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教育调查与国际LIS教育的世纪变革——以Williamson调查和KALIPER调查为中心的观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国际论文,中心论文,LIS论文,KALIPER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97(2015)06-0020-08 DOI:10.13366/j.dik.2015.06.020 永远不变的唯有变化本身。自诞生之日起，图书馆学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虽然早期仅仅是图书馆学教育，但为保持术语的一致，下文统一简称LIS教育)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变革中前进”[1]。从民主运动影响服务社群的极大拓展、冷战激发科技文献的爆炸并导致情报学的分离，直到今日互联网浪潮挑战图书馆本身的存在，图书馆学的种种变革几乎从来都能找到学科外部的推力，然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外部的因素如何转化为学科内部的动因？ 纵观图书馆学教育史，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教育调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实施于20世纪初的Williamson调查(1918～1923)和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KALIPER调查(1998～2000)便是两次从学科内部影响学科变革的典型事例，我们虽然不能高估这两个调查报告发挥的实际影响，但它们无疑是国际LIS教育转型的两个重要拐点。对这两大分水岭及其前后变革的具体研究，将从另一个视角探索欧美图书馆学界对学科和职业转型的认识、诉求及其实现，了解实施于关键时刻的调查报告是如何作为桥梁沟通学界与实践界，并以科学、严谨的方式论证转型、并最终推动转型的。 1 研究内容与文献综述 Williamson调查(1919～1923)。1915年以后，美国图书馆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不足渐渐暴露，课程缺少统一规范和标准，教师及毕业生质量不能满足图书馆业界的要求。“早期美国的图书馆学教育更像是职业培训，而不像科学知识的传授与科学研究规范的训练。”[2]这一问题引起了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规模介入图书馆事业的卡内基财团的重视。他们于1919年3月28日，委托威廉姆森博士(Charles C.Williamson)对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进行调查。这一调查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综合而统一的图书馆(学)教育[3]，史称“Williamson调查”。在Williamson调查的影响下，经由卡内基财团、美国图书馆协会和芝加哥大学三方的共同努力，1928年，世界上首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图书馆学教育的专业学院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正式开学，“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4]。 Williamson调查的结果，主要内容见Williamson在1923年发布的Training for Library Service：A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周玉玲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上第二个里程碑——威廉姆森报告》一文，主要就重述了这一报告的内容。周认为，Williamson报告和杜威创办哥大图书馆学校一样，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图书馆学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5]，但国外对类似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可，Eugene H.Wilson等人指出，Williamson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此项意义深远的调查，是因为Sarah K.Vann在此前的相关调查研究，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三位学者的研究作了铺垫[6]。尽管如此，但在Williamson调查前后图书馆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目前的LIS教育相关的文献中，多只对威廉姆森报告做出简单的介绍，以作为20世纪初图书馆学改革的背景材料。 KALIPER调查(1998～2000年)。20世纪最后十年，受到信息化浪潮的冲击，全球范围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出现自19世纪中后期公共图书馆运动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变革[7]。LIS教育对于图书馆业界、信息业界的适应性问题再次引起关注。