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街角灰色社会”——以湖南长沙某区“街角DY帮派”为分析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街角论文,帮派论文,湖南长沙论文,灰色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调查主要集中在湖南省长沙市某区的两个社区进行。参照人类学学术规范，本报告将这两个社区命名为L社区和D社区。由L社区和D社区共同组成DY地区。两个社区仅由一条街道分开，均地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长沙其他地区而言较为滞后的长沙市某区。D社区15—20岁人口有200—300人，以“街角青年”① 居多，L社区则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较多，和仅一街之隔的D社区“街角青年”联系紧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
在这个青年群落中，这些15—20岁左右的“另类青年”，虽然大部分人脸上还明显带着稚气，却已经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不受社区和主流社会影响的社会体系。染发、抽烟、衣着奇异、谈吐粗俗是他们的外部特征，社会活动则集中于DY地区的街角地带以及网吧、美容美发店、小餐馆和桌球室。他们文化程度很低，绝大部分人初中都没有读完。对于主流社会和社区工作者们来说，“街角青年”是社区青年工作中的边缘角落，是他们最头疼、最不愿意也最无能为力管的一个非主流社会的“灰色地带”。甚至这种“灰色”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向“黑色”，成为社区建设的一大隐患。
对于“DY帮街角青年”及其所组成的“街角社会”的调查，显然无法通过社会学中传统的问卷调查方法来实现。通过D社区居委会主任，笔者认识了“DY帮”老大“天哥”。“天哥”年纪并不大，今年才19岁，却已经在街角里混了整整五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在‘江湖’上摸爬滚打了5年”。在“天哥”和社区居委会的帮助下，笔者对这个边缘青年群落进行了两年的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详实记录所了解的街角生活，结合越轨社会学中的相关理论，加以整理总结与分析论证。
一、“街角帮派”的结构权威
街角帮派的社会结构产生于帮的成员之间长时期的经常交往。在这种经常性的交往之中，DY地区的“街角青年”们以“DY帮”这种形式组建了自己的“街角社会”。帮派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与主流社会游戏规则的制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DY帮”的“街角领袖”权威与街角结构权威的维护模式更加说明了青年人对社会流动的欲求，在向上的动力被阻碍和限制时，他们会选择在“街角帮派”中以一种亚文化心理特征竭力形成一个亚文化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中寻求领袖依赖、心理认同和流动欲求满足。
“天哥”在“DY帮”其他成员的眼中的确是一位“好领袖”，帮中其他成员对他也服服帖帖，这其中除了他处事公道、为人讲义气以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与其他成员有福同享，并且能够经常性地用花钱和其他活动中“亚文化社会”的流动欲求满足来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而“街角青年”们也需要一位能够给他们带来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的心理依赖和生活依赖的领袖。
“DY帮”几乎大部分群体活动都是“天哥”买单，实在没钱的情况下则是大家凑钱。“天哥”总是尽量避免接受随从者们的钱(接受“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DY帮核心层人员的钱则例外)，他为帮中其他成员花的钱远远大于后者为他花的钱。这实际上印证了我们主流社会结构中的财政关系，群体领袖必须避免接受群体中地位低下者的恩惠。“天哥”作为领袖，并不意味着他应该比别人更有钱，但是他必须花钱很大方，这是他作为“DY帮”领袖必须承担的个人义务。
除此之外，领袖和核心层成员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和经常组织的某种群体活动中确有本事。其他成员要想在“DY帮”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在群体组织的某个活动中有突出表现，以体现自己的能力。
