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观民族识别：综合与变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575(2012)06-0005-09
一、民族识别的中国模式
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它既有历史的实践和传承，也有思想和观念的积累，还有“水到渠成”的时机。
根据盖尔纳的“现代论”，民族主义要求“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一致。[1]但是，查尔斯·泰勒令人信服地指出，民族先于或独立于现代国家，有的民族建立了现代国家，有的没有建立；不见得每个民族一定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①斯大林也不同意“一族一国”论。他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批评梅什科夫、柯瓦里楚克等人关于民族四特征以外需要增加“具有自己单独的国家”的论点：
……给“民族”概念加上新的第五个特征的那个公式是大错特错的，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政治上都不能证明是对的。按照你们的公式，就只好仅仅承认那些和其他国家分离而有自己的单独国家的民族才是民族，而一切不能成立独立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就只好从民族范畴中一笔勾销，并且被压迫民族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殖民地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只好从“民族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概念中取消了。[2](P287)
这样一来，“爱尔兰人只是在‘爱尔兰自由国’成立以后才成为民族，而在这以前他们不是民族”；“挪威人在挪威从瑞典分离出来以前不是民族，而只是在分离以后才成为民族”；“乌克兰人在乌克兰是沙皇俄国的组成部分的时候不是民族，他们只是在分离以后才成为民族”。[2](P.287)这显然不符合实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许多民族不需要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可以和其他民族共同组成多元一体的现代国家。
中国的近代历史也印证了这样的论点。孙中山开始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发动辛亥革命，是“一族立国”的“种族革命”；后来他出于战略考虑提出“五族共和”，是“多元一体”的。即便如此，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以不予承认和强制同化为主的。蒋介石公开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他在《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把汉族称为“国族”，把少数民族称为“宗族”，说少数民族是汉族的“大小宗支”。[3](P.91)国民党统治下的广西成立了所谓“改良风俗委员会”，强迫当地少数民族改穿汉服；在蒙古地区，国民党政府以设立行省为名，对少数民族进行地域分割和政治分割。[4]民族学家卫惠林指出：“边疆民族问题之存在，乃事实而非观念，故我不信，制造一种民族统一观念，可以改变事实，讳疾忌医其危险性固大，玩弄玄虚，更是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5]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将苏联的民族模式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经历了一个由探索、创新到成熟的过程。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战，中共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4]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纲》等文献规定少数民族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区；抗战时期，中共主张少数民族和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4]在这一时期发布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6]
尽管中国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采取了承认政策，也为他们制定和贯彻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优惠措施，但是，限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党的领导人还不能深入广泛地研究和认识少数民族，只能局限于“满蒙回藏”和“苗瑶”、“彝”、“番”等笼统的民族泛称之上。这和明清以来民族名称庞杂多变有关，例如，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包括“撒兰回”、“缠回”、“汉回”等，南方的“苗”包括“花苗”、“白苗”、“青苗”、“黑苗”、“东苗”、“西苗”、“仲家苗”、“倮倮苗”、“仡佬苗”、“瑶苗”、“伶家苗”、“侗家苗”、“水家苗”等，“计有八十二种”。[3](P.100)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方面，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长期被压迫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公开他们的民族成分，提出自己的族名”，②要求得到承认。另一方面，要落实民族政策，就要弄清有多少民族；在各级权力机关体现民族平等，就要涉及具体民族出多少代表；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也需要弄清自治民族是哪些。[7](P.328)