1998年，美国图书馆与信息科学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Education，以下简称ALISE)在凯洛格基金会(W.K.Kellogg Foundation)的资助下，对北美地区的LIS教育实施调查，这一调查的规模为当时LIS教育史之最，史称“KALIPER调查”。引导KALIPER调查的咨询委员会主席及委员由来自密歇根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多所学校的LIS学院院长或教授组成[8]。2003年，上述各大学的LIS学院的院长齐聚北卡，共同讨论并提出了“信息学院运动”，即深刻影响21世纪国际LIS教育的iSchools运动[9]。 KALIPER报告发布后，有学者在KALIPER报告的基础上又做了另一份Delphi研究，旨在探讨信息技术影响下图书馆员和图书馆是否会消亡的问题，并涉及“远程教育”等方面的讨论[10]。KALIPER报告的作者之一Joan C.Durrance也曾发表数篇文章，详细介绍了Williamson报告和KALIPER报告的内容，并追踪调查之后LIS教育的发展趋势[11-12]。国内学界的关注点多放在报告之后诞生的iSchools上，对KALIPER报告本身的研究和反思非常稀缺，邹永利曾将这一报告与日本的LIPER项目、英国CILIP课程认可标准等一起评介，讨论了图书情报学教育向信息科学教育的转型问题[13]。 从上文可见，Williamson调查与KALIPER调查及它们前后图书馆学教育的转变，直接反映并推动了19至20世纪、20至21世纪两个时间段里LIS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情况，对以上内容的梳理为本文试图考察的第一个重点。然而本文注重探讨：此两份报告是如何发挥其具体的影响力，其思路来自何处，最终又是如何引导了LIS教育和学科的整体变革的。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将主要采用历史研究的方法，以相对微观和细节化的考察，探讨涉及ALA和当时各个LIS教育机构的具体情况。 2 Williamson调查与19至20世纪的LIS教育变革 2.1 Williamson调查之前的LIS教育模式 19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图书馆(学)教育包括专业职业教育(professional training，以下简称“专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clerical training，以下简称“技术教育”)两种模式。前者是指在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开展的，为期至少五年(四年大学和一年职业培训)的教育，这一模式要求学生对图书馆学知识进行深入地学习；后者通常由图书馆开设，多为以提高馆员职业技能从而提高日常工作效率为目的的短期培训。在Williamson实施调查之际，美国共有15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①。与专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两种教育模式相对应的，是大学学院和专门学校两类教育机构。相关机构中，仅伊大、威大、雪大和华大提供专业职业教育，其他皆因馆员培训的需要而成立，可见，提供职业技术培训是当时主流的教育模式。图书馆专门学校的经费大多来自所附属的图书馆或卡内基财团，学校的校长通常是所附属图书馆的馆长，极端的案例如圣路易斯图书馆学校，事实上就是其图书馆的一个部门。这一教育模式，在教员资质、教学能力、课程时间、经费、规模等方面均存在局限，正是Williamson报告所批评的主要对象。 2.2 Williamson调查的建议与评论 1919年3月28日，Williamson受卡内基基金会的委托，对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进行调查。这一调查最根本的目的是建立综合而统一的图书馆(学)教育。Williamson及其团队首先走访并调查了当时美国所有的图书馆学校，收集业界的专业态度，然后对这些观点进行分析比较并形成最终报告。报告内容分为18个部分，详细阐述了当时图书馆(学)教育形式、课程设置、入学资格、涉及领域、指导方法、教师工资等问题[14]，下文提炼其中主要的建议，总结其观点、思路和具体措施(值得注意的是，原报告并没有直接划分和点明这些内容，这部分是笔者的分析结果、未必完全等同于报告原意，若要考察原文，除了查阅最终报告之外，以师承Williamson的严文郁在相关论文中的翻译比较贴近原意[15])，并做出评价： (1)核心观点：图书馆学校所应该开展的是图书馆学专业系统教育，而非馆员职业技术培训。这一观点作为报告的核心，为整份报告的策略建议奠定了基调，后续的所有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实施的具体措施。 (2)改革思路：专业教育对技术教育内容的充分吸收与渐进式过度。报告认为，专业教育第一年的课程需要一个最低标准来限定主修和选修的范围及其内容，保留原有的基础知识教育，第二年以后要逐步深入开展专业教育，专业细分到中小学校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少儿图书馆、城镇图书馆、乡村图书馆、企业图书馆、图书馆管理、分类、编目等类别。在接受专门化教育之前，学生应该具有图书馆实践经验。学校在开展专门化教育时，需要考虑与同类型的其学校合作，以借鉴经验和实现资源共享；也需要考虑与不同类型的学校合作，如教育学校、商业学校等；还要注意其开展的教育是否与需求相吻合。同时，教育标准应该因时而异，随着图书馆服务的不断更新以及学校对课程必要性的反复审查。 