“DY帮”每天的群体活动必然会有领袖或核心层成员在场，如果“天哥”和“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人都不在场，“DY帮”的成员们就会分裂成若干个小群体，没有共同的活动，也不会共同讨论一件事情。而当“天哥”在场时，形势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那些小群体马上聚拢，讨论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往往是统一的行动。而这种行动也显得很有社会结构意义。领袖和核心层成员自然会倡导他们所擅长的活动，绝对不会鼓励那些他们不擅长的活动。一方面，“天哥”作为领袖，他只要能这样影响群体的活动，他的地位自然就能使他表现得胜人一筹；另一方面，他的优秀活动表现又有助于维持他的地位和权威。我们曾和“天哥”他们一起去玩过桌球，在活动中，“天哥”基本上是第一名；“天哥”不在时，和“武状元”一起去网吧玩电游，“武状元”在那帮青年中也基本没有对手。“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用这种方式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总是永远如此，如果“DY帮”中有成员脱颖而出，那也就是意味着该成员在帮中流动机会的到来。
“‘豆芽杆’那个小子，如果仅仅是打架瞎了眼睛就想做我们的第三把手，那是不行的，别人不会服气，”“天哥”说，“但是后来他居然在一次打桌球时赢了我，而且后来还经常赢我，让我们都不得不佩服他，所以他本来在我们中间是个小家伙，现在也能在帮中有地位，说得起话了，如果我和“武状元”都不在，那其他的人可要听他的。”
“豆芽杆”的例子说明，在“DY帮”中同样有社会地位流动的欲求和满足。一方面，“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要尽力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防止“街角青年”的亚文化社会地位变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为帮中“街角青年”社会流动欲求的满足提供一条路径，不管这种路径是多么不利于维持结构现状，他们也必须这样做。而“DY帮”中其他街角成员，一方面服从和忠诚于这种帮伙结构和领袖权威，在帮中感受凝聚力和心理依赖；另一方面，他们在主流社会中得不到满足的流动欲求渴望，又在帮中能够带来的有限地位流动中找到了一条实现的途径。
这意味着DY地区由“DY帮”形成的“街角社会”，确立了它自己的游戏规则。主流社会高度重视社会流动，劳动者从底层起步，靠智慧和勤奋登上成功的阶梯。而对于DY地区的街角青年来说，要进行这种社会地位的流动是很困难的，主流社会只会把他们看成是来自秩序混乱地区的无法无天的小混混。而在由“DY帮”形成的“街角社会”中，每个人没有身份的不同，只有地位的差异，这个亚文化社会能够在内部给他们提供社会流动欲求的满足。但是如果想要得到这种满足，就必须通过承认这个“灰色社会”的结构秩序来承认自己的街角身份，并且通过维护这个“灰色社会”的结构权威来维护自己的街角社会流动。否则，他就会被“DY帮”排斥，被“街角社会”踢出局。如果用主流社会的视角来看，我们会发现，“天哥”的领袖权威、“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组成的结构权威，帮中“街角青年”的亚文化社会流动模式，都是在借用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有领袖和随从，有权威和服从，有权谋和抗争，有上层、中层和下层，可以说，“街角社会”实际上是“街角青年”社会流动欲求在正常途径无法实现后的畸形社会化结果，但是这种亚文化社会一旦形成，就有了其类比主流社会的严格的游戏规则、权威认可和结构稳定性，从而导致“街角青年”对“街角社会”的行为依赖和心理认同，最终导致“街角青年”对其街角身份的忠诚，进而更加阻碍其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流动。
二、“街角青年”的身份忠诚
“DY帮”的“街角青年”不仅仅是忠于自己所属的帮派，他们更加忠实于自己的“街角社会”。忠于帮派给他们带来的是亚文化社会的地位流动，忠于“街角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则是亚文化社会地位流动的前提条件，即街角身份的认可。“街角青年”的街角身份认可与忠诚相互作用，形成了街角帮派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力。在这种相互作用力下，成员之间产生了两种进一步巩固“街角青年”街角身份忠诚的要素：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
1.行为依赖
“DY帮”的群体活动日复一日地按照一种显然是固定的模式进行。成员们每天聚在一起，非常频繁地发生相互作用。无论是位于最高层——在群体集合事件中发起行动的“天哥”，还是位于帮派核心层、服从领袖权威的提议并且为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发起行动的“武状元”、“豆芽杆”、“耗子”，或者是位于帮派底层、在群体活动中总是追随别人的普通“DY帮”成员，每个人都有一种相互作用方式。这种相互作用最后发展成为“街角青年”的一种行为模式的依赖。