黄光学和施联珠认为：“民族识别，就是对居住在一定地域上的人们共同体就其语言、经济生活、文化和心理素质以及历史来源等要素，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研究，确定其族属和名称。”[3](P.111-112他们指出，中国的民族几乎都不具备斯大林所说的四个特征(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素质)；同时，这四个特征互相依赖、联系、制约；此外，要注意分析研究历史，还要尊重本民族人民的意愿。[3](P.111-112)总结起来，“民族识别既是一项政治工作，又是一项科学研究工作”。[3](P.146)总而言之，根据黄光学和施联珠的观点，新中国进行民族识别的依据有二：民族特征；民族意愿。除了民族特性和民族意愿以外，还要加上地缘政治和国家治理的依据。③此外，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思想，民族和国家都是历史产物，其存在与布局要服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毛泽东说：“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8]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民族问题在总体上要压倒阶级问题。[9]
半个多世纪过去，尤其从西学再次东渐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存在不同观点，其中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和中国民族学家李绍明之间的争鸣有代表性。李绍明不同意郝瑞的三个论点：1.彝族的识别政治意义大于科学意义，因为各支系之间缺乏共同点，无法用斯大林的四条标准加以界定；2.对于彝族在历史上的认同所做的描述；3.“族群”和“民族”是不可比的两个概念。[10]郝瑞接受李绍明的部分意见，同意彝、苗、瑶、哈尼等群体有相同的族源，但他坚持认为民族识别既考虑了科学依据，也考虑了行政方便，因而有某种政治意义。郝瑞不同意李绍明的后两点批评，即郝瑞对彝族在历史上的认同的描述和他关于“族群”和“民族”不可比的说法。首先，李绍明提供的材料无法证明民族意识的存在；其次，西欧和北美的“族群”与中国和俄国的“民族”比照，既涉及语境问题，也涉及翻译问题。清代官方所称的“玀玀”的那些人，大多不知道自己是“玀玀”，而客观标准不一定和主观范畴相吻合。此外，郝瑞认为，对应于“族群”的英语ethnic group包含“地方语境”、“百姓用语”、“主体性”、“流动性”等要素，但在中国语境下可将“族群”用于地方语境。[10]郝李之争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它涉及“承认政治”、“国家认同”等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跳出西南民族识别之争，纵观南北互动的“大中国”民族格局，考虑历史和地缘政治，就不能不承认“民族”的客观存在，只是其指称会有变化和变通。例如我们很难想象蒙古族是被凭空构建出来的，也很难想象藏族是被任意识别出来的：他们都是有长期历史的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中国的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内蒙古等地区，民族关系各有特色，不能笼统概括。西南的民族识别特点突出，不同于其他地区，从260个族称到26个族称的识别过程，本身充满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西南特色而忘记大中国视野，忘记长时段历史。
二、新中国民族识别与“苏联模式”
新中国民族识别曾参照“苏联模式”，首先涉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其次涉及苏联的民族经验。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1](P.294)他强调：“必须着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个特征单独拿来作为民族的定义都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11](P.295)此外，他还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灭各该族人民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各该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的整体的因素。”[2](P.289)苏联对所有的民族(nations)和部族(narodnosti，народность)根据发展程度进行分类冠名：
由于要求得到“他们自己”邦国地位的人数比布尔什维克原来想象的多得多，一项“社会主义联邦制”的新发明诞生了——这是一种像俄罗斯木制套娃(matryoshka，мамрёщка)那样的族裔民族单位分层制。为了使这种策划后来合法，专门形成了关于族裔共同体不同类型发展层次的一套理论。较大(其成员在10万人以上)且较为现代的各群体被划归为“民族”(nation)；较小的划归为“部族”(narodnosti，народностъ)。
到了苏联即将终结的时候，它包括53个全国性的国家主体：15个加盟共和国和20个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自治区。这些主体代表着128个族群，每个族群的人口从数百人到几百万、几千万人不等，有些分布密集，有些则很分散。[12]
