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私人性”——弗朗索瓦#183;维庸与白居易妓女题材诗歌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世纪论文,妓女论文,题材论文,白居易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宇文所安教授曾提出用加了引号的“中世纪”一词来描述中国的中唐时期。他说：
“我使用一个欧洲的词语（即指“中世纪”——笔者），是为了唤起一种联想：欧洲从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从唐到宋的转型，其转化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深刻的差别。”①
的确，文学研究上“中世纪”一词的横向移植，虽说带有权宜的、试验的色彩，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让我们得以尝试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体间构建一种饶富兴味的时间上的平行关系，做新的阐发——比如，对中唐与中世纪欧洲妓女题材的诗歌进行比较。在大致与欧洲中世纪时间跨度重叠的时期里，随着全球早期的城市化进程，满足市民阶层娱乐消遣的风化场所在世界范围内欣欣不已。公元1000年以来，娼妓业在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势力急剧增长，而文明形态较为早熟的中国唐朝，更是娼妓业的盛世，《全唐诗》中有关妓女的诗篇有两千余首，还收录妓女作者21人诗共136首。在与此种全球风化业大致同步的②和广义的“中世纪”的背景下，本文试图将法国中世纪大诗人弗朗索瓦·维庸与中唐诗坛领袖白居易各自妓女题材的诗歌作一比较研究，以此探讨中西“中世纪”发生的“私人性”转折这一现象。可以说，这既是比较文学，也是比较文化的研究。
一、时代风潮的共振与妓女诗歌的发生
弗朗索瓦·维庸(Francois Villon，1431-1463?)一直是西方诗歌史上的重镇。他是“法国中世纪最后一位大诗人，也是第一个现代诗人”③，同时也是个浪子，“他偷窃，他杀人，他经历过流浪和监牢的生活，他沉沦于巴黎的下层阶级”④，其错综复杂乃至罪行累累的生平，目前只能根据包括《遗赠集》（Le Lais，亦称《小遗言集》）和《遗言集》（Le Testament，亦称《大遗言集》）两部重要作品在内的诗歌以及当时的司法档案描绘一个大致轮廓。但维庸死后却立即成为传奇，作品至今传诵。庞德《罗曼精神》(The Spirit of Roman)一书集中分析了维庸抒情诗“诚”与“真”的特质：
“维庸从不自欺欺人，他并非全知全晓，但他确实理解他所知道的：人是动物，能产生感觉；巨大的痛苦，莫过于人有灵魂的同时却对它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在维庸那里，肮脏就是肮脏，犯罪就是犯罪，文饰两者的企图是没有的。”⑤
像维庸这样直言不讳、深度剖露城市市民自身的复杂欲望，揭示俗世肮脏污秽的抒情诗歌，实在是他以前所从未有过的。此前法国的抒情诗苑里，多是宫廷抒情诗和骑士抒情诗，“通常，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写都是静止的，只是在个别的情况下，宫廷诗人才能够表现出情感的活动和发展”⑥，即便是在诗中大量展示生活贫困状态的抒情大诗人吕特博夫(Rutebeuf,?-1280)，真正对于个人心理的白描，也显稚拙。而维庸之后，“修辞学派”占据抒情诗坛，对形式的极度追求终于熄灭了抒情的灵光，这与晚唐入宋的李商隐、花间词和江西诗派的迭替衍进颇为相似。可见，庞德认为维庸的诗作难能可贵地呈现了“客观事实”(objective fact)，是站在其能抵御中世纪顽固的宗教观念及陈腐的象征隐喻体系而“独抒性灵”、忠实记录诗人心理现实的立场上说的。在权威意识形态面前，个体保持“真诚”的能力，实质上是其自我意识或“私人性”的觉醒——正是这种“私人性”的星星之火，最终蔓延成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潮——无独有偶，在中国的盛唐转入中唐之际，一种独特的“私人性”也于文人士大夫间孳生开来：简言之，就是有意打破传统“修齐治平”儒家意识形态的铁板一块，而在其之外经营私人“田地”的心态和行动。