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乾道、淳熙年间理学传衍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理学论文,年间论文,传衍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6）04—0127—07
南宋晚期，周密说：“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1](卷11《道学》)。永嘉学派之中坚叶适亦云：周程之学，“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2]264 他们深切地体察到那个时代的思想脉搏和学术倾向，所言应该说是有根据的。较之以往，乾道、淳熙年间确是理学传播史上的黄金时代。李心传云：“自秦桧死、学禁稍开，而张忠献公为桧所忌，谪居连、永间者十有余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学为可用。然桧之余党相继在位，国论尚未正也。惟山林之士不以荣辱贵贱累其心者，乃克好之”[3](卷5《晦庵先生辞免进职状》李心传按语)。张浚是高宗朝的元老重臣，以他的人望对当时的士宦风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孝宗即位后，对各种学术派别采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但并不摈斥理学，相反，在其登基之初，在大臣的影响下，他似乎非常快地接受了理学的说教。乾道三年（1167）刘珙对孝宗论圣王之学，说“盖天下之事无穷而应事之纲在我，惟其移于耳目，动于意气，而私欲萌焉，则其纲必弛而无以应夫事物之变。是以古之圣王无不学，而其学也，必求多闻，必师古训，盖将以明理正心而应万事之纲也。此纲既立，则虽事物之末，千变万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4](卷46) 刘珙此论与后来朱熹之说宁宗如出一辙，是理学之所理解的内圣外王之学。孝宗对此亦极称善。在朝廷较为宽容的文化政策的庇护下，这一时期，理学名家辈出，步入辉煌之境地。朱熹、张栻、吕祖谦影响尤大，时称“东南三贤”。“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5](卷51《东莱学案》) 全祖望在此又以陆九渊为彼时学术巨子，事实上，以上四位新儒学巨匠主要的学术创见及其活动都是在乾淳之际完成或开始的。
一、金华学派的传播
吕祖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吕氏家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他们前后相继，形成了独特的吕氏家学传统，那就是调和斟酌，平易近切。“以关、洛为宗，旁稽载籍，心平气和，不立崖异。”[6](卷434《吕祖谦传》)，这在以排异端，斥俗学为己任的南宋理学中是别具一格的。全祖望称誉道：“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5](卷51《东莱学案》) 早在乾道二年（1166），吕祖谦便开馆授学。乾道五年，添差严州教授，知州事恰好就是张栻，两人久仰对方高名，此时相见，共同交流治学心得，彼此钦佩不已。在张栻的有力支持下，吕祖谦大力整顿严州书院，精心制定了一套严州书院学规，教养了一批学人。第二年，吕祖谦又被朝廷从严州召还，出任太学博士，讲学于中央最高学府。乾道八年，吕祖谦任秘书省正字，主试礼部，于众多考生中独识陆九渊。称象山“淳笃劲直，辈流中少见其此。”[7](卷7 《与汪端明》) 陆九渊则赞东莱“聪明笃厚，人人自以为不及。乐教导人，乐成人之美，近世鲜见。”[8](卷5《与吕伯恭》)
吕祖谦对理学在乾淳之际的扩展有推波助澜之功。淳熙二年（1175），他曾入闽拜访朱熹，在朱熹的“寒泉精舍”留住十余日，共同编定《近思录》，此书按专题收录北宋以来理学名家的精辟论述，对理学的传播贡献很大。当吕祖谦归浙时，朱熹亲自送行，抵江西上饶鹅湖寺，吕祖谦为调和朱陆之间的理论分歧，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这就是理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此事不仅在当时传为美谈，而且在理学发展史也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吕祖谦对理学传播的最大贡献。淳熙六年（1179），吕祖谦协助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并应朱熹之请，作《白鹿洞书院记》。