新中国学界在苏联民族模式影响下，以列宁和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比照本土实际展开讨论，最初的焦点是汉民族形成问题，逯耀东根据翦伯赞的说法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朵红花”之一。④范文澜于1954年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起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认为汉族自秦汉起已经成为民族。[13]苏联学者叶菲莫夫于1952年在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作题为《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报告，认为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出发，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范畴，因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前期的中国属于部族，不属于民族。[14]逯耀东认为，斯大林所说的“部族”或“民族”是对全世界民族起源和形成的泛论，而中国特殊的历史很难完全吻合某个普遍原则或普遍理论；这场讨论所依据的理论来自列宁和斯大林的俄文著作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著作，而讨论者不能直接引用原文，只能依靠汉文翻译，不能顾及译文是否准确。[15]
范文澜关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的观点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观点。“中国的汉民族如果不是民族，而是如斯大林所说的部族的话，这是中国人，或者说汉族所不能接受的，因为部族是一个落后的概念”。[16]李绍明认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不会愿意当落后的“部族”、“部落”或“氏族”，他们也要当“民族”；同时，把各族都叫“民族”也有利于体现“民族平等”。[16]
林耀华根据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中涉及“民族”的希腊文、德文、俄文、英文和汉文的译名，对“民族”概念及其翻译进行了详尽的比较研究。[17]他把“民族”分为“
”、“
”、“
”、“
”，认为一词含义最广，和古代希腊语ethnos同义，俄语этнография一词由希腊语этнос和графия两字合成，意为“关于各民族的描述”，其中этнос等于德语Volk和V
lker；苏联民族学家除了用этнос一词，也使用этничeская общность(人们共同体)，相当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用Vlker表示以农业为主的前资本主义人们共同体，也表示“分明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共同体”。列宁和斯大林用народность表示广义的人们共同体，例如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帝国主义的特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нарноды)，另一部分是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нарноды)。”[18](P.229)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文中使用了“落后的东方各族人民”(нарноды)和“先进的西方各族人民”(нарноды)。[19]林耀华指出，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Nation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来，与国家伴生，即“民族[2]Nation一词只限于阶级和国家出现后的人们共同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词语中存在两种“文明民族”，一是Zivilisierten Nationen，它与“新工业部门”一道出现，是现代民族；一是Kulturvlker，指古代民族，“文明”Kultur一词是和“蒙昧、野蛮两词对称的，蒙昧、野蛮两期属原始社会，文明期即进入阶级社会”。也就是说，Nation指两种“文明民族”，一是古代地域性共同体，一是现代统一性共同体。列宁认为，17世纪以前的“莫斯科皇朝时代”，地缘联系取代了氏族联系，“地主和寺院接纳了从各地来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这还不是真正的民族(национальный)，国家分成各个“领地”，一部分是公国，有时还保存自己的军队和税关。[20]如果说民族[2]Nation有双重含义，那么，民族[3]Nation就明确指向“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了。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民族(наци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21]前述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为нация下了“四要素”定义。林耀华在《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一文中还认为，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语汇中，资本主义以前的人们共同体称为народность()和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Народность来自народ，它强调人们共同体互相区分的总体特点和习俗，与德语的Vlkerschaft同义，指恩格斯在《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语言》中所说的从原始部落(Haupst