将图书馆学教育从技术培训、事务性培训转向专业化教育的过程中，图书馆职业的需求仍然是这一教育体系的核心，专业教育是从更高的层面(包括理论和职业相关的系统性知识等)满足图书馆职业的需求，因而即便是强调改革，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包容并发展技术教育已有的内容。这也是Williamson报告和KALIPER报告的最大区别，前者引导的是图书馆学范畴内的改革，而后者则直接将图书馆学、情报学推向更广阔的信息科学领域。 (3)实现专业教育的主要措施：从“生源”到“就业”的全流程专业化。全流程的专业化包含着对招生、教育质量、学生就业三个方面的改革，虽然报告中并没有直接点出，但我们可以发现，对三个方面的改革建议是互动的，也正是在这种互动体现了Williamson报告的长远视野： 招生。从入学考试开始，就需要拔高图书馆学校的入学标准，图书馆专业教育应该建立在大学及其同等学力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实现统一的入学考试，学校不应该太看重性格测试，而需要通过教学实践来丰富学生的学识。 教育质量。从宏观的管理层面来讲，图书馆学校需要联合其他专科学校，像大学里的各个学院一样组织起来，其管理者应该是大学，而不是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任务是为用户提供信息利用，而不是给馆员提供专业教育。此外，也要与专业机构和大学的权威机构合作，并设立奖学金的激励机制。从微观的教学工作来讲，通过提高教员工资的方式吸引资深图书馆员加入教学团队，针对图书馆学教育缺乏教材和相关论文的情况，学校和政府应该拨出经费让图书馆学校的教员完成科研工作，提高专业水平。 资格认证与就业环境。应当建立被普遍认可的馆员资格认证标准和图书馆学校标准，并尽快在全国各地区实现统一。此外在就业环境方面，除了表达了对图书馆员薪资的诉求，报告也同时关注到很多城乡小型图书馆的服务困境。对这部分图书馆服务潜力的开发，既保障了社会底层的图书馆权利，也将成为毕业后各个专业图书馆员、乃至于见习图书馆学生的重要去处。只有全面疏通和改良了“入学资格—学习质量—毕业去向”这样一条人才培育的通道，图书馆的整体发展才有可能走入良性循环。 3 Williamson调查的作用与影响[16-17] 在Williamson调查发布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LIS教育情况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由于美国图书馆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国际的LIS教育也随之走上专业化的道路。评议这一专业化进程中Williamson调查的作用，以往的研究往往过于强调它对后来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影响，事实上，报告撰写之前威廉姆森和卡耐基财团等对图书馆教育的改革方向便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想法，在此前他就曾连续撰文批评当时图书馆(学)“教育不健全，办理培养专才机构的弱点，更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理想。”[18]尽管这份报告被认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19]，但其真正价值在于通过严谨的数据和可行的案例展示了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为威氏教育改革思路奠定了理论基础。以下将分为三点来探讨这一问题。 3.1 在图书馆界内外对专业教育的改革主张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宣传 在Williamson调查之前，威廉姆斯就已经与卡耐基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保持着密切关系，在这一时期，威氏就已经认为这些公益慈善基金会对馆舍和设备的资金投入应该逐步转移到图书馆教育上来，且以“教育模式之争”中较为弱势的“专业职业教育”模式为主。当时不少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也都属意于这一模式，并发表了一些的议论，但直到Williamson调查，图书馆界的从业者、学校的管理者才真正注意到模式差异所导致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陈述，Williamson调查是数据化、且充满说服力的，这一点恐怕与威氏操持过“美国化方法的研究”不无关系。例如对主导技术教育的图书馆学校师资的批评，威氏指出：在所有的图书馆学校中，只有52％的教员有大学学历，42％的教员在其母校教学，93％的教员没有受过专业的教学训练，80％的教员之前完全没有教学经验，32％的教员没有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另外，由于图书馆学校与图书馆有密切联系，在缺乏全职教师的时候，馆员同时担任教员的角色，这种双重角色虽能给学生以实践指导，但也不能保证足够的时间与学生有太多的交流。在这样的情况下，威廉姆森认为图书馆学校应设置在大学中，在调查发布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便是受到Williamson调查影响的LIS教育机构的典型案例，1926年纽约州立图书馆的图书馆管理学校重新归入哥伦比亚大学，更名为图书馆服务学院(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20]。该学院原本从哥伦比亚大学迁至纽约州立图书馆、此时又再次回归。