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程理论观点探索我国运动员的退役（Ⅰ）——退役意识、心理状态与应对策略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运动员论文,意识论文,观点论文,状态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06）07-0047-08
1 研究背景
我国运动员退役正在由政府安置朝着自主选择出路的方向过渡。“再就业”观念转变造成的意识空缺和心理准备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给运动员的退役过程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运动员退役的“事业失落感”、“再就业焦虑”等社会综合症已成为社会心理问题，严重地影响到了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质量[1]。所谓“意识空缺”和“心理准备不足”尤指运动员缺乏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退役后的生活，消极处理退役后的再就业和生活变化，使退役后生活中的问题不断显现。研究表明，在新时期条件下，我国运动员的退役意识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观念上，许多运动员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寄托于政府的安排，对退役后社会角色主动转换的准备不够充分，缺乏主动考虑退役后的职业发展[2,3]。
虽然，运动员的退役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如近期社会对“冠军搓澡工”的反响）[4]，但体育科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显得不够，使政府有关部门对其潜在影响的估计不够充足。例如，运动员面对退役后再次选择职业的心理状态如何，他（她）的应对方式又会是怎样的，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运动员退役过程中的心理特征和应对策略，为开展运动员退役的干预性教育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对运动员的退役意识、心理状态和应对策略进行探索性研究。
1.1 运动员退役意识
关于运动员退役意识，有关的研究定义为运动员在结束运动职业过程中，对自己社会角色转换的认知[5]。在这里，运动职业指运动员从事多年的竞技运动训练与比赛，组成多个阶段，旨在自我提高和获得高水平的运动成绩[6]。每个阶段都有一个“过渡”，要求运动员进行一系列的调节（包括退役后的生活过渡和适应）。一般意义上讲，退役意味着完全地退出运动竞技生涯。由于竞技运动不断地对成绩提出要求，选拔形成的自然淘汰和运动性伤病的高频率发生，使运动竞技生涯相对地短暂。许多运动员在结束运动竞技生涯时，由于没有心理准备，通常会有一种失落感，这对退役后的生活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退役运动员最常见的困难是对新环境的心理失调，由此产生失败、忧郁、自闭和孤独感[7]。这些研究认为，运动员在退役过程中的就业和生活困难会导致他们退役后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而这种机制表现为运动员退役的特殊心理动力学过程。根据作者的研究发现，我国运动员退役意识主要反映在运动员的认同性和退役准备认知方面[8]，这两个因素是引起运动员退役意识的基本要素，对运动员退役过程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1.1.1 运动员认同性
运动员的“认同性”指个体对自己运动员角色的认可程度，是运动员自我概念结构之一[9]。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把个体对一个具体环境角色的印象称之为情景“认同”[10]。在许多行业中，“认同”代表个体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认可，例如，教师“认同”指个体认知自己的社会角色为一名教师，同样，运动员“认同”指个体认知自己的社会角色为一名运动员。运动员认同性的形成具有两个特征：首先，对于运动员来说，少儿时期是发展运动认同的开始期，也就是说，运动才能一般是在少儿时期通过运动参与的形式开始展现的，长期的运动参与形成对自我的定义。这样，运动员的认同性通常在个人生涯的早期阶段就开始形成和发展。其次，就竞技运动本身而言，其自然属性之一是它的观赏性，这要求运动员必须面对众多观众来展示自己的才能，而公众兴趣更多的是对运动员在竞赛场上的表现，运动员的成功与失败成为立竿见影的评价对象，运动员越成功，社会给予的认同度就越高。所以，运动员认同是在意识到公众荣誉被社会认同时才能强化。一个运动员的公众荣誉只有在取得优异运动成绩的基础上，才能被集体、社会乃至国家认可。成功运动员的公众荣誉通常会带来高度的社会认同，提高运动员的自我评估，强化运动员的社会角色认同性。