mme)“分裂发展出来的人们共同体”。[22]他们用народность即Vlkerschaft 指“较落后的民族，或是殖民地、被压迫的民族，或是非俄罗斯民族等等”。德语Nationalitt和俄语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主要指民族性或民族特性，也指国籍或民族成分；它们的意义与相同，指“阶级社会形成以后所有各阶段的人们共同体”，包括古代民族，也包括现代民族，如苏联当时的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同时包括нация和народность。从林耀华详尽的语义考证看，中国当时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即有充分根据，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典用法。
林耀华先生“民族”一词不同意义示意图(《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
三、新中国民族识别与“英国模式”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墨磊宁(Thomas S.Mullaney)博士于2011年出版《创建国族：现代中国的族群识别》(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批评郝瑞(Stevan Harrell)等学者的“民族制造”论，“别开生面”地提出中国1949年以前就形成了所谓“民族分类世界观”：
其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源头并不在于“苏联模式”，而是与英国的殖民地调查工作有着更密切的关联……他(指墨磊宁——引者)发现，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就已经拨开了帝国时代“滇省种人逾百”的迷雾，将云南的非汉族群数目范围缩减到20—30个左右。这些学者的分类理论直接取自一位英国军官亨利·戴维斯(Henry Rodoph Davies，1865-1950)。他在《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1909)一书中建立起一套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民族分类法(ethno-taxonomy)，将云南的非汉族群语言划分为三大语系：孟-高棉语系(Mon-Khmer)、掸台(Shan-Dai)和汉藏语系(Sino-Tibetan)，并由此判断云南的民族数量应不超过30个。戴维斯分类法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以“语言”而非“外观”作为分类的标准，将重心从“视觉”转向“听觉”，相较于帝国时代“种人”、“边裔”的分类标准而言，显得更加客观、精准和科学。在作者看来，戴维斯的著作具有“奠基石”的性质，它不仅设定了西南民族研究的框架，也奠定了民族识别工程的基础。[2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墨氏作序，不无戏谑地说：从欧美和日本学成归国的中国人类学家，响应时代呼唤，研究少数民族。他们喜欢研究云南，那是因为西藏太冷，新疆太“穆斯林”，而云南却是人类学家的伊甸园，充满浪漫和性感。[24]安德森这种说法虽然与史实不符，但他在调侃之余却引出一段有趣的逸闻：在1911年的喜马拉雅山拉达克(Ladakh)地区，英国殖民当局让本地人自我识别，结果出现了5934种群体，有种姓，有部落，有种族，另外还有28478个支系！于是，德里当局于1921年确定了54个类别，被识别者必须从中选择一个类别。[24]同样，根据季什科夫研究，1897年俄罗斯第一次组织人口普查登记了146种语言和方言；1926年苏联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出现了190种不同族称。“最后学者们把苏联所有的民族(nations)部落(narodnosti，нaродность)(people)做了分类赋名，并创造了各族群的层级”。[25]
墨磊宁把戴维斯民族分类体系取代中国传统的民族分类体系，看做是“视觉”转向“听觉”的重心转移，这样的表述可谓意犹未尽，它隐喻了西方模式对于东方模式的取代。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是“听觉中心主义”者，他把视觉(图像、文字、历史等等)悬置起来，从语音研究获得二元对立的普适性。他认为“文字是语言的仆从或影像”。[26]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对像似(iconicity)的批评，莱辛(Lessing)对诗歌的推崇和对绘画的贬低，[27]都表现了“听觉中心主义”。汉字是仍被广泛使用的唯一留存下来的带有象形记忆的文字，它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有“视觉中心主义”倾向。与此相应，中国古人的“民族识别”多持“视觉中心主义”立场，如《山海经》里的“羽民国”、“贯匈国”、“三首国”，《史记》里的“椎结”、“编发”、“有邑聚”，《云南志》里的“乌蛮”、“白蛮”、“金齿蛮”、“绣面蛮”，《百苗图》里的“短裙苗”、“黑脚苗”、“花苗”等等。不过，“视觉”和“听觉”的对立显然是想象出来的，任何“听觉”意义都要依赖“视觉”手段，“视觉”意义也离不开“听觉”的辅助。这个道理在皮尔士的三性(Thirdness)理论中得到深刻阐发：指号系统是一个互动互转的连续体，一端是征象(sign)，中间是对象(object)，另一端是释象(interpretant)；征象是物感、物觉，对象是征象的所指，释象是解释丛。这个连续体把“视觉”(也包括“味觉”、“触觉”、“感觉”之类的物感和物觉)和“听觉”连接起来，把具象和抽象连接起来。[28]“视觉”和“听觉”在社会交流中是互补关系，不是互斥关系，不存在“视觉”转向“听觉”的重心转移。在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虚言，西学在“中国化”后已变得“不中不洋”；同样，由于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已“礼崩乐坏”，今非昔比，不存在二元对立，只存在“致中和”，即“由二生三”。
