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农民工--比特时代与媒介人的职业转型--兼论传统媒体的生存危机和人才危机_传统媒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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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人，你为什么还不转行？”伴随着“报纸必死”等传统媒体的一片唱衰之声，大批传统媒体人纷纷离职、跳槽。在告别时，有人总不免写下悲情文字，指斥传统媒体的行业发展之弊，对传统媒体及媒体人的前景表示了无限悲观。

      一方面，移动互联网等新媒体来势汹汹，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与数据营销方式的逆转，挑战着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通道；另一方面，不少骨干及精英类人才的流失，更令传统媒体雪上加霜。

      传统媒体的生存危机与人才危机，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不同的视角都可照进彼此的现实。从原子时代到比特时代，媒体人的转型也较之前有了更多选择。但相对而言，更为艰难的则是传统媒体的转型。这样的一个智慧密集型产业，在遭遇生存危机时，可能更需要的是力挽狂澜的英雄。人才是竞争之本，离开稀缺的人才资源谈机构转型，才是传统媒体最大的危机。

      媒体人的失落：从无冕之王到新闻民工

      在行业低迷不景气的时代，总有一些念旧的人在追忆曾经的美好。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中国媒体人公认的“黄金时代”，“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原《南方周末》著名记者、现腾讯网总编辑陈菊红语）。在那个黄金时代，记者的地位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无冕之王”，新闻理想更是超越了现实的物质主义，拥有着一大批忠诚的信徒为之奋斗。

      媒体在中国来说，还是体制内的产物，尽管有着“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双重属性，但更多靠向事业单位的编制和身份，还是给媒体人赋予了一时无两的地位尊严。

      在那个原子时代，一个行业内的名记者，一张报纸的总编辑，都拥有着无上的话语号召力。一张报纸的总编辑可以随时约上一群房地产老板开会，而现在恰恰相反的是，一个房地产老板却可以随时叫上一群报纸总编吃个饭。

      与社会地位并驾齐驱的还有薪酬水准。那个年代中国媒体的市场化，让从业者共享发展成果，尝到了物质上的甜头。就是不算行业内的红包、车马费等灰色收入，媒体人的普遍收入也均高于社会平均薪资水平。同样是一个刚入职的大学毕业生，从事媒体的只要勤奋做版，认真写稿，一线大报的月收入近万元不是问题，就是二线城市的都市类报纸，月收入五千元也不是传说。而从事其他行业的大学生，在毕业的前两年内，只好苦于囊中羞涩。

      

      辉煌的日子在2002年前后走到了尽头。从这一年开始，大多数新闻单位开始不设编制，许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更是采用全员聘用制的方式招聘编辑记者，传统体制的“铁饭碗”消失，随之而来的则是“临时工”“流浪记者”。

      与此同时，新闻媒体的大量用工需求也造成了从业者素质的参差不齐，新闻媒体的话语权更产生了权力寻租的异化，大批假记者的出现，新闻敲诈现象的频繁发生，不仅败坏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名声，更是令“记者”的职业光芒一落千丈。

      没有编制，没有户口，没有职称，甚至工作一两年的记者也没有新闻出版总署（现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记者证。身份的巨大反差，加之媒体行业的劳动保障制度并不完善，素来监督社会的新闻记者，在面对自身权益受损的时候却无能为力。

      于是，“新闻民工”一词的出现，高度传神地表达出了媒体人的生存和工作焦虑。

      行业内部的身份鸿沟与行业外部的竞争冲击，逐渐改变着媒体人的生存状态，“无冕之王”的精神开始蜕化，“新闻民工”的社会地位，又伴随着行业收入共同失落。2002年前，一名记者的月薪，买下当地一平方米的房子基本上绰绰有余；而2003年开始全国房价大幅上行之时，媒体人的薪酬却基本上还是原地踏步，没跑嬴房价，甚至连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都没跑过。

      穷则思变。社会已经步入了比特时代，这种宏观上的大转型，逼压着传统媒体开始艰难地探索机构转型，而机构中的个人，其职业转向便成为这个宏观转型中的微观风潮。

      职业转向的选择：媒体人都去哪儿了？

      平心而论，媒体本身就是一个离职跳槽高频率的行业，传统媒体的人才流动也一直普遍存在，良性的人才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媒体业的繁荣与发展。只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媒体人的职业转向往往是在体制内部或媒体行业间选择，如从报纸转向杂志，从老报纸转向受众更精准的新型杂志；但随着新媒体的风起云涌，媒体人的职业转向也开始撼动传统媒体的基石，转向到网站、移动互联等新媒体阵营，扮演“掘墓人”的角色。