运动员认同性在退役过程中是引起运动员心理认知偏差的基本因素之一，主要对退役后的生活适应产生影响[11]。运动员对竞技训练和比赛的依赖，形成强烈的运动职业认同，通常会减少对其他社会角色的认可。这对从事运动的人来说，虽然会有利于职业的发展，但也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9]。有研究表明，强烈的运动员“认同”会让运动员在退役后感到难以适应新环境和生活[12]，增加情绪和社会关系调节的时间[13]，同时，还会阻碍对新职业的心理认可[9]。
关于运动员的认同性，退役理论认为，退役后首先受到威胁的是运动员的社会角色。当这种长期建立起来的自我概念和具有公众支持的社会角色不得不放弃时，运动员常常会发现，退役实际上意味着正在失去一种社会待遇，使其在心理上感到被社会遗忘。进一步，由于角色的变迁，对自我再定位也会遇到社会认知的困难。随之而来的结果是越少的可能性去主动寻求其他职业、教育和生活方式等[12,14]。所以，运动员的认同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退役的意识。
一般国内的媒体和学术界认为，我国运动员退役后的一个显著弱势是教育的程度，文化水平低是运动员退役后再就业的主要障碍之一。但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研究发现，运动员的认同性应该是影响退役过程更直接的因素[8]。在我国，成功的运动员可以享受到很高的政治和社会荣誉。这样，成功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了，其结果是运动员愿意付出艰苦的投入来获得这种成功，使得这种漫长的付出和成功强化了运动员的自我社会角色。退役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使运动员难以接受，从而会产生失败感，对生活感到失望和焦虑增加等。对于处在退役过程中的运动员来说，这种心理的落差也可能会使其回避退役的问题，延缓退役意识的形成和滞后进入退役的准备状态。
1.1.2 运动员退役准备的认知
运动员退役前的准备通常对退役后生活的适应尤为重要。退役准备是指针对将来目的的计划行为，其行为反映在一系列的继续教育、开辟新职业的努力、建立社会关系网等方面[12]。虽然通常认为，退役前的准备会有益于退役后的生活过渡，但有研究显示，大约45%的运动员很少考虑退役后的生活，这说明缺乏退役意识是运动员退役中常见的问题[15]。研究建议，在职业终止中不仅应该考虑主观的控制感，还要考察运动员是否对退役有所计划[16]。研究发现，运动员有计划地退役能带来良好的情绪和行为调节，并建议运动员的退役准备应考虑个人的生活环境，同时，还有政策和体育的制度、社会荣誉、文化习惯等社会环境的因素[17]。
有计划地退役通常在职业过渡中产生良好的情绪反应，不但会缩短过渡期，而且能增加生活的满意度。研究发现，运动员提前做好退役准备能更有效地利用自身资源，减少无端的能量消耗。同时，有计划地退役还会在适应后期生活方面增加主观控制感和自我效能[18]。这些研究建议，运动员计划退役会增加职业过渡的准备状态水平。虽然，存在的退役理论没有提及准备状态的概念，但有研究认为，准备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增加执行效率的前过程，此概念极适合用于描述退役计划的程度[17]。有学者把准备状态定义为运动员有效地把可利用的资源实施于执行的目标或任务[19]。这些建议强调实施过程是基于资源和障碍之间的平衡，以及外部心理帮助的需求。
最近的研究认为，社会生理心理状态(Psychobiosocial State)可以解释运动职业积极过渡的准备状态，其结构由认知的准备、情感的准备、动机的准备、生理的准备、行为的准备、操作的准备和交流的准备等7个方面组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17,20]。具体地说，认知的准备状态包括接受运动职业终止的事实、面对现状有控制感、计划退役等；情感方面的准备状态包括积极乐观的情绪反应；动机的准备状态包含积极探索新的职业、对新生活产生兴趣、改变主观的生活价值标准等；生理方面的准备状态反映在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和充沛旺盛的精力，开始新的生活；行为方面的准备状态主要反映在改变生活的方式，包括日常生活和家庭活动等；操作准备状态包括积极参与培训、用积极的心理态度对待退役、知识、技能和新生活的质量等；交流方面的准备状态主要指改变社会关系，建立和适应新的社会网络关系。所有这些方面被作为过渡期的资源，会作用于准备状态的形成，并动态地积极影响退役过渡阶段。一般地讲，在考察这7个方面时，积极和消极的退役过渡阶段分别为：
1.计划退役→选择→主动退役→促进退役后的健康；
2.无退役计划→被动退役→过早或过晚退役→心理状况下降→技能培训推迟→失业。
第二种过程通常认为是“退役过渡期障碍”。总之，在运动职业过渡中，准备状态就是寻求过渡资源，同时，应付或回避“退役过渡期障碍”。所以，退役过渡准备状态的水平特指个体在这7个方面的准备状态对过渡资源和过渡障碍平衡程度。
1.2 运动员退役心理状态
研究表明，影响运动员退役意识的内部因素是运动员的心理状态[8]。主要反映在人际交往、现实生活的认知、生活焦虑的认知和孤独感4个方面。在我国，运动员一般是通过“三级体训制”培养出来的，训练的生活与环境比较单一，运动员很少与社会有接触。而训练体制本身一般不会发展运动员的社会生存能力。这样，退役后的社会生活会使运动员感到一种认知上的缺陷、人际交流方面受阻，以至于难以应付变化了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会使运动员增加生活的焦虑感和孤独感，从而降低退役生活的质量。