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素以“杂博”著称，相对于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而言，表现出鲜明的折中调和色彩。他既与朱熹友善，又与陆九渊相契甚深。这在同时代的理学家中是一独特的现象。在思想及其一般表述上，吕祖谦兼取朱、陆的痕迹相当明显，这主要表现在他对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理论兼容，同时将理、心作为其哲学的基本范畴，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较为浓厚的二元论倾向。他首先确认了理之存在的普遍性，将遍在的、为万物之存在原因的理作为世界的本原，本体的理统摄现象全体，是万物之终极统一的原点。在这种认识的同时，吕祖谦又提升了心范畴，并使之与天理并列，作为主体性概念的心又被注入理的意义，而确认了其本体地位。理与心既不互待，也就不相离为二。这种理论处置，消解了理的外在性或超越性，被纯粹还原为切己的存在了。
吕祖谦对宋代学术思想史的贡献在很大方面是其所代表的婺学。实际上已构成“金华学派”这一以地望为纽带联结的学者名儒集团，且传承达400年之久。 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5](卷60《说斋学案》) 这段话，有两个方面的蕴义：其一，南宋学术吕、朱、陆三家，都不以地望为纽带相联结，惟独浙学一家，其分支金华、永康、永嘉都是以地望名派；其二，乾淳之际，不仅性命之学由此而盛，即是事功之学和经制之学亦由此而盛，而后两种学术派别在很大意义上是以矫制性命之学的缺憾和弊端而立意的。就学术思想发展的多样化角度而言，乾淳之际是一个兼容并包，思想宽容度较大的时代，东莱“文学术业本于天资，习于家庭，稽诸中原文献之所传，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滞。”[5](卷51《东莱学案》) 他与弟祖俭在居金华武义之明招山丽泽书院讲学时，四方之士争趋之，与朱熹、张栻共同倡道于东南，形成鼎足之势。以“婺学”名世的金华学派，开创者除东莱兄弟外，还有从弟祖泰，东莱之子延年，侄乔年、康年，在丽泽书院亲聆东莱兄弟教诲的弟子，较著名的有叶
，葛洪、乔行简、时澜、巩丰等，均一时之人杰。明代郑柏的《金华贤达传》载有自南朝粱至明代的婺州学者名儒133人，吕祖谦之后有105人，或多或少地均与东莱有思想传承上的渊源。“婺学”之影响还波及浙东等地，黄震为东莱门人辅广的三传弟子，是有宋一代理学思想的总结者，王应麟是“得吕学之大宗”者，他曾师从东莱高弟楼钥，应麟“论学盖亦兼取诸家，然其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5](卷85《深宁学案》)。袁桷“初从王应麟讲求典故制度之学，又从天台舒岳祥习词章，既又接见中原文献之渊懿，故其学问核实精深”[9](卷8《袁文清公墓志铭》)。婺学影响又推扩至邻省江西、福建。江西庐陵人刘靖之、刘清之兄弟，为东莱同调，创清江学派，刘清之罢官严陵后，“亟至东莱吕公书院讲论经义，留数月乃去”。[5](卷59《清江学案》) 丽泽书院的生徒，福建人不少，他们学成以后，都在福建传播东莱之学。
二、湖湘学派的创立与发展
张栻是南宋重臣张浚之子，自幼接受家学，既长，遵父命从胡安国之少子胡宏问原于衡山，史称“衡麓之教”。胡宏对张栻是十分欣赏的：“敬夫特访陋居，一见真如故交，言气契合，天下之英也。见其胸中甚正且大，日进不息，不可以浅局量也。河南之门，有人继起，幸甚辛甚。”[10](《与孙正儒书》) 张栻自此益自奋励，以成圣成贤自期，并作《希颜录》以明志。张栻是南宋形成于湖南长沙一带的一个地域性理学学派——湖湘学派的主干人物，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南轩学案》中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而张栻的主要学术活动和思想创见亦完成于乾道、淳熙年间。孝宗即位之隆兴元年（1163），锐意恢复，起用张浚，开府治兵，都督军事。张栻亦以荫补官，辟宣抚司都督府书写机宜文字，除直秘阁。他内赞密谋，外参庶务，甚得同僚器重。同年与朱熹首次相见。隆兴二年张浚病逝，张栻护丧归潭州，行至豫章（南昌），朱熹与张栻作三日长谈，相知甚深。朱熹称赞张栻“名质甚敏，学问甚正”。此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就共同关心的理学问题交流看法。
