理、药理和民族医学，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藏医学对古代藏医巨著《四部医典》的研究运用遍及几个省、区的藏族聚居区，还在北京建立了藏医院进行治疗和研究。蒙医学吸收藏医学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整理出版了一批蒙医典籍。维吾尔医、傣医方面也都整理出版了一批典籍。
我国民族研究工作者还对民族法学、民族人口、民族新闻、民族出版、民族文博、民族天文历法、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民族风俗习惯、民族宗教、民族考古、民族传统体育等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批论著。此处，我国民族研究工作者还编辑出版了一批有关民族方面的工具书，主要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辞海》民族分册、《民族辞典》等。
五、民族学研究
民族学研究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民族学理论，同时批判地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学中有用的东西，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各民族的发展进步服务。新中国建立初期，民族学工作者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在民主改革前存在的原始社会残余、奴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会等不同社会形态，分别不同情况，研究并提出各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方针和方式。45年来，民族学研究对各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生活、家庭婚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规范、思想意识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成果。近年来，关于少数民族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小城镇建设、传统节日的继承与发展、旅游开发、宗教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新成果问世。民族学研究者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和专著，仅民族出版社就出版了《民族学研究》11辑200多万字。
一些民族学专家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坤、吴泽霖、梁钊韬等的著述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原始社会史》、杨坤的《民族学概论》，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发展，民族学研究还面向各民族改革开放的实践，开展现实问题的研究，诸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互相选择、互相适应的关系，民族风俗习惯与两个文明建设，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化建设进程，等等，这些新的研究课题都有了一定的进展。
六、民族历史研究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历史学工作者就重视民族关系史的研究。60年代以后，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吴晗等历史学家纷纷著文，就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各抒己见，开展争鸣，为后起者所借鉴。此后又多次举行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发表了数百篇关于民族关系史方面的论文。
族别史的研究，逐步向纵深发展。5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都已出版。蒙古史的研究已扩及到蒙古族的族源、社会制度、文化、宗教等方面，对卫拉特蒙古历史的研究已成为国际性学术研究课题。在藏族史的研究中，对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研究取得可喜成绩，其研究成果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方面的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满族史研究已出版了有关满族史的社会分期、八旗制度、族源、历史人物评价等专著。在回族史的研究中，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做了较多的工作，已开始陆续出版由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回族人物志》。在彝族史的研究中，对彝族的族源、文化史、天文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方国瑜著《彝族史稿》等。对壮、傣、维吾尔等民族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成果。古代民族历史的研究也十分活跃。百越史、西夏国史以及契丹、匈奴、女真等古代民族史都有专著问世。随着对民族关系史、族别史和古代民族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一部分民族历史研究工作者以上述诸史为基础通盘考虑全国的民族历史，已将眼光转移到整个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并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已出版《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民族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民族史论纲》等专著。
在史料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已建立了民族古籍整理研究领导机构，加强民族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工作。
目前，中国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已被普遍认识，并把它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已出版的各种中国通史中，都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各民族的历史，突出了各民族共同缔造祖国，对祖国光辉灿烂文化作出的贡献，反映了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七、世界民族研究和民族研究的国际交流
世界民族研究是一个广阔的学术领域，也是一门很有应用价值的综合性的新兴学科。当今世界凡是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国家，无不将这门学科广泛地应用于各方面的实际需要。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世界民族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多民族国家的民族情况、民族关系以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已经召开多次学术讨论会，并编写出版了一批论文和专著，初步介绍了墨西哥、泰国、斯里兰卡、尼日利亚、印度、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前苏联、瑞士、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世界民族研究工作者搜集翻译了大量资料，出版了《世界民族概况》、《世界民族概览》、《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研究》等读物。
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从50年代起，民族研究工作者就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民族学、民族语文研究学者有互访、讲学等学术交流活动。近十几年来，民族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扩大，与美国、前苏联、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波兰、匈牙利、瑞典、德国、法国等国家开展了互访、考察、讲学和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民族研究专家学者出国参加国际研讨会等学术活动也日益增多。主要有：1990年司马义·艾买提和费孝通出席了在日本举办的东亚社会国际研讨会，分别介绍了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研究；1992年我国学者赴加拿大在第15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上介绍了中国的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和语言规划问题等。
我国举办了多次有关民族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京召开的种族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在北京举行的民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等。
一些民族研究机构和团体，相继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家的有关研究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组织对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合作编写有关的民族研究图书，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研究情况。
八、民族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和研究队伍的建立、发展
从新中国建立初期起，就逐步在科学院研究机构、民族学院及有关院校、政府部门建立民族研究机构，从各方面研究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设立了民族理论、民族历史、民族关系史、民族语言、民族学、世界民族等六个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建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内蒙古、新疆、广西、宁夏、西藏自治区和一些多民族省区，都建立了民族研究所或有关民族研究的机构。
民族院校将研究中国民族问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中央民族大学设有民族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藏学和民族艺术方面的多个系，设有民族、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学艺术、藏学等30多个民族研究机构。其他民族学院和一些高等院校也都设有民族研究所和有关民族问题的研究机构，教学和科研结合，既培养人才，又取得了大批研究成果。
1986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1988年，国家民委建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协调和加强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研究学术团体发展很快。1979年，成立了中国民族研究学会，1983年改组为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推动各学术团体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关民族方面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及学科建设问题，开展国内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协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联合会所接纳的团体会员有：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学研究会、中国突厥语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中国辽金及契丹女真史学会、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等16个，总计会员5000多人。此外，还有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民族语文、民族法学、民族教育等方面以及藏学、蒙学、满学等学术团体数十个。各自治区和一些多民族省及自治州，也陆续成立了一些研究民族问题的学术团体。我国民族研究的网络已经形成，民族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
45年来，我国的民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认识和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为制定民族政策和有关措施，为新时期民族工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还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正确回答。广大民族研究工作者还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密切联系国内和国际的民族问题实际，深入研究新问题和新情况，更好地为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