自我评价作为一个反映运动员心理状态的因素通常会在退役研究中考虑[11]。失败的退役生活会降低对自我的评价，影响个体的体育价值观，这也反映了运动员心理状态的一个方面。这种心理状态通常影响运动员处理退役过程中的问题。例如，运动竞技训练通常会给运动员带来意想不到的伤病，这或多或少地会影响运动员退役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处理得不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自我评价高的运动员在退役过渡期通常会表现为积极地对待伤病带来的困难，但自我评价低的运动员则多表现为失意感增强，在应对策略上显得无能为力。
反映运动员心理状态的另一个指标是对社会支持的认知感。在本系列研究中比较一致地显示，成功退役个案的运动员通常表现为能很好地利用社会支持，而失败的个案通常是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个案分析表明，社会支持是运动员获得成功退役的重要原因。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行为事件的方面，更表现在及时的心理援助方面。心理的援助会增加运动员的自我评价，提升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可能性，从而获得更多的再就业机会[21]。
1.3 运动员退役应对策略
退役应对策略指运动员在退役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22]。一般理论认为，应对策略有积极应对和回避应对两种方式。所谓积极应对方式，指运动员在退役过程中遇到困难时，积极想办法寻求帮助和支持，以减少退役带来的焦虑感；而回避的方式主要反映在通过对注意的转移来达到减少退役引起的焦虑[17]。
运动员的退役意识通常表现在退役准备状态方面。处于退役准备状态的运动员会积极计划将来的职业发展和生活，在退役过程中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而有的运动员对有关退役问题则表现为不愿意想，在具体问题的处理方面，多采用回避的方式。这种退役处理的两种态度反映了运动员在退役问题上的两种策略，有关的退役研究认为，积极的退役应对策略表现为运动员通常会有很高的退役意识，寻求更多的方法为退役做好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准备；而回避的退役应对策略则主要表现为运动员不愿意谈论退役，依赖组织的安排[21]。
1.4 研究的理论基础框架
理论上，研究把运动员的退役作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来处理。与过去的退役理论不同的是，在考察运动员的退役问题时，基于运动生涯的概念把现役阶段和退役阶段联起来考虑，分成几个不同的时段，观察运动员的退役意识、心理状态以及应对策略之间关系[8,23-25]。根据这一理论构思，研究具体地把退役过程放到运动员的运动生涯中分成4个阶段，标记为现役运动员和退役运动员（图1）：
图1 运动员退役过程阶段图
这个理论框架把4个阶段分别定义为：
1.运动员阶段——运动员处在现役期，包括进入专业训练的初、中级运动员和高级（或优秀）运动员，主要特征是这些运动员不打算退役；
2.打算退役阶段——运动员处在现役期，但打算退役；
3.退役过渡阶段——运动员处在退役后的1～2年内；
4.退役后阶段——运动员退役在3年以上。
研究根据这个理论框架，把退役应对策略作为一个因素来考虑，关注运动员退役的应对策略是否会作用退役过程。具体地讲，积极的退役应对方式是否比回避的退役应对方式更可以改善运动员的心理状态，进一步，运动员退役的社会支持对于退役过程尤为重要。从笔者的相关研究分析中发现，成功的个案往往与及时的社会支持分不开，而失败的个案通常是缺乏社会支持的。所以，社会支持怎样作用运动员退役过程也是该研究关注的问题之一。最后，退役作为一个过程来考虑，在性别上应该有所差异。但是，目前没有研究指出，我国运动员的退役意识和心理状态在性别上反映了怎样的不同。所以，研究还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向浙江、江苏、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北京、上海、重庆等省（市）的现役或退役运动员发出了1000份调查问卷，共收回812份（回收率为81.2%）。经过整理，剔除不完全的无效问卷，最后获得789份（有效率为78.9%）。在这789名被试中，平均年龄为23.12岁(SD=8.01)，参加专业运动训练和比赛的平均年限为7.42年(SD=4.06)。其中，女运动员人数约多于男运动员，为405人（占总数的51.3%），平均年龄为22.28岁(SD=8.04)，参加专业运动训练与比赛的平均年限为6.97年(SD=3.72)；男运动员人数为384人（占总数的48.7%），平均年龄为24.01岁(SD=7.84)，参加专业运动训练与比赛的平均年限为7.89年(SD=4.34)。