“私人性”的意识不但驱使白居易在东都洛阳士大夫圈内首开赏玩太湖石与“华亭鹤”等玩好和痴迷私人园林的布置等“不务正业”之风，又让他肆意与妓女冶游，写下大量妓女题材的诗篇，有相当数量在一般人看来比较露骨，如他在苏州任刺史时已年过半百，才得拥有众多家妓服侍的待遇，便抱怨说：“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对酒吟》）——从“私人性”的角度看，这恰恰是真心实意、假道学者不敢言的个体心声，正如同维庸在《肥玛戈谣曲》(Ballade de la Grosse Margot)里开诚布公地写完他与妓女玛戈的做爱过程后，说出“污秽与人相随，我们也畸爱着污秽／但却逃避体面，体面也远离了人类／在这间妓院里，我们做着大喊大叫的勾当”Ψ⑦[p.169]的诗句的真诚。
相似的“私人性”能通过这两位诗人出现于“中世纪”，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一、皆生于乱世。维庸降生于英法百年战争之际，出生之年，也正是圣女贞德焚死之时，抢掠杀戮瘟疫到处肆虐，是法兰西社会最艰难困顿的年头，他本人又是孤儿。白居易生在安史之乱后，强藩割据，十二岁时为避李希烈兵祸，举家移居越中。
二、皆受政治迫害。白居易一生的剧变，始于被贬为江州司马，而其中即有佞人陷害，诬他“其母因看花坠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至于维庸，常与不良朋友厮混，屡次触犯法律，1461年被路易十一赦免之前，奥尔良的大主教曾将他囚在土牢里，并对其实施水刑。
三、皆受过良好教育，诗品绝伦。白居易自称“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与元九书》），二十九岁中进士，人赞“诗到香山老，方无斧凿痕”（宋·张锚《读乐天诗》）。维庸因他养父纪尧姆神父的资助，1449年获得索邦大学艺术硕士学位，1452年又取得艺术博士学位，尽管后来流浪街头，却仍坚称自己是“穷而卑微的学者”(povre petit escollier)。其诗歌格律工整、灵动不羁，将“谣曲”(ballade)这种形式发展成了高雅的诗体。
第一、二点的时代际遇使两位诗人都转而关注“人”的生存状况，诗歌都有沉溺于经验之物和“客观事实”的丰富细节的特质（白诗中充斥着对花卉、茶酒、歌舞、烹调、妓女服饰等等繁琐名物与闲暇活动的题咏，而维庸在《遗赠集》和《遗言集》中对自己形形色色遗物的历数，《制盔俏女郎的追悔》中对妓女肉体生物学式的铺陈，《绞刑犯谣曲》中对尸体穷形毕相的摹绘，都是两人耽于细节的明证）；第三点则保证了他们能将“私人性”以高超的语言形式塑造于世人面前。总之，两者诗歌中包蕴的迤绮层叠的细节和敏锐新奇的嘲讽，使公共领域无法再容纳私人空间的躁动，遂引发断裂，“私人性”由此得以确立。妓女作为这个新兴私人空间内重要的——如果不是必然的——构成部分，实际上大大帮助了两位诗人思想中“私人性”的巩固与深化。
二、诗歌所见妓女的社会生态
维庸最重要和最长的诗集《遗言集》既涉及历史上的花魁，如罗马的弗洛拉(Flora)，跟随亚历山大大帝入埃及的雅典妓女泰斯(Thais)等，也刻画了一批维庸同时代的妓女，突出的两位是《制盔俏女郎的追悔》(Les Regrets de la Belle Heaulmière)中的制盔女和《肥玛戈谣曲》(Ballade de la Grosse Margot)里的玛戈。仔细品读，会发现《制盔俏女郎的追悔》与白居易《琵琶引》有绝妙相似之处，故不妨以此二诗为比较的核心，辐射涵盖两者其他妓女题材诗歌的对照。