      认真梳理媒体人的职业转向，不外乎以下几种去处：

      1.从政。中国的媒体从组织属性上都是党办媒体，不折不扣的国有企业，媒体人也多是体制内人士、国家干部。这种行政色彩浓郁的身份，使得媒体人可以“记而优则仕”。无论是中央级媒体的记者编辑，还是地方媒体，都会有机会获得升迁，在体制内华丽转身，进入政界。如中央电视台两位“名嘴”记者王志、张政，均以挂职留任的方式进入地方政府，出任要员。新近落马的四川省遂宁市市长何华章，则是白手起家，成功创办在西南市场上呼风唤雨的《成都商报》，进而获得擢升，官至地厅级。

      

      2.转企。媒体记者接触“三教九流”，对社会认知深刻，在工作中也较容易结识企业家和商界领袖，可以积累丰富的人脉资源。而企业家、商界人士也颇为看中媒体人敏感的嗅觉、对行业的理解及大众新闻传播的职业背景，往往会以高薪的诱惑伸出橄榄枝。媒体人转至企业或商业公司之后，一般会继续发扬其熟悉媒体运作的优势，从事媒体推广、市场营销、公共事务等方面的工作，帮助企业更好地与媒体合作，扩大市场份额。如阿里巴巴资深副总裁、首席市场官王帅，最早在山东济南的两家都市类媒体工作，后加盟阿里，一路辅佐马云成就电商帝国。

      

      3.创业新媒体。与入职企业继续为别人打工不同的是，近年来，媒体人的转型则热衷于创业，而创业的领域则多是新媒体。从专业主义上讲，新媒体与传统媒体都属于他们熟悉的媒体业，媒体人大可“长袖善舞”。这些创业新媒体的人士，往往是从事传统媒体多年，拥有着灵敏的新闻嗅觉与专业训练，对大众传播的深度理解可以很好地提升企业的媒介素养，而在传统媒体工作时积累的政府、行业和商业等多种资源，大可以为他们的创业提供更多帮助。如《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原社长刘东华和原总编辑李岷，则分别创办高端商业社交媒介“正和岛”及网络新媒体虎嗅网，原《南方周末》记者方三文则创办雪球财经新媒体等。

      

      4.公关。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传媒的黄金时代，不少记者、广告经营人员离职创业多是创办广告公司或公关公司，这同样得益于他们在传统媒体的经验积累和人脉资源。出身于媒体，一方面对媒体有着天然的熟悉与良好的合作基础，另一方面在传统媒体工作时也积累了客户资源，这使得他们在广告或公关领域均可“两头讨好”。而近几年，企业的危机事件频发，对优秀而专业的公关人才需求很大，而熟悉媒体新闻运作、懂得危机传播的媒体记者，成为公关业最受欢迎的人才。许多优秀的记者，在传统媒体入职五六年之后，便转战公关、广告等泛媒体行业，或去甲方（企业）里做公共事务与关系的媒介经理，或去乙方（公关公司）做公关事务专员。

      5.执教。媒体人转型的另一个选择便是“归隐象牙塔”，从新闻从业者变成新闻授业者。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社会学科，但长久以来高校新闻系培养出的学生却与现实脱节，徒有理论，缺乏实践，新闻采写动手能力弱，这也与高校从事新闻传播教学的师资力量普遍缺乏新闻从业经验有关。而媒体人转型做高校教师，则会弥补高校新闻教育的不足。媒体人有丰富的新闻实战经验，有来自一线的切身体会和操作技巧，这些从业优势会丰富高校新闻教育的流派，“学院派”与“实战派”共存，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媒体接班人。像中央电视台名嘴崔永元、李咏任教中国传媒大学，《中国青年报》优秀评论员马少华任教中国人民大学。

      

      无论转向体制内外与否，媒体人曾经拥有的传统媒体从业经验是其职业转向的最大资本。有传统媒体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优良传统，同时又具备良好的职业嗅觉，对新媒体、新事务保持着高度的热情和高效的学习能力，这是媒体人转型成功的必备素养。

      传统媒体的生存危机：为何留不住人才？

      以报纸的发行量持续下降、电视开机率锐减、广告收入不断下滑等为显著特征，传统媒体的困境由一报一台的休刊、关闭逐渐蔓延至全行业的生存危机。而伴随着这场危机的则是“曲未终人先散”，大批人才从传统媒体流失，网站、新媒体等领域则集结了一大批昔日传统媒体的佼佼者与领军者。

      另一方面，相关数据调查却显示，在各类有缺口的人才中，传媒人才是最缺的人才之一，目前国内新闻媒体中懂得媒体经营管理的人才不到1%，作为领军人物的媒体管理精英更是凤毛麟角。

      固然，传统媒体的行业低迷与衰落无法提振从业者的信心，是导致优秀的媒体人相继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仔细观察来自传统媒体内部的固有“劣根性”，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传统媒体为何留不住人才。

      1.体制。中国的传统媒体虽然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大多数的传媒市场化程度仍相对落后于企业界，人才管理上也深深地打上了体制的烙印。前文已述，编辑记者仍有“在编”与“编外”之别，中层以上媒体高管仍具备行政级别，属于“国家干部”，论资排辈、按部就班仍是人才晋升选拔的主渠道。这样的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当今媒体发展的人才需要，优秀的年轻人才难以获得破格提拔，同时也缺乏宽松的成长环境与科学的激励机制，挑大梁、担大任的人才梯队出现断层，人才自我完善的积极性不够。