这些运动员中，有7人曾在奥运会上获得过名次（占总数的0.09%），9人曾在世界锦标赛上获得过名次（占总数的1.10%），46人曾在一般国际比赛上获得过名次（占总数的5.80%），127人曾在全运会上获得过名次（占总数的16.10%），225人曾在全国单项比赛上获得过名次（占总数的28.50%），106人曾在省运会上获得过名次（占总数的13.40%），40人曾在省单项比赛上获得过名次（占总数的5.10%），10人曾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过名次（占总数的1.30%），有219人没有在以上任何比赛中获得过名次（占总数的27.80%）。运动项目包括体操、田径、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游泳、摔跤、柔道、技巧、射击、射箭、武术、散打、举重、花样游泳、沙滩排球、赛艇、击剑、蹦床、跆拳道、航模、摩托车、拳击等27个（表1）。
表1 运动员样本的基本情况一览表
退役运动员 现役运动员
男 女 总计 男
女总计
样本数量 132 117 249 252 288
540
年龄（岁）31.43±8.01 31.38±8.32 31.41±8.14 20.13±4.04 18.59±3.96 19.31±4.07
训练年限（年）9.57±4.07
9.06±3.53
9.33±3.83
7.01±4.22
6.53±3.85
7.42±4.06
退役年限（年）8.71±6.72
10.50±7.45 9.56±7.12 0.00 0.00 0.00
2.2 调查测试问卷
研究所用的问卷采用自我报告的问卷形式。问卷内容是基于运动员访谈的信息和有关的理论整合而成的，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基本信息组成，旨在了解运动员的一般情况，如年龄、性别、所在城市、运动项目、训练年限、运动成绩和退役现状等信息。
第二部分有3个方面：第一方面，了解运动员退役意识，包括运动员角色的认知和退役准备的认知；第二方面，了解运动员心理状态，包括现实生活的认知、人际交往的认知、自我评价、社会支持的认知、生活焦虑和生活孤独感；第三方面，了解运动员退役应对策略，包括积极应对和回避应对方式。
其中，第一方面的运动员社会角色认知的调查由7个问题组成，反映运动员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的认知强度，典型问题如“在很多场合下，我都认为自己是运动员”等；退役准备的认知部分有10个问题，反映运动员对退役准备的认知程度，典型问题包括“对于退役，我在心理上有所准备”等。
第二方面的现实生活满意度包括11个问题，反映运动员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满意程度，如“我的生活很幸福、满足和愉快”等；人际交往的认知有6个问题，反映运动员对自己的人际交往认知程度，如“与不认识的人在一起时，我常感到不自在”等；自我评价包括11个问题，反映运动员对自己的评价，如“我对自己很有把握”等；社会支持的认知有11个问题，反映运动员在生活中对社会支持的认知程度，如“在我最困难时，领导、亲戚和朋友会帮助我”等；生活焦虑有7个问题，反映运动员对自己生活的焦虑认知程度，如“我感到烦乱”等；生活孤独感由7个问题组成，反映运动员在生活中的孤独感认知程度，如“我的朋友不多”等。
第三方面的退役应对方式由7个问题组成，反映运动员在退役问题上的应对方式，包括积极的应对方式，如“关于退役问题，我会向亲戚和朋友寻求建议”等；回避的应对方式，如“关于退役问题，我会通过做其他事来寻求解脱”等。
第二部分的所有问题都是由1～5强度问卷来回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2.3 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检测
为了确定问卷的可用性，随机选取了40名运动员作为被试对象。对其内部一致性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运动员角色的а值为0.72，运动员退役准备认知的а值为0.69，现实生活满意度的а值为0.80，人际交往认知的а值为0.70，生活焦虑的а值为0.72，生活孤独感的а值为0.79，自我评价的а值为0.66，社会支持认知的а值为0.65，应对方式的а值为0.67和0.68。
一个月后对同样的40名运动员进行测试，重测的相关系数分别为：运动员角色的r值为0.82，运动员退役准备认知的r值为0.71，现实生活满意度的r值为0.77，人际交往认知的r值为0.80，生活焦虑的r值为0.78，生活孤独感的r值为0.70，自我评价的r值为0.74，社会支持认知的r值为0.79，退役应对方式的r值为0.69和0.71。
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检测结果表明：运动员角色的а值为0.70，运动员退役准备认知的а值为0.64，现实生活满意度的а值为0.81，人际交往认知的а值为0.69，生活焦虑的а值为0.73，生活孤独感的а值为0.80，自我评价的а值为0.64，社会支持认知的а值为0.62，退役应对方式的а值为0.66和0.69。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测试问卷的数据都符合统计意义的要求，这为后期的分析结果提供了信度和效度上的保证。
2.4 数据收集与分析
研究数据的收集是通过当面发放当面回收和通讯发放两种方式。被试在研究人员的指导下，仔细阅读问卷的引导语后，逐一完成以上两个部分，然后收回问卷（对于通讯发放的问卷是在当地研究人员的指导下完成并收回的）。数据的分析主要采用相关分析、回归预测分析和方差因素分析等方法，就运动员的年龄、训练年限、退役状态、运动成绩、性别等方面进行运动员角色的认知、运动员退役准备的认知、现实生活满意度、人际交往的认知、生活焦虑、生活孤独感、自我评价、社会支持的认知、应对方式等因素的分析。