《制盔俏女郎的追悔》是一位年老色衰妓女的自述诗。她年轻时是显赫一时的巴黎圣母院咏礼司铎尼古拉·德·奥热蒙(Nicholas d'Orgemont)的情妇。中世纪中后期，世俗政权和宗教系统的要职人员追逐争夺“情妇”（即“高级妓女”）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十日谈》里的故事就详尽而直观反映了这一点，甚至连教皇都有不止一位情妇。这与琵琶女所述“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云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的社会风尚几近一致。当然，受权贵追捧的都是色艺俱佳的女子，要有“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的资本才能炙手可热。或许这位制盔俏女郎也当曾是才智过人的女性，只不过与琵琶女由首都长安教坊浪迹浔阳一样，她因失去情夫羽翼庇护，终被逐出教堂，流落市井，最终沦为假扮以制造头盔为业的妓女——这是因为中世纪的修道院一般位于城市中心，教会认为在市中心卖淫乃公然亵渎神明，于是强令妓女迁居到远离闹市区的街道，而这往往都是靠近护城河和城墙的死巷，妓女们便都冒充成各类商铺的员工，以商店为据地，继续留在市中心暗暗接客。这也是《遗言集》中另一首《制盔俏女郎致同行姑娘们》出现“娇小的手套商”、“造鞋匠”、“地毯工”等称呼的原因。相比之下，佛教虽在李唐大盛，也讲求禁欲修持，但已被极大地世俗化和本土化了，且如东晋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成”——要服从中央王权的运作，因而唐代几无这层来自宗教对娼妓业的限制。以大唐长安都城的红灯区平康里为例，《北里志》有言道：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
平康里在皇城的东南角，东与东市相邻，堂而皇之坐落在人来人往的闹市区。
其次，就时代对妓女的审美而言，从维庸和白居易该类题材诗歌的细节描写可见出很大不同。试举例对比如下：
白居易
《同诸客嘲雪中马上妓》
珊瑚鞭亸马踟蹰，引手低蛾索一盂。
腰为逆风成弱柳，面因冲冷作凝酥。
银篦稳篸乌罗帽，花襜宜乘叱拨驹。
雪里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写真图。
维庸
《制盔俏女郎的追悔》
……
这可爱、窄小的双肩，／手臂修长，双手有样，／双乳娇小，腰股丰满，苗条干净，身材修长，／恰是爱情缱绻之床；／腹部宽大，这安乐窝／立在坚实的大腿之上，／里面可是小园一座？
……
人的美就这样终止！／背已驼，双肩已伛偻，／玉臂僵缩，手成爪子，／双乳瘪到一无所有，／臀部也像乳房干瘦，／迷人的宝藏全凋残！／玉腿萎缩得多丑陋，／就像拉长污迹斑斑。”⑧
由上可知，唐人多看重妓女的服饰打扮、面部特征和手、腰等部位，于妓女给人的性刺激点如胸、臀、阴部，倒不是特别地向往；妓女哀叹岁月易逝花容易改，也只是“暮去朝来颜色故”泛泛一句，不似维庸纤巨无遗地刻画五官、身躯的每一处如何如何衰败。而对于手、腰、服饰的关注，则与唐代妓女主要是声乐歌舞之妓有关，拨弄琵琶，或表演柘枝舞、胡旋舞等，其手的灵巧（“轻拢慢拈抹复挑”），腰的柔软（“腰为逆风成弱柳”），穿戴的视觉冲击（“银篦稳篸乌罗帽，花襜宜乘叱拨驹”），自然至关重要，成为审美焦点。
实际上，上引的维庸诗的译者已经做了大量归化和文饰工作，其原文远更色情淫秽，即便以白居易弟弟白行简那篇穷尽夫妇床第之态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笔调翻译，也还嫌不足。晚期中世纪的民风之淫乱至此，如让·韦尔东《中世纪之夜》所说：
15世纪时，在［法国］第戎，每年至少有二十几起轮奸事件发生。80%都是2到15人的团伙犯下的，而最常见的攻击对象是不受约束的女人。⑨
这既跟教会严重腐化有关，也是当时妓院有把行会制度下男工因禁止结婚积攒的性需求从已婚妇女和待婚少女身上引开的避雷针的作用，因而得到市政部门的支持，况且妓院能带来不菲的税收。制盔女郎对自身肉体如乳房、臀部、生殖器衰退的黯然，正折射出当时男性对妓女的兴趣点所在，“女性是作为男人的性爱对象而存在的，是引起男性欲望的尤物”⑩——相形之下，唐朝那种“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的风雅，的确是一道“异”的风景了。