把云南的民族识别完全归功于戴维斯分类体系并把它描述成“视觉”转向“听觉”的重心转移，会产生两个层面上的问题。第一，戴维斯分类体系是“为用”还是“为体”？答案是“为用”，它方便了国家的民族分类工程，属于工具，最终要服从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把国家利益置于学术优先、科学为本的理想之下。云南的普米人、摩梭人、羌人、克木人等等族群的识别、不予识别或“待识别”，就是科学和学术要服从全局的例证。第二，云南的民族识别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东北、内蒙和西北的民族识别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孰轻孰重？也许正如安德森序言所说，“也许云南诸族不似新疆维吾尔族等在战略上举足轻重，因而也看不出民族识别产生了什么样的长期后果”，一言中的。通过“战略意义”不足的云南民族识别来通观全中国的民族识别，恐怕是本末倒置了。确实，墨氏书名颇有些“言过其实”的味道：其研究不出滇境，却要动用整个全中国民族识别的名义：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这或许是出版商的“市场设计”，但墨氏在导论第3页明确地说，他写书的目的是要透视中国56个民族的构建。[29]比较而言，老一代人类学家郝瑞(Stevan Harrell)的书名却朴实无华：Ways of Being Ethnic in Southwest of China(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1)。[30]需要强调，中国的民族识别不能漏掉“五族共和”前后的历史，不能忽略游牧与农耕的长时段大规模互动，也不能忽略苏联模式和其他模式的影响。
余论：民族识别研究之方法论意义
墨氏的研究是“断代”和局部的研究，这也符合他的立意。他说，完全依赖地理、人口流动和深度历史(deep history)的研究方法，会忽略分类的作用。他认为，忽视分类体系作用的研究者同样会忽略“区分的历史”和“类分的历史”，即兼顾“分”与“合”。但是，他为了突出戴维斯分类体系的作用不惜矫枉过正，暗度陈仓，不自觉地引入索绪尔的“听觉中心主义”，把历史看作一个个横截面的堆砌，研究了一个横截面就了解了所有其他的横截面。这种把主体性赋予以听觉为中心的语言分类体系的做法，忽视了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忽视了地理、人口和历史的能动性。
研究中国的民族识别，不能不考虑南北互动的宏大历史，不能不考虑古代王朝的治边政策，不能不考虑苏联模式甚至德国模式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忽略墨氏所说的英国模式的影响(这是他的贡献)。
美国著名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more)的边疆理论对于研究中国民族识别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夷夏互动”的大中国理论，克服华夏中心或者内亚中心的偏颇，指出：“如果想把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仅归于一方，或是中国内地，或是草原，或是草原边境，都是要出错的。”[31]也就是说，不能把今日中国的形成简单看作“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32]自元以降延续至清的土司制度，清代的盟旗制度、伯克制度等等，都是对于过去“民族识别”[33]思路的继承和发展，也对后来的民族识别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的“新清史”认为清朝成功地运用了它与非汉民族文化的联系，对非汉地区和前明朝省份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术，是它得以成功的关键。[34]“五族共和”与清代的“五体清文鉴”存在隐喻关系，而新中国的民族识别一方面受苏联模式影响，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基于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变通，[35]如对内蒙古原有盟旗区划的保留和改革。
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采取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张治中治疆实行亲苏政策，以确保和平解决新疆问题，[36](P.104-110)而新疆的民族识别也确实受苏联模式影响。[37]此外还有“日本模式”、“德国模式”，都对中国的民族识别产生了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日本早于中国“开放”，用汉字翻译了大量现代西方概念，其中“民族”、“民族国家”、“国民国家”、“自由”、“民主”等等尤为突出；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发动“排满”革命，得到日本华侨的普遍支持；他先是对少数民族采取拒斥态度，后来转向支持战略性的“五族共和”国体。1906年蔡元培留学德国莱比锡，凡3年；1911年游学德法，凡4年。[38](P.7-8)他回国后推行民族学教学，介绍进化和播化的理论，他在《说民族学》中提到德国播化学派人物拉采尔(F.Ratzel)和施密特(W.Schmidt)。[38](P.1-11)傅斯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成立了语言历史研究所，后创办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深受德国历史语言学派影响，强调语言就是思想，民族的语言反映各民族的精神。“他拟议的历史语言所分组，却规划为历史与语言两个部分。历史部分是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族与比较艺术五组，语言是汉语、西南夷、中央亚细亚语与语言学四组”。⑤虽然傅斯年反对“民族识别”，但他对中国语系的三分，是放眼中国而非西南一隅的“大手笔”。