3 结果
3.1 运动员年龄和训练年限的分析
首先将运动员年龄和训练年限作为考察基点，对各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Correlational Analysis)。分析结果表明，运动员角色的认知与年龄和训练年限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表2）。虽然，训练年限的相关关系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意义(r＝-0.06,P＞0.05)，但年龄与运动员角色认知呈现出一个有意义的关系(r＝-0.14,P＜0.01)。这一结果描述了运动员的年龄与运动员角色的认知有关系。进一步相关分析表明，退役准备的认知与年龄、训练年限之间存在着具有统计意义的正相关关系（分别为r＝0.20,P＜0.01和r=0.16，P＜0.01）。这些相关关系倾向于解释：随着运动员年龄和训练年限的增加，退役准备认知也会增加。
对运动员年龄与心理状态的相关分析还表明，年龄与生活的孤独感存在着有意义的正相关关系(r＝0.12,P＜0.01)，与自我评估存在着负相关关系(r=-0.09,P＜0.05），也就是说，运动员随着年龄的增加，孤独感增加，自我评估下降。虽然其有意义的相关关系在效应衡量方面表现较小，但这反映了高龄运动员的心理状态有下降的趋势。
另外，运动员年龄与退役应对策略的认知之间也存在着有意义的正相关关系（积极应对r=0.09,P＜0.05；回避应对r=0.09,P＜0.05）。虽然其有意义的相关关系在效应衡量方面表现较小，但反映了运动员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运用退役应对策略的认知也会增加的趋势。分析发现，运动员训练年限与应对策略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然而，随着训练年限的增加，社会支持的认知下降(r=-0.18,P＜0.01)，退役积极应对方式减少(r=-0.09,P＜0.05)。
表2 本研究被试的年龄、训练时间与退役意识和心理状态及应对策略的相关分析一览表
年龄 训练年限
运动员角色
-0.14** -0.06
退役准备0.20** 0.16**
生活满意度
0.040.01
人际交往 0.030.01
生活焦虑 0.060.01
生活孤独感
0.12** 0.03
自我评价-0.09* -0.04
社会支持 0.01
-0.18**
积极应对方式 0.09* -0.09*
回避应对方式 0.09*
0.05
注：*表示P＜0.05，**表示P＜0.01,n=783，下同。
这些分析结果的一种可能性解释是：一方面，年龄的增长意味着生理和心理逐渐成熟，增加了生活的经验和阅历；另一方面，年龄的增长是一种伴随生理机能影响运动能力的现象。当运动能力下降时，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运动员退役。这样，年龄增长的这两个结果会唤起运动员的衰老意识，增加退役意识，考虑退役应对策略。但是，训练年限不同于年龄，它主要反映运动技术的成熟情况。一般地说，训练年限越长，技能含量也相应越高。由于运动员开始运动训练的年龄和运动项目的特征都不同，训练年限的增长，很难衡量运动员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状况。年龄与训练年限在退役应对策略方面不一致的趋势可能反映了运动员样本中年龄和训练年限在心理成熟方面不一致的现象。分析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被试对自己运动员角色的认知减退，退役准备的认知也在增加。但是，高级运动员对自己运动员的角色认知并没有减少。虽然，他们也有退役准备的认知，但缺乏积极的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认知，也暴露了高级运动员退役教育的薄弱环节。
必须指出，在笔者的相关分析中，虽然以上关系显示了统计学上的意义，而且，这些对于我们认识运动员退役的心理规律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基于一个大样本的统计学意义，其效应值分析方法(Effect-size Approach)显示了较小的值域。作为定量研究，建议有关的预测研究今后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探索。
3.2 运动员退役应对策略方式的分析
了解运动员的退役应对策略与心理状态之间关系是本研究的重点之一。因素相关性分析(Correlational Analysis)的结果表明（表3）：积极的退役应对策略与运动员角色的认知、生活满意度、自我评价、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同时，积极的退役应对策略与生活焦虑和生活孤独感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些相关分析表明，积极的应对策略通常是增加自我评价，提高生活满意度和人际交往的认知程度，减少生活焦虑和孤独感。进一步对退役回避应对策略的分析发现，回避的应对策略只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显示了正相关关系。