乾道元年（1165）。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之聘，主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众。次年，又同时兼教潭州城南妙高峰之城南书院。至此，张栻往来于湘江两岸，聚徒讲学，传道授业，宣传理学，从而逐步形成并确立了具有自己学术特点的湖湘学派。此年，朱熹由其弟子陪同，从福建崇安启程，亲往长沙与张栻会晤论学。这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和张拭为代表的湖湘学之间的一次大讨论，是影响朱熹思想发展的一件大事。在理学史上的意义可谓仅次于“鹅湖之会”。乾道五年（1169），张栻晋见孝宗时试图以理学言论说劝孝宗曰：“先王所以建功立事，无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诚足以感格天人之心也。陛下试深察之：日用之间，念虑云为之际，亦有私意之发以害吾胸中之诚者乎·有则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无所间杂，则见理必精，守义必固，天人之应将不待求而得矣。”[4](卷47) 孝宗却并不接受这样的规劝，张栻试图打动人主之心，借朝廷之力推行理学的意图完全落空，但他并未放弃这种努力。乾道六年，张栻任吏部侍郎兼侍讲，尽管立朝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在召对六七次中所进言皆为修身务学，畏天恤民，抑侥幸，屏谗谀之类的理学说教，因而招致宰相的不满和近臣的不悦，于是又被排斥离朝。淳熙元年（1174），张栻静江府（广西桂林市），经略安抚广南西路。在静江学宫设立周敦颐、二程“三先生祠”并为之作记，表彰三人在理学宗统中的地位。淳熙五年（1178），又因治理静江有政绩，张栻受诏政知江陵府（今属湖北）。
张栻是湖湘学派的奠基者，又是蜀中理学之干臣，对南宋时期四川理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宋元学案》卷七十二《二江诸儒学案》载有张栻门生16人，其中14位是川籍。他们在四川讲授南轩学说，扩大了蜀中的理学群体。“南轩先生讲学湘中，蜀人多从之。”“自宇文挺臣（绍节）、范文叔（仲黼），陈平甫（概）传之于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裳）、杨浩斋（子漠）、程沧州（公许）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宜公之绪[5](卷72《二江诸儒学案》)。杨东莼“南轩之学，盛行于湖湘，流衍于西蜀”[11]233 的评语十分恰当地勾勒出张栻学说的传播范围。
张栻一生，未至知天命之年，居官十余载，大都在地方州府任上，先后曾知严州、彭州、静江、江陵诸州府，每到任，除民政设施外，最关心的是兴办地方学校，其中以静江府尤盛。为提倡兴学，他先后为地方州府撰写了不少“学记”，加以鼓吹，如《南康军祠堂记》、《韶州祠堂记》、《道州祠堂记》均为表彰理学名臣之思想业绩，张栻在乾淳之际的地方官生涯，为其传播理学，扩大理学思想在地方士人中的影响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录》卷十三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义利之间而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其剖析精明，倾倒切至，必竭两端而后已。所至郡，必葺其学，于静江又特盛。暇日召诸生，告语不倦，民以事至庭中者，亦必随事教戒，而于孝悌忠信，睦渊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说，必屏绝之，独于社稷山川、古先圣贤之奉，为之兢兢，虽法令所无，亦以义起，其水旱祷祠，无不应也”。虽有过誉之处，但大体上还是可信的。
二程、张载以来，理学存在过分注重抽象哲理思辩的倾向，使得儒家本来所具有的注重道德实践和经世致用的传统隐而不彰，张栻有见于此，便提出了一种由人道而及天道，以心性论为核心的本体论，试图从日用伦常和经世活动中获得一种本体性的依据，建立一种“体用该贯”的学说。他认为，体现在人伦世事中的本体应是“性”，“太极即性”。属于人道范畴的“性”就是最高本体。性统帅理、心，理不过是规则，心不过是活动，性决定规则和活动。性并非外在于人身，成为一种孤立的实体，性就存在于人的情、欲等感性心理之中，情、欲的合理表现，“中节”就是合乎性体，反之，则是需要摒弃的“不中节”的邪欲，这就肯定了合理的人欲的存在，成为他主张“养民”、“恤民”政治理论的基石。
三、闽学学派的形成与拓展
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的学术活动与思想创见的形成过程亦主要完成于乾道、淳熙之际，少年时代，朱熹主要是从学于其父朱松（程门三传弟子）和胡宪、刘勉之、刘子翚。青年时代则先后四次拜见其父同门友人李侗，造成了思想上的大转向，朱熹承认自己在会晤李侗之前，出入于经传，泛滥于佛老，无所底止。自见李侗之后，乃知向日从事佛老之说皆非，为学始就平实。