“天哥”和我说过这样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耗子’还只是我们这群人中的普通成员，而且刚刚加入我们。有一天下午，我们有20个人聚集在一起，决定去看录像，但是我的钱加上‘武状元’、‘豆芽杆’的钱只够19个人买票，所以只好集体决定把‘耗子’丢下。你可以想象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当我们后来从录像厅出来时，他一个人还站在街角那里抽闷烟，显得失魂落魄，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一脸的无辜和被抛弃的委屈。我马上就知道我们做错事情了，于是我把他叫到我们这群人当中，让他和我们晚上一起去打桌球，哈哈，那小子马上就活过来了，又开始和我们有说有笑，并且慢慢成为我们中间的活跃分子和重要成员。从那以后，我就尽量避免在活动中把谁随意丢下，这样子太伤他们了。”
可以想象，当“耗子”被“DY帮”以集体的方式决定丢下的那一刻，他是多么的六神无主。形成思维定势的他习惯于在群体活动中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寻找行为依赖，只有在这种重复的群体活动交往和相互作用方式中他才能找到自己的街角位置和行为依赖路径。作为一名“街角青年”，他要使自己感觉到是“DY帮”中的一分子，要使自己彻底融入“街角社会”，就必须保持他这种行为模式，不停地参加街角帮派组织的群体活动，维持一种高频率相互作用，而当这种行为模式一旦在这种“忠诚”的过程中形成习惯和思维定势，街角帮派成员的行为模式就会转化成行为依赖，成为“街角社会”认可“街角青年”身份忠诚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街角青年”通过自己的行为依赖表示自己的身份忠诚，进一步维持“街角社会”的组织结构和亚文化稳定。
2.心理依赖
同样可以说明“街角青年”身份忠诚的是他们的心理依赖。“街角青年”一旦离开他所熟悉的生活环境和组织社会，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但是，心理依赖不同于行为依赖的是，行为依赖必须通过不停地参加群体活动所获得的高频率相互作用来维持，而心理依赖则是通过一种“街角青年”之间潜在的相互义务网来维系。前者是一种明朗的相互作用模式，后者是一种潜在的相互义务关系。即“街角青年”在街角帮派组成的“街角社会”中能够找到一种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的心理安慰与心理认同，这种安慰与认同通过成员彼此之间的相互义务关系转化成为一种心理依赖。
作为“DY帮”的领袖，“天哥”也曾经多次萌生退意，他的父亲曾经在他小学刚毕业的时候，给他在距离DY地区20公里以外的一所乡办中学里办了借读，希望他能够以此契机脱离“DY帮”和“街角社会”。可是，一个学期还没有读完，“天哥”就以一个星期回来两次的频率继续保持他的“街角身份”。有一次，他居然在路费不够的情况下步行3个多小时走了回来，最后终于再次辍学，从此再也没有改变其“街角身份”。
当“天哥”暂时离开“DY帮”去做别的事情时，他从来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的现象，但是当“天哥”一旦意识到这种离开可能是他“街角身份”变更的一种开始时，他就会出现浑身乏力、头疼心慌和晚上睡眠不好的状况。“天哥”觉得是因为脱离自己所熟悉的群体才会出现这种状况，他说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完全如此。“天哥”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作为“街角青年”在脱离街角社会的过程中，往往被一张彼此负有义务的无形网牢牢罩住，他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摆脱它。这种无形义务网是“街角社会”和“街角帮派”内聚力的基础，既然“街角青年”们要作为社会意义上的单位来活动，成员之间就必须彼此互相帮助，不做任何伤害朋友的事情。当群体内部相安无事时，这种将成员之间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义务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是一旦有事情危及这个“灰色社会”的稳定，危及“街角身份”的维系时，成员之间的彼此义务关系马上凸显。“天哥”想变更这种“街角身份”，成员们马上反应激烈，指出他想抛弃朋友，因此“天哥”选择了继续保持身份。在接受彼此义务的约束，保持“街角身份”的过程中，“天哥”发现其实在“DY帮”街角青年需要他的同时，他也需要“DY帮”给他的身份认可和心理认可。如果没有这种认可，“天哥”马上就会出现非周期性的身体不适，这其实是“天哥”在承担义务的同时，已经将自己的心理义务转化为“街角青年”身份和“街角社会”带给他的心理依赖。“天哥”作为群体中拥有较高认识水平和较多生活灵活性的领袖尚且有这种难以克服的心理依赖，作为更加习惯于在群体活动中寻求心理认同与心理交流的“DY帮”普通“街角青年”的心理依赖则只会愈加根深蒂固。