表3 本研究被试的退役意识、心理状态和应对策略的相关分析一览表
2 3 4 5
678
910
1.运动员角色
-0.18** 0.26**0.01-0.17** -0.070.20**0.31**0.21**-0.01
2.退役准备 0.12**0.13** -0.14** -0.030.07
-0.060.04
0.14*
3.生活满意度 0.47**
-0.71** -0.44** 0.52** 0.30**
0.23** 0.09*
4.人际交往
-0.48** -0.49** 0.41** 0.12**
0.08* 0.03
5.生活焦虑 0.48** -0.52**-0.27** -0.18**
-0.05
6.生活孤独感
-0.45**-0.30** -0.18*-0.06
7.自我评价 0.35**
0.29**0.05
8.社会支持 0.54**0.05
9.积极应对方式0.04
10.回避应对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分析了运动员在对待退役问题上采用应对策略，结果发现运动员的退役准备认知与回避应对策略出现显著相关（表3）。然而，积极的退役应对策略与退役准备意识之间的相关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运动员在意识到退役的情况下，多数人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不是积极地应对退役过程。
为进一步确定运动员退役应对策略对心理状态的促进效应，有必要对两种应对策略进行绩效比较。运动员退役应对策略的相关分析表明，两种应对策略均与生活满意度的指标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样，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根据相关分析结果，积极应对策略的相关系数大于回避应对策略的相关系数(0.23和0.09)，分级多元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的方法被用来区别退役应对策略改善生活满意度的绩效。
对退役应对策略与生活满意度的变量进行建模，得出最佳回归预测模型：即以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输入到回归方程中，积极的应对策略作为独立变量首先输入到方程中，回避的应对策略作为独立变量第二步输入到预测方程中。结果显示，积极的退役应对策略对生活满意度的贡献率为5%的解释变化，接近中等效应值；当把回避的应对策略输入到预测方程中时，变化解释的贡献率仅为0.1%，不具统计意义（表4）。由此说明，积极的退役应对策略能更有效地预测生活满意度，而回避应对策略的调节效果则不大。也就是说，积极的退役应对策略有利于改善运动员的心理状态，而回避的应对策略虽然能提高生活的满意度，但效果相对较弱。以上分析比较了两种应对策略对改善心理状态的绩效，这对于进行运动员退役教育的指导尤为重要。
3.3 运动员退役想法与退役意识的分析
根据本研究的运动员退役过程理论框架，现役运动员中存在着打算退役和不打算退役两种状态。运动员打算退役意味着有退役的想法，但并不等于有退役意识。如前面讨论的，退役意识指运动员对自己社会角色转换的认知，是一个心理动力学过程，具有相对持续性特征，通常伴随刻意行为[6]。研究发现，退役意识可以通过退役准备改善心理状态（表3）。而退役想法是一个心理暂时概念，受心理状态的影响，通常是短时现象，不具有刻意行为。目前的退役研究中，没有报告表明是否打算退役的运动员会增加退役意识。如果打算退役的运动员有退役意识，那么，退役应对策略又是怎样的。
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实施有效的退役干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为了解以上问题，对打算退役和没有打算退役的两组运动员进行退役意识和应对策略的分析。首先，将自我报告打算在一年内退役的和不打算退役的现役运动员进行分组。退役意识由运动员角色的认知和退役准备的认知组成因变量（表5）。多变量方差分析(MANOVA)表明，退役意识存在一个主效应，F[2,503]=33.45,P=0.00＜0.01,Wiks'Lambda=0.88,ES=0.12。进一步对各分量指标的一元分析(Univariate Tests)显示，运动员角色的认知(F[1,505]=36.71,P=0.00＜0.01,ES=0.07)和退役准备的认知(F[1,505]＝34.60,P=0.00＜0.01,ES=0.06)均达到显著效应。分析结果说明，打算退役的运动员比不打算退役的运动员具有更低的运动员角色认知，而且，有更高的退役准备认知（表5）。
对两组运动员的应对策略进行分析。多变量方差分析(MANOVA)表明，应对策略存在一个主效应，F[2,521]=4.52,P=0.01＜0.05,Wiks'Lambda=0.98,ES=0.02。进一步对各分量指标的一元分析(Univariate Tests)显示，积极应对(F[1,523]＝2.99,P=0.08＞0.05,ES=0.01)没有意义，但是，回避应对(F[1,523]=4.48，P=0.04＜0.05,ES=0.01)达到显著效应。分析表明，在打算退役的运动员和不打算退役的运动员之间引起应对策略差异的原因是：打算退役的运动员在对待退役问题上比不打算退役的运动员更多地采用了回避的应对方式（表5）。然而，这种应对方式很可能对心理状态的改善效果不显著（表4）。分析结果建议我国运动员在处理退役问题上需要进行正确地引导。