虽然这一案例中，合并后的首任院长正是Williamson调查的主角威廉姆森博士[21]，但这并非孤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图书馆界进行了一连串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发现并入大学、接受规范化管理的图书馆学校已经成为当时的普遍情况[22]。 3.2 总结并推广了纽约图书馆学校和伊大的专业教育经验 在Williamson调查之前，纽约图书馆学校和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校都是当时专业教育模式的拥护者，比起其他的学校拥有相对优越的教育资源，例如3.1中提及的师资问题，在调查的15所学校中，只有伊利诺伊大学才有独立的教学团队。Williamson调查的主要建议方向是专业教育，因而其具体的建议策略绝非空中楼阁，而是在已有最佳实践的基础之上，并再向前一步。 例如学位改革方面，调查前只有七所学校能够为学生授予学位。不同学校授予的学位不同，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伊利诺伊大学是仅有的两所能授予图书馆学学士学位(Bachelor of Library Science，简称B.L.S.)的学校。调查之后，卡内基基金会根据威廉姆森的调查，于1925年拟订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图书馆发展计划，在继续资助原有图书馆学校的同时，于芝加哥大学设立了一所新的图书馆学校，授予硕士及博士学位，用以培养图书馆高级人才及研究图书馆学术。这即是以“原有经验”(从原来的学士学位)到“向前一步”(走向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路线。 3.3 促使美国图书馆教育界开始寻求职业的共识和标准的统一 根据Williamson调查，当时迫切需要建立的标准包括教育标准和馆员标准，1924年在卡内基基金会资助下，ALA成立了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The Board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简称BEL)，负责研拟各项标准及评定图书馆(学)教育计划，为图书馆教育界的对话和职业共识的建立构建了基础。 在1926年间，BEL根据威廉姆森的建议制订了各项教育标准，其中包括了图书馆学研究所、学校、暑期班、见习班及学校图书馆工作各科课程。1932年，凡非正规训练课程如暑期班，见习班等一律停止办理。1933年ALA公布一项新的标准《图书馆学校之最低条件》(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Library School)，仅承认了三类的图书馆学校：第一类：授予硕士学位，开设高级研究课程的学校；第二类：授予第二个学士学位，仅提供二年研究课程的学校；第三类：不授予学位，仅实施一年的图书馆学训练，不以大学毕业生为入学资格限制的学校。自1939年以后，所有协会通过的图书馆学校均成为授予学位的机构。 除了学校层面的标准，还包括课程的统一。调查前ALA没有规定必修课程的目录，当时的15所学校所教授的课程各有侧重，同一课程名称在不同学校有不同的定义。教员容易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设置成课程，但教员缺乏对课程的总结和创新。调查后这种情况逐渐得到改善，并逐步进行核心课程等的设置，当然这种课程的规范化也提高了教师和机构的要求。 4 KALIPER调查与20至21世纪的LIS教育变革 4.1 KALIPER调查之前的LIS教育趋势 Williamson调查之后，虽然LIS教育也曾经历过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低潮，但还没有遇到过堪比信息技术浪潮的严峻挑战。20世纪末，随着技术环境的变化，图书馆学教育的关注点渐渐向信息领域扩散。教育理念不再是培养图书馆学领域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而是培养具有信息素养的高素质综合人才。然而，图书馆(学)教育开始收缩。由于政府的财政对高等教育的压缩，图书馆学校资金匮乏，学生就业压力大，许多图书馆学院纷纷关闭。图书馆学领域还仅仅停留在传统的书目采集、编目、分类等课程上，信息学的扩展部分取代了图书馆学的作用。 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学的交叉开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有了更高的要求。首先，硕士和博士学位点不断增加，学科交叉使得双学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在硕士教育阶段，图书馆学不同的研究方向分离。在1997年，多伦多大学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Library Science)和情报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Information Science)合并起来，形成信息研究项目硕士学位(Master of Information Studies Program)，分三个研究方向：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档案研究和信息系统研究。其次，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一部分，学校要求学生也要有实践经验。雪城大学的硕士生必须完成实习或者独立研究才能顺利毕业。 4.2 KALIPER调查的结论与评论[23-24] 20世纪90年代中期，凯洛格基金会为德雷塞尔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等数所大学的图书馆学信息学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研究主题包括扩大学科研究范围、增强学科交叉性、开设技术课程、提供远程教学等。