一方面，这部分是因为唐代文人官僚阶层的积极参与带动了娼妓圈素质的整体提升，他们接触的主要是官妓，后者受到中央教坊的训练或为来自地方乐户的子女，理所当然比维庸所打交道的混迹于草根的妓女的修养要胜出一筹，对其审美也不可能止于肉体；另一方面，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两种文化中新出的“私人性”的差异：维庸具有的预示文艺复兴到来的“私人性”，是与宗教哲学观念相对立的对人的欲望、肉体、苦难和欢愉的认可，是“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地上”，因此诗中妓女深深浸淫在肉欲腥味的气氛中；白居易身上的那种中唐出现的“私人性”，只不过是欲于现世中寻找一处乌托邦，它诚然“云深不知处”，但“就在此山中”——就在尘世内部。荷兰汉学家高佩罗《中国古代房内考》说：“他们渴望与女人建立一种无拘无束、朋友般的关系，而并不一定非得发生性关系。一个男人可以与艺妓亲昵，但并不一定非导致性交不可。”(11)中唐士大夫狎妓的“私人性”，正在于躲避家庭不和谐的婚姻或者官场功名上的失意，而与肉体的泄欲不太相涉。不过，由于两者都是对不同背景下个体需求的承认、解放，“私人性”在各自文化的发展史中具有某种相似的价值和功能。
三、妓女与时间的流逝
《制盔俏女郎的追悔》和《琵琶引》的结构都可用“妓女出场——妓女自述——诗人自述”来概括。维庸诗歌开头“妓女出场”部分十分短小：
制盔美女怀旧感叹，／我仿佛在耳中听到，／年轻的姑娘在祈愿，／喃喃自语，这样念叨：／“啊！不忠、傲慢的衰老，／为何早早给我打击！／谁攫住我，把我打倒，／这下使我奄奄一息？”(12)
这让我们想起了《荒原》开头的那段题记：“因为我在古米亲眼看见西比尔吊在笼子里。孩子们问她：你要什么，西比尔？她回答道：我要死。”阿波罗让西比尔永生，却不免于老去；“衰退而未及死”的起首一开始就显示了与《琵琶引》不同的侧重点：那就是关于时间的主题，这需要措置于整部《遗言集》的背景下才能得解。
《遗言集》的整体结构模仿临终遗嘱的形式（因而一般认为其雏形是写于1456年的戏仿了立遗嘱形式的《遗赠集》），又在八行诗节(ababbcbc)的推进中不时插入有标题的“谣曲”(ballade)——如这首《制盔俏女郎的追悔》——这些谣曲是维庸对旧作不忍割爱的运用，但不幸造成了结构的涣散。然而，也有学者指出，《遗言集》由若干清晰的主题系统组成，它们在焦虑、辱骂、爱等强烈情绪的网络中枢——往往就是插入的谣曲——上得到辨识；而以往被认为与主旨无关的段落，其实是处在预示一个主题的来临或对一个已出现过的主题的回响的遥相呼应的“相继主题流”(successive thematic waves)上(13)。所以，整个诗歌是有序而富弹性的一体。在《遗言集》开头，正值出狱之际，回忆过去，维庸辛辣地辱骂当初将他关进默恩地牢的奥尔良主教，又歌颂经过默恩市而赦免了他的路易十一，接着想到不幸的过往、自己的赤贫，虽屡有良机，却总不能把握，于是援引亚历山大大帝宽恕了海盗狄俄墨得斯、后者从此弃暗投明的典故，希望自己的罪行及其恶果也能既往不咎：“啊！上帝，当还是个疯狂的小子，／若稍稍能用我这个脑瓜想想，／并且试着按照理性从长计议，／我便早有了房子和舒适的床；／然而相反，像个淘气的小学生，／我经常逃学，在诉说这些陈年／往事，并当它们被一股脑呈上，／我感到我的心快要撕成碎片。”Ψ[p.57]——但他悲哀地意识到这根本不可能。继而，接连三首最负盛名的谣曲(14)，展示了命运的盲目性和死灭的不可避免——《制盔俏女郎的追悔》就是紧随在这三首谣曲之后。
可以说，《制盔俏女郎的追悔》就是笼罩在《遗言集》开头至此的对往事的追忆和对生——死、贫—富、年轻—衰老三对中世纪常见反题沉思的意绪里，又是星星点点弥漫在诗文中的“往者不可谏”的极端无可奈何的懊悔情绪的最高潮表达，正好踩在了“相继主题流”波动节奏的强拍上。维庸采用了第三者视角，更加切肤地传达出暮年妓女那种被时间和世人抛弃的剧痛，来突显自己的主题。在进入“妓女自述”部分后，与琵琶女被男人遗弃的厄运一样，“当我回想美好的时代，不堪对比今昔的我”(15)。但有两点使我们相信，虽有如此的相似性，《琵琶引》暗含的主题与其说是时间的流逝，毋宁说是空间的变迁：一、《制盔俏女郎的追悔》和其前的三首谣曲中，“青春不再的妓女”、“融化的白雪”、“无法不朽的伟人”等意象具有一致性，都是时间的隐喻；而《琵琶引》里，唤起白居易“迁谪意”的，正是这位娼女原属地与自己的相同：长安，也即首都。二、“妓女出场”部分大段的音乐描写，实在是因为“浔阳小处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听原长安娼女的演奏，让白居易回忆起了身为京官居处长安的各种优越，与江州缺乏高素质的妓女对比，陡然生出“天涯沦落”的感叹，这是空间变迁导致特权丧失、生命贬值的必然结果——对应地，《琵琶引》的空间结构，也是“妓女出场”（弹奏）、“妓女自述”与“诗人自述”三足并重，不似维庸，妓女自述占去绝大篇幅，诗人自述只有结尾的一阙谦逊的八行诗：“这个教训献给世人仅供参考反省，／它来自一位一度优雅娇美的女性。／喻世名言还是胡说，人们自能辨清。……”Ψ[p.85]
