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红光[1]2002年在《昭和天皇与侵略中国东北》文中认为论文题目昭和天皇与侵略中国东北 研究生姓名：梁红光 学科、专业：世界史 研究方 向：东亚国
单珊[2]2008年在《昭和天皇与太平洋战争》文中认为昭和天皇作为近代日本最高的精神权威和专制君主、陆海军大元帅、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但由于天皇免予起诉,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日本的右翼势力便以“天皇无罪”来否定对外战争的侵略性,为天皇开脱。日本许多的历史着作,也把对外战争的责任推给军部或少壮派军官,而把对外侵略的总舵手天皇掩盖起来,从而使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成为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加之中国是遭受日本对外侵略的重灾区,所以各国史学界对天皇战争责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侵华方面,对太平洋战争中天皇的责任问题较少涉及,至今尚未见到系统全面论述这一问题的专着或论文。故此,本文拟就昭和天皇在太平洋战争前后的言行及作用逐一进行探讨,揭示天皇是如何积极参与战争的重大决策过程、指导和影响战争局势的,并指出其应负的责任,以此驳斥右翼势力所谓的“天皇是虚君、和平主义者及日本对外发动战争合法性”的辩解。正文主要由叁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昭和天皇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首先论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原因,并指出主要责任在于日本天皇制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接着具体分析了天皇的言行在南进政策确立、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制定和实施作战计划方面,天皇本人对作战行动施加着决定性、控制性的影响,驳斥了那种认为天皇在战前并不了解偷袭珍珠港计划的观点。最后强调指出昭和天皇是在研究了各种情况,经过与政府和军部反复商讨,又听取了重臣们的意见,经过种种考虑之后才做出的与英美开战的“圣断”。第二部分重点讲述了战争爆发后,昭和天皇是如何积极主动地参与战争决策的,揭穿了昭和天皇在战争中是个“无为之君”的假象。在战争初期,为胜利欣喜若狂的昭和天皇尚未预见到战场局势的转折,对于中途岛的惨败仍处之泰然。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大元帅昭和天皇充分利用自己的神圣权威,不断向军部施加压力,终于导致了损失惨重的消耗战。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为调解统帅层内部矛盾,解决战略物资和船舶分配问题,昭和天皇不得不直接出面,在有关国务和军事统帅问题上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塞班岛失陷后,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反东条运动”,天皇决定抛弃东条,继续坚持战争。在第叁部分昭和天皇与日本投降的叙述中,分析了日本投降决策中的所谓“圣断”及其真相:天皇在明知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人为地拖延战争,使日本本土在此后半年中遭到本可避免的巨大破坏。在整个战争前后,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与策划,或是得到天皇的批准,或是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的,昭和天皇对战争负有直接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天皇是日本战争机器的实际操纵者。但战后日本政界战争史观的右倾化使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日益模糊。最后,我们认为既不能把昭和天皇看作是率先倡导开战和积极推行开战的好战主义者,也不能因为昭和天皇对战争的一度犹豫而追认为和平主义者,这也不是天皇的本来面貌。昭和天皇决不是草率,而是反复斟酌、踌躇、动摇,在多次听取政府、军部首脑及内大臣、皇族的意见和情况介绍并一一确认之后,最终由自己做出开战的“圣断”,而天皇“圣断”的后果就是高达3000万的各国国民被残杀,310万日本国民死亡,这当然应该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龚娜[3]2014年在《昭和天皇与伪满洲国的建立》文中认为日军为转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视线,使满洲独立,制造了上海一·二八事变。事变发生之后,昭和天皇没有支持外务省的稳健政策,而是一再批准增援,并通过嘉奖军队、增加军费等方式支持军部扩张。在"满洲国"独立问题上,昭和天皇不仅完全了解,还采取了完全赞同和配合的态度。当"满洲国"的独立遭到国联的批评,国联拒绝承认时,内阁决定退出国联,对此昭和天皇表示支持,并向国民发布诏书说明退出国联是正当的。在昭和天皇的主导下,日本国内意见逐渐统一,形成了支持军部扩张与军部合作的总态势。