KALIPER项目是凯洛格基金会对图书馆学信息学教育改革资助的延续，也是自1923年Williamson调查以来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学信息学课程调查研究项目。KALIPER研究团队分为五个小组，采用问卷调查、案例研究、访谈等方法收集数据，主要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的课程大纲、课程描述、课程设置的变化进行研究。KALIPER的报告还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以十年为单位进行梳理，并制作成年表。年表记录了新课程的设立、第一次远程教学的开展、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贡献、学院名称的变更等。 从上述的报告内容可以看出，比之Williamson调查的建议导向，KALIPER调查更侧重实际情况的反映，它尝试“客观地”呈现趋势而不是作为推动改革的舆论工具。即便它对其后日本LIPER项目以及全球性的iSchools运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但它们之间的关联度远没有Williamson调查与其后的组织性改革来得明显。 KALIPER调查的核心结论是在确认LIS教育仍然必要的基础上，展现了当时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教育变革的六大趋势。笔者认为，这六个趋势可以大致总结为三个方面，即分别是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育体制： 首先是教学内容。LIS教育开始广泛地涉及信息环境和信息问题、并强调人在信息环境中的中心地位、用户为中心的理念更加凸显。由于技术的变通性，应用在图书馆的技术同样也能应用到其他信息环境中。编目、分类等传统的课程出现了重组。此外，编目和数据处理等课程也日益关注用户模式，信息检索的指导旨在提高用户检索信息的查全率和查准率。以用户为核心的理念是学院设置课程的标志并将长期存在，这也成为区分图书馆学情报学与其他同样涉及信息的学科的标志。 其次是教学手段。关注对信息技术的接受，强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增强学生在网上学习的观念，丰富网上学习的经验，如学习不同的软件程序、上网搜寻资料、网页设计等，在这样的基础上，远程教育成了报告关注的一个焦点。 最后是教育体制。LIS教育的课程结构、跨校合作模式、学位系统都在逐步向情报学靠拢并试图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培养能够面向更多信息职业的复合人才而不再是纯粹的图书馆专业人员。例如不少学校在完成必修课程的基础上，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定制选修课表，并提供修读双学位的机会；更明显的，相关学院均开始通过授予不同类型的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来对其课程体系进行拓展。 可以说，这三个方面都体现了信息科学影响力在传统LIS教育中的扩大，甚至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也同时体现了传统LIS教育的“生存焦虑”。例如许多图书馆学情报学学院和相关教育项目的名字也把“图书馆”改成“信息”，以示研究领域的扩展，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争取更多的经费和支持。 5 KALIPER调查结论的作用与影响 与Williamson调查的性质不同，KALIPER调查所发挥的是一种更为明显的“中介”和“参考”性质的作用，然而在某些方面也发挥出了类似的行业影响。 5.1 成为LIS教育进行调整的重要标志，推动了图书馆学向信息学的彻底转变 KALIPER调查对六大趋势的“确认”使得当时许多图书馆学院相继掀起更名的热潮，代之以情报学院，引发了图书馆员的讨论和反思。不仅如此，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效仿KALIPER做类似研究，如2003年日本的LIPER调查。在这些运动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相关LIS教育研究对“图书馆员”这一本源行业的关注，但这种关注力度越来越低，如果说LIPER调查还强调了日本本土对图书馆员职业存在的信心，那么到了iSchools运动中，图书馆职业已成为信息职业中仍有较重分量却并不值得特别强调的一员。 KALIPER调查对于这些趋势的增强有多大的影响是难以测量的，但它确乎是一个分水岭，成为所有“转型”性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拐点。KALIPER调查之后，远程教学的数量超过报告前的三倍，LIS领域新的学位不断涌现，衍生出了医药信息、媒体信息、法律信息乃至于数据科学等方向。六个趋势随着KALIPER调查的论证而逐步获得业界的全面认可，并逐步成为学科调整的方向性指南，至今大部分相关研究仍没有跳出这几个趋势论述的基本框架。 5.2 总结并推广了LIS学院的改革经验 KALIPER报告作为不同的图书馆学院重新修订课程体系的参考，也成为学者研究图书馆学情报学课程改革的重要参考。与Williamson调查类似，KALIPER调查也呈现了一些相关的改革经验，更重要的是，由于报告“呈现趋势”的目的性，对这种改革案例的论述要远远比Williamson更多。