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用学研究状况与发展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方向论文,国语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105(2005)01-0072-10
1.引言
“语用学(pragmatics)”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哲学家Charles Morris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与符号关系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相并列：符号关系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与符号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Morris 1938)。后来他又将语用学定义为“处理在一定行为内所发生的符号及其起源、用法和影响的符号学部分”(Morris 1946)。从此语言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纷纷涉足这一领域，推动了语用学研究向前发展。
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家注意到语言中的各种语用现象，开始从事语用学研究。而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步确立其地位的（沈家煊1996）。近半个世纪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学研究发展迅猛，成绩斐然。
一般认为，国内第一篇有关语用学的论文发表于1980年（胡壮麟1980），但事实上第一个把国外语用学理论引进中国的当是许国璋先生。许先生早在1979年便摘译了英国牛津学派分析哲学家J.L.Austin的讲演稿“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的三讲，发表在当年的《语言学译丛》第一辑上（许国璋1979）。由此算来，语用学研究在中国也不过20几年的历史，但在这20多年中，语用学从最初对国外理论的引进和修正、补充，到结合汉语开展汉语语用学理论和应用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对于已取得的语用学研究成果，国内学者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基本以五年或十年为期），有许多文献可供参阅（如沈家煊1996；钱冠连1990,2001；何自然1994；文旭1999等）。这些综述较为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各阶段国内语用学的研究状况，但对于语用学最近几年的发展，尤其是语用学领域新的发展趋势，如形式语用学和计算语用学研究，却鲜有论及。本文正是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语用学在我国20多年的发展和现状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并结合汉语研究的实际，对汉语语用学和形式语用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并进一步探讨了汉语语用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由于国内语用学研究进展迅速，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因此我们只能针对各个论题，从中择取主要篇目加以介绍或评述。其中难免挂一漏万，希请方家教正。
2.语用学理论在中国20年的发展概况
语用学在中国起步是以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外语用学理论为发端的。许国璋先生最早于1979年摘译了Austin的《论言有所为》（许国璋1979）。次年，胡壮麟先生发表论文，从四个方面对语用学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胡壮麟1980）。此后发表的评介国外语用学理论的论文，内容涉及到语用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80年代引进的语用学理论涉及预设、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与合作原则、礼貌原则以及会话结构的语用分析等论题，90年代侧重于介绍关联理论、新Grice会话含意理论、语言综观论和顺应论等新语用学理论。这种紧跟时代步伐的评介工作，为语用学这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理论参考。同时为了更好地吸收和借鉴国外成果，一些学者在世纪之交及时总结国内各阶段语用学研究的发展经验，发表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综述和研究论文，为推动语用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钱冠连1990，2001；何自然1994；沈家煊1996；文旭1999；何自然、吴亚欣2001；况新华、谢华2002；徐鹏、马涛2002等）。
引进语用学理论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直接翻译和评介国外语用学论著。20多年里，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学者把语用学论著直接译成汉语，或发表专题文章进行评介，为国内学者提供了宝贵资料。近年来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先后推出了“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和“牛津语言学入门丛书”，许多著名的语用学论著都在出版之列。原版外文论著的引进极大地提高了语用学理论的引进速度，为国内读者了解“原汁原味”的、国外经典的和最新的语用学理论提供了方便。
由于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英语为材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的并不能对汉语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有学者对国外语用学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理论。这是语用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闪亮点。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钱冠连在80年代中后期对Grice的合作原则所做的修正和补充（钱冠连1986，1987，1989a，1989b）；顾曰国结合汉语对“礼貌原则”和“面子”概念所做的修正（Gu 1990；顾曰国1992），对言语行为理论所做的补充（Gu 1993；顾曰国1994a，1994b）；沈家煊对句子“话题”和“评述”的划分、对语用学与语义学的界限提出的新观点（沈家煊1989，1990），对语用原则和认知原则在传递和推导言外之义过程中的作用所做的科学分析和论证（沈家煊1997）；徐盛桓对古典Grice主义和新Grice会话含意理论的语用推导机制所做的修正和补充，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会话含意理论框架（徐盛桓1994，1995，1996），等等。此外对于语用含意、语用推理、语用学方法论、认知语境等问题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或方法。