乾道年间是朱熹学术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也是其思想理论体系最终确定的时期，乾道三年（1167）秋，朱熹访张栻于长沙，留两月方归，这次朱张会晤，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有重大的关系。他们讨论的关于“太极”的问题，关于“中”“和”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是朱熹理学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在张栻的启发下，乾道五年（1169，己丑年）朱熹思想有重大的转变，后来他把此次观点之调整称为“己丑中和之悟”，将此之前的观点称为“中和旧说”，此后的观点称为“中和新说”，至此，朱熹的思想基本趋于成熟。
乾道年间，朱熹编辑并撰述了大量的理学论著，《程氏遗书》、《程氏外书》、《八朝名臣言行录》均于此间编辑完成；《资治通鉴纲目》、《西铭解义》、《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亦撰述并完成于此阶段。乾道九年（1173）《伊洛渊源录》成。这部书是宋代理学学术史的重要著作，溯源探流，反映了理学的产生和变化。朱熹回顾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发展的经历，讨论二程的学脉，进而建立道统的体系。他首先论定二程学术是继孔孟的正统，程氏兄弟继承孔孟学说，又把孔孟之道推至一个新境界，建立了理学的根基。《伊洛渊源录》尽管也展现了与伊洛之学有关的其他学派的渊源所在，但毕竟未将它们推崇为同是承接孔孟之道的道统之正宗，这就为朱熹本人直接二程之学统做出了一个明显的铺垫，乃至后人有云：“二程固大有功于圣门，而晦翁尤大有功于程子。”[12](卷330) 《伊洛渊源录》在南宋之后理学主导地位稳固之后，几为士子为学必读之书，影响甚巨。
淳熙二年（1175）夏，吕祖谦采晤朱熹于武夷山中的寒泉精舍，共编《近思录》。又与陆氏兄弟讲论于江西鹅湖，门人从行者数十人，影响颇大。淳熙六年（1179），朱熹在知江西南康军期间，复建白鹿洞书院，授徒讲学于其间。淳熙七年，朝廷因天旱讲求荒政，朱熹应诏上书直谏，以为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并敦劝孝宗“亲贤臣，远小人”。暗示孝宗左右近习用事，小人之尤者众多，孝宗大怒，幸有力者辩解，得免于罪。但这为孝宗疏远理学埋下了根基。淳熙八年，朱熹出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但唐被权臣相护，只夺其所任而已。从此，朝中宰执之臣又不满于朱熹之言行，晦翁深感其道难行，乃坚决辞去官职，退而从事著述与讲学。淳熙十年，武夷精舍成，四方士友，来学者甚众。从淳熙九年至十五年，朱熹先后与陈亮、陆九渊进行论辩，其尝言，海内学术三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这些辩论对朱熹在学术思想界正统地位的获得，至关重要。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攻击朱熹假称道学，欺世盗名，诋朱之论渐趋高涨。是秋，朱熹又对孝宗上正心诚意之说，孝宗深厌之。不过，朝廷对朱熹的排斥和政治打击，反而有助于扩大他的思想影响，提高他在思想学术界的地位。在这之后的庆元党禁即是明证。
南宋乾、淳之际，是理学发展时期，黄震亦认为此时理学主要有三大家：“乾淳之盛，晦庵、南轩、东莱三先生。独晦庵先生年最高，讲学最久，尤为集大成者”[12](卷39)。在朱熹，张栻，吕祖谦三大家中，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门人黄榦在所撰《行状》中突出了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黄榦对朱熹的推崇，不是他个人的私见，而是理学家的公论，稍后的魏了翁，也有相似的看法。清代全祖望从学术史的褒扬朱熹：“致广大，尽情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5](卷48《晦翁学案上》)。在全氏看来，象山之学与水心之学总归于偏颇，只有朱熹的学问，极其广大，极其精微，是宋以前百代学术思想的总结。
朱熹在世时，闽学已形成比较严密的学术派别，数百名朱熹门人分别来自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四川、湖北、广东、河南、山西等地，朱熹殁后，他们大都回到原籍，分散在各地传播闽学。清代黄百家在论述朱熹的浙籍门人辅广传播闽学的情况时说：“所传之学，蜀则有魏鹤山了翁；闽则有熊勿轩禾、陈石堂普；吾东浙自韩恂斋翼甫传子庄节性，余端臣再传，而有黄文洁震”[5](卷64《潜庵学案》)。这就是说，辅广的弟子，既有四川的魏了翁，又有浙江的韩翼辅及其子韩性、余端臣、黄震，传播的区域是广泛的。而魏了翁在蜀中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6](卷437《魏了翁传》) 魏了翁还曾闻道于朱熹及门弟子江西籍的李燔，此人被朱熹赞许为“交友有益，而进学可畏；且直淳朴实，处事不苟。他日化斯道者必燔也。”[6](卷430《李燔传》) 又应九江郡守之请“为白鹿洞书院堂长，学者云集。讲学之盛，他郡无比。”[6](卷430《李燔传》)，朱熹门人大都像辅广、李燔这样在各地传播闽学，从而闽学流传至全国。