民族识别是一项综合性的国家工程，不是所谓的“苏联模式”，也不是所谓的“英国模式”，而是各个模式在中国实践中变通，“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创造性成果——“中国模式”。在中国民族识别实践中，政治考量格外突出，学术要服从于政治大局。如张治中对新疆民族关系的正确判断：历史上的新疆变乱主要是政治原因，不是民族问题，民族斗争是表面现象。[36](P.5)毛泽东也明确地说：“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39]民族识别就是这样一个让少数民族名正言顺地加入这个“大家庭”的过程，它远非是简单的学术问题。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人才紧缺的情况下，包括民族学家在内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到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工作中，无论学者个人还是政府，主要目的不是进行学术建设，而在于稳定政权。[40]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任何人或团体要获得比他人更好的生活，就要“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41]中国的民族识别一方面满足了新中国建国定族的需要，另一方面照顾了绝大多数弱势族群的利益，总体上符合公平正义的政治原则，是多方政治协商、共生互补的例证。
*本文写作得到胡鸿保、王建民、关凯、王平、马威诸位同仁的鼎力相助，专此鸣谢。错讹之处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注释：
①Charles Taylor，Nationalism and modernity，in John A.Hall 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1-218.如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指出，在132个现代国家中，只有12个(9.1%)可称为单一族群国家，有25个现代国家(18.9%)主体族群超过90%，另有25个现代国家的主体族群占总人口75%—89%，而在31个现代国家(23.5%)中主体族群占总人口的50%—74%，39个现代国家(29.5%)中的主体族群还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参见Walker Connor.1994.Ethnonationalism: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Princeton,pp.29-30，p.96.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不过，至2011年7月，联合国已经拥有193个成员国。民族-族群的数量应当在2000～5000个之间。
②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参见黄光学主编、施联珠副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第327页。由于地理环境、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等因素形成的群体差异自古有之，并非凭空编造；同时，把这些古已有之的文化群体称为“民族”还是“族群”，属于“标签”问题，“标签”是否“恰当”并不影响文化差异存在的真实性。尽管“民族符号”有建构的可能，但文化群体的实际差异却是存在的。一般说来，少数民族尤其是他们的精英要求得到官方承认，确有他们的真实根据，如语言、服饰、宗教等等，而不是受了“诱导”或者“被认同”(如后现代的民族建构论所“揭露”的那样)。举例来说，1911年外蒙古独立，美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宣言中关于民族自决的内容以及1924年蒙古人共和国的出现，“引起蒙古知识分子的向往”，他们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第四条“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觉自治”，提出蒙古高度自治的诉求。(参见纳日碧力戈：《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民族关系研究：内视、自觉与正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梁聚五先生指出，各民族起来响应孙中山，是为了消灭民族不平等，“其相应的目的，不是打倒甲民族的统治，而代以乙民族的统治。更不是某些民族应该平等；某些民族不应该平等。因为‘中华民国’，是要整个各民族共同支持的。所谓‘五族共和’，实不足以概括整个中国各民族。难道历史上光芒四射的苗族，还够不上一个单位吗？”(参见张兆和、李廷贵主编：《梁聚五文集：民族·民主·政论》，上册，香港：华南研究中心，2010年第1版，255页)
③如众所周知，新中国民族识别初期，少数民族自报的族称达到400多个，为了实施有效的国家治理，这400多个族称被合并或重组为55个。内蒙古、西藏、新疆的民族识别以及相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设定和实施，都和相应的国际地缘政治密切联系。
④逯耀东.“汉民族形成问题”的问题[A].载台湾大学历史系编：《“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C].313-332，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组，1992。除了汉民族形成问题，其余四个问题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
⑤许倬云，傅孟真先生的史学观念及其渊源，许倬云自选集：神祇与祖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49—362，256-357.胡鸿保教授提醒作者注意德国历史语言学派对傅斯年思想的影响，特此鸣谢。