这些研究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语用学理论，并为建立汉语语用学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必要的理论指导。但是正如沈家煊(1996)和钱冠连(2001)所指出，国内的语用学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国外语用学理论基础上进行修正和补充，还很少原创性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3. 语用学理论的运用和汉语语用学研究的发展
3.1 语用学理论的广泛运用
语用学理论在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翻译研究和修辞学研究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丰富成果。
语用学理论最先在外语教学中得到成功运用，首先引起研究者兴趣的是语用失误问题，其后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涉及语用学各主要论题在外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问题，对提高外语教学质量、推动外语教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人们对语用原则（屈承熹1986）、语境的各种构成因素（常敬宇1986）、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毕继万、张德鑫1994）等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展开了热烈讨论。近年来随着全球“汉语热”的不断升温，从语用角度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高校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尝试运用语用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各种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汉外翻译研究中，翻译的语用等值问题首先成为研究热点（张亚非1987；何自然、段开诚1988），其后“西译汉化”和“汉译西化”问题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黄金棋1988；黄家修、谢宝瑜1990）。近年来讨论语用与翻译问题的文章更是层出不穷，不断把语用学推向翻译研究的应用之中。在修辞学领域，修辞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戚雨村1983；高万云1993；何自然2000），以及二者在成功的会话交际中所起的重要作用(Gu 1994)等成为研究热点，为传统修辞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为语用学和修辞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拓宽了其研究范围。
3.2 语用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运用和汉语语用学的发展
语用学理论在汉语研究中的运用极大推动了汉语语用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早期的汉语语用学研究是从语法角度展开的，其标志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关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的讨论（胡附、文炼1982）。这场讨论在汉语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学者就此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如范开泰1985；史锡尧1991；施关淦1991；范晓、胡裕树1992；廖秋忠1991；杨成凯1993,1994等）。但由于其研究视角的独特性，这种结合汉语语法开展的语用研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语用学研究。
语用学理论在汉语中的应用研究应是运用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汉语语言事实，解决汉语实际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例如马希文(1985)、方梅(1995)利用“预设”概念分析了汉语中跟副词“再”有关的句式、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等语法现象，范开泰(1990)、徐赳赳(1993)、施关淦(1994)、袁毓林(1995)从语用角度对汉语中的省略和隐含现象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沈家煊(1993)、徐盛桓(1994)对语用否定和含意否定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描写和讨论，王建华(1987)、程雨民(1990)、袁毓林(2000)、杨亦鸣(2000)等运用语用学理论研究汉语歧义句，部分地解决了汉语歧义问题。
我国汉语界在语用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对语境的研究。1991年在山东大学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语用学学术研讨会上，汉语界同仁从语境的意义和性质、范围和构成、分类和分级、功能和作用，以及语境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语境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对语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992年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语境研究论文专集《语境研究论文集》收集了中外学者关于语境的研究论文（或专著节选）40余篇，从语境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开始，探讨了语境对语言的微观和宏观结构的制约、语境与语言教学等方面的问题，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几十年来有关语境研究的概貌，也显示了语境研究在整个语言学中的重要地位（西槙光正1992）。近年来出版的语境研究专著则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比较有影响的如王占馥《语境学导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语境与语言应用》（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5）、《汉语语境学概论》（南方出版社，1998），刘文义《语境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冯广艺《汉语语境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语境适应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王建华等《现代汉语语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充分展示了汉语语境研究的丰富成果，显示出其蓬勃的发展生机与活力。