3.4 运动员退役的性别特征分析
国外有关退役研究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性别特征在退役过程中的影响[26]。由于社会文化的影响，男女性别差异造成的社会角色的不同，使男女运动员在退役过程中会体验到不同的心理状态[27,28]。但是，我国有关的研究还没有报道过这方面的结果，以至很难在退役问题上对性别特征有真正的认识。为此，本研究对我国运动员退役问题的性别特征进行分析。
首先，对调查样本的性别年龄和训练年限等情况做基本的分析。表6表示退役运动员和现役运动员在性别方面反映的年龄和训练年限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系列的2（性别）×2（服役现状）两路方差分析(Two-way ANOVA)显示，年龄在退役的纬度上有一个主效应，F[1,788]=772.68,P=0.00＜0.01,ES=0.50；但年龄在性别纬度上的效应没有意义，F[1,788]=3.39，P=0.07＞0.05,ES=0.004；两纬度上的相互作用也没有意义、F[1,788]=2.93,P=0.07 ＞0.05,ES=0.004。进一步研究表明，训练年限在退役和性别的纬度上分别有一个主效应，F[1,788]＝87.73,P=0.00＜0.01，ES=0.10;F[1,788]=5.71,P＝0.02＜0.05,ES=0.01；但在两纬度上的相互作用没有意义，F[1,788]＝0.43,P＝0.51＞0.05,ES=0.001。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男女退役运动员在年龄和训练年限方面都比现役运动员要长，但是，男运动员的训练年限通常要比女运动员长（表6）。
其次，为了解退役运动员与现役运动员在性别方面反映的心理状态差异，采用2（性别）×2（服役现状）两路多元方差分析(Two-way MANOVA)的方法，分别对积极的心理状态模式和消极的心理模式进行分析（表7)。分析积极的心理状态模式结果表明，性别和退役状况的因素分别有一个主效应，F[5,690]＝2.40,P=0.04＜0.05,Wiks'Lambda=0.99,ES=0.02;F[5,690]=2.53,P=0.04＜0.05,Wiks'Lambda=0.99,ES=0.02。但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效应没有意义，F[5,690]=0.78,P=0.54＞0.05,Wiks'Lambda=0.99,ES=0.01。
进一步对性别的心理状态分指标进行一元分析(Univariate Tests)表明，除生活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外(F[1,703]=6.44,P=0.01＜0.05,ES=0.01)，其他各指标都没有差异。对退役状况的心理分析表明，各分指标也都没有差别。分析结果显示，男运动员在积极的心理状态方面要优于女运动员，主要反映在男运动员对生活满意度较高。总体上讲，退役运动员在积极的心理状态方面要约优于现役运动员（表7）。
同样，对消极心理状态模式的分析表明，性别和退役状况的因素分别有一个主效应，F[2,755]=6.34,P=0.00＜0.01,Wiks'Lambda=0.98,ES=0.02;F[2,755]=9.04,P=0.00＜0.01,Wiks'Lambda=0.97,ES=0.02。但是，相互作用的效应没有意义，F[2,755]=2.91,P=0.06＞0.05，Wiks'Lambda＝0.99,ES=0.01。对性别心理状态分指标的一元分析(Univariate Tests)表明，生活焦虑存在差异(F[1,756]=8.80,P=0.00＜0.01,ES=0.01)，而孤独感没有差异(F[1,756]＝0.06,P=0.80＞0.05,ES=0.00)。另外，对退役状况心理状态分指标的一元分析(Univariate Tests)表明，生活焦虑和孤独感分别存在差异(F[1,756]=4.21,P=0.04＜0.05,ES=0.01;F[1,756]=4.97,P=0.03＜0.05,ES=0.01)。性别与退役状况的相互作用分析发现，生活焦虑也存在差异(F[1,756]=5.55,P=0.02＜0.05,ES=0.01)。分析表明，女运动员的生活焦虑要高于男运动员，现役运动员的生活焦虑要高于退役运动员，而女现役运动员的生活焦虑表现为最高（表7）。
以上分析表明，在退役问题上，现役运动员的心理问题反映在性别的差异上，也就是说，现役女运动员通常体验相对高的生活焦虑。这样，有必要了解运动员在应对策略方面的性别特征。采用2（性别）×2（服役现状）两路多元方差分析(Two-way MANOVA)的方法，对应对策略进行分析（表8）。分析结果表明，性别的因素有一个主效应，F[2,761]=3.80，P=0.02＜0.05,Wiks'Lambda=0.99,ES=0.01，但退役状况和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效应都没有意义。
进一步分析，对性别应对策略指标的一元分析(Univariate Tests)表明，只有回避的应对方式存在差异(F[1,762]=7.48,P=0.01＜0.05,ES=0.01)，而积极应对方式的指标不具统计意义。分析结果说明，女运动员在退役问题上比男运动员更多地运用回避应对的方式（表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运动员的应对策略效率不如男运动员，这可能是解释女运动员的生活焦虑高于男运动员的原因之一。