      2.文化。传统体制内的媒体文化，在宽容度上也明显不足。一些真正优秀的人才往往个性比较突出，在为人处事上不够圆滑世故，与固有的媒体文化难以融合，在无法改变自己的情况下，只好谋求环境的改变，离开体制内。

      3.薪酬。传统媒体的薪资水平一度较高，但近年来出现滞涨，而发展遇到困境后，减员、减薪等控制成本措施成为常态之举。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传统媒体在薪酬上的吸引力缺失，必然导致一些优秀的媒体编辑被更好的职场机会所吸引。于是，金融机构、能源公司、IT企业、新媒体公司等高薪诱惑之下，三十而立的年轻媒体人转而投身其间，而这个年龄段的人才却应该正是传统媒体的骨干和栋梁。

      4.发展。一项专业调查数据显示，76%的记者在工作压力的来源选择了职业发展压力，尤其是从业时间5年以上的记者群体，比例最高。媒体人一般都有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而在传统媒体内部，“当上领导、不用写稿”的终南捷径显然只是个独木桥，更多的媒体人在职业发展上面临着瓶颈与困惑，通常在35岁上下，一旦解惑无望，便一走了之。

      留不住人才，人才队伍不稳定，传统媒体在反思自身发展困境的时候，往往会把人才的因素摆在首位。而为何留不住人才？传统媒体为何成了“黄埔军校”？其深层次的原因才是最需要反思和面对的，而能下决心解决人才问题的传统媒体，才有资格和实力在下一场事关生存的危机中占得先机。

      媒体转型关键在人：留住真正需要的人才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传统媒体的行业边界不断被打破，转型融合新媒体成为这个时代的必然选择。而在这个“媒介融合”的进程中，在报纸、电视等生产链条转向全媒体生产体系的同时，人才的传播理念、工作方式、业务能力及组织结构都变得至关重要，某种程度上，媒体转型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人。

      人才转型与媒体转型相辅相成，一方面，媒体人要敢于挑战自己，接受技术变革，提升自己的跨媒介、融合传播的职业素养与专业水平；另一方面，传统媒体还应切实重视人才，留住真正需要的人才，用制度留人，用事业留人，用发展留人。

      首先，传统媒体要利用转型期，打开内部创业与发展的多重机会空间。媒体转型是个巨变期，潜藏着无数的机会与机遇，而中央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更为传媒运营提供了新的可能。与其把自己多年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媒体人才，拱手让给新媒体，倒不如在传统媒体内部创造机会，鼓励有一定经验、创造力、责任感和领导力的内部精英，在体制内创业或承担有拓展前景的新媒体项目。

      其次，传统媒体要通过资源整合与共享，帮助优秀人才实现更大媒体理想。真正优秀的人才都是不甘平庸和清闲的，他们渴望成就一番事业，也希望借助不同的平台来实现自己的媒体理想。纸媒生存空间变小，发展速度放缓，但仍占据主流话语，新媒体来势汹汹却盈利路径模糊。在这种多重变革之下，纸媒需要力挽狂澜者，新媒体则需要成功的探索者，而能在多媒体整合传播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则需要传统媒体从内部挖掘和造就。

      再次，传统媒体要大胆推进改革，积极借鉴新媒体的人才激励机制和管理体制，用改革的红利留住人才。上海报业集团整合后，在斥资创办新媒体招揽人才时，大胆许诺核心层加盟者有机会享有一定期权。期权之类的激励政策在互联网等商业公司中早有先例，而类似的改革举措，已经在逼近传统媒体的产权核心，这样的改革力度和深度，才是吸引优秀人才、留住优秀人才的根本。

      最后，传统媒体还应构建人才软性回报体系，给媒体人以更好的事业空间和发展机会。欧美记者的职业发展趋势一般是字越写越少，见识越积越深，人越老越值钱，而不是像中国记者正沦落为吃“青春饭”。因此，在传统媒体的体制内，应当打开媒体人的多个事业出口，鼓励从业人员在某个领域、某个行业成为专家型的精英，借鉴欧美主流媒体的做法，培养自己的媒体精英成为畅销书作家，同时允许优秀的媒体人在职进修、培训深造，有广阔的学习与提高空间，为未来积聚更好的发展优势。

      个人的职业选择，无论走向哪个方向，背后正是时代之手的指引。传媒行业的细分与碎片化，技术、内容、产品、市场的逻辑再造与模式变革，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离开人才妄谈传统媒体的生死，与离开发展平台妄谈人才的成功，都是片面而盲目的。时代既然留给我们诸多的出口和通道，只有积极寻找与努力捕捉，传统媒体和它的从业者才能获得涅磐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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