虽然这种“论述”并不等同于“坚定的认可”，但对各个学院不同措施的罗列与梳理，对那些还坚守着原有教学模式的LIS学院(尤其是北美之外的)而言，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实践指南。 伊大LIS学院就是一个重要的“被推广”对象。1994年，早于KALIPER调查之前，伊大LIS学院便参与了凯洛格基金会资助的HRISM项目。该项目所得出的关于LIS教育发展趋势的结论与后来的KALIPER调查极为相似。此后，1998年，时任院长Leigh Estabrook作为咨询委员会委员引导并参与了KALIPER调查。在参与这两个项目(调查)的过程中，伊大LIS学院除了在课程范围和课程体系进行调整，还于1996年着手开展网络远程教学——图书馆实验教育项目(Library Experimental Education Program，简称LEEP)旨在通过网络课程的方式为学生提供研究生教育，这一项目在2001年获得斯隆奖(Sloan-C award)，被公认为最杰出的LIS网上学习项目[25]。以伊大、雪大等代表性LIS学院的改革经验通过KALIPER调查被进一步放大，并成为“六大趋势”的佐证者，这使得它们后来的改革成效更受瞩目(在LEEP的支持下，伊大的远程教学项目的学生人数也翻倍。而学院得到的学校财政支持为原来的三倍，达到560万美金，得到的社会捐赠则翻了十倍[26])，并最终发展为iSchools运动。 6 Williamson调查与KALIPER调查的对比分析 正如上文所说，前者所开展的是图书馆行业内部的阶段性改良，而后者则关乎整个学科的重新定位。从表层数据和效果的对比看来，Williamson调查与KALIPER调查的差异化恰恰体现了LIS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 一方面，Williamson调查和KALIPER调查体现了组织主体的不同意图，前者更侧重引导改革的方向，而后者则为是为了探索改革的可能性。例如从调查范围看，为了提供一个可以面向所有学校的标准，Williamson调查覆盖了当时所有15图书馆学校；但KALIPER调查仅覆盖了27所，虽然数量高于前者，由于不是全部覆盖，不能了解到所有学校的具体情况，KALIPER报告本身希望体现的是这部分学校的“趋势性”。 另一方面，由于意图的不同，调查报告的研究方法与文本的组织方式也大有不同。从最终结论看，Williamson报告中从课程、教员情况、学校资金等方面，用数据的形式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图书馆学校的情况，侧重对当时“糟糕情况”的展现，以说服读者，让人们即从整体也从个体上了解各个图书馆学校的状态；KALIPER调查则采用复合的数据采集方式，项目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统计手段与计量标准，尝试以不同的路径阐释图书馆学信息学教育变化的趋势。 然而，或许这种差异背后的一致性更值得学界关注： 首先，Williamson调查和KALIPER调查都是行业协会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时期通过一个大规模的调查事件来引起关注，这种方式虽然对资源的要求极大，但比之行政会议和论坛等具有另外的一番价值，如大规模数据的长期参考性、普适性的价值重申等，由此引发的话题和舆论争议也可以成为学界“自我更新”的一个重要契机，这种调查后的一段时间，往往也是行业共识的形成时期，如Williamson调查后的标准化和系统化，KALIPER调查后iSchools浪潮等。 其次，这两项调查相隔甚久，但它们都不约而同选择了行业人才作为其主要关注点，并正面切入社会的需求与教育现状之间的矛盾，通过人才培养的转型来撬动学科和职业的转型。更重要的是，它们同时关注到当时的优秀实践并加以推广，使得所谓的“转型”没有停留在空泛的讨论之上，即便KALIPER调查的“趋势论”是悬而未决的，但它依然给出了一些可以跟随的标杆性案例。可以想见，两份调查报告从其启动之日起就没有将自身单纯地定位为一份“行业调查”，它们也是一个打破学界隔阂，实现交流的平台。 随着LIS教育的触角继续向信息科技领域延伸，这一阶段的转型还将延续下去，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推动学界的深层次互动、形成行业共识，仍将是长远的问题。本文对Williamson调查和KALIPER调查的研究，正是希望探索一种可能的解答，以助于国内与图书馆相关的专业学会、行业组织、研究机构重新认识相关调查研究的价值，积极关注重塑行业的可行措施。 (收稿日期：2015-04-02) 注释： ①分别是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1890)(年份为该机构创建时间，下同不具)、普拉特图书馆学院(1895)、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1893)、匹兹堡市卡内基图书馆学校(1900)、西蒙斯大学图书馆学院(1902)、西储大学图书馆学院(1904)、亚特兰大市卡内基图书馆学校(1905)、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院(1906)、雪城大学图书馆学院(1908)、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1911)、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院(1911)、滨江图书馆服务学校(1910)、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学校(1914)、圣路易斯图书馆学校(1917)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学课程(1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