作为汉语语用学研究重要成果的集中体现，十几年来国内出版的语用学专著、教材、论文集等数量众多，这里择取其中有重要意义或影响的几部论著做一简要介绍。国内第一部语用学专著是何自然先生的《语用学概论》（何自然1988），该书“几乎囊括了Levinson《语用学》一书的各个部分”（沈家煊1996语），被许多高等院校选为语言学专业教材，并于2002年出版修订本（何自然、冉永平2002），汲取了国内外语用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何兆熊先生的《语用学概要》也是外语界很有影响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之一，该书再版时不仅对语用学的理论、原则和概念做了系统的介绍，就语用学研究中的传统论题展开了详细讨论，而且吸收和补充了国内外语用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何兆熊1989）。钱冠连先生的《汉语文化语用学》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以汉语为语料、以汉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专著，代表了汉语文化语用学研究的最高成果（钱冠连1997）。作为教育部研究生教学推荐用书，该书在2002年出版了修订本。熊学亮先生的《认知语用学概论》，对语用学各派理论作了扼要介绍，并对关联理论、认知语境、语用推理和认知语法等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评介，从中可以了解语用学发展历程的概貌（熊学亮1999）。而关联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和应用成果集中反映在专题性研究文集《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中。该书分三个部分（关联理论基本框架介绍与述评、关联理论专题研究、关联理论应用研究）收录了国内关联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为推动我国语用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用学理论体系做了有益的探索（何自然、冉永平2001）。索振羽先生的《语用学教程》是国内最早为中文系汉语专业研究生编写的语用学教材（索振羽2000）。该书在言语交际总框架中研讨了语用学的各个重要课题，并根据汉语运用实际，对西方学者提出的某些理论做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或原则、准则，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另外，濮侃等著的《语言运用新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运用语用学原理对语言运用现象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全面研究，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了一本很好的参考书，程雨民《语言系统及其运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对语言系统的构成、运用，以及语言中的推理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探讨了语言系统的实质及其运作的情况，具有独到的见解。其他的语用学专著或教材还有：左思民著《汉语语用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康家珑著《交际语用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应天常著《节目主持语用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戈玲玲著《教学语用学》（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史尘封、崔建新合著《汉语语用学新探》（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王建华著《语用学引论》（东华大学出版社，2002），姜望琪著《语用学：理论及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和《当代语用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等等。这些论著为语用学研究提供了可借鉴和参考的重要资料。
汉语语用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显现出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态势，并正沿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道路稳步前进。
4.国内形式语用学和计算语用学研究状况
4.1 国内形式语用学研究状况
形式语用学研究可溯源于哲学和逻辑学领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数理逻辑学家R.Montague发表了两篇著名论文(Montague 1974a、1974b)，首次对语言理解过程中的语用推理作了初步的形式化描述，开语用形式化研究之先河。而第一个使用“形式语用学”(Formal Pragmatics)这一术语的是编辑Montague文集Formal Philosophy的学者R.H.Thomason(1974)；第一部冠名“形式语用学”的专著是Kadmon的Formal Pragmatics(Kadmon Nifit 2001)。目前国外形式语用学研究正逐渐受到学者的青睐，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国内的语用形式化研究也是从逻辑学和哲学领域开始的。1961年，我国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周礼全先生(1961)首次较为明确地阐述了作者关于自然语言逻辑的思想，提出要扩大逻辑基本词项，建立新的逻辑系统，即自然语言逻辑的观点，这与Austin的语用逻辑(Illocutionary act)、Grice的会话含意(Implicature)颇有类似之处。1978年，周先生在全国第一次逻辑讨论会上作了题为“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的发言，站在逻辑学角度讨论和分析了形式逻辑与自然语言有关的七个方面的问题，指出形式逻辑应该向自然语言的逻辑逐渐发展（周礼全1993）。但文章是站在哲学和逻辑学立场研究自然语言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语用学角度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手段分析自然语言的逻辑问题。1994年，周礼全先生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一书出版，该书是他“把现代逻辑应用到自然语言的分析，建立新的自然语言逻辑系统”的思想的具体实践和探讨，其中关于哲学逻辑的形式化讨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语用研究所作的形式化分析（周礼全1994）。这大概是国内形式语用学研究的真正发端。