维庸用第三人称介入，与制盔女郎达成了心理上的融合，与白居易在“诗人评价”部分说出“相逢何必曾相识”时对琵琶女的惺惺相惜，在情感形式上，可说同是“直将混合作此诗之人与此诗所咏之人，二者为一体。真可谓能所双亡，主宾俱化，专一而更专一，感慨复加感慨”(16)的佳作；但以上分析证明，这两首同为妓女题材的诗歌，其主题是有显著差别的，这种差别，对我们从反面进一步理解“私人性”有极大帮助，下文详述。
四、妓女与享乐的剥夺
比起让他十分失望的江州，五年后(822)，白居易诏出杭州，一直到宝历二年(826)罢苏州郡刺史为止，大概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时期——从其泉涌的妓女题材诗里得窥见一斑。白居易可接近的妓女资源，这时得到极大丰富，“看舞颜如玉，听诗韵似金”（《清明日观妓舞听客诗》），令他大喜过望，“天涯沦落”之感顿无，更证明《琵琶引》将妓女与人生变卦之痛联系起来的，仅仅是空间变迁的结果，而其享乐思想——“私人性”的一个侧面——也在苏杭得到强化：“闻有酒时须笑乐，不关身事莫思量。”（《二月五日话下作》）且看主宾与妓女狂欢的镜头：
《对酒吟》（苏州）
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
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
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
履舄从相近，呕吟任所须。
金嘶衔五马，钿带舞双姝。
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
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歈。
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
与妓女关系密切的同时，他对于普通劳动女性的态度与元和四年(809)写“新乐府”诗时发生了很大转变：
《代卖薪女赠诸妓》（杭州）
乱蓬为鬓布为巾，晓蹋寒山自负薪。
一种钱唐江畔女，著红骑马是何人。
该诗故意模仿卖薪女的口吻，与妓女形象的并置中，充满了对前者蓬头垢面的嘲讽，而我们知道，“新乐府”的《缭绫》中是口口声声“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洋溢着对女织工的同情的。相反，维庸做皮条客时曾虐待过妓女（《肥玛戈谣曲》写他因为玛戈事后没有把份钱给他而对其进行殴打的情节），但生命的后期，他对妓女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群体表现出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关怀：紧接《制盔俏女郎的追悔》的《制盔俏女郎致同行姑娘们》(La Belle Heaulmière aux Filles de Joie)继续借这位妓女之口，劝诫其他妓女们一定要趁年轻找到真心的爱人，不要像自己一样，到最后面老珠黄，“既不能流通，也不再闪光”Ψ[p.83]；同理，在《遗言集》的末尾，维庸辞诚意切地乞求所有人的原谅，并“对于奶子接受他人检阅的妓女们／我衷心希望她们能招揽更多顾客”Ψ[p.199]。故我们可以发现，妓女之于白居易仅仅是一种提供燕乐的工具，对此他颇多依赖，特别是在829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后的一首《闻乐感邻》：
老去亲朋零落尽，秋来弦管感伤多。
尚书宅畔悲邻笛，廷尉门前叹雀罗。
绿绮窗空分妓女，绛纱帐掩罢笙歌。
欢娱未足身先去，争奈书生薄命何。
亲历“东邻王大理去冬云亡，南邻崔尚书今秋薨逝”，白居易首先想到的却是他们留下的妓女要被收走、交割，曾经的夜夜笙歌如今空遗华屋，只好惋惜他们“欢娱未足身先去”——背后不但是对死亡的恐惧，更是对尘世快乐的贪恋。同样对于死亡，维庸则比白居易的理解深刻许多：