李建军[4]2002年在《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兼驳日本右翼“天皇无罪史观”》文中指出昭和天皇裕仁是日本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其在位期间 ,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裕仁的战争责任 ,战后日本主流社会一直讳莫如深。事实上 ,裕仁并非和平君主而是战争罪魁。《大日本帝国宪法》赋予了裕仁皇权的绝对性。在裕仁的指导和纵容下 ,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 ,进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裕仁与一系列的战争暴行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裕仁还人为地延迟了战争的结束。天皇制的存在 ,成为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罪责的免罪符 ,成为其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的社会基础。
薛婉婷[5]2016年在《再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文中提出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近年来由于日本国内右翼分子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归属问题上屡屡制造事端,并依旧坚持错误历史观,否认其侵略历史等,致使近年来中日两国关系严重倒退,几近冰点,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被起诉的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但并没有提到昭和天皇裕仁的罪责。作为战时日本最高决策者的天皇裕仁对于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是否负有责任,也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天皇裕仁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力。并且,战时日本在对外战略以及重大政方针决定之前都需要经过天皇亲自参加决策的国务会议,即“御前会议”来进行。昭和天皇裕仁统治时期(1926.12.25—1989.1.7),御前会议成为国家战争政策的最高机构。本课题通过在1938年11月至1945年8月14日期间,昭和天皇统治前期所召开的十五次御前会议进行梳理,对昭和天皇裕仁在会议前后的言行态度予以分析,进而表明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郎扬[6]2004年在《日军官兵的“独断专行”与天皇政府的侵华战争责任》文中研究表明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今，日本历届政府都千方百计地推卸其发动“九·一八”事变应承担的责任。日本战败投降前，日本天皇政府推卸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手法是贼喊捉贼，栽赃陷害，嫁祸于人。日本投降后,日本政府把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行栽赃给中国的阴谋伎俩被揭穿，便又编造出一个推卸罪责的借口，即当今在日本社会广为流行的军部（关东军）“独走”论，并成为当今日本社会主流历史意识，从而误导了人们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事实的认识和理解。本文通过对“独走”论的产生追根溯源，以及日本昭和天皇侵华战争中的表现来说明，日本官兵在侵华过程中的“独断专行”是日本政府国策的具体体现，日本天皇作为侵华日军的统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发起人和推动者。为此，本文主要从叁个方面来论证日本天皇政府的侵华战争责任。首先，通过对“独走”论出笼的历史背景和当今日本社会主流历史意识的阐述分析，来批驳“独走”论。其次，对日本官兵的“独断专行”与日本国策的内在关联进行初步探讨，以说明日本官兵的“独走”是符合日本国策的。最后，通过大量的史实对日本天皇、皇族及其政府在侵华战争中作用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说明。由此不难看出，日本官兵的“独断专行”是日本国策使然，是完全符合日本裕仁天皇的意图的。
王云翠[7]2011年在《日本陆军派阀与战略抉择》文中研究指明在战前日本的对外扩张进程中,其侵略阵营内部尚存分歧,特别是在日本陆军内部,更是呈现派阀林立的态势,这对日本的内外战略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本论文将依托国内外学界的既有研究成果,通过研读大量文献资料,来梳理日本陆军派阀的发展演进历程,由此将陆军派阀对战略抉择的影响真实地揭示出来。日本陆军创建之初,“乡党性”色彩浓厚,伴随“长州阀”与“非长州阀”的力量消长,“改革派”与“信念派”的矛盾冲突开始逐渐展开,“改革派”迅速居于优势,“横断阀”逐渐形成。此后,随着青年将校“革新”运动的高涨,以及“幕僚革新派”内部的分化重组,“皇道派”与“统制派”进而形成,为争夺对陆军的主导权,加之内外战略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纷争,“统制派”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另外,围绕侵略策略的选择,“统制派”逐渐分化为持全面扩大侵华、急速“南进”主张的“扩大派”、“南进派”,以及主张对华“不扩大”、实施“先北后南”战略的“不扩大派”,“扩大派”态势强硬,“不扩大派”的战略构想未能付诸实施,并迅速失势。