“街角青年”的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组成了其街角身份忠诚的两个主要要素，这也是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忠实于自己的“亚文化社会”的两个主要认识源泉。对于自己的忠诚，“街角青年”并不会有太多的认识和了解，因为在他们显性的高频率相互作用和隐性的彼此义务约束网的合力下，他们完全是不自觉或部分自觉地形成了自己对于“街角社会”高度的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两种依赖模式的路径不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维系“街角社会”的亚文化社会结构稳定；两种依赖模式的发生原因不同，但是结果却是一样，维系了“街角青年”高度的街角身份忠诚。而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街角社会”的亚文化社会秩序越是稳定，“街角青年”的街角身份忠诚度越高，引导和转化他们回归主流社会的任务则越是艰巨。而且，“街角青年”在继续忠实于自己的街角身份，维系“街角社会”稳定的同时，“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仍然存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街角社会”继续存在的理由。
三、“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
DY地区两个社区的青少年群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L社区的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由于受到对面D社区“街角青年”的强大作用力和吸引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源源不断地补充和继续维系对面这个“灰色社会”的稳定存在，成为D社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
经常和“DY帮”混在一起的这些问题学生大概有十来个人，他们虽然不如“街角青年”那样忠于“DY帮”，但对于“DY帮”的组织结构却是了如指掌，对于“街角青年”们的生活方式更是羡慕不已，一有机会就会主动参加“DY帮”组织的群体活动，可以说，除了身上那身校服，他们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已经与“街角青年”在心理特征上没有太大的差异。
15岁的“小Z”(化名)是经常和“天哥”他们混在一起的人，在“DY帮”也算是比较有“脸面”的人，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对面中学的初二在读学生。我们曾经发现他整整一个星期和“DY帮”的街角青年们在一起玩，为什么学校和他的家庭能够听任他这样？为什么他不愿呆在课堂，却喜欢上“街角”这种地方？在“天哥”的帮助下，我们与“小Z”进行了数次交流。
“不用说，我的成绩肯定不好啦，纪律也不好，要是好的话，我就不会呆在这里了，”“小Z”说，“我们班在初二的时候就是一个分流点了，初一成绩好的到了初二的时候还会有兴趣继续好好读书，像我这种成绩不好的学生就没什么兴趣了，反正读下去也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高中就很难考上好的大学，考不上好的大学就意味着以后找不到好的工作，那还不如早点加入社会，了解一下社会。再说了，读了大学又怎么样？现在大学生找工作也这么困难，你说我费那么大的力气读书有什么用呢？这样一想，我就干脆开始玩了，不过我还是会想办法混完这个初中毕业证的。老师才不会管我呢，他们只要我在学校不闹事就可以了，你看我一个星期不去上课也没事啊。”
“家里？他们也不管我，我爸妈每天打麻将都忙不赢，反正白天我就和他们说去学校上课，晚上我就说在学校上晚自习，只要10点以前回去睡觉，他们就不会怀疑我没上课，也就不会知道我在外面玩。”“小Z”接着说，“我还算好的，还打算混完初中，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已经准备不读了，他们现在也在和‘DY帮’的兄弟们一起玩。”