我深知不论巨贾或贫民，圣贤／或愚夫，教区的信徒抑或神父，／显贵或贱农，守财奴或是王孙，／地位高的或低下的，美的或丑，／那穿戴繁复摺叠领子的女士／不论他们持有何种迥异观念，／高耸的礼帽，方头巾，东抑或西——／死亡攫住一切，从来不会开恩。Ψ[p.65]
所以维庸能推己及人，虽生为孤儿，一生潦倒，还合伙盗窃过那瓦尔大学的金子，他的思想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达到了从全人类的高度关照自己的惨剧与这个有缺陷的社会的境界：“……祝他们能寻得／心灵的安宁并各得其所，在天堂里。／上帝，请拯救如我这样的迷途羔羊”Ψ[p.59]。而晚年愈发保守的白居易却只能对有限的几个人产生移情，比如王延尉和崔尚书——这类与他同属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同僚。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再比较下两位诗人的金钱观。不言而喻，两位诗人都需要钱，都清楚贫穷的恶果，但维庸更多时候是自嘲，比如他说：“但经常地，当我抱怨穷得叮当响时，／我的心就会打断我，直截了当地说：／‘嘿，嘿，想得开些，别老那么爱发脾气／愤世嫉俗，仅仅因为赚的没首富多／——那叫雅克·克尔的金融首富——最好穿／自家粗制的衣裳：你的皮肤和骨头，／总强过转眼间撇下领主慷慨的相赠，／腐烂在曾经最显赫的墓碑的身后。’”Ψ[p.63]；白居易则为俸禄操足了心，如《答山侣》(820)有“非无解挂簪缨意，未有支持伏腊资”，是焦虑，而《自喜》(826)“僮仆减来无冗食，资粮算外有余钱。携将贮作丘中费，犹免饥寒得数年”，是窃喜。焦虑与窃喜之间，824年，他在洛阳买下了已故散骑常侍杨凭的履道豪宅。《旧唐书·白居易传》说此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
五、结语
与印度和欧洲的各民族相比，汉民族似乎更加关注现世的人生，对死后的问题不太涉足，对形而上以及神学层面的思辨也缺乏热情(17)。哪怕是“私人性”，白居易也采取了现世主义的态度，他对妓女、闲暇、金钱等等的占有欲，虽然系统性地打破了传统的儒家规范对士人生活的垄断，但也造成了某种自私自利、自我主义的倾向。维庸虽说痛恨教会，但他对上帝、圣母则倍加虔诚，显见是中世纪文化的影响：
我是个罪人，我心底清清楚楚／但是让我去死，却非上帝本心，／而是希望我重回生活并且寓居／美德圣域之内——其他像我的人／仍旧受到罪恶的撕咬，行着恶。／无论毙命于多么深重的罪念，／上帝与人同在，无限慈爱将可／宽恕我，如果忏悔洗刷了心田。Ψ[p.49]
虽然他对自己为何如此多灾多难颇为困惑，认为“倒霉一开始就眷顾了我”，“命运一度联合上帝将我放逐”，但对蹇劣的命运他无计可施，于是只能全心全意将自己交于上帝手中。“……我不再／害怕多舛命途折磨殄戮，／死亡终将了结这个尘世。”Ψ[p.59]死亡能抹平一切，这就是维庸面对生命的矛盾最终得出的结论，因而在《遗言集》的末尾，凝结为四句话：
圣子耶稣，宛若灰背隼般优雅，听到／维庸接着坐到棺材上的一阵沉寂：／他（指维庸——笔者）晃一晃葡萄酒，深红、晶莹而通透，／耐心等待着离开人世时刻的到来。Ψ[p.201]
包括典型的《制盔俏女郎的追悔》在内，时间的主题至此汇成巨流，将一切冲刷，世间的一切由此获得平等。而蕴含在基督教此世—彼岸对立观念中的线性时间观，是维庸上述人道主义形成的重要原因。
最后，我们用一幅图来结束本文探讨的“私人性”。在图一中，纵轴表示空间性，横轴表示时间性，在它们相交之处的圆圈表示妓女题材的诗歌——这其实是上文所谓“私人领域”或“私人空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图一