4 讨论
研究基于退役过程理论，把运动员的退役作为一个过程来考虑。考察分为运动员阶段、打算退役阶段、退役过渡阶段和退役后阶段4个时期，标记为现役运动员和退役运动员，观察运动员的退役意识、心理状态以及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根据这一理论构思对运动员的退役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
通过对全国789名运动员（其中，退役运动员249名，现役运动员540名）的调查研究，发现运动员随着年龄和训练年限的增加对自己的运动员角色认知会下降，退役准备的认知会增加；产生退役的想法与生活的心理状态有关。当心理状态下降时，如自我评价下降、生活满意度下降、生活焦虑和孤独感增加等，可能使运动员感到自己的运动员角色受到威胁，产生退役的想法。但是，对于高级运动员来说，退役意识的增加趋向于与运动员角色认知无关。
研究还发现，运动员退役的应对策略对于调整心理状态尤为重要。通过对积极的应对策略和回避的应对策略进行比较，发现积极的应对策略更能增加自我评价、生活满意度，降低生活焦虑和孤独感，而回避的应对策略虽然能改善心理状态，但效果不是很明显。同时，研究发现，运动员中采用回避的应对策略多于积极的应对策略。尤其是女性运动员采用回避的应对策略更为突出，这种回避的应对策略通常表现为运动员不愿意去想退役的问题，所以，也反映出女性运动员的生活焦虑普遍高于男性运动员。由此暴露出运动员在对待退役问题上还缺乏正确的处理应对策略的方法。
根据研究理论框架，调查还对运动员阶段的退役意识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打算退役的运动员主要反映在运动员角色的认知下降，退役准备的认知增加。对打算退役运动员的心理状态进行分析，发现这些运动员在自我评介、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支持的认知方面，都表现出差于不打算退役的运动员，而且，生活焦虑和孤独感明显增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多数运动员一般都是采用回避退役问题的应对策略，这可能是导致运动员无法处理自己实际生活变化的原因，引起心理状态朝着负面方向发展。研究结果认为，我国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对运动员进行必要的退役心理辅导，使运动员缺乏有关的退役知识和合理的应对策略。
通过对我国运动员退役的性别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女性运动员的退役心理状态要比男性运动员差，主要反映在女性运动员对生活的满意度不高、生活焦虑增加等，特别是现役女性运动员的生活焦虑最高。研究进一步比较了退役运动员和现役运动员的生活心理状态，结果显示，现役运动员的生活心理状态并不乐观。总体上讲，现役运动员在心理状态的调节方面还不如退役运动员，特别是在生活焦虑方面普遍高于退役运动员。但是，退役运动员反映的孤独感高于现役运动员。调查分析认为，现役运动员的生活焦虑可能是来自竞技训练和比赛的压力。通过走访一些运动员了解到，我国运动员通常是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训练与比赛中，生活相对比较简单，主要内容是完成比赛和训练任务。所以，生活的压力多来自比赛和训练，对孤独的敏感不是很大。而对于退役运动员来说，生活中社会交流的内容增加了，但由于长期的集中训练生活使自己的社会圈子变得很小，社会适应的能力也相对较低。这样，在心理需求增长与实际能力形成反差的情况下，就会感到孤独。
进一步对女性运动员的运动生涯进行比较，发现一般要比男性运动员短，这可能是引起生活焦虑的原因之一。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由于女性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女性运动员的家庭归宿感要强于男性运动员，同时，女性运动员在职业的选择方面受社会认可度的限制，这些生理的和社会的因素都可能成为女性运动员的认知压力源，从而增加生活的焦虑感。通过对男女运动员的应对策略分析发现，女性运动员主要采用回避的应对策略来处理退役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运动员的消极成分。这些发现建议退役教育应该要有区别地对待，特别应关注女性运动员的退役过程。
最后，必须指出，在研究运动员退役过程中，虽然本研究调查运动员退役心理特征和应对策略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了统计学上的意义，而且，这些发现对于我们认识运动员退役的心理规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本研究统计结果的效应值普遍偏小（除少数效应值达到中等效应以上外，多数都在小的效应范围内），作为定量研究，笔者建议调查的结论更适合反映当前我国运动员退役的一些现状特征，还不具备预测意义上的结论，有关的预测研究还需要今后进一步进行探索。
收稿日期：2006-04-05；修订日期：2006-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