在学校找不到读书的乐趣，在家庭找不到心理的温暖，在“DY帮”这里，“小Z”却认为找到了自己的群体归属，甚至还能在这个群体中找到满足自己社会地位流动的路径。可以说，在当前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端下，像“小Z”这样厌学的学生并不少，家庭也放任自流，而“街角社会”在这个时候却成功地接纳了他们。作为一个15岁的青少年，“小Z”根本就不会知道他自己认为的参与社会其实只是加入了一个边缘青年群落组成的“灰色社会”，更不会知道他认为的有出息并不是主流社会中的社会成功流动模式。作为同一个年龄段的接受他的“街角青年”群体——“DY帮”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满足自己消闲玩乐的同时，也在吸引着对面问题学生的羡慕和内心向往；不会意识到“街角帮派”在带给自己群体归属感的同时，也在吸引着对面问题学生来这里寻求在学校和家庭找不到的心理依赖；更加不会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形成的“街角社会”在牢牢让他们保持“街角身份”忠诚的同时，也在对对面问题学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让他们不自觉地成为“街角社会”源源不断的“候补者”。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长沙市某区“街角青年”群体——“DY帮”的实证调查，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街角青年”的产生在短时期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街角青年”的产生与家庭、学校、社区环境和其自身的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一切因素影响的综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使得家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庭中的父母婚姻纽带越趋松散，离婚率上升；同时父母的生活压力也在增大，由此而导致的家庭责任缺失成了“街角青年”产生的重要原因。学校在应试教育下，面对问题学生，也失去了神圣的权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熏陶下，老师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学生进行教化，不负责任的学校和老师往往还会把问题学生推向社会。社区成了问题学生的归宿，他们一离开学校，就投奔“街角青年”，在幼稚的崇拜心理指导下，最终走进“街角青年”亚文化社会的死胡同。社区肩负“街角青年”的管理义务，但是现在的社区肩膀太嫩，暂时无力承担如此重任，于是“街角青年”群体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成为短时期内的一种客观现象。
其二，“街角社会”一经产生，就不容易消除，并在“问题学生”与“问题青年”之间具有一种强大的互动作用。在DY地区，“DY帮”其实已经成为那些没有在主流社会流动希望的青年人眼中的群体代言人。“小Z”走的路子其实是在重复“天哥”和“DY帮”“街角青年”们走过的老路：问题学生——辍学学生——“街角青年”——“街角社会”。只不过不同的是，“小Z”们除了因为学校、家庭的原因以外，还受到了“天哥”和“DY帮”不自觉形成的“街角社会”的强大吸引。这个“灰色社会”一经形成，“天哥”和“DY帮”就成为了它的俘虏，牢牢地守护着自己的街角身份忠诚，维系这个亚文化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它通过实际载体“天哥”和“DY帮”的神秘生活方式和组织结构，甚至许以地位流动欲求满足的承诺，向L社区的“小Z”们展现出强大的诱惑力，让这些问题学生和辍学学生最终成为它稳定的社会基础。因此，“街角社会”和“街角帮派”暂时不会随着“街角青年”年龄增大、要成家立业的社会化步骤加快而呈现动荡和解体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社会各方面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对于L社区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的调查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家庭和学校出于可以理解的理由，不愿意让我们和他们进行直接接触，而我们却往往能够在对“DY帮”“街角青年”的参与观察中，发现这些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的活跃身影。他们每次出现的人可能不同，但是身上的校服和脸上完全未脱的稚气却马上显露了他们的学生身份。
注释：
①笔者通过2002-2003年两年间对这个社区的观察，认为所谓“街角青年”其内涵的基本要素是：15-20岁左右，长时间呆在街头；游戏人生，游逛街头，经常违点小法但不犯罪(少部分发展成为青少年犯罪)成为一种主要生活方式；没有从照管他们的成年人那里得到足够的保护、监督，但保持一定的联系；没有固定的职业和生活来源，数人或数十人聚集在一起，以社区地域关系为凝结点，结合成小团体和小帮派，在帮派中寻找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