在战略抉择的演进中,“统制派”、“扩大派”和“南进派”作为日本陆军派阀的主流势力,居于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从总体上决定战略抉择与演进。“统制派”制霸陆军,不仅使日本的法西斯体制初步确立,更推进了“总体战”体制的构筑,以及以“南北并进”为核心的对外战略抉择;“扩大派”、“南进派”将英、美视为首要假想敌,谋求迅速称霸远东,进而将侵略势力延伸至太平洋地区,推行“对华一击”、急速“南进”的强硬扩张战略,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先后爆发。同时,“皇道派”、“不扩大派”和“北进派”居于非主流地位,虽最终目标与主流派趋于一致,但却以不同的战略顺序和策略手段将其向前推进。“皇道派”的“国家革新”运动、对苏备战和对华“提携”构想,为军部独裁体制最终确立和日后的战略演进奠定了基础;“不扩大派”谋求以怀柔方式控制中国,战争、谋和的路线并存于日本侵华战略中,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中国的抗日营垒;另外,“不扩大派”作为“统制派”内部的“北进派”,主张全力建设“满洲国”,谋求“北进”苏联的战略胜算,压服苏联,再向太平洋地区扩张,但“北进”尝试接连受挫,使“北进”战略暂缓,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南进”战略的全面实施。可见,在实现最终战略目标的方式手段上,陆军派阀的主流与非主流势力存在巨大分歧。主流势力握有对战略抉择的主导权和决策权,对战争全局予以整体上的规划和运筹,并进而对战略演进发挥关键作用。同时,非主流势力的战略构想最终虽未能实施,但其构想中的怀柔方式和渐进、策略因素不仅更具谋略性,而且在日本内外战略的具体演进中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可谓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因此,日本陆军内部各派阀的战略构想,均以确立军部的领导地位、侵略控制中国为前提,并以各自的方式途径,从多个侧面,对当时日本的战略抉择与总体的战略演进发挥了不同程度的推进作用。
杨朝桂[8]2014年在《司马辽太郎战争史观研究》文中认为司马辽太郎(1923-1996)是日本战后着名的历史小说家,一生发表小说57部、其中长篇36部,代表作有《坂上之云》、《龙马行》、《宛若飞翔》、《项羽与刘邦》等,获得日本文化勋章及文化功劳者等各种大奖。司马的文学作品主要以历史为题材,其所描述的历史及其表达的史观,对当代日本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的历史认识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然而,围绕“司马史观”为何物的问题,中外学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英雄史观”、“自由主义史观”、“超意识形态史观”、“唯物主义史观”、“唯心主义史观”诸说并立的现象,如实地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显然,揭开“司马史观”的朦胧面纱,既是一项严肃的学术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现实关切。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学的基本原理,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以国内外先行研究为参考,在整体把握司马史观构成及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司马辽太郎的战争观。在结构安排上,第一章沿着司马辽太郎的人生轨迹,从家庭环境、教育和社会生活背景为切入点,探讨了司马史观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基本结构。第二章至第四章依次考察了司马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十五年战争”(亦称“昭和的战争”,特指日本1931至1945年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的认识,层层推进地剖析了司马对历次战争起因、战争性质、胜败原因、战争影响以及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等所持的观点和立场。终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学界关于司马史观的各种观点,进而结合正文的考察分析,对司马战争史观的特征和实质阐述了看法。相对于国内外学界的司马史观研究,本文的特色和创意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在研究的对象上,先行研究虽然不乏司马辽太郎的甲午战争观、日俄战争观以及昭和战争观的专题论述,但是问题在于,由于司马对叁次战争的态度和评价截然不同,相关研究有碎片化之嫌,结果是司马战争史观的整体形象依然不甚清晰。为此,本文尝试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叁场战争通贯起来,系统地考察司马辽太郎的立场和态度,以求真正揭示司马辽太郎战争史观的内涵和本质。