此后，周先生的两位博士邹崇理和蔡曙山秉承师学，致力于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并先后出版了多部专著，其中蔡曙山的《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是关于自然语言语用逻辑(Illocutionary logic)形式化研究的一项开创性工作（蔡曙山1998）。作者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建立了自然语言的三大语用逻辑系统：命题语用逻辑、量化语用逻辑和模态语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系统的语义模型，讨论了语用逻辑在计算机科学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科学中的应用情况。周礼全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对这项研究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有些研究（如语用逻辑的量化系统和模态系统）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有些研究（如对各种语用力量要素的分析和对自然语言的分析，语用逻辑的应用等）则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语言学界也已经认识到开展形式语用学研究的迫切性。沈家煊(1996)指出语用学的应用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处理方面将大有作为，必须在语用学的形式化手段上加强研究，创造形式语用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语用学研究”课题组(1996)也专门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形式语用学研究的状况，但它的讨论没有对形式语义学与形式语用学做严格区分，实际上还包括了一部分形式语义学方面的内容。陈治安、文旭(2000)根据在第六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指出“形式语用学的研究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再次呼吁应加强形式语用学的研究。但是在2001年召开的第七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上，大概受会议主题的局限，仍然没有形式语用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辛斌、马涛2002）。
据我们了解，目前在语用形式化研究中进行积极探索的是吕公礼、蒋严、徐盛桓等学者。吕公礼(2000)系统定义了话语信息的问句逻辑式，发展了信息语用状态的形式化运算模式；在真实性集合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话语信息量的本质特征和一般原理，对于揭示话语的统一信息机制和语言信息量的基本特征具有普遍意义。吕公礼(2003)从Morris、Carnap及Montague的语用学思想出发，讨论了语用的本体特征，重新给出了语用学和形式语用学的科学定义；提出以集合论为基础，以问题逻辑为起点建构形式语用学的观点；最后讨论了形式语用学的理论本质及方法论和跨学科意义。
蒋严(2002)探讨了语用推理的逻辑实质，介绍了溯因推理的基本特点及其在逻辑和计算科学上的制约原则；通过对溯因推理与语用推理特别是Grice理论和关联理论的语用原则的对比分析，指出语用推理就是溯因推理在言语交际中的具体应用，而语用原则就是具体的溯因制约原则。作者最后探讨了溯因推理与概率的关系，提出在概率论基础上发展形式化的溯因语用学理论。蒋严的原创性工作在于从溯因推理的角度对Grice语用理论和关联理论做出诠释，进而结合概率论提出了一些纲领性的设想。
徐盛桓(2003)以文学作品语句解读为研究对象，以“常规关系”为出发点，根据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规则的投影假说，将所设定的“常规关系”作为实现人类交际目的的一般性前提和语用基础，提出了文学作品语句解读的语用推理模型——“语句解读常规关系分析理论模型”，并尝试性地对以溯因推理为机制的语用推理模型作了形式化的刻画。
可以看出，形式语用学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语言学界的重视，虽然成果不是太多，但与国外的形式语用学研究基本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语用的形式化将成为实现语用学与逻辑学、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交叉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并将在语用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4.2 关于国内的计算语用学研究
严格说来，国内还没有学者对计算语用学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有的观点认为形式语用学就是逻辑语用学，并把它与计算语用学等同起来。但是在国外，计算语用学作为计算语言学中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与形式语用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几年很有发展势头，并有引领计算语言学研究潮流的态势。对于具体研究状况，我们将另文专题讨论。
5.关于汉语语用学研究发展方向的讨论
5.1对有关国内语用学发展方向的论述的回顾
在阐明我们的观点之前，先回顾一下几位学者所提出的有关见解不无裨益。
沈家煊(1996)根据当时国内外语用学研究状况，提出了我国语用学研究的发展任务：继续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开展脚踏实地的研究，把外语研究和汉语研究结合起来。文中同时还强调语用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要加强语用学形式化手段的研究。这是对国内语用学发展方向较早的系统探讨。此后，文旭(1999)在总结国内20年语用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归纳了中国语用学的发展趋势：加快引进的步伐；立足汉语的研究，创造自己的理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加强语用理论的应用研究，特别是计算语用学的研究。文旭的观点与沈家煊的看法基本一致。钱冠连(2001)通过国内外语用学选题对比研究，在四个方面提出了推动我国语用学向前发展的建议：正确分配从事引进与创造工作的人数和时间精力；弄清缺乏理论原创性的原因，将实用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统一起来，明确语用学理论目标，增强理论意识；鼓励年轻一代利用母语从事实证研究，为中国语用学界注入新鲜的活力；把理论酝酿的时间与精力花在理论意识的建立、学术视野的扩大、方法论上的多样化和语种选择的多样化上。况新华、谢华(2002)把我国语用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概括为三点：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从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再到应用研究；多角度、多维度研究语用学。徐鹏、马涛(2002)就汉语语用学理论的发展提出建议：汉语界和外语界学人应携手合作，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高，对西方语用学理论不断跟踪、介绍、研究、借鉴，开展对话和交流，根据中国国情实现汉语语用学的理论创新。