空间性的实质是等级性，它指白居易等封建文人官僚所浸淫其中的政治等级体系，这种体系所规定的一系列利益分配，最终决定了《琵琶引》以及苏杭时期妓女题材诗歌所具有的空间、地域特征，这种结构下的“私人性”的成长或说私人空间的维护，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做了描述：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换言之，也就是依附封建国家机器中一个大城市的闲职肥差。相反，时间性的实质是均质性，由于人为寿命所限，时间的流逝毫无差别地吞噬人间万物，在死亡面前，一切似乎都回归尘土，重获平等：维庸刚从宗教观念的欺骗性中获得解放，赢得了一个以人而非神为基础的“私人性”的视角，但当无依无靠的他意识到死亡的迫近时，又只能倒向上帝的怀抱，而他又对上帝为何给予他这么一个不公的命运心存怀疑，这种无法解决的深刻矛盾无疑预告了一个全新时代的临近。这一切差异，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两位诗人妓女题材的诗歌之中。
注释：
①【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选自《中唐文学文化论集》。陈引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三联版前言。
②有趣的是，到中世纪末，中西的娼妓圈子甚至开始互相影响，其媒介便是梅毒。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梅毒这种病从海地传入西班牙，进而波及整个欧洲，卖淫业大受冲击；而同时期明朝的一系列医书中也开始出现叫一种“杨梅疮”的病名，其“眉发自落，鼻梁崩倒，肌肤得疮如疥”的症状，是梅毒无疑，而这与明正德六年(1511)最早来华通商的葡萄牙人有关。见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③郑克鲁：《法国诗歌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④吴达元编著：《法国文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48页。
⑤Ezra Pound,The Spirit of Roman,New York:New Directions,1953:168-173.
⑥【苏】M·雅洪托娃等著：《法国文学简史》，郭家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0页。
⑦Ψ由于维庸的诗目前没有中文全译本，只有郑克鲁先生译的有限几首，故凡带有“Ψ”标记的，表示笔者自己根据Selected poems:
Villon (Chosen and translated by Peter Dale,Penguin Books,1978)所译。
⑧郑克鲁：《法国诗歌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1到63页。
⑨【法】让·韦尔东：《中世纪之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⑩Potkay,Monica Brzezinski & Evitt Regula Meyer.Minding the Body:Women and Literature in the Middle Ages,800-1500[M].NY:Twayn Publishers,1997:48.
(11)【荷】高佩罗：《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77页。
(12)郑克鲁：《法国诗歌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9页。
(13)Richard Terdima,The Structure of Vilion's Testament,in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Vol.82,No.7,p.622-633.
(14)三首谣曲各自诗节都用一句相同的诗句结尾，分别为“去年白雪，而今安在？”、“查理曼大帝，而今安在？”、“一切的一切，总被雨打风吹去”。
(15)郑克鲁：《法国诗歌史》，第61页。
(16)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48页。
(17)王向远：《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