在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上,与众多从文学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不同,本文力求文本解读与历史事实相结合考察司马史观及其战争观。为此,大量研读了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散文、演讲、书信等原作,大量参阅了日本近代史的相关文献和研究着述,努力以客观发生的史实为依托,审视司马的战争史观。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对莫衷一是的各种司马史观论进行了分析,在吸收和采纳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中外学界首次提出了如下见解。本文指出：司马辽太郎一面盛赞“光辉的明治”,肯定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一面诋毁“黑暗的昭和”,批评日本发动的战争“愚蠢无谋”。实际上,在这种就事论事的表象背后,构成司马战争史观基础并得以贯彻始终的是近代笛卡尔、马克斯·韦伯等提倡的理性主义。在司马那里,识别、判断和评估日本发动的历次战争,是以主观行为选择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为唯一标准的。他之所以会征服读者,在于其笔下的战争情节引人入胜,分析和评论入情入理。然而,理性主义的着眼点,既是司马历史小说“成功”的原因,也是其致命的缺陷所在,因为在司马的战争史观中,人类的道德、民族的平等、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等,并不在其思考的主要范围,甚至可以说是被故意淡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辽太郎的战争史观是一副导致日本历史认识模糊的麻醉剂。
郎维成[9]2001年在《“独走论”再评析》文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的起因是日本右翼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被篡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历史教科书 ,把九一八事变归结为关东军“独走” ,推卸日本天皇及其政府在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责任。“独走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第一 ,关东军司令官同朝鲜军司令官、台湾军司令官一样 ,都是日本天皇亲自任命且直接统帅的高级军官 ,在日本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指导下 ,日军扩张在华势力 ,制造事端 ,均能得到日本政府、天皇的认可。第二 ,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军政朝野都已形成分割中国独占东北的共识 ,并多次作为高官政见、内阁政策、日军行动准则而实施。第叁 ,“独走论”的重要“依据”之一是昭和天皇不亲政 ,是“虚君”“和平主义者”。历史事实是昭和天皇不是“虚君”而是“实君”。昭和天皇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最高统帅 ,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以昭和天皇为首的日本皇族亲自掌管指挥日本侵华部队。第四 ,日本战败前夕 ,昭和天皇与其近臣策划了为维护“国体”而将发动战争的罪责转嫁到军部身上的阴谋 ,编造了军部、关东军“独走论”。
郎维成[10]2001年在《“独走论”再评析》文中提出中日两国围绕着日本侵华历史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场论争并没有因为中日建交和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有所缓解,相反地却是年复一年地愈演愈烈,令人不解而堪忧。
参考文献：
[1]. 昭和天皇与侵略中国东北[D]. 梁红光. 曲阜师范大学. 2002
[2]. 昭和天皇与太平洋战争[D]. 单珊. 曲阜师范大学. 2008
[3]. 昭和天皇与伪满洲国的建立[J]. 龚娜. 社科纵横. 2014
[4]. 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兼驳日本右翼“天皇无罪史观”[J]. 李建军.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5]. 再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D]. 薛婉婷. 黑龙江大学. 2016
[6]. 日军官兵的“独断专行”与天皇政府的侵华战争责任[D]. 郎扬.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7]. 日本陆军派阀与战略抉择[D]. 王云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8]. 司马辽太郎战争史观研究[D]. 杨朝桂. 南开大学. 2014
[9]. “独走论”再评析[J]. 郎维成. 抗日战争研究. 2001
[10]. “独走论”再评析[C]. 郎维成. 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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