5.2 我们的观点
以上各家的观点可谓精辟、中肯，但是他们大都分析得比较简略，没有深入展开讨论。我们认为，语用学在中国的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原则是以汉语为主要对象，加强语用学理论原创性研究及其应用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既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必须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符合本国国情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理论。具有民族性的东西也是最具有世界性的。西方语用学理论最初基本上是以英语为研究对象发展起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以汉语为研究对象，在国际语用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呢？只有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语用学，才有可能对语用学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立足汉语实际，从丰富复杂的汉语现象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上升为语用学理论，然后用于指导汉语语用现象的分析研究；再从中抽象出普遍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发展，必将把语用学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同时在汉语语用学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具体地说，首先是“拿来”，要不断跟踪引进国外语用学研究的最新成果。20世纪80年代，一批学者投身于国外语用学理论的引进，翻译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有的至今仍堪称经典。在当时国际学术交流渠道不畅和国内学者外语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下，要让国内学者较早接触国外理论，这项工作无疑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随着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不断繁荣和研究者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语用学理论的引进不必再像十几年前那样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大量翻译原著。我们认为正确的做法是让部分学者花适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代表国外语用学理论最新发展趋势的论著，有选择地进行翻译、评价和介绍，从而让更多的学者致力于语用学本体研究。
接着是“为我所用”，用已有的和最新的各种语用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各种汉语语用现象。一种语言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取决于在用来分析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中的种种语言现象时，是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我们既然“拿来”了，就应该用来分析和解释各种汉语语用现象，尝试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各家的语用学理论各有所长，但只有用来分析和处理具体语言事实，才能知晓其普遍性和适应性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各种语用学理论大多必须经过“本土化”改造，才能较好地解决汉语中的语用问题。
第三是“另起炉灶”，在对丰富的汉语语用现象进行足够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语用学理论，而不必拘泥于国外的某些观点——总是“打补丁”，就永远“穿不上新衣服”。汉语明显不同于西方语言，自有其显著特征，以西方语言为主要基础创立的各种语用学理论，也许只是部分地适用于汉语实际，有的或者根本就不能用于解释汉语语言现象。对此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是或者对现有理论进行改造，或者另行创立自己的理论。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在对已有的语用学理论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创立符合汉语实际的汉语语用学理论了。“中国语用学研究”课题组(1996)曾对中国语用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溯源式的探析，发掘了汉语语用中的部分规律。若循此前行，在进一步深入分析现代汉语各种语用现象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汉语语用规律，那么必将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语用学理论。
最后一点，也是最应引起重视的是应该密切关注和把握当今科学研究中“多学科交叉发展”的态势。互联网联出了“地球村”；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了文、哲、理、工、医等各大学科的交融，催生了许多边缘性的交叉学科——语言学领域也不例外。语用学研究关涉的知识覆盖语言学、哲学、逻辑学、数学、文学、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各大学科分支，这便向语用学家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不仅应该具备良好的语言学专业素养，同时还必须掌握广博的多学科领域的相关知识。事实也已证明，培养文理兼通、学贯中西的人才是科学研究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条件。我们既应该高度重视以汉语为研究对象的汉语语用学理论本体研究，也应该密切关注语用学理论的应用研究。既然国外能发展篇章语用学、形式语用学、计算语用学、文化语用学、认知语用学、文学语用学等名目众多的交叉领域的研究，我们也完全可以结合汉语实际发展这些领域的研究，甚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这样既为国际语用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同时也让汉语语用学研究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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