在朱熹门人传播闽学的过程中，黄榦居首要地位，他以得朱熹之遗命自任。以孟子辟杨墨自励。他亦曾讲学于白鹿洞书院，“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至于借邻寺以处之。”[6](卷430《黄干传》) 黄百家的总结性评语云：
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5](卷83《双峰学案》)
黄榦的门人金华“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继承并发展了朱熹训释儒家经典的传统，扩大了朱学的影响。“双峰（饶鲁）亦勉斋之一支也，累传而得草庐”[5](卷83《双峰学案》)，江西闽学之源流，亦以黄榦为纽带。闽学之流传于北方，亦与黄榦曾知德安（今湖北汉阳）有关，元初理学北传之关键人物赵复即为德安人。由此可见，全国各地初传之闽学，大都出于黄榦之门。
朱熹其他最亲近的弟子，尚有蔡元定、蔡沈父子。元定与朱熹义兼师友，与理学宗旨多有发明，惜乎其殁于朱熹之前。蔡沈对理学传播之贡献，前人与时贤罕论及之，其实，蔡沈作品《书集传》《洪范皇极》于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书集传》以理学正统思想讲解《尚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科举考试规定《尚书》用蔡沈的注释，这样一来，它与《四书集注》、《诗集传》、《春秋胡氏传》等成为设科取士的标准读物，极大地扩展了朱熹学派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
四、心学学派的崛起与活动
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创始人陆九渊虽然未被学术史著作看作与“东南三贤”并重的思想大家，但他在中国思想史与理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陆九渊的学术活动主要也是在乾道、淳熙年间进行的，思想体系的构建大约定成于淳熙之末、绍熙之初。
乾道八年（1172），陆九渊考中进士。回家后，即辟旧屋“槐堂”为讲堂。讲学三年。这可以说是陆九渊确定其基本思想的时期，江西陆学的基本规模亦由此奠定。
淳熙元年（1174），陆九渊授靖安县主簿，由此开始其仕宦生涯。翌年应吕祖谦之邀，与朱熹会于江西上饶之鹅湖寺，就“为学之方”展开讨论，史称“鹅湖之会”。淳熙六年（1179），授崇安县主簿，后访朱熹于江西南康，登白鹿洞书院讲席，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感动流涕，朱熹亦再三称叹，并以其讲义刻石纪念。由此可见陆九渊在当时的思想界已赢得一定的地位。
淳熙九年（1182），陆九渊除国子正，在国学讲学一年，将自己的思想引入全国最高学府，对扩大思想的辐射面是相当有利的。他主讲的科目主要是《春秋》，重点是严夷夏之辨，明民族大义。这在当时更是士子讨论的热门话题，对确立陆九渊的思想界领袖地位大有裨益。淳熙十二年（1185），陆九渊归故里。此时“学者辐辏愈盛，虽乡曲长老，亦俯首听诲，言称先生。先生悼时俗之通病，启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惩，跃然以兴。每诣城邑，环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观寺，县大夫为设讲座于学宫，听者贵贱老少，溢塞涂巷。从游之盛，未见有此”[8](卷33《象山先生行状》)。陆九渊于此广开民众讲学之风，开辟宋代儒学之新景象。
淳熙十四年（1187），陆九渊登贵溪应天山讲学，门人结庐以迎，乃于此地筑精舍而居，此山形如巨象，故易名为象山，并自号象山翁。象山讲学共有五年，四方学者云集，在此期间，是陆九渊文化生命的鼎盛时期，亦是最辉煌时期，许多重要的论学书信俱成于此一时期，包括著名的与朱熹辩论“无极太极”的书信。通过这些讲说和辩论，陆九渊的心学体系确然成立。他在承认理为宇宙本体的同时，再三强调理不是外在于人身的，“吾心”与“理”通融为一，心与理一样，同属本体，同是一种形上的伦理性的实存，伦理实践的最后依据也植根于主观内在的心灵世界。他所倡导的发明本心的工夫，也就注重发明的内在之善性，彰现其内在的普遍的伦理精神，而关键则落实在让人们确立内在的道德信念，保持精神人格的主宰地位。
陆九渊之学的影响南宋时主要在江西和浙江两地。江西之及门弟子，史称“槐堂诸儒”。浙江者，以“甬上四先生”为代表。大致说来，“槐堂诸儒”对陆派门庭的确定和陆学的传播居功至伟，而“甬上四先生”则在思想学说方面对陆学有进一步的阐发与扩充。
“槐堂诸儒”是指从学于金溪槐堂书屋和贵溪象山精舍的陆九渊弟子。傅梦泉、邓约礼、傅子云、黄叔丰四人最为知名。但槐堂四弟子学术根基较浅，于陆氏思想殊少发明，他们对陆学初期发展的贡献不在学理的阐发上，而在以实际行动确立陆派门庭，传播陆学思想方面表现出来。他们所到之处，皆寓教于政，创立斋舍，宜讲陆学，极大地扩展了陆学的影响空间。在陆九渊去世后，“槐堂诸儒”竭力为他争取正统地位。嘉定十年（1217），陆九渊获得“文安”的谥号，这是得到上层社会承认的一种标志。
“甬上四先生”指的是杨简、袁燮、舒磷、沈焕四人，他们不仅是同里，而且“师同门、志同业”，对陆学的初期发展做过很大的贡献。但其思想仍各有特色，文天祥以文学手法表述道：“广平（舒磷）之学，春风和平，定川（沈焕）之学，秋霜肃凝。瞻彼慈湖（杨简），云间月澄；瞻彼洁斋（袁燮），玉泽冰莹。源皆从象山弟兄，养其气翳，出其光明”[13](卷12《郡学祠四先生文》)。一般说来，杨简发展了陆氏之本心说，具体实践了陆氏“六经注我”的为学方法。但这种对心学的纯化和扩展，实际上又是在向禅学靠拢。而其余三人为学则以“平实”著称，有折中朱陆之倾向，但从总体上而言，他们在淳熙及其之后的学术活动都是在张扬陆学，扩展陆学的影响空间。
相对宽松的学术与思想环境是乾道、淳熙（1165—1189）之时理学获得重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宋孝宗在位时，在学术政策上无明显的偏向。各种学派形成自由发展、百家争鸣的学术格局。朱熹撰于淳熙十四年（1187）的《学校贡举私议》说：“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所以讨论儒家经典，当综合诸说，博采众家，如“论《易》当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论《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论《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王安石、吕祖谦；论《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春秋》则孙复、程颐、胡安国。[14](卷69) 朱熹的这种要求，也正是当时诸家蜂出，思想自由之明证。而理学传播之获得突飞猛进之发展，亦别有特殊之原因。经北宋“元祐党禁”，南宋“绍兴学禁”两次政治对理学的干预，理学在孝宗即位后，获得了一次再生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出现，是一个由综合因素导致的结局，是具备着意识形态中心与学术思想流派双重本质的儒家经典解释学自身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而出现的一种复杂的纠缠着政治与学术双重因素的产物。理学作为一种儒家经典解释学流派直至此时还处于非主流的地位，还处于不为时君所用的境地。而当时的统治阶层对究竟选择哪一种思想体系更有利于政权与其自身的稳固，则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选择过程，即使这种思想体系创造出来以后，也往往不被统治阶层所认同，因为统治阶层会认为，维护有效的统治，巩固自身政权，仅孔孟之道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创造新的思想体系，他们对思想领域中的新东西，往往有一种不信任感甚至恐惧感，惟恐新的思想体系的出现会导致统治思想的混乱，进而引起社会的混乱，从而动摇政权本身。自北宋熙丰以来，儒家经典解释学的主流派是荆公新学，新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有着凌驾于作为某种儒家学说的学术思想流派之上的优势。主流派由于满足了统治者的思想统治需要，成为思想学术之正宗。但是，南宋立国后，新学受到冷落，作为非主流派的理学乘势而起，在孝宗、乾道、淳熙之际得到极大的传播。不过，此时理学仍未被统治阶层接纳而转变其非主流的地位与身份。值得注意的是，主流为保持正宗地位而迫使其学术始终从属于统治者的现实需要，从而限制了其对儒家学说的学术性的发挥；相反，倒是非主流派因其处于不为时君所用的境地，反而得以从学术思想层面发挥阐扬儒家义理以争取统治者的认可，客观上促进了儒家学